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兴而谤至，中国的先觉者的命运向来如此。本来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的春夏之时，清政府的改革决心也大起来了，对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可是恰在这时，湖南的守旧势力却向新政发起了攻击。导火线是时务学堂和《湘报》，同时也由于朝野上下变革和反变革的势力的矛盾呈白热化趋势。虽然，此事前后有一个从学术思想论争到政治打拼构陷的愈演愈烈的演变发展过程。
一、学术思想辩难阶段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湖南是改革势力强大、守旧势力也强大的特殊省份。湖南的守旧势力，周汉的狂悖固陋前已论列，其次应以叶德辉持之最力，他对新政的各种措施均不以为然。
叶字焕彬，1864年生于长沙，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淹通文史，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所著《书林清话》，士林称雅。他的祖父是富商，故其身上既有学问渊源，又有商人因子。因性格执拗，不恤民隐，至有后来1927年的杀身之祸。他对新政的非议，我们从其写给学生石醉六的信里已可见出，因为信中痛驳康有为提倡的公羊学，一则曰“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继则曰“梁卓如来湘，苟务伸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审其语气，此信似写于时务学堂开办不久。石醉六本名陶钧，湖南邵阳人，校经书院学生，后在时务学堂就读，显然是一高才生，深受学政江标赏识，当1897年年底江离任时，曾拟带走该生，以推荐赴国外留学。但叶德辉匪夷所思地将石和另一名学生关了起来，强行隔断与江标的联系，使其无法随行。皮锡瑞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1897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三十）《师伏堂未刊日记》写道：“江建霞与焕彬争石醉六、刘莲生两学生，实甫与王祭酒为之调度议和。”此可证叶德辉的信应写于1897年的岁尾或1898年年初，而不会更晚。
新学政徐仁铸的《轩今语》公布后，叶德辉撰写《轩今语评》予以辩驳，时间是1898年的农历二月。尽管徐和叶本有礼闱场屋的师生之谊，但叶毫不顾及情面，逐款痛诋《今语》为改革张目的学术主张。《今语》提出“经学当口说、传记二者并重”的观点，叶评反驳说：“今日群经如日在中，何假口说？《今语》之意，盖主康有为之野说，而以康之弟子之称‘南海先生曰’者为口说。”《今语》主张“经学当先通《春秋公羊传》”，叶评写道：“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此孔子所谓言伪而辩之少正卯也。”《今语》在谈到《周礼》时，有“真伪参半”的话，叶德辉怒而评曰：“以《周礼》为刘歆伪撰，宋儒胡五峰之言也，朱子已驳之。近世万（充宗）、方（望溪）之徒扬其颓波。康有为又拾万、方之唾余，以为新学伪经之证，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摅其侘傺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谬妄，则固自知之也。”如此等等。措辞尖锐而掺以意气，攻击力不谓不强，但抨击的重点主要是康有为的学说，且大体尚没有完全越出学术思想辩难的范围。
除《轩今语评》之外，叶德辉还撰有《长兴学记驳议》、《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议》、《正界篇》等文，对康梁的思想予以抨击。尤其《长兴学记驳议》，直指康为“乱民”、启超为“诐士”，使学术思想的论争变为政治上的锻炼人罪，但时间已经是1898年的“秋七月”了。此前更早的另有汩罗乡人《学约纠误》，专门批评梁启超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虽行文挖苦讽刺不遗余力，仍是就学术思想问题辩说。我们从皮锡瑞的《师伏堂日记》里可以看到，在1897年年底至1898年2月以前这一时期，叶德辉有时也参加有维新派人士参与的宴饮聚会，甚至还说过梁启超“人尚笃实”的话，还有一次当众对石醉六说：“梁先生讲《公羊》，你无妨从而学之。”。至于学问人望都在叶德辉之上、地位更加重要的晚清大儒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在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的都是合作的态度。对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他表示赞同并合力为之；梁抵湘后他热情款待，还主张在曾忠襄祠张宴唱戏庆祝；连南学会开讲这样的重大政治活动，他也参加了。
大约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农历四月份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大的变化。
二、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
有十件重大事项成为了引发危机变化的重要契机。
第一件事，时务学堂总教习和分教习写的抨击专制政体、提倡民权革命的课堂批语、日记批语及课堂答问，在年假之后流传到社会上，为攻击新政提供了口实。这是使得湖南两派势力爆发尖锐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二件事，《湘报》第三号、第十二号、第二十四号连载樊锥的《开诚篇》，引起湘省守旧人士的一片反对声。樊锥字春渠，湖南邵阳人，生于同治壬申（1872年），家贫而有奇气，十三岁已粗通群经诸子，“意气抗厉，不可一世”。自署楹联作：“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人。”高标如此。获学政江标赏识，选为光绪丁酉（1897年）科拔贡。《湘报》连载其《开诚篇》时，年仅二十六岁。主要是《开诚篇》中下述一些言论遭致剧烈反弹。其一则曰：对于那些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而一味阻挠新学新政者，“今宜上至百寮，下至群丑，俱如此类，网罗净尽，聚之一室，幽而闭之，使其不见日月，不与覆载，不与理乱，不干是非，以遂其老杨之怀，蝮蛇之性”。其二曰：“愿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已极，虽有目前，抑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何所，蹑天无路，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宗庙可质，支那父老，或其谅我。”其三曰：“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冊，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除拜跪繁节，以与彼见而道群。”其四曰：“行平等平权之义”，“人人平等，权权平等”，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言论置之当时的历史环境，无论如何未免有些过激，因此引起守旧人士的舆论大哗亦不足怪。
第三件事，《湘报》第二十号发表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使中国富强的四点主张：1.“改法以同法”（“西法与中法相参也”）；2.“通教以绵教”（“西教与中教并行也”）；3.“屈尊以保尊”（“民权与君权两重也”）；4.“合种以留种”（“黄人与白人互婚也”）。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立即舆论大哗，成为一个事件。即使是改革的先进黄遵宪也大有“骇俗”之感，明确表示改革应该用渐进法，报刊文章以不要太激烈为好。
第四件事，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易鼐的文章之后，直接出面干预，发电牍给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要求“设法更正”：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公政务殷繁，想未寓目。请速检查一阅，便知其谬。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公主持全湘，励精图治，忠国安民，海内仰望。事关学术人心，不敢不以奉闻。尤祈切嘱公度，随时留心救正。
因张南皮一向欣赏陈宝箴的才干流品，且自身也是新政的支持者，故措辞尚委婉，不无护持之意。但对湖南巡抚而言，已是不能无所更张的时候了。
