玛瑞安 • 泰勒斯 著 吴万伟 译

最高的自由不在于虚假的选择或替代方案而是做到表里如一，敢于挑战他人对你的期待。

人是自由的吗？我们是否至少是某些行为之源，而不仅仅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展开的自然规律的场景？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自由，人类自由真的不同于动物享受的自由吗？

这些担忧让哲学家感到困扰。在《善恶之外》（1886）中，弗里德里希 •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注意到就像我们回答问题的方式一样，我们提出重要问题的方式呼应了促使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历史时刻的需要和焦虑。如果我们比从前更真切地关心自由，或许是因为我们越来越适应自我管理遭到破坏或者劫持的多种方式，被他人利用和遭受工具化对待，尤其是遭受根本不把我们的幸福放在心上的企业或者机构的利用。

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考察我们说的自由意味着什么。20世纪政治哲学家以塞亚 • 柏林（Isaiah Berlin）区分了两种自由，虽然他似乎更喜欢使用“自由”（liberty）这个词。柏林在其“两种自由概念”（1958）中，引进了消极自由的概念：基本上是不受干扰的自由，如国家或法律权威的干扰。如果他人不能通过法律或法规妨碍你做想做之事，你就拥有了消极自由。（对于这种自由，自然施加在我们身上的限制如不能飞起来并不算干扰。）遵循柏林的论证，当今很多哲学家如菲利普 • 佩蒂特（Philip Pettit）说自由就是不受他人支配。

虽然消极自由关心的是他人可能限制你的行为，积极自由涉及的则是你能做什么来控制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你享有对自己的控制权，可以实现生活目标或勃勃雄心，你就拥有了积极自由。那些因为贫困或者上瘾而没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资源的人，即使没有人限制他们，也没有积极自由。

自我控制的问题超过边界就进入自主性和自我的话题。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等哲学家提出的影响很大的观点是，自我是由一套身体欲望和动机组成的特权整体。这个观点的现代版本将自我与更高级的欲望联系起来，有关欲望的欲望，如戒掉咖啡因或者社交媒体上瘾的欲望。一个成功地认同这些更高级欲望的自我现在常常被认为是有自主性的。因此，自主性---就像积极自由---涉及到手头拥有和掌握个人的“更基本”愿望。

但是，自主性概念一直受到挑战，尤其是来自认定社会和政治力量塑造虚假意识的传统的挑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恩格斯一致，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 •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就连我们思考的内容以及划定生活边界的机构都是系统性权力的表现。福柯绘制了一幅画面，人人都是被束缚在表达精英群体利益的机构中的傀儡。这些机构---比如针对癫狂者的监狱和医院的功能就是规训个人遵从现状。这些系统仅仅依靠制裁的威胁就实施了惩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像琥珀中的蝴蝶一样根本飞不起来。比如，俗套观念常常反映压迫性的、不公平的期待，但是研究显示，人们倾向于遵从这些观念的指导。在俗套观念威胁的现象中，在参加某些考试之前提醒女性或者有色人种他们的性别身份或者种族身份就能人为地降低他们的成绩---这与这些人不聪明，文化程度低的俗套观念一致。

如果福柯的观点是正确的，自我做主的观念本身就是邪恶的，是对现实的讽刺性扭曲，使缺乏自由的现状更加牢固。任何明显的自我做主不过是我们一直受到规训的表现。那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选择：要么服从，要么受到惩罚。如果使用柏林的语言，我们的积极自由只能满足别人的需要，受到他人享受的权力的支配。自由究竟在哪里呢？当女性因为害怕遭到社会机构的指指点点而对性骚扰选择保持沉默时，自由何在？当然没有。在没有真正选择时，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缠绕在这个思想中的是一个原则，配得上自由名称的东西都包含若干备选方案。比如，一个采取行动的人---对性骚扰保持沉默---只有在她可以做别的事时才能说履行了自己的自由。哲学家将这个简单的想法用宏大的标题表现出来：替代的可能性原则或者PAP。替代的可能性原则与西方文学甚至更广泛的文化中的选择模式完美吻合，从罗伯特 • 弗罗斯特的（Robert Frost）的“未选择的路”（1916）到阿根廷作家豪尔赫 • 路易斯 • 博尔赫斯（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

但是，替代的可能性原则的问题在于它在解释为何拥有更多选择不能增加自由时往往左支右绌难以招架。事实上，选择的多样化有时候似乎产生相反的效果：它制造瘫痪，比如你在超市准备买麦片时遭遇太多选择而不知该怎么办。如果自由真的是有很多选择，更多选择怎么会限制自由呢？

