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朝鲜族是跨界迁入民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中韩建交以来，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深刻改变了朝鲜族社会，为朝鲜族聚居地带来了大量发展资源，但也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特别是人口严重流失造成的边境乡镇空心化现象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提出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朝鲜族在与韩国社会和韩国人接触交往过程中，其身份认同受到强烈冲击，呈现出多重性、可变性和敏感性特点。
关 键 词：朝鲜族 跨国流动 身份认同 发展危机 ethnic Chaoxian[Korean] cross-border mobility identification developmental crisis
朝鲜族是跨界迁入民族。自明末清初以来，朝鲜族先民就以各种形式从朝鲜半岛跨过鸭绿江和图们江迁居到中国东北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吉林省成为中国朝鲜族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而吉林省朝鲜族主要聚居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①。自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以来，人口大规模持续外流——主要是赴韩国的现象深刻改变了朝鲜族社会。朝鲜族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跨国实践，与此同时，这种跨国实践又使他们的身份认同呈现多重性、可变性和敏感性特点。作为跨界民族，朝鲜族的跨国人口流动不仅对既存边界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其身份认同的冲击比起其他少数民族更为强烈，这也无疑为研究跨界民族提供了很好的田野经验和借鉴样本。
一、跨越边界：朝鲜族跨国流动的历程
朝鲜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种特性从其跨境而来的那一天起，直至今天仍没有停止。
19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为保护所谓“龙兴之地”，特以鸭绿江以北的东边道和图们江以北的南岗和西岗为界，严禁任何人往来居住。朝鲜李朝政府也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封锁边境地区，规定凡擅自犯越者一律以“越江罪”处以极刑。尽管如此，朝鲜北部恶劣的自然环境、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残酷苛刻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迫使越来越多的朝鲜北部边民置“封禁令”于不顾，偷偷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起初，他们以采参、伐木、狩猎、捕鱼等流动性劳作为主，后来转为在山间僻地烧荒开垦。到19世纪中期，随着东北边疆陷入全面危机，清政府开始废除封禁制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1885年，清政府在图们江北岸的海兰江专门划定“韩民专垦区”，正式承认朝鲜移民的合法开垦权。随后，朝鲜人开始大批迁入。
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王朝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此后，朝鲜族先民大规模移居图们江以北地区，并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东北地区作为其侵占中国的跳板和军事基地，大力加强东北经营，并招募日本国内民众和朝鲜农民迁移东北。这一时期，约有153万朝鲜人迁到中国东北。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总数超过216万[1](583)。1945年，日本投降，朝鲜光复。中国境内几十万朝鲜人陆续返回朝鲜，留下来的则成为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干。1952年9月，朝鲜族以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民族自治权利，在吉林省延边地区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当时的名称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在全国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延边是第三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如今，在中国境内——主要是在东北地区生活着180多万朝鲜族人，其中约80万人生活在延边地区。
1992年，中韩建交。此时，韩国在朝鲜族眼里被重新想象成另一个故国，那里到处是财富和机会。于是，朝鲜族纷纷离开家乡，前往韩国，希望在韩国赚得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的工资。当时，延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认为“你在韩国的大街上，光是捡钱就会捡到腰疼”。就这样，怀着在延边首府延吉买现代化公寓楼房、送孩子到国外留学的梦想等，朝鲜族认为韩国比中国更能赚钱，从而视之为实现经济富裕和未来过上美好生活的地方。在过去的30年多年时间里，几十万朝鲜族往来于中国和韩国之间，他们通过探亲、研修、婚姻、访学、留学甚至偷渡等途径进入韩国，成为韩国社会的主要外来移民群体。时至今日，延边地区的这种赴韩热潮始终没有停歇。截至2017年5月，赴韩国的朝鲜族人口总数有62万多人[2]，加上已经获得韩国国籍的所谓“归化人”，在韩国的朝鲜族人数在70万以上，如果再加上流动到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人口，几乎一半以上的朝鲜族处于流动状态。据统计，延边地区朝鲜族出国人数占朝鲜族总人口的57%，其中，赴韩人数占比为53%[3](54)。