陈宝箴给张之洞的回电是这样写的：“奉洽电，眷爱勤至，感佩歉疚，匪可言喻。前睹易鼐所刻论，骇愕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著论救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矫激，迭经切实劝戒，近来始无大谬。然终虑难尽合辙，因嘱公度商令此后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公度抱恙，尚未遽行。兹得钧电，当切嘱公度，极力维持，仰副盛指。”虽仍在回护，却不无妥协之意。
张之洞的电牍是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所发，陈宝箴的回电在闰三月二十三日。同一时间张之洞还给湖南学政徐仁铸发一电文，主要是宣布改变以前的一项决定，从此以后湖北方面不再订阅《湘报》和《湘学报》。该电文写道：“去岁驺从过鄂时，鄙人力言《湘学报》多有不妥，恐于学术人心有妨，阁下主持风教，务请力杜流弊，承台端允许，谓到彼后必加匡正。嗣奉来函复云某君已经力劝等语，是以遵命代为传播，转发通省书院。息壤在彼，尚可覆按。乃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窃所未解。或系阁下未经寓目耶？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所有以前报资已饬善后局发给，以后请饬即日截止，毋庸续寄。另将《湘学报》不妥之处签出，寄呈察阅。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伏祈鉴谅。”可以想见，张之洞发出的如此严厉的批评以及采取的断然举措，对湖南新政和各派势力的消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五件事，陈宝箴深感新政推行所遇阻力之大，不只是湖南，来自朝廷中的阻力更令人担忧。这一时期竟然发生其所上条陈为人所阻之事，还有的电奏被删改。而德占胶州、日据旅大、英觑长江、法窥两广的瓜分之势已成。戊戌年的三月初三日，熊希龄、谭嗣同与“右帅”谈至深夜，语及此一类内外忧患之事，使得“右帅痛哭”。故前一天（三月初一）时务学堂一百多名招考诸生会聚南学会讲堂，陈宝箴也因“齿痛不来”。可见新政的领导者此时所受到的压力之大。
第六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下旬左右，湖南守旧势力纠集多人，联名写信给京中湘籍官员，诬称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将来可能有不轨之事，因此要求事先预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的《国闻报》率先以《湘抚被劾》为题，披露了这条消息，其中写道：
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稀，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自陈右铭中丞莅湘以后，一意以开化风气为先务，凡延见僚属绅商，无不剀切晓谕，因而如电报、轮舟、铁路、矿务、学堂、报馆诸事，得以先后举行。湖南士绅固不乏明体达用与中丞气求声应之人，而其中之守旧者，虽面从而心滋不悦，于是纠集多人，联名函告京中湖南同乡官，谓陈右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豫防。信中之语，并牵连署臬司黄公度廉访。湖南京官得信后，即敦请徐寿蘅总宪据情揭参。想朝廷明镜高悬，若右帅者，真今日督抚中忠荩爱国勇于任事之人，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也。
试想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态，说是“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真正临到自己身上，处之泰然也难。“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的指责，在当时那样的变革时代，还算不了什么；但“恐将来有不轨情事”的诬告，则是一个可致人于死地的大罪名。这无疑是说陈宝箴有谋反的企图，所以才需要预防在先。光绪皇帝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此举会给一心一意推行新政的陈宝箴以巨大的打击，造成心理影响，应不成问题。四月十一日皮锡瑞日记：“出辞行，见右帅……以外间谣言上弹章事闻，右帅云亦闻之而不得其实，亦题中应有之义，右帅亦知无大碍，不过封报馆而已。”18态度泰然冷静，但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徐寿蘅的参奏我们无缘见到，但一个月以后监察御史黄均隆的参奏，已经递到光绪皇帝的手里。
第七件事，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四月二十五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一道全面弹劾陈宝箴的奏折，由于此折对研究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所遇到的挫折极为重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黄均隆跪奏，为抚臣讲求时务，有名无实，请旨饬令核实办理，以杜横议而解糜费，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湖南巡抚陈宝箴莅任之初，颇孚众望，以该抚前在湖南候补年久，号为清廉。此次抚临是邦，咸以为练兵筹饷，察吏安民，在在必求核实，不徒为粉饰铺张之举。不意近年以来，学行西学，徒务虚名，毫无实际，其资人口实，有不能为该抚讳者。查该抚设立时务学堂，自应择师授徒，将器械操防及一切有用之举，切实讲求。乃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为总教习。梁启超者，曾在上海刊刻《时务报》，力倡民主议院之说者也。该抚称其品端识卓，学通中西，延聘来湘恣其横议。湘中人士，尤而效之，至有倡为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
又改建南学会，以为议院之权舆，每逢会讲，令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摇铃警众，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登坛宣讲。该抚按照七日礼拜之期，从旁坐听，与平人起立，准时刻到，时熊希龄复摇铃止讲。凡此皆无裨于实用，资人以口实者是也。
又听用盐法道黄遵宪之言，于城内设保卫局，雇佣巡丁巡查街道，刊刻章程四十余条。自总会会办以至巡丁四百余人，月支公费四千数百元，而房屋伙食及一切杂用，尚不在内。通盘计算，每年约需十万元，费无所出，拟摊派各铺案及各住户，其为扰累，已可概见。且巡丁沿街站立，执棒弹压，既不足御外侮，又不能清内奸，岁糜巨款，于国何益。
伏思沿海各行省，俱与外洋交涉，或设制造商务等局以收利权，或延教习招生徒以资讲肆，未闻不求实际，徒事虚誉，如湖南之甚者。相应请旨饬下湖南巡抚，另择实事求是之人，主持时务学堂，勿腾口说而乱是非，勿袭皮毛而忌实用，务求有用之学，以作富强之基。散南学会以息横议，撤保卫局以省虚糜，庶士习民风，不致嚣张决裂，则杜渐防微，所系良非浅显矣。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黄均隆是湖南籍的言官，他扮演了与义宁父子誓为死敌的角色，直到秋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多封参奏陈宝箴的弹章，均出自此人的手笔。这封奏章口气虽较缓，但充满了诬枉之词。要说务实、讲求有用之学，还有比陈宝箴更务实更提倡实学的？所谓“虚糜”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正目的是希望解散南学会，撤销保卫局，停止湖南新政。
第八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二十日，湖南省抚宪官课的试题仍为八股时文的试题，此举让改革派人士大失所望。皮锡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抚宪官课，昨已与节吾、伯严说明，不知何以仍出时文？城南分六门，而岳麓、求忠无之，只有湖南水利、湖南险要策，此乃数百年陈腐之物，不知何以至此。观诗题，似节吾所拟。不知此等题出自何人？令守旧者鼓舞欢欣，维新者扼腕太息！如此办法，必无振起之望（时）。时文八股既送崇祯，必再送我觉罗氏无疑矣。”节吾即欧阳中鹄，伯严是陈三立，皮锡瑞头一天向节吾、伯严所作的说明，日记中也有记载，他说宁可出四书题，也不要出时文题。但欧阳节吾说：“变科举事，香帅未回电，恐因子中进士，又袒护时文，奈何？”