或许，自由根本不是选择问题。提出替代的可能性原则的哲学家哈里 • 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1969年的文章中提出了思考这个问题有两个显著的理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屁话考”《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5817-3.html或者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906/21/27454890_497341499.shtml）首先，有些没有选择的人需要享受配得上自由名称的东西时似乎不需要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些选择－－－穷人可以睡在大街上－－－的确有这种情况出现－－－他们不可能偏离这个情况，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的道路。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名叫阿玛亚（Amaya）的士兵目睹了上级军官犯下的战争罪行，但是出于对军队名誉的维护和忠诚，她决定不告发这件事。假如这个高级军官担心罪行暴露，通过黑客手段潜入阿玛亚的电子邮箱帐户，试图挖掘隐私来搞臭她。他成功地挖出她过去的一些破坏性秘密。此刻，他仅仅保留这个秘密，但他知道，如果阿玛亚重新考虑其保持沉默的决定时，他可以以此威胁她和更广泛的世界。

让我们假设阿玛亚面对敲诈毫无例外地屈服了。虽然在理论上她揭露上级军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现实是这种替代性选择从来就不真的存在。

但是，其实，阿玛亚并没有回避，她曾经在是否保持沉默的决定面前犹豫不决，像刚开始一样仍然犹豫。所以军官没有受到诱惑要去实施敲诈。在这种场景下，她的自由受到破坏了吗？

或许有争议，更少选择将把我们从困扰中解放出来，无需在多个并不渴望的选择中做决定。

我认为，很少人这样想。毕竟，军官手中的信息从来没有被用来针对阿玛亚，他从来没有正面遭遇她。虽然根据假设的故事---她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保持沉默，这是真的，在对此事保持沉默的过程中，她一直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仅仅相信你咨询了自己的价值观，然后选择某个特定道路，就足以让你拥有了自由。

这个思想实验说明简单地拥有选择并不等同于更多自由：引入数百种品牌麦片的选择或者更少共享的秘密并不能让我们拥有更多自由。相反，更少选择将我们从困扰中解放出来，无需在多个并不渴望的选择中做决定。

对以选择为基础的自由描述感到怀疑的第二个理由是，拥有选择的人并不常常承认他们是真正自由的---因而并不真的收获拥有这些选择的好处。就拿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情况为例，她一直在纠结到底告发不告发。让我们称她为爱丽丝。与阿玛亚相比，这里我们的主人公如果告发骚扰者，更有可能遭到报复，她的生活和名誉可能面临威胁。所以她甚至不会考虑公布于众是真实的可能性，因此，爱丽丝也保持沉默，但不是出于“可兑现的”选择。

爱丽丝的案例代表了最具破坏性的限制个人自由的情况：让想到某些选择就变成惩罚或者规训之源。如果你甚至无法去思考某些选择，这些选择也就一钱不值。同样，如果它们不能给你制定规划时产生任何影响，也毫无意义。你的心灵不能在现有选择中得到扩张，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你都不自由，即使你可以拟定出假设途径的路线图。

那么，如果自由不是多样化的选择，它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自由更多与你如何认识自我以及如何形成自我意识有关。这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熟悉的术语，与身份认同相关。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尽职的职工、真诚的朋友、爱国者、智慧公民、擅长数学、适合当领导等。问题是你是如何达成这种自我认知，如何成功抛弃其他认知的？我要说，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判断你有多大自由的标准。更具体地说，当你拒绝或者排斥别人敦促你接受的标签或者描述时，你实施自由的力度就最大，无论他们是以温和的方式还是强制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了人们更喜欢的自我认知。在20世纪70年代，克劳德 • 斯蒂尔（Claude Steele）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团队给犹他州盐湖城在家的妇女打电话，该群体拥有异常强烈的共同体道德观。假装是寻找民意调查参加者的民意调查分析员，刚开始很多打电话者告诉有些妇女社区，人人都知道他们对集体活动不配合。另外一群人则被告知，她们是集体活动参加者的典范和榜样。两天后，表面上不相关的打电话者再次联系这些妇女，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帮助一个社区项目（饮食合作项目）。那些感觉到被第一批打电话者诬蔑的女性愿意帮助该合作项目，这个比例是被称赞具有公益精神的妇女的两倍。那些作为公民的自我形象受到打击的妇女渴望重新塑造从前的自我认知---恢复其对自己作为热心集体公益者的高度评价。