对于当代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的动力机制，现有解释通常以“推拉理论”为分析框架，认为朝鲜族的跨国人口流动是推力(国内劳动力过剩、收入低等)和拉力(国外高收入和现代化生活)博弈的结果，其根本驱动力是预期经济收入的差异。以延边地区为例，延边地处中、俄、朝三国交接的边界地带，可以说有很好的地缘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巨大的发展潜能。这里曾经迎来几次历史性发展机遇，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的实施，但延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此取得显著成效，主要是由于这一区域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朝鲜处于封闭状态、俄罗斯对远东缺乏关注度等原因，始终使这里没有办法提升区位价值，而区位价值得不到提升，也就无法吸引资金和技术投入，进而造成区域经济无法形成活力，其直接后果就是人口单向外流[4](25～29)。另外，延边地区山地比例较大，河谷平原面积较少，山地高原面积占全州总面积的60%以上，所以边境农村一直存在人多地少、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民收入较低等问题，尤其是边境农村的贫困问题特别突出。
如果说边境地区有限的就业机会和较低收入是他们流动到韩国或国内发达地区的推力，那么，韩国或国内发达地区相对丰富的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是吸引边境地区朝鲜族人口向外流动的拉力[5](15)。朝鲜族以合法或非法途径涌向韩国，在异国他乡从事3D行业②，其艰难痛苦可想而知，但他们仍把去韩国务工视为梦寐以求的出路，如果比较中韩两国较大的经济收入落差就会发现个中原因。以2016年为例，韩国人均GDP折合人民币约为18.49万元，而延边首府延吉市人均GDP仅为6.0867万元，边境城市珲春和图们分别为5.211 1万元和3.651 1万元，而延边的边境农村人均GDP为9 150元③。显然，延边各县市人均GDP和韩国相比，差距达3～6倍，而延边边境农村与韩国相比，差距则近10倍。在韩国打工一个月就能赚到在中国农村干一年农活的收入，同样的付出得到的回报却天壤之别，这是延边边境乡村朝鲜族赴韩务工热潮始终不减的主要原因。
二、深度区隔：朝鲜族跨国流动群体的认同困惑
朝鲜族背井离乡赴韩务工，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空间移动过程，更是一次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过程，需要重新调整其心理归属和行为方式。尽管“同源同族”，但由于双方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很多朝鲜族感到在韩国的工作和生活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尽管朝鲜族为了适应在韩的工作和生活，被迫或主动调整自身的心理和行为，但他们却很难或者说不愿意接受韩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韩国社会虽然认可朝鲜族是“同族同胞”，但常常对其抱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事实上，对大多数韩国人而言，“中国同胞”“延边同胞”这个称谓不仅是一种客观描述，更多的是含有等级差别的意味，“中国同胞”即朝鲜族已然被贴上“来自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劳动者”“从事3D职业的底层劳动者”等标签。特别是不拘小节、粗犷生硬的延边口音成为朝鲜族在韩国社会被区隔的象征标记。
能否说一口标准的“首尔话”成为朝鲜族适应在韩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条件和资本，所以不少朝鲜族极力让自己的韩国话说得更地道一些，以掩饰自己“中国同胞”“延边同胞”的身份，但实际上，他们的口音“延边话”很难消除。很多被访者表示，本以为和韩国人语言相通，沟通方便，但没有想到韩国话和延边话在语调、词汇、语法，甚至在表达上都有相当差异，特别是韩国人在日常交谈中会夹杂大量的英文单词，所以他们在和韩国人接触时常因听不懂对方的话而造成误会，甚至感情上遭到伤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1930-2002)在阐释文化资本的生成过程中特别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6](48-49)。他指出，语言不仅是沟通和交流的工具，而且也是身份合法性的象征，其中口音反映了行动者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习性，“语言是一种身体技术，而且语言技能也是身体素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社会世界的整个关系都在身体素性中展现自身。具体来说，所有的事例都表明，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特性的身体图式……决定着作为一个阶级的口音标志的语音特征体系。这种发音风格是已经体现在身体上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严格确定这种生活方式的对身体和时间的运用密切相关”[7](197)。延边口音是朝鲜族自身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在韩国社会导致负面的“他者化”建构中，成为一种社会区分的象征标记。延边口音作为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之间的语言边界，表明朝鲜族是在空间上被重新配置的对象，进而被置于韩国社会的边缘。
另外，朝鲜族赴韩务工人员大多从事3D行业，其经济收入主要用来储蓄或还债，所以许多人往往租住在廉价的半地下室，或滞留在教会经营的收留中心，或在劳动场所，如在饭店、工厂宿舍或看护病房解决居住问题。这种迥异于当地市民的“居住差异”，不仅造成在韩务工的朝鲜族和韩国当地市民的空间隔离，而且也造成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隔阂，强化了朝鲜族处于韩国社会底层的隔离感。
居住空间的差异不仅是社会分层的表征，而且也是形成社会群体阶层分化的重要机制。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因为受到不同的结构性条件限制，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不同的空间作为自己的居住地，这表现为在一些社会生活质量相似的社区，较集中地居住着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相似的社会群体。起初，赴韩务工的朝鲜族分散居住在简陋的出租房或工地，但随着朝鲜族流动人口形成了一定规模，大批朝鲜族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在首尔的九老洞、加里峰洞、大林洞一带工业区，因为这里交通便利、房价低廉。随着附近加山数码园区、九老数码园区相继入驻，很多朝鲜族又搬到大林、新大方、新林等地。这样，在首尔大林一带沿地铁2号线一直向东到建国大学入口和新寺洞，逐渐形成了以朝鲜族务工人口为主的“同胞村”，也有人称其为延边村。