关于变科举、废除八股时文，是晚清改革潮流中众目所瞩的问题，就此事陈宝箴和张之洞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在戊戌年五月十六日两人联名上《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头场考中学经济（包括中国史事、国朝政治等），二场考西学经济（包括五洲各国之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三场考四书义和五经义，而废除八股时文和小楷书法。这些内容，是二人在闰三月初十、十二日的互电中就已经定下来的，此前还经过张之洞和陈三立的面商。陈宝箴在闰三月十一的南学会演讲中，也申明此义。可是闰三月二十的湖南官课考试的试题却仍然是八股试题，不能不令谭嗣同等改革精英们震惊而沮丧。谭嗣同为此给欧阳中鹄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
夫子大人函丈：晨奉赐谕谨悉。外间浮言，何所蔑有？嗣同等一闻此等语，即为力辩，然却未究其何所指也（出题事极动公愤，其余谣言虽多，殆不足道）。批何卷事，外间绝无所闻，可决其不为此。总之，衔之深者不止一人（凡新党无不如此，其中有极冤者，剖白几至舌敝唇焦），谤之丛者不止一事（牵涉赈事，新旧两党皆然），此嗣同所以不能不欲有所陈也。然事既过往，亦不欲遍述，第言其大略而已。此复，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日。
第二封
夫子大人函丈：顷又接赐书，极论出题之事，此中别有曲折，今一并陈之，亦即前书所谓中有极冤者也。当在南学会议此事时，适请诸友入会，到者数十人，群属耳目焉。及闻经鹿门诸公再三乞请，而后允许不出时文题，即已有不悦者。又恰于后数日（在出题之前），中丞到会讲学，极力讥诋时文题，形容尽致，并自言我亦时文出身，所以无用云云。听者皆以为中丞非不愿废去书院时文题矣，乃一出题又是时文，将置中丞之言于何地？于是群然愤怒，以为中丞之恩意非不周挚，特为函丈把持耳。故是次开会，博问匦中即有“浏梦成颠，抚幕招摇”等语，可知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即由此一事而类推者也。外间人安知其中之底细，而事会之巧有绝相类者，古来冤案盖皆如此。嗣同所以重言之者，所见所闻并非无根据之言，而指出所以被冤之缘故耳。此上，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夕。
两封信均署初六，显然是戊戌年的四月初六，写在官课出题后不久，虽经欧阳中鹄一再解释，谭嗣同仍没有被说服。此事欧阳中鹄无法辞其咎。看来是揣摩错了张之洞的用意，结果闹出了大笑话，使改革派扼腕，而守旧人士为之称快。
第九件事，陈宝箴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戊戌年的四月份还采取了一个“自加检点”的行动，即调阅检查时务学堂教习的札记。而且由此还衍生出教习们是否临时抱佛脚连夜删改札记的问题。这件事使改革派内部发生了分歧，而为守旧势力所窃笑。此事的联络执行人为抚院的主幕、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现在保留下来的他们之间的几封通信，可以使我们大体了解事情的经过及其影响。唐才常给欧阳中鹄的信，是在听了种种传闻并读到老师的一封信之后写的，其中说：
昨读赐七丈函，言及前日呈札记一则，甚为骇异。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焕彬为总教习。种种伪言，皆云出自中峰。韩、欧、叶三君闻之，即愤然欲去，经受业再三挽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
至中丞调阅札记，乃陈、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收齐后，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悦，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来谕云“分教等惶遽无措，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果谁见之？而谁闻之？（其中涂改处，韩树园极多，即卓如亦常有之。岂受业能竭一夜之力通行涂改乎！）若中丞诘责奎垣，奎垣何以不向秉三及受业说？而惟终日吃闷葫芦耶？容俟奎垣来湘时，当以不告之罪责之。
这是信的开头部分，后面很大篇幅谈及对康有为“素王改制”说的看法，因为如何看待康有为其人其说，是湖南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显然有人指责唐才常依附康门、对康五体投地等，所以他在信中辩驳道：“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若谓依附某学门墙，逐微名微利，则受业去年即与蔡劭安订明达学堂之约，又瞿子玖侍郎亦因张缉光函请受业入幕，并非无吃饭所者；只以卓如勤恳付托，未忍背之。”末署“戊戌初六灯下”，可知是四月初六，故中有“三月即有所闻”字样。
信中透漏出三月份守旧势力已经对时务学堂作了诸多攻击，致使韩文举、欧矩甲、叶觉迈三位分教席想愤而辞职。对所谓“临时加批”一事，唐才常态度强硬，力辩其无。但作为时务学堂日常工作的主事者，唐才常觉得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伤害。
谭嗣同给欧阳中鹄的信也是为是否“临时加批”一事作诉辩，他写道：
夫子大人钧座：昨趋谒，有怀欲陈，适龙、沈诸君到，故默然而去。顷奉详论，谨悉。得此正好力为雪清此谤，惟学堂事则有传闻不确者。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惶遽无措，问计秉三，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惶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秉三及分教虽不勇猛，当不至此，此嗣同可代为抗辩者也。手此，恭叩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
谭嗣同的抗辩是据理而不是举证，其实唐才常也是反问：如果确有“临时加批”的事，那么谁看见了？听谁说的？至于到底有没有此事，陈宝箴、欧阳中鹄心里最清楚，只不过面对谭、唐的强硬辩难，他们不肯深究到底罢了。
欧阳中鹄告诉两位弟子：“惟前此外侮实多，中丞与伯严为诸君子却四方之敌，昕夕不遑，实劳且苦。至调取札记，乃自加检点，备预不虞，有不得不急救正者。”这是说，陈宝箴这次调取札记是处于不得已，是在外部压力（“外侮实多”）之下而采取的一个“自检点”行动。但结果与愿望相反，不仅不能缓解压力，反而给攻击者以口实，且引起改革派内部的矛盾。
第十件事，由《醒世歌》引起的皮锡瑞和叶德辉的争论。戊戌年三月十六日，《湘报》第二十七号刊出皮锡瑞的公子皮嘉祐写的一首“醒世歌”，歌词中有“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在中央谁四旁”的句子。叶德辉大不以为然，写信给皮锡瑞予以辩驳，且大肆攻讦新政：“今以湘事论，勿问其他，讲学托名于开民智、伸民权，则试问今日之民，谁肯居于不智？又试问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权？况所讲之学，为康有为之学乎。”又说：“居恒与友人戏谈云，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搅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皮回信反辩，叶又以长信驳难；皮再回答，叶又续辩。两个人爆发了一场大争论。
叶的目的是想逼皮锡瑞离开南学会，回到江西去任教。对此一用心叶德辉直言不讳，说：“前函胪举近日之议公谤公者，将以觇公去就之心，破公依违之见。言之过激，不觉杂以诙谐，然本意无他，不过欲公之去而已。”皮锡瑞是南学会讲论会会长，是不可或缺的台柱子，如果皮锡瑞离开，对南学会的维持和开展影响甚大。皮和叶本来素有交谊，但他完全不能接受叶的反对新政的态度，因此答复叶的信措辞也相当激烈。他说：
文人常相轻，学人每争学派。湘人尤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湘人结习，本不足怪。至作联语丑诋，尤属无赖所为。公昔与江学使往来，不得志于场屋之人，作联语诋公，有“叶麻”云云，弟尝为公辨，必无受贿荐人之事，即有举荐，亦是爱才，不是爱财。此等妄言，不值一笑，故并未尝为公言之。今人诋弟，犹昔诋公。呼我为马者，应之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为牛，牛皮马皮，有何辨焉。鹿泉办事之人，未曾开口，而人亦诋之。是诋人者并非因讲学不，不过要人一切不办，坐以待毙而已。
皮锡瑞此信写于戊戌年四月初三日，他已经决定离开湖南，所以信的末尾写道：“弟有江右之行，讲学属之宣翘，宣翘与公旧交，学识胜弟十倍，当不至如弟不善讲论，受人讥评也。”
皮锡瑞是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人，1864年（十五岁）考中秀才，1882年（三十三岁）成为举人，但此后四赴春闱，皆不中第。尝就读长沙城南书院，为山长何绍基所赏识。1892年被江西经训书院聘为讲席，至1897年又续聘。但江西不开化，因此他宁可留在湖南参与新政。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念江西的乡谊，颇愿皮锡瑞回江西，使经训书院在改革潮流之下也获得相当的发展。因此皮锡瑞的“江右之行”，倒也不全是叶德辉等人的迫压，他本人及义宁父子均有此初衷。只是对湖南新政而言，实为一大损失，同时称了一心想搞垮南学会的湖南守旧势力的心愿。