斯蒂尔的发现使他相信，一个人需要运行良好的自我认识系统来向自己解释自己。这样，我们维持了自我作为“适应性的和道德充分的”人的现象学体验。我们更喜欢的思考自我方式总是对威胁保持警惕，斯蒂尔认为，每当进来的信息威胁到诚信时，系统就被激发起来。一旦激发起来，该系统就竭力恢复从前的认知，或者最终对它做出改变。

当你受到推崇的自我理解遭受打击，就可能产生危机。我认为，这些恰恰是履行自由的时刻，是表现你自由的机会。当爱丽丝思考是否举报遭受性骚扰时，她或许反思自己想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或者是否敢于向当权者说出真相。在自我创造的关键时刻，我们在这个时刻的行为能够有助于我们作为真正的白手起家的个人的解放，否则就会破坏我们自我决定的潜力。

回到阿玛亚，出于对个人对集体的关心的担忧保持沉默，这种关心超过了对他人的关心。让我们说她不采取行动的决定源自她的自我认知---忠诚的士兵或尽职的公民---而不是羞耻或者恐惧等心理。军官偷偷盗窃她的信息的事实并没有剥夺阿玛亚根据对军队忠诚者的自我认识采取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它似乎没有剥夺她的任何东西。所以，从我提供的对自由的新描述的角度看，她是自由的，虽然我们或许不喜欢她运用这个自由所做之事。

人们能够把克制或者压迫的例子当作塑造自我的时刻。

不仅是我们的行为而且也必须精心捍卫我们使用的表达自我认知的语言。假如爱丽丝认为自己是强者，一个能干的专业人士和养家糊口的顶梁柱。如果她认为举报性骚扰会对这些事产生不良影响---如果举报在她的社会里会被贴上懦弱的标签，反映了个人的或道德的缺陷---那么她举报性骚扰的行为不可能和作为强者和能干的专业人士和养家糊口顶梁柱的自我认知一致。如果她保持沉默，她这样做是出于对他人期待的尊重，甚至可能是做出妥协，对他人的力量和独立性的意义表示屈从。她的期待和理解是由文化塑造的，这让她刚开始在遭受骚扰时就出于脆弱和易受攻击的状态。当她听任社会支配她的期待时，爱丽丝已经放弃了对她人生的控制，已经不自由了。

相反，现在，让我们假设爱丽丝拒绝把自我当作懦弱者的认知，她举报了性骚扰案。想象她能够看到自己在举报时是勇敢者。这将转移对期待（沉默）的平衡，福柯可能认为是“规训”。要做到这一点，爱丽丝或许需要在自己的心中改变“力量”和“懦弱”的含义，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人的观念。能够改变这些观念的意义以便抗拒拥有强大力量的规训体系。在这样不自由的时刻，出现这种回击的场合或许也让人实现了自由。一切都取决于你抵抗的意愿。

人们也可以抗拒俗套观念。强烈回应俗套观念威胁的人最终可能服从别人的期待，而不是基于真正的自我认知而行动，同样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如果你事先准备好应对威胁，你可能将平衡转向有利于更好表现的方向。你能采取一种认同主流群体的自我认知，你可能认为自己不属于种族、性别或其他事情上的弱势群体。这样做，你就是在与内置化的偏见做斗争，也是在清除塑造我们生活的捆住我们的紧身衣的众多绳索。

如果我们将焦点从思考选择或者替代方案中转移过来，反而专注于在抗拒压迫势力时塑造自我形象的机会上，我们或许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那样一来，我们就能帮助人们把限制和压迫的例子当作塑造自我的时机，让人们事先准备好应对自由遭受的威胁。

这个新的自由途径要求变形，要求我们在思考创造身份认同，尤其是在我们被规训排除某些可靠选择的场合时做出改变。朋友和批评者指出我们能够“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时，并不能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因为俗套观念或者其他形式的期待等，不能看到真正拥有开放性的其他选择，这些选择在技术上是否存在已经无关紧要。从根本上说，真正的自由是自我塑造问题：当你出于自我认知而行动时，你就是自由的，即使这样做违背了别人对你的期待。

作者简介：

玛瑞安 • 泰勒斯（Mariam Thalos），诺克斯维尔Knoxville田纳西大学哲学系主任，杰出文科教授。最新著作是《社会自由论》（2016）。

译自：Resist and be free by Mariam Thalos

https://aeon.co/essays/more-than-having-options-freedom-is-being-true-to-your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