“同胞村”在促进朝鲜族务工人员融入韩国社会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正是由于“同胞村”的存在，许多朝鲜族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异国。但不容忽视的是，“同胞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在韩朝鲜族的社会网络，但其在形成过程中也在无意中构建了朝鲜族和韩国人的“社区边界”。韩国媒体经常以各种表现形式，如醉酒闹事的人群、娱乐声色的场所、肮脏破旧的街头等，给韩国大众呈现破落不堪的“同胞村”。这种混乱危险的场景是否真实存在于“同胞村”，还有待考证，但在韩国媒体报道和影片中，我们很难看到对朝鲜族正面描述的形象和场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韩朝鲜族遭遇的隐性排斥和深度区隔打碎了他们原有的故国想象。虽然是同源民族，语言相同，文化传统相似，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相同，也正是由于这些相似性，朝鲜族对韩国人有种“同源异流”的文化情结，但是朝鲜族在赴韩初期与韩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既发现了彼此的共同点，也体验到双方在价值观、心理、思维、文化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让朝鲜族在韩国这个想象中的故国充满了客居他乡的陌生感。想象的民族情结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们对韩国极度失望，并对自己的身份困惑不已。正如朝鲜族著名女作家许莲顺在其小说《无根花》中所说的那样：“我是无根花，从一个地方飘到另一个地方，漂无所依……我在风起风落之间往来于两个世界，但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落脚之处。对另一个世界的怀念、遗忘、乡愁、仇恨，让我痛苦不堪。我从此地飞到彼地，永无停歇。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又从两个世界中逃离。我是谁？”[8](7)但另一方面，朝鲜族赴韩务工人员的经历和体验也更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毫无疑问，我们是中国国民。国境线另一端的半岛虽然是我们的故国，但终究不过是某种安慰罢了，他们并不能为我们创造政治和生活上的决定性的条件和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注定了是中国人”④。朝鲜族作家金在国在其随笔集《韩国一无所有》中也强烈表达了对中国的认同意识，“生育之爱和养育之爱对我来说同样宝贵。韩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缘故没能养育自己的孩子，是中国毫无怨言地将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抚养成人。我不仅是韩国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也许有人认为，身为中国朝鲜族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在朝鲜半岛得不到待见，在中国也不被认可……但是，在中国至少还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而韩国却根本没有什么对朝鲜族的优惠政策或方案……只有到了韩国，大多数朝鲜族才意识到他们是中国人”[9](246～247)。
朝鲜族，特别是赴韩务工的朝鲜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之所以得到强化，这是因为他们赴韩务工的根本驱动力是提高经济收入，他们在韩国主要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是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而韩国社会的隐形或显性排斥阻碍了他们在当地社会的深层融入，不断强化着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更重要的是，近十年来，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舞台上呈现出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大国形象给朝鲜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当然，朝鲜族在其跨国流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混乱和矛盾，不少人出于经济利益加入对方国籍。事实上，我们也无法对朝鲜族的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一概而论，毕竟由于年龄、经验、地位等因素的差异，朝鲜族流动个体的各种认知也会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与韩国的接触和交往，朝鲜族更加清晰了自己作为“中国朝鲜族”的定位。
三、发展危机：朝鲜族跨国流动的隐患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朝鲜族跨国流动，一方面为朝鲜族集聚地提供了大量“发展资源”[10](20)，特别是在缓解农村人口过剩和城市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和现代理念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朝鲜族人口大规模持续外流也导致朝鲜族社会的急速萎缩[4]，朝鲜族社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发展危机，如边境地区人口流失严重、人口老龄化率上升、民族教育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地方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特别是边境乡村的空心化，对边疆社会的长治久安提出了巨大挑战。
人口流动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大量流失，特别是在边境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以笔者对延边地区朝鲜族比较集中的聚居地和龙市、龙井市的调查为例，和龙市下辖的崇善镇和南坪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有人口2万余人，但现在这两个镇的在籍人口为9 213人，实际人口不过2 600人，仅占在籍人口的28%。又如，龙井市边境乡镇户籍总人口为21 758人，实际人口只有3 938人，实际人口占在籍人口的比例只有18%。由于边境地区的朝鲜族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下来的大多是文化程度较低、身有残疾或疾病的老年人，这使得边境乡镇村屯老龄化程度居高不下，一些边境农村老龄化率高达60%以上。在龙井市的9个边境村中，实际人口的90%以上都是中老年人。在龙井市白金村，实际人口179人，其中，年龄最小者47周岁，其他人员的平均年龄在60周岁以上。在和龙市南坪镇下辖的6个边境村中，留守人员平均年龄在65周岁左右。