三、守旧势力大举进攻
湖南的守旧势力因上述十件大事而受到鼓舞，他们认为放开手脚对新政大举进攻的时候到了。于是，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等写信给院长王先谦，直称湖南维新诸人士为“无父无君之乱党”，要求王作为名流领袖不应再缄默不言，否则将“上负君国，下误苍生”。下面是此信的全文：
夫子大人钧座：窃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研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湘报》刊浏阳谭嗣同之言曰，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奥，昌明正学。其徒梁孝廉，克肩巨任，一洒俗儒破碎拘挛之陋，而追先圣微言大义之遗，吾湘人士闻风兴起，怀德慕思云云。吾不知康所探者何道，而谭所怀者果何德也。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
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
夫时务学堂之设，所以培植年幼英才，俾兼通中西实学，储备国家之用。煌煌谕旨，未闻令民有权也，教人平等也。即中丞设学之意，亦未尝欲湘民自为风气，别开一君民共治之规模也。朝廷官长不言，而诸人以此为教，则是藉讲求时务，行其邪说耳。夫合中西为学堂，原欲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西学，自有教习，订立规模，与中学不相涉也。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径也。而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且若辈之言，曰教自我立，无待彼兴，西人一来，双手奉献，彼必不肯惨施杀戮。又曰今日教学诸人，即是兴朝佐命。果尔，今之为学堂学会，非徇警路人之木铎，直吹散子弟之楚歌。朝廷诰谕频仍，大吏多方筹划，而以成就如许无父无君之乱党，果何为哉！窃谓各省奉旨开设学堂，本系美举。我省人士闻风振兴，今择师一不慎，不以立学，转以败学，名为培才，实则丧才，天下受益，我省受害，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不仅一时一事而已。
中丞公事繁多，或未检察及此。夫子名流领袖，若再缄默不言，上负君国，下误苍生，问心何以自解。务祈函达中丞，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另聘品学兼优者为教习，我省幸甚，学校幸甚。梁启超等所批学堂课艺、日记，或出手书，或系刻本，或近日改刊，皆有悖乱实据，不可磨灭。加以案语，摘录呈电，俾知其人其说，难以姑容。迫不得已而为之，非好事也。受业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刘翊忠、欧阳鹏、朱应湘、吴泽、彭祖尧等同禀。
宾等此信态度强硬，明确要求王先谦出面，向巡抚陈宝箴提出书面报告，敦请辞退梁启超，整顿时务学堂。而且把时务学堂的课艺批、日记批，经过整理、摘编，加上按语，共十九条，呈送给王先谦。这是第一次在书面文字中被作为“罪证”系统引用。
另有王猷焌者，也上书王先谦，恳请祭酒出山：“我夫子为当代巨绅，斯文宗匠，竟始终缄默不置一词，似于维持风化之道不无遗憾。受业忝列门下，不敢不贡其忱悃。伏望我夫子婉商抚宪，另聘名儒主讲时务学堂，并斥逐党附伪学诸人，以端学术而正人心，不胜祷盼之至。”
王先谦看到梁启超、韩文举等写的课艺批和日记批之后，认为有了确凿不移的证据，已到了公开表态之时，因此便联络叶德辉、刘凤苞、张祖同等人，向巡抚衙门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公呈，这就是晚清维新史上有名的湖南《湘绅公呈》：
为学堂关系紧要，公恳主持廓清，以端教术而挽敝习事：窃为政先定民志，立学首正人心，损益乃百世可知，纲常实千古不易。湘省风气醇朴，人怀忠义，惟见闻稍陋，学愧兼通。上年开设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兴起。乃中学教习、广东举人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平权之说，转相授受。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底，兼采西学之长，堂中所聘西学教习李维格等，一切规模，俱属妥善。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缒幽。
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今皮锡瑞不为珂里所容，樊锥复为邵阳所逐，足见人心不死，率土皆同。
从前士绅公议，拟俟梁启超此次来湘，禀请钧夺。昨闻其留京差委，学堂自必另聘教习。窃以为本源不清，事奚由治。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既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学校幸甚，大局幸甚。绅等迫不得已，冒渎威严，惟祈格外鉴谅。上呈。
在《湘绅公呈》上具名者共十人，王先谦为前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山长、前江苏学政（同治四年进士），叶德辉为吏部主事（光绪十八年进士），刘凤苞为前云南补用道（同治四年进士），张祖同为候选郎中（同治七年进士）；此外还有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光绪十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汪概（光绪六年进士）、工部郎中蔡枚功（光绪六年进士）、工部主事郑祖焕（光绪九年进士）、前宁夏知府黄自元（同治七年进士）、前华容县教谕严家鬯，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湖南绅士。其所提要求，是把包括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在内的所有“主张异说之人”全部屏退。
《湘绅公呈》不啻为湖南守旧势力反对新政的宣言书，而由于有王先谦带头具名，使《湘绅公呈》的影响力尤其巨大。这位参与创办时务学堂的王祭酒，从此便成了与陈宝箴与新政作对的头号发言人。他是真正的主帅，叶德辉只不过是先锋而已。在王先谦和《湘绅公呈》的影响之下，岳麓、求忠、城南三所书院的学生，也受守旧士绅指使行动起来，他们针对时务学堂的学约，另行制定了宗旨相反的《湘省学约》，其中写道：
自新会梁启超来湘为学堂总教习，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识之徒，翕然从之。其始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易。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见于学堂评语、学会讲义及《湘报》、《湘学报》者，不胜偻指。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韩昌黎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今与吾湘人士约，屏黜异说，无许再行扬播，煽惑人心。其被诱误从者，均宜悔改，尚其严身心义利之界，晰古今政学之精，究国家利病之原，探东西艺能之蕴，共相砥砺，期于有成。
然后进而提出七点主张：一、正心术；二、核名实；三、尊圣教；四、辟异端；五、务实学；六、辨文体；七、端士习。也就是把新政举措全部取消。草稿中原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的语句，王先谦顾及后果，提笔删除了。因《学约》前后均不见署名，学政徐仁铸怪而责问长沙洪教谕，欲查明谁是主笔者；洪询问王先谦，王的态度十分强硬，说如果“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罪弟一人可也”。
而在此之前，邵阳士绅在苏舆的策动下发表文告，将邵阳南学分会会长、《开诚篇》和《发锢篇》作者樊锥驱逐出境。其文告曰：“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刊刻逐条，四处张贴，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邵阳并无异论。特此告白。”同时对南学会邵阳分会章程，及樊锥《开诚篇》一文所谓“悖谬者”，逐一摘条，加按语予以批驳。此可见湖南人的性格，诚如梁任公所说，湖南真维新人士固多，真守旧人士也多，而且无论维新和守旧，都把事情做到极致。
四、陈宝箴的策略
