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有众多的邻国，形成地域广阔的陆地和海洋区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存在一个以陆地和海洋为依托的周边地区，出于地缘与利益的原因，周边地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一直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与周边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中国好则周边好，周边好则中国好，因此，中国与周边往往是正向互动的。如今，中华复兴的时代，如何分析、评估和判断周边的形势以及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周边形势评估方法
所谓周边，是中国的视角，是以己为中心画圆，这样，中国南部、西南部、东部是陆海相连，西部和北部是陆地相连，自然形成了一个环型的周围区域。不过，邻国看中国，就不一样，不会有周边这个概念，而只是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相邻国家。其实，以己为中心画圆也不只有中国，我看过不少以己为中心的国家地图，只不过大多数国家没有这么多邻国，没有像中国有这样的周边地区。
由于中国地区很广，周边也与中国有着不同的连接，一般而言，邻国对与中国直接接壤的省区有更亲的地缘情结，与直接相邻的省区形成一种特殊的“近地缘关系”，比如，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朝鲜与中国吉林，中亚与中国新疆和西北地区，中国云南与缅甸等等。
不过，许多邻国并不喜欢中国用“周边”这个用语，一则，因为它好像意味着中国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而自己仅是中国的外围；二则，邻国并没有“周边意识”，即对离其很远的其他国家并没有特殊的感知。
尽管如此，对中国来说，地缘周边的定位还是有意义的。从周边的视角分析和判断中国接邻地区的形势，有两个方面的要素需要考虑：一则，中国把自己作为该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把自己置身之外，因为中国本身是生成关系和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当事者，攸关方。这样可以纠正把变化都归咎于外部因素的“单向思维”，把自身作为重要变量；二则，把中国与周边地区作为一个共处的和相互联系的地缘和利益区域。尽管周边不同地区、国家的情况多有不同，但以中国为链接点，它们间有越来越多的交互联系与影响。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无论是中国与其他邻国之间的联系，还是所处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都与历史上不同，因此，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是与历史上很不一样的，进一步说，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前的关系和形势也大不相同。
研究通常称，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建立的是中国为中心，周边为外围的中心-边缘关系与秩序框架，也称之为“华夷秩序”。 华夷秩序构成的基本要素是：其一，中国实力强大和制度（治理）先进，具有领导能力；其二，中国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利益，或者说是可受益的公共产品；其三，中国的地位和领导力被其他方接受与并受到尊重。近代，这三个要素都发生变化，其中，前两个涉及到中国自身，后一个因中国本身变化或者其他因素（外来因素），因此，华夷秩序的解体也是三个构成要素共同发生变化的结果。
当今，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关系的大调整与秩序的重构是一个必然的进程。在此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其一，中国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秩序？其二，周边国家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秩序？其三，构建关系与秩序的外部环境。
第一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迄今，中国关于周边关系的领导人说法不少，在各次党代会的文件里、政府的白皮书里也有表述，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关于中国周边关系的正式文件，有关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学术性文章不少，也有不同的观点。总的来看，官方一再表明的立场是：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建立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相处、合作多赢的新关系，一种以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新秩序。但是，在如何构建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比如，有的认为，在周边，中国应该发挥主导性，或者引领性作用。鉴于中国快速崛起，外界不少人对也对中国意图表示怀疑，提出中国意在“恢复华夷秩序”，意在排斥美国等等，认为中国的官方说法与实际行动并不一致，中国依靠实力“以武断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为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许多做法提出反论和做出反制行动。
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周边不同国家的认知和定位。据研究，即便是古时的华夷秩序，真正被纳入有效秩序之内的国家也很少。如今，周边国家的情况大为不同，像日、韩是美国的盟国，与美国关系很近；中俄与中亚国家组成上海合作组织；南亚有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有很大影响力的南亚联盟组织；东南亚有合作程度很高的东盟等等，一则，他们有意愿与中国发展关系，二则，他们不愿意看到或者接受中国的主导国地位。除中俄由于国际环境因素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两面下注”（hedging ），即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或者构建比较密切的关系。有些国家对中国不断提升的能力和作用保持更大的警惕，一是那些与中国有争端，特别是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二是与美国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三是“域外近邻大国”，这里主要是指地缘上不属于周边，但有直接军事存在的美国。他们对中国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是拒绝的，往往会采取各种限制措施。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地区和世界未来发展的取向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争议的。二战以后，出现了两个集团对立格局下的冷战，美苏各霸一方，地区秩序基本上被纳入这个大的格局之下。冷战结束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使得美国的霸权地位上升。原本希望世界由此会走向“美国治下的和平”和西方政治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果并非如此。世界的多极化，政治的多样化成为主导潮流，出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不稳，传统发展范式难以为继，新兴力量快速崛起等新趋势。在此情况下，人们担心的是新兴力量挑战会导致对抗，甚至战争，推动新秩序的努力会引起大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许多周边国家对未来的格局表示担忧，其中，对中国挑战的担忧和对美国遏制中国引起冲突的忧虑，成为周边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希望以自己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一种新选择的意愿，也引起不同的反响，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中国会借此构建势力范围，为此，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投行”等，都与势力扩张联系起来，把中国增强军力的做法看作是与美国争霸。