随着边境人口的绝对减少，许多村屯开始萎缩，不得不走上合并的道路。例如，和龙市下辖的行政村1990年有159个，而到了2010年减少到76个。由于交通闭塞、基础设施短缺、业余生活匮乏、医疗条件落后，许多村民为了家庭生计、老人健康和孩子学业，或搬到生活条件相对便利的市郊村屯，或在延吉、龙井、和龙等地买房或租房。这样，许多村落就留下闲置破败的老房屋，而那些偏僻的村屯则出现荒凉废弃的景象。很多废弃的空屋变成危房，不仅成为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病灶”，更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边境贫困村内大量朝鲜族中青年劳动力选择出国务工，其遗留在农村的耕地和山林，由于家中老人无力耕作养护，往往租给外地来的汉族农民，租期3-5年不等，从而造成农村土地无法集中使用，部分贫困村无法以合作社或专业农场的形式开展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项目。最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惠农政策，各级政府部门也不断推出新项目，但由于身强力壮、思想活跃、对新技术和新政策理解和接受能力强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很多政策和项目在农村失去了“生根发芽”的机会，很多技术根本没办法得到推广和普及，从而导致边境农村的经济发展类型单一、资源利用率低，无法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即使边境沿线拥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但始终无法成为推动边境村寨经济发展的动力。
众所周知，朝鲜族传统文化带有浓郁的农耕色彩，其与农耕生产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为丰富，而村落是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场域。但随着村落急剧空心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朝鲜族村民放弃世代坚守的农耕生产，根基于水稻生产的朝鲜族农耕文化开始失去本色和光彩，那些与传统水田耕作有关的文体活动，如摔跤、秋千、跳板、拔河等，在日常生活中渐渐消失，根植于农耕生产的许多岁时风俗、生活礼仪、传统技艺也渐渐失去踪影。
另外，在人口大规模持续流失的过程中，许多村干部也加入外出务工的行列，这不仅造成农村基层党员发展进程受阻，乡村基层党员数量稀少，而且基层党员干部呈现老龄化趋势。据调查，边境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平均年龄普遍超过50岁。可以说，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老龄化和青黄不接现象是边境乡村基层政权空心化最严峻的表现，已造成基层政府职能在乡村基层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各项政策无法有效贯彻执行。尽管通过乡镇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主要是公务员考试降低了边境乡镇干部的年龄结构，提高了其学历层次，但由于不少公考干部把到乡镇担任干部视为跳板，缺少为边民服务的意识和情结，由此带来农村各项事业的萎缩，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基本上形同虚设，学校、医院、卫生站等公共机构大为减少，农村的文化事业无法维系。其结果是，朝鲜族的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根基于日常农耕生产和生活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在快速消失中。
当代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是其作为跨界民族的新一轮跨界，如同过去，他们再次被置于全新的文化、社会和空间，这种跨国流动使其原本比较稳定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未知，但无疑也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获得比较丰厚的发展资源，虽然这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确，朝鲜族跨国同源民族的语言文化等优势为他们在韩国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利条件，但他们没有因此获得想象中的特殊照顾。透支受损的身体和难以言传的隐痛，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跨越边界求生存的差别待遇和不平等。
朝鲜族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不同的空间回归或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形成了独特的跨界生活实践，这种跨界体验不仅没有弱化和模糊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反而更加清晰了自己作为中国朝鲜族的身份认知。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漂泊辗转的朝鲜族人在异国他乡的繁华都市不过是匆匆过客，而故土家园也成为越来越陌生的地方。在漂泊与梦想之间游走流动的朝鲜族，其跨国流动的体验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疑都会成为一种特殊资源，这种资源对其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朝鲜族作为跨界民族的流动实践，将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符号及政治权力的重要变量，值得社会和学界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①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朝鲜族人口总数为1830 929人，其中吉林省朝鲜族有104万人，延边朝鲜族人口82万人。
②3D行业，指重活(Diffcult)、脏活(Dirty)、险活(Dangerous)。
③2017年笔者在边境县市走访调研所获数据。
④1995年3月到9月，《黑龙江新闻》(朝鲜文)以“我们(中国朝鲜族)的心属于哪里”为题，进行了旨在研究中国朝鲜族生存姿态和发展方向的征文大赛，得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回应，反响极大。文中引文，是经过长达半年的大讨论得出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