湖南守旧势力因为有王先谦牵头，气焰十分高涨。戊戌年四五月份以后，已使新政处于停顿状态，而新政的领导者陈宝箴的处境，已陷于极端困难之中。他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例如调阅札记“自加检点”，以天热为由停止南学会的讲演，以及打算把《湘报》改名为《湘会报》、迁报馆到学会等。
对此，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秉三欲将报馆移到学会，且拟改名《湘会报》。鹿泉云：‘移到学会，则封报馆并学会亦封矣，加一字有何益处？岂欲学会为分谤耶？’予谓欲更名，俟封后再开更名不迟。熊气馁，谭不来，大局恐翻，如卓如来，或能壮胆。嘱鹿泉此间局面随时告之。”这段记载真实反映出维新人士在守旧势力大举进攻面前的慌乱无奈的情形。其中“大局恐翻”四字最可注意。这是四月十五日皮锡瑞离开湖南的前几天所记，所以有嘱托鹿泉随时通告湖南情况的话。皮锡瑞的命运其实与湖南的维新运动的命运相始终。
皮锡瑞离开湖南不久，陈宝箴又采取了一项措施，即撤销了熊希龄的时务学堂总理的职务，而以黄遵宪代之。熊希龄是湖南新政的骨干，言论虽不见激进，行动却非常坚决。当《湘绅公呈》公布之后，他鉴于守旧势力千方百计想整顿时务学堂，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整顿通省书院。他五月二十六日（1898年7月14日）与黄膺等上书陈宝箴，提出定教法、端师范、裁乾修、定期限、勤功课、严监院、速变通七项主张。其中第一项写道：“现在科举初变，风气初开，民间兴学，毫无条理，所延山长，仅传一家之言，适开攻击之的。”矛头无疑指向了岳麓山长王先谦祭酒。意思是说，如果需要整顿的话，不应该只是整顿时务学堂，岳麓、城南、求忠等湖南重点书院，积弊尤深，更应该整顿。
但陈宝箴考虑到当时的微妙形势，没有正面呼应熊希龄的反击建言，而是借批复熊书的机会，申明自己对时务学堂课艺批、对《湘绅公呈》的态度。陈宝箴五月三十日对熊等的上书所作批复如下：
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后选训导戴德诚等呈通省书院积弊太深，由于山长无人，恳请遵旨加以整顿，以作育人才事，批：据禀所拟整顿书院六条，规模条理大略粗具。所言通省书院应行因革损益之宜，亦自言之成理。至称所延山长仅传一家之言，适开攻击之的，由于在上者无教法章程以树之则，等语，此实书院通弊，本部院亦实不无疚心。大抵书院专习时文，时文既敝，书院亦因之而敝。高才宿学，遂多不措意于此，此亦理势之所必然。然上年创设时务学堂兼讲中西之学，总教习所定章程，明通正大，刊刻传布，无人指以为非，亦无异端之谤。乃自梁总教去后，中学物论繁兴，本部院始渐有所闻，因委盐道总理其事，藉资整饬，旋复购得坊刻课艺文批，大为骇怪，已而审非学堂所刻。又闻熊庶常曾有毁板之事，复檄总理黄道严行查禁。一月以来，极为学堂一事弹心整顿，并非知而不为。及本月二十二日接省城书院诸院长暨绅士数人公呈，并附呈院中诸生公函及钞呈手折，请整顿时务学堂。以事属已行，不复批答。且院长分属宾师，未便以官事常格相加，乃函复。后于二十五日又接该绅等公呈，请整顿通省书院。虽为应有之义，惟现既奉旨饬查省会及各府、厅、州、县书院，自应恭候谕旨，或有颁发通行章程，始可钦遵办理。该绅等于各书院院长诸人具呈指斥学堂之后，甫及三日即有此呈，且昨日戴绅德诚来见，面称近日门户攻击之风甚盛，倘有人以德诚名并列具呈，请置弗论等语。及是日接收此呈，即有戴绅联名，且其弟展诚亦皆列名呈首。因复细加察阅，其中指斥诋诽之词虽属泛论，若甚有不平之意者，然且于递呈次日，即刊入《湘报》，诚难保非传闻误会，怀挟意见，互相攻讦，有如戴绅德诚所云者。前次钦奉上谕，深以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为戒。湘人素怀忠义，当兹时局艰危，皇上变通学校，锐意振兴，正当各矢血诚，同心仰体，凛同舟遇风之义，图阋墙御侮之功，善则相劝，过则相规，以期有为必成，不至为德不卒，庶几培养贤俊，上副旁求，即以藉图报称。若或互相倾轧，同室操戈，徒以快一时之意，从此自重之士于桑梓振作之务必致不敢预闻，他时及溺之嗟，虽悔胡及？且该绅等平日所自期许者，将居何等耶？本部院行能无似，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治众，复不度德量力，好为苟难，区区之怀，终恐付之流水。闭阖内省，疚何如之！《语》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又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愿与诸君子交勉之而已。批复。
熊书中说的“所延山长仅传一家之言，适开攻击之的”，陈宝箴颇有同感，因此批复认为这是“书院通弊”，并引申说“大抵书院专习时文，时文既敝，书院亦因之而敝。高才宿学遂多不措意于此，此亦理势之所必然”。并不以其锋芒所向为忌讳，仍然给予认同。
对时务学堂遭攻击一事，陈宝箴表示不可理解，因为总教习梁启超“所定章程，明通正大”，没有人认为是“异端”，到梁总教走后才“物论繁兴”。对坊刻时务学堂的课艺批，他感到“大为骇怪”，审核之后，知道不是学堂所刻，因此问题就小了一些。但听说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有毁板之事”，便决定严查，开始了对时务学堂的整顿。王先谦等的《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陈宝箴回答说，近一个月以来一直在整顿。对熊希龄等提出的整顿通省书院的要求，陈宝箴未予同意，他劝双方“善则相劝，过则相规”，而不要互相倾轧，免得后悔无及。
可以想象，这是陈宝箴在当时的情势下唯一可能采取的态度。
本来戊戌年的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二十五日，由于徐仁铸的父亲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上谕“湖南盐法长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徐致靖保荐的还有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湖南的改革人士一定认为是一个好消息。可是两天以后，“明定国是”诏的起草人、积极推进改革的户部尚书翁同龢被开缺遣送常熟老家，同时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而且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都须到皇太后那里谢恩。那么这后面的三条消息，又足以让湖南改革人士的笑容收敛起来。
陈宝箴的处境并没有因为“明定国是”诏书的颁发而有多大改善。相反，守旧势力攻击新政的几颗重磅炸弹如《湘绅公呈》、《湘省学约》等，都是在光绪帝发表“明定国是诏”之后。这使他愈益感受到了改革的阻力和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除调阅札记一事他怀疑熊希龄等可能改过札记及毁板，因而颇不满意，陈宝箴对即使激进的改革人士，从来未给予正面批评。面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一个人挺身担负。
他的另一策略，是加强了与朝廷的联系，想趁光绪皇帝锐意改革的时刻尽可能多所建言，以使全国的变革获得实效。因此四月二十六、五月二十七、六月十八、七月二十六，连续五折专奏（四月二十六日一天两折），都是关于变法维新的内容。他甚至“不避出位之嫌”，大胆地提出兴事、练兵、筹款的新方略，所陈述之理由极为痛切：
以今日大势言之，一败之后，无一队战舰，无数大枝劲旅，而晏然于群雄角力之时，地球无此一国，有之未有能苟存者。中日战事以后，海军既熸，陆师亦撤遣殆尽。向来中国士卒，惟以胆力制胜，榜人耕夫，皆能杀敌致果，故仓促可以陈师。今则船械迥殊，非素练不堪用。而自有二百兆赔款以来，百端皆废，鉴前此养兵之无用，而不能更储有用之兵。束手坐困，为外人之所蔑视，未有甚于此时者。胶湾之事，覆辙相寻，割地赔款，安有已时。尤恐将无筹款之地。且使内地不逞之徒，辍耕陇上者，亦将睥睨太息而无忌也。事势至此，能不寒心。此微臣所以痛愤填膺而不能已于言者也。窃惟天下非常之变，必有度外之举，以拟其后。今日之赔款练兵，仅制节谨度综合操切之方所能济也。臣以忧愤所积，日夜念此，怀不能忘。
练兵既如此迫切，款项何来？陈宝箴认为应从铁路和矿物两项入手，采取与洋人“共办”或“合股”的办法，也就是成立中外合资公司。陈宝箴主张，“共办”则由我方掌握利权，合股则“我六彼四”，我方控制股权。这是兴事之策。至于建立舰队、操练海军，陈宝箴认为不妨向外国借购雷艇战船，而款项则通过“加洋税”（外筹）、“均民捐”（内筹）的途径得以解决。
另一折是向朝廷荐举人才，具列名单共十七员，其中包括杨锐、刘光第、杨枢等维新人士。对杨锐的考语是：“才学淹通，志性端谨；切究当世之务，绝无浮夸之习。”刘光第的考语为：“器识宏远，廉正有为。”这一保荐为后来埋下了祸根。他荐举之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激进派，由此可知陈宝箴当时的思想动向。照说他最该保荐的应该是黄遵宪，可是他没有保荐。他采取的是小心翼翼的态度。陈三立也是如此，皮锡瑞回江西前向陈三立辞行，已看出其“胆太不壮”。