显然，尽管中国是周边形势发展中起着特别重要影响的因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关系和秩序发展的大走向，但是，周边局势的发展是由多因素、多力量、多取向制导的。因此，分析和认识周边形势，需要多视角，多层次，多要素考虑，需要把现实与未来的趋势结合起来。
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周边被放在首要的地位，所谓首要，至少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优先考虑；二是优先投入；三是优先处理。这是因为，一则，周边关系直接，利益大，事故多；二则“周边无小事”，任何处理不当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近年来，无论是对外战略布局，资源投入，还是应对和处理，我国都向周边地区倾斜。就大布局而言，“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合作机制构建（上合组织等）都是从周边开始，以周边为重点。不过，最大的麻烦也出在周边，朝核危机，南海争端，中日关系等等。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给与特别考虑：一是近邻关系“两面性”的转变，近邻关系既有互利，也有矛盾，如果只强调互利，而忽视矛盾，无论是在考虑上，还是在投入上，都可能会产生与预想不同的结果，同时，在一些情况下，利与害也是可以翻转的；二是近邻关系复杂性，多因素（政治、安全、社会）相互交叉的影响，外部因素的影响等。还有，对事件发生的短期性与长期性也需要综合考虑，中国与周边是搬不走的邻居，许多周边问题大都需要从长计议。
二．对影响周边大势走向因素的分析
由于周边邻国情况、利益和关系结构复杂，周边局势和关系矛盾也多，敏感点和热点多。总的来看，我国周边地区大局基本趋向稳定，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中国对大局和关系发展的掌控能力加强，有能力阻止局势失控或者向有害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可以说，周边关系与局势总体趋好。
（一）中国继续是对周边大局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内在因素”。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是几乎所有周边国家最大或者最重要的贸易以及投资国。当前，中国经济的调整与增长下行，以及与美国的贸易争端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国家，如印度、印尼等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贸易摩擦增加，不过，总的来看，经贸关系基本稳定，中国坚持开放发展战略，维护多边与区域开放，周边国家也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周边维护市场开放与经济合作大局仍然是主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基础，而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变化最大的也是经济关系。从未来发展看，中国为周边地区能够提供的最大的“公共产品”主要还是市场和投资。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把周边地区作为起点和重点，构建基础设施网络显然需要从周边地区开始。迄今，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设，绝大多数邻国都给与了积极的支持，原来不想参加的日本，也与中国达成在第三国开展合作的共识。只有印度政府尚未公开表态直接参与。其实，也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与直接参与“一带一路”，鉴于各国，特别是大国各自都有自己的构想与倡议，应该积极推动“多带多路”倡议的链接与合作，这样，可以拓展合作的空间，减少对中国意图的疑虑。
中国的自身发展需要外部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中国主要的外交努力也是创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从中国的利益看，中国不希望乱，也不用强制的方式去压服或改变别的国家。中国一方面通过增强的综合实力提升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同时坚持用协商、谈判的方式化解矛盾，缓和局势，增进共识。这样，一则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二则，可以缓解矛盾，缓和局势，让热点降温。
其实，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影响大的是争端，其中，领土与领海争端最容易导致局势的急转。就像南海的争端，菲律宾前政府把争端提交到国际仲裁庭，把矛盾国际化，引起中菲关系和南海局势紧张。中国积极主动发展与新政府的关系，双方采取了协商与合作的政策，不仅让局势转危为安，而且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新发展，也使得与东盟进行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获得新进展。南海局势的转变对周边大局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如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建立在双轨基础上，一是双边关系，这是基础；二是次区域合作关系。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协商合作关系的重要举措。鉴于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东盟，构建东盟共同体，中国积极推动与东盟的合作。比如，最早构建了以东盟为中心的“10+1”合作机制，谈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构建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发表《南海行为宣言》，并进一步商谈《南海行为准则》等。这样就使得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了区域性保障机制，比如，在菲律宾前政府折腾南海问题的时候，在美国搅动南海的时候，东盟成了稳定大局的一个基石。再如，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推动构建的一个新型次区合作机制，以结伴不结盟为原则，以维护相互安全为重点，获得成功并实现了扩大，在维护和平安全与发展合作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在东北亚地区，尽管中日韩合作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领导人峰会曾一再中断，但由于机制存在，恢复合作成为三国发展关系的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即各方都力图寻求突破使其恢复正常。