而对康有为，陈宝箴曾于戊戌年三月十一日保送考试特科人员时，将康也列入了名单之中。此可见陈宝箴开始时对康有为一定程度的支持态度。但支持不等于无所保留。所以在五月二十七日之专奏中，加了一段补充说明：“前于三月十一日单内开列之工部主事康有为，现已奉旨特派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改章之始，一切资其经理。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员免其调考，俾得尽心职事。臣于该员素无一面之雅，徒观其所著论说，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
康有为在湖南是守旧人士集中攻击的对象，在全国也是众矢之的，陈宝箴这里所作的“补充说明”，主要是为自己占地步。虽然“明定国是”诏是听了康有为的意见，而且在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破天荒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但并没有真正重用康有为（只象征性的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即一般的办事员）。何况五月二十日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的奏折已经出笼，陈宝箴明白，围绕康有为的争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日益加剧之中。
正是在此一背景之下，陈宝箴于六月十八日上了一道“为请旨厘正学术，以期造就人才，维持风教”的专折，系统阐述对康有为的学品与人格的看法，几乎相当于一篇学术史问题的专论，尽管篇幅稍长了些，笔者也不愿舍弃而不与读我文者共赏：
臣尝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才，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者。臣以为士有负俗之累而成功名，亦有高世之行而弋虚誉，毁誉不足定人，古今一致。近来屡传康有为在京呈请代奏折稿，识略既多超卓，议论亦颇宏通，于古今治乱之源，中西政教之大，类能苦心探讨，阐发详尽，而意气激昂慷慨，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似不可谓非一时奇士。
意其所以召毁之由，或即其生平才性之纵横，志气之激烈有以致之，及徐考其所以然，则皆由于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此书大指推本《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近今倡此说者为四川廖平，而康有为益为之推衍考证。其始滥觞于嘉道，一二说经之士，专守西汉经师之传，而以东汉后出者概目为刘歆伪造，此犹自来经生门户之习。
逮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而中国自周秦以来，政教分途，虽以贤于尧舜生民未有之孔子，而道不行于当时，泽不被于后世，君相尊而师儒贱，威力盛而道教衰，是以国异政，家殊俗，士懦民愚，虽以嬴政杨广之暴戾，可以无道行之，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者不可同语。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而不知圣人之大德配天，圣人之大宝曰位，故曰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欧洲教皇之徒，其后以横行各国，激成兵祸战争至数十年，而其势已替，及政学兴，格致盛而其教益衰，今之仅存而不费者，亦如中国之僧道而已。
当康有为年少时，其所见译出西书有限，或未深究教主之害，与其流极所至。其著为此书，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改制》一编，遂为举世所忿疾，其指斥尤厉者拟为孟氏之辟杨墨，而康有为首为众矢之的，非无自而然也。第臣观近日所传康有为呈请代进所辑《彼德政变记》折稿，独取君权最重之国以相拟议，以此窥其生平主张民权，或非定论。独所撰《改制》一书传播已久，其徒又类多英俊好奇之士，奉为学派，自成风气。即如现办译书局事务举人梁启超，经臣于上年聘为湖南学堂教习，以尝受学康有为之门，初亦兼引师说，经其乡人盐法道黄遵宪规之，谓何乃以康之短自蔽，嗣是乃渐知去取。若其他才智不逮，诚恐囿于一隅之论，更因物议以相忿竞，有如四月二十三日谕旨所谓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者，诚可痛也。
自古畸人才士，感事伤时，嫉悒痛愤，其所述作每多偏诐不平之弊，及其出为世用，更事渐多，学亦日进，因而自悔少作者不一。其人好学近智，知耻近勇，有独至之气者必有过人之长。我皇上陶铸群伦，兼收博采，康有为可用之才，敢言之气，已邀圣明洞鉴。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氏之谔谔。谓宜比之狂简，造就而裁成之，可否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其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既因以正误息争，亦藉可知非进德，且使其平日从游之徒，不至咮咮然胶守成说，误于歧趋。于皇上变通学校，转移人才之至意，亦可以风示朝野矣。如康有为面从心违，以欺蒙为搪塞，则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之流，将焉用之？窃揣康有为必不至此。臣为厘正学术，以期造就人才、维持风教起见，仅专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陈宝箴此折对康有为学术思想的源流辨析甚详，尤其对康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的内容和精神旨归作了批判分析，指出其以孔子为教主、比附于欧洲的教皇的观点并不恰当；而其现实影响所至，则兴起了民权平等之说，甚至有的走得更远，“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以至于使康有为“为举世所愤疾”。因此陈宝箴建议光绪皇帝“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将其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但对康本人，陈宝箴赞词颇多，认为是一位识略超卓、议论宏通，“于古今治乱之源，中西政教之大，类能苦心探讨阐发详尽，而意气激昂慷慨，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的“一时奇士”。这评价不算低了。至于康有为招毁的原由，陈宝箴说是才性纵横、志气激烈所至，并说：“士有负俗之累而成功名，亦有高世之行而弋虚誉，毁誉不足定人，古今一致。”又说：“其人好学近智，知耻近勇，有独至之气者，必有过人之长”、“千人之诺诺，不如一氏之谔谔”等。须知，这是何等明通达理的看法。
陈宝箴这道奏折的另一可注意之点，是在讲康有为的同时，还煞费苦心地为梁启超作了有力的辩护。他说：“其徒又类多英俊好奇之士，奉为学派，自成风气。即如现办译书局事务举人梁启超，经臣于上年聘为湖南学堂教习，以尝受学康有为之门，初亦兼引师说，经其乡人盐法道黄遵宪规之，谓何乃以康之短自蔽，嗣是乃渐知去取。”极言梁虽是康门弟子，但经过提醒，已和乃师有所不同。至此，我敢说，陈宝箴对参与湖南新政的改革派人士，包括激进者，是竭力给以保护的，而不是相反。这封奏折，固然是自占地步，对聘请梁任公主讲时务学堂一事，只称作“聘为湖南学堂”而省去“时务”二字，不谓不煞费苦心；但同时又是为梁启超辩，也为康有为辩，其用意亦至为明显。
尽管他的本意雅不愿湖南的改革走向过于激烈的方向。后来康有为《我史》记戊戌年六月份事，提到：“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荐我而攻《改制考》，上留中。”说明康对陈宝箴的心曲亦非不了解。
五、陈宝箴和王先谦的对阵
陈宝箴本来希望在撤销熊希龄时务学堂的总理职务、南学会停讲之后，湖南两派势力之间的争斗会有所缓解；结果事与愿违，王先谦等守旧势力并未因陈宝箴的妥协和调整而停止进攻。《湘绅公呈》发表后，陈宝箴曾拜访王先谦，甚至谈到《湘报》可以停刊。当然后来没有停刊，只是加强了审查。王先谦因此写信给陈宝箴，说：“报馆一事，前面谈时，尊意拟即停止，后晤少穆，知系暂停，复启将牌示馆门，非经钧览，不准付刊，立法至善……然值熊君决裂之余，众口不平，转以报馆为多事，官评舆诵，莫不以停止为宜。论湘中之政务，去之无害，而颇有益；论台端之名望，行之无加，而或有损。”等于逼迫陈宝箴必须将《湘报》停刊而后已。
陈宝箴的“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也曾送给王先谦过目，王不赞成陈宝箴对康有为的回护，主张不留“祸本”。他再次写信给陈宝箴说：“日昨惠顾畅谈，至为快慰。赐读请毁《孔子改制考》书版疏稿，于厘正学术之中，仍寓保全人才之意。甚善！甚善！但康有为心迹悖乱，人所共知，粤中死党，护之甚力，情状亦殊叵测。若辈假西学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北胡南粤（越），本其蓄念。玉步未改，而有仇视君上之心。充其伎俩，何所不至。吾公盛德君子也，如康因此疏瓦全，不可谓非厚幸。但恐留此祸本，终成厉阶，有伤知人之明，或为大名之累。如先谦者，激扬有志，旌别无权，远师苏氏之辨奸，近法许公之忌恶，所谓在官在野，各行其志。我公得毋笑为愚拙罕通乎？大稿敬缴，余容续罄。”这无疑让陈宝箴碰了一个软钉子。但陈宝箴对王先谦的观点作了有说服力的反驳，不仅没有妥协，反而进一步为康有为辩，重申康有为之能言敢言为至属难能。他在回复王先谦的信里写道：
祷雨不应，惶迫万端。台从鉴其闭阖待罪之隐，复枉过门，弥深愧感。辱书具仰至爱。第区区之意，以谓今日之以康有为为悖乱、为祸本者，当不乏人。闻自许大司寇外，弹章已十数上。而皇上顾赐之召对，不加诛戮，而用之总署。岂不以其无悖乱之迹，而所陈皆勤勤君国之言，且有为内外诸臣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耶？
康有为之徒，不乏才隽，要皆以为依归，与其使为北胡南越之用，何如使为我中国之用？叛则征之，服则舍之，固王者之大公。况叛迹未形，而可驱之使叛乎？前日面谈，谓投诚者尚可收之为用，即孟子“归斯受之”之指。而必毁其书者，以为其宗旨所在。乌喙去毒，而用之得当，则可以愈疾耳。程子我辈激成之言，与老泉辨奸之论，孰得孰失，此有气数存焉。进言者，惟期此心，先可自问。知我罪我，可以弗计。然盛意则良友执谊，不敢忘也。
我们从此信可以看到陈宝箴学术和政治观点的坚定性，他守己见，而绝不迎合对手。“叛迹未形，而可驱之使叛乎？”右铭自然是对的，因为预设的嫌疑，不能当做真正的罪证。“此有气数存焉”六字，更具历史的辩证的思考。这是陈宝箴和王先谦的第一个回合的对阵，可以说是打成平手。
第二个回合的对阵，关涉的问题比较严重。戊戌年的六月下旬左右，湖南省城流传一份匿名揭帖，将前者宾凤阳等致王先谦的信添加秽语，中有“学堂教习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等诬词。为此，时务学堂生员向抚院提出正式禀词，要求提宾凤阳等到案，严加追究。陈宝箴看到禀词及所附揭帖，极为震怒，立即写下长篇批语，要求布政司和长沙府彻底根究，严加惩办。陈宝箴的批语写道：
据禀并抄粘揭帖，所刊宾凤阳等上王院长禀函，殊深诧异。查本年五月间，岳麓王院长等，以“学堂关系紧要，公恳主持，以端学术，而挽敝习”等词，具呈到院，并附宾凤阳等呈王院长函禀各件。本部院查阅宾凤阳原函，只有指斥教习诸人学术宗旨之语，尚无格外污蔑之词。兹阅该学生等抄粘此函，丑诋污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愤。此等伎俩，阅者无不共见其肺肝。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处于下流败类，为众论所不耻耳。又查揭帖所称“不解这班禽兽及学堂诸人，自命豪杰，至阴为此禽兽之行”数语，鄙俚恶劣，有如梦呓狂吠，为前次王院长附来宾凤阳等原函所无。是否宾凤阳等自行删去，殆刊布揭帖时，始行增入？抑或另有痞徒，假托掺杂？揭帖传播已久，宾凤阳等岂无见闻？如果系为人假托妄增，自应早为辩白，以自明其不为此市井无赖之行。乃竟嘿无一言，听其流播，是诚何心！此等飞诬揭帖，原于被谤之教习与肄业诸生，毫无所损。惟其意专欲谣散学堂，阻挠新政，既显悖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极堪痛恨！仰总理学堂事务布政司，迅饬长沙府查明宾凤阳等，系何学生员，立传到司，彻底根究。究竟出自何人，刊于何时何地，务得确情禀复，严加惩办，以挽浇风，而端士习。切切。仍候学院批示。
就笔者见到的陈宝箴的文字，很少像此批这样充满了愤怒的火药味道。“下流败类”、“梦呓狂吠”、“极堪痛恨”一类极端词语，一泻而下。如不是盛怒无状，已是六十有八的右铭，断不至此。而且指出攻诬者的目的，是要“谣散学堂，阻挠新政”，非常合适、不事夸张地给对方戴上了“阻挠新政”的政治罪名的帽子。
陈宝箴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下流的谣言所激怒，同时也不无另外的缘由。这就是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在一道谕旨里，表彰了陈宝箴在湖南推行的改革，称：“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颇有要惩处阻挠改革者之意。时务学堂学生禀词就援引了此道上谕，企图给守旧势力施加压力。所以陈宝箴的抚院批语用了“阻挠新政”一词，并立即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决心对揭帖制造者严加惩办。
王先谦得知此事之后，颇为紧张，第三次写信给陈宝箴，力为宾凤阳辩护，说他敢保证必不是宾凤阳所为。但信的结尾，精神气象大为下降：“若使宾凤阳等以上书先谦与先谦呈书台端之故，而令宾凤阳等身受讼累，先谦复何颜面以对书院诸生？幸宏解网之仁，收回成命，亦为先谦稍留余地也。”语意之间不无可怜情状。最后甚至还抛出了身体欠佳的哀兵之计，写道：“先谦孱躯善病，近复加剧。主讲之任，非复能胜。谨即告退，希择名师，以完残局。幸甚。”王等守旧势力对前段的进攻未免过于忘形，故在皇帝谕旨之后，面对态度变得强硬的陈宝箴，不自觉地略带颓唐。然则亦绝非示弱，所以又以辞却岳麓书院主讲一职相要挟。
陈宝箴得王先谦信后，又作了回复，从道理和事实两方面反驳王先谦的看法，使王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陈信写道：
奉展惠书，至为惶悚。细绎词意，似台端于学堂公呈批语，有未尽察者，敢以毕陈左右。
弟前月偶闻人述揭帖一事，云有人与岳麓肄业生谈及，此生旋由书院携一纸未经粘帖者予之，中有宾某上院长及陈某致欧阳节吾两函；其宾某函，丑诋不堪，然未质言其若何丑诋也。欧阳节吾来省，言其乡涂舜臣曾见宾函，有不可出口等语。及前日至贡院考试，收到学堂公呈，则宾凤阳一函在焉。阅至丑诋之词，其刻毒诚令人痛恨，而其语则为公交来原函所无。因于批词特地标出，以见饬司查传根究者，乃因揭帖之刊有此函，非因院长之交有此函而传之也。此中界限分明，较然明白，与台端绝无干涉，似无因以此为罪也。
书院诸生，贤否不一，立雪候门与操戈入室者，固皆有之，此台端与弟所共知也。宾凤阳等之品学皆端，固未尝闻台端言之，实所不悉。其揭帖中语，是否为人假托羼入，不能无疑，而亦不能遽定。但以理度之，如果为人假托，宾凤阳等如果品学皆端，见此等市井下流声口，俨然指为己出，必且面赤背汗，赧然不安，即不虑受谤者与之为难，亦当思亟为辨别，有以自处，顾何以嘿无一言？
省城之有无张贴，弟虽不能尽知，然早闻前月以来，得此帖者甚多，亦有编订成帙者。且书院既有此帖与人，宾凤阳等未必讫无闻见。闻宾凤阳系书院斋长，即未列名，亦应向之根究。既未辨白，又有主名，批令总理学堂之藩司查传根究，自为事理所应有，不得为过。且云究竟出自何人，务得确情，其非竟指为宾凤阳等所为可知，然不能不从宾凤阳等推究。
诸生被控，似非不可传问，如果无过，亦自可以辨明。且藩司非听讼之地，传又非拘拿可比，批语中亦无讯字。至于词气不类，固可一览而知。然人情变幻百出，亦何不可有意为之？此又人情所恒有，而不得谓为推求之过当。想台端易地而处，亦未必谓有此一节，遂足以资折服也。若谓为学堂诸生所自为，以图报复，而自污至此，此则弟之愚蒙，所不能逆亿，抑且有不忍逆亿者。以此咎弟，咎实难辞，先生但观过知仁可矣。总之，批词既明明与院长无涉，即更无地步可留。至台端之不袒生徒，而裁之以义，则固屡有明征。爱人以德，不以姑息，又诸生之所共喻。但期不至有司之无理摧折，坐视不为一言则已耳。辞馆之说，恐非义之所安也。恃叨知爱，辄用缕。
陈宝箴此函的措辞严肃冷静而不让分毫，可以看做是湖南两派势力发生撞击以来，主张新政的湖南巡抚第一次向守旧势力给以反击。
鉴于王先谦竭力保护肇事者宾凤阳，陈宝箴不客气地说：“书院诸生，贤否不一，立雪候门与操戈入室者，固皆有之，此台端与弟所共知也。宾凤阳等之品学皆端，固未尝闻台端言之，实所不悉。”意谓你说宾凤阳好，但我从未听你说过，究竟是否如来信所说那样好，我实在无从知道。如果宾真的品学皆端，看到揭帖中假自己名义的市井下流语言，而又确不是自己所为，应该脸红应该汗颜，应该站出来剖白，何以一声不吭？针对王先谦信中说的揭帖可能是时务学堂学生所自为，陈宝箴说，这是他不能想象的事，他也不忍作这种想象。实际上对王的说法表示鄙夷。至于王以辞馆相要挟，陈宝箴说，这样做恐怕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王先谦接到陈宝箴的上述信件，又写《四致陈中丞》，已无多少实际内容，只强词夺理地说：“台端之逆亿，不忍施之学堂，何忍加之书院？”对学政徐仁铸批示要求的各学官应“传谕各士，确切查明宾凤阳等，系何学生员，立传询究”，王先谦向陈宝箴汇报说，已经传集诸生，但宾凤阳不在，他回了衡山老家。实际上是这位王益吾祭酒设法把当事人保护了起来。关于辞馆一事，王先谦说是因为“近日多病”，而不是由于宾凤阳的事个人有什么意见。陈宝箴无意继续和王先谦争论下去，于是复信给王说：“手示敬悉，论议往还，彼此皆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公之不袒书院诸生，弟所深悉；弟之不袒学堂，独不蒙见谅。则弟平日素行，不足见信于君子，非目前之咎也。虽然国家事势如此，我辈尚以口齿微嫌，龂龂不已耶？盐道另函，想仍辞馆。前说湘中物望在公，弟亦忝长群僚。公如朝辞岳麓，弟亦夕去湖湘矣。公非恋馆，弟亦非恋官。臭味之同，可不言而喻也。请释戈解甲，容再负荆，何如？”颇有牢骚而不耐烦的情绪，意即我们不要这样争来争去了（“释戈解甲”），如果你一定辞馆，那么我就辞官，如是而已。