（二）当然，鉴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崛起大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疑虑，对中国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还是很不放心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也有诸多问题和挑战，在行为方式上也有不被他国认同与接收的地方，因此，在周边国家看来，中国的形象并不总是那么好，在一些国家，民调显示，公众对中国的友好度比较低，这不能不对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影响。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与政策是周边关系和局势的重要因素。对于周边国家来说，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综合力量的快速提，也就是说如何处理与一个崛起的大国相处。总的来看，“积极的相处政策”是主调。所谓“积极的”，是指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对外关系的指导性方针，这也包括与中国存在领土、海域争端的邻国。比如，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当复杂，两国关系不时出现波折，最近，安倍首相提出了变竞争关系为协调关系的主张，积极寻求合作点，与中国达成在第三方合作的共识。这个主张也是对近年与中国关系的“积极总结”。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在南海存在争端，以往也为此发生过冲突，但是，近年来，越南的对华关系政策也出现了“积极的调整”，尽力减少对抗性，增加协调与合作性，从而使双边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印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既存在领土争端，也存在“新兴大国竞争”，时有紧张发生。近年来，印度的对华关系政策也出现了“积极性”的调整取向。比如，莫迪总理来武汉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共商两国关系大事，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此取向下，双方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于是双方在解决边界争端的协商中共识性就增加了。菲律宾对华政策出现“转折性”调整，使两国关系走出冲突的阴影，转向协商与合作，包括在南海争端中的协商与合作。尽管这种转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或者说是不可逆，还值得观察，也可能会受到其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不过，从菲律宾自身的利益看，一个坏的菲中关系会使其承受巨大的代价，这个教训也许会对以后的执政者的政策取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然，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还是“两面下注做”，或者说是作“多向”选择，其中，也包括平衡中国的政策。有些是主动做的，有些是借助其它机制做的。比如，日本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対衡中国军力的提升，不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而提出日本版的“高质量倡议”，与美国一起推动有针对中国意图的“印太战略”（尽管安倍把它改为构想）。印度拒绝参加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参与美日推动的“印太战略”，对以前规划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计划采取了不合作的政策等等。
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优先利益利益考虑，做多向选择，参与多个机制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不是对抗性的，不把中国设定为遏制，甚至是对抗目标，便不会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大局。从目前的情况看，所有周边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充满对抗的局面，希望有一个对本国有利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局面。这是当今周边关系与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
（三）就影响而言，周边地区最令人关注的是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尽管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不是因为中国造成的，但是，由于是接邻地区，对中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特别是朝核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引发多重矛盾。2018年，局势出现转折，朝鲜领导人宣布把政策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积极推动南北对话（这与韩国政局变化的方向合拍），从而促成了南北领导人会晤，发表了推动南北关系，构建半岛和平的《板门店宣言》和《平壤宣言》，与此同时，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会晤，就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达成基本共识，并且进一步规划后续会见与行动。中朝领导人三次会晤也让局势的发展更添利好。尽管朝半岛问题复杂，解决起来不容易，不确定性仍然很大，但毕竟出现了向好的转变，这是中国周边局势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一个变化。
当然，在中国的周边关系与格局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一则，美国在这里有多个军事盟国，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二则，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竞争与遏制也不断加。，奥巴马当政时推出的“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体现了这种转变，特朗普当政，越来越直接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对待，“贸易战”、“科技战”等具有更强的对抗性。
不过，大多数周边国家在所谓“中美对决”中并没有简单地选边站，而是根据自身的利益，采取了“灵活与积极的应对”政策，即在避免“得罪美国”的情况下，制定与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即便像日本这样的美国铁杆盟友，一方面在一些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如宣布政府采购禁用华为、中兴产品），但另一方面，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就大多数国家而言，则是尽可能不参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周边局势恶化，维护了向好的大趋势。
其实，中美之间也不是到了开打“新冷战”的地步。特朗普试图以高压获取中国的让步，采取多项措施阻止中国超越美国，这些做法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抗性，但鉴于相互利益的交织性，两国还是必须要坐下来谈。看来，在现实情况下，谈还是大趋势，中美是两个大国，打不起，这个底线双方都清楚。
世界正处在百年大变局的转变期，新矛盾很多。中国作为崛起大国，首先是自身由弱国向强国转变，再则，这种转变也成为地区及至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周边关系与局势的变化还应有大局观，把一些大事件放置在一个大背景下来观察与分析。
（文章来源：《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9）——中美博弈与地区应对》，世界知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