这一次陈王对阵，王处于下风。据王先谦《自定年谱》记载：“旋由时务学堂学生呈控宾凤阳等匿名揭帖诬蔑伊等，就宾等元禀添砌多语，抚、学竟准讯究惩办。余函致中丞辞馆，复书挽留。余廙轩中丞时为藩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响之语，致王某辞馆，有碍体面。中丞答云：‘岂但辞馆，我要参他！’盖其时适逢中旨：官绅阻挠新政，即行正法。陈语已伏杀机，而余初未悟，复函致抚学抗论。两人复信，转极委婉，时已八月初旬。”如是，则陈宝箴和王先谦的矛盾，后来已发展到激化的地步。
王所说的“中旨”，系戊戌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光绪帝谕旨：“电寄陈宝箴，有人奏‘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止，仅存保卫一局’等语。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应办事宜，该抚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但没过几天就发生了政变，历史未能提供陈宝箴和王先谦冲突的另一种结局。
六、张之洞的影响
湖南新政遇挫，和张之洞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两广总督改任湖广总督（中间曾暂署两江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离任入阁。按清朝官制的规定，所辖省份的巡抚须受总督的节制。况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张原是旧交，有多年的情谊。因为说到底，张之洞在晚清也是一著名的改革派，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杨锐、刘光第等在内的改革派人士，均有密切联系。
梁启超在写给张之洞的信里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源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六日，张之洞在湖北总督府延见梁启超，礼遇甚隆，当晚谈至二更，并以一千二百金聘梁为两湖书院院长，为梁所拒绝。康有为也和张之洞见过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中旬，康、张多次晤面于南京，商谈设立强学会上海及南京分会事宜，达成诸多共识，张并捐银一千五百两作为筹备经费。后因张不同意康的孔子改制之说，合作没有成功。《时务报》也是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创办的。至于杨锐，乃是张之洞的门生，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之前，仍与张保持密切联系。而刘光第则称张为“命世先觉，真识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陈宝箴保荐刘光第和杨锐，实际上也是得到了张之洞的首肯。
但张之洞和康、梁等激进的维新派人士并没有走在一条路上，由开始的欣赏以及一定程度的合作，很快就分道扬镳了。对陈宝箴推行的湖南新政，张之洞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给予支持的。因此有饬令在湖北推荐发行《湘学报》之举。只是到了戊戌年的闰三月下旬，《湘报》刊出易鼐的文章，他才出面干预。他在前引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为《湘学报》和《湘报》事致陈宝箴函的末尾，有一附言：“鄙人撰有《劝学篇》一卷，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内送呈并祈赐教洽。”陈宝箴收到后当即决定，从四月一日开始将《劝学篇》在《湘学报》第三十七册上连载，直到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出版的第四十五册还在继续刊登。但同时以上各期《湘学报》也在连载易鼐的《五洲风俗异同考》。编者并不因以湖广总督之尊批评了易鼐，就从此不发易鼐的文章。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是今天的刊物，恐怕也未必做得到罢。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当变法维新浪潮遍及全国、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紧张对阵、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趋于公开之际，提出的以学术为基底的一种也许是当时比较切合中国国情的变法维新主张。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研究晚清史事的诸君子稍有异同。我不认为《劝学篇》的主旨是反对变革的，而可以看做是倡导渐进变革的一篇宣言及实施方略。“中体西用”的提出，也不是如时贤所言，是一完全不通的理论，而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求变革而又不丧失自主性的一种选择。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鼐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荷苻契。
至于激变与渐变两途，哪一种更好？我想已为中外之历史事实所验证。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或曰康有为之激进变革虽然失败了，但十年以后发生的辛亥革命，帝制终于被推翻，不是也说明激进变革有其正面作用吗？可是不要忘记，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
百年之后我辈人士捧读《劝学篇》，看到《内篇》九篇，一《同心》、四《知类》、五《宗经》、七《循序》、八《守约》、九《去毒》，尚可理解。因为当时已经到了世变之亟，甲午战败、德据山东、俄取旅大，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所以《同心》提出保卫民族国家（保国、保教、保种），《知类》呼吁爱国，都是题中必有之义。《去毒》明鸦片之害，至有“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古今怪变，无过于此”之语，可见抱冰主人为国人的劣根痼疾痛心疾首到何等地步。《宗经》、《循序》、《守约》探究为学方法，溯源流、辟诸子、归儒宗，辨明为学次第，主张先打好中学的根基，再致力于西学，通博取约，抓住重点，也不乏有益于当时后世之言。惟三《明纲》竭力维护纲常名教、六《正权》反对民权，是否站在了变革时代的反面？不过，只要看看康有为的激进变法还要依赖光绪皇帝，就无须过分诧异莫名了。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的高峰，是南学会对民权的提倡。张之洞担心变法不成而变乱，才出面干预。若然，也许是为了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不得不维护纲常名教、缓行民权？可惜历史未为我们提供试目以待的机会。
我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劝学篇》之第二篇《教忠》，具列清朝的十五条“仁政”，包括薄赋、宽民、救灾、惠工、恤商、减贡、戒侈、恤军、行权、慎刑、覆远、蕺兵、重士、修法、劝忠，而且是“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南皮先生未免太过了。清朝统治完美如此，还变法为何？此一篇超离了“劝学”本义，已有向当道沽誉买好之嫌，我不禁为抱冰主人羞矣。
《外篇》十五，力倡学西学、派留学生、广建新式学堂、改革学制、学西文译西书、办报纸、改变科举方法、注重能源交通（矿学和铁路）、研究农工商兵等专业学问、建设强大国防（一篇至六篇、八篇至十二篇、十四篇）每一项都有特识特见，大都切实可行。第七篇阐述变法的紧迫性，第十三篇强调会通中西，更为至理名言。最后一篇第十五《非攻教》，据理据事劝导国内民众，尊重西方信仰，不得对教会教堂及传教人士施非礼行动。揆之两年后的义和团，不能不佩服南皮的先发之见。而第三篇《设学》公然提出改佛道寺观为学校，真不啻惊天骇俗之论：“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做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在此一重大问题上，南皮不仅不保守，而是过分简单激进了。
《劝学篇》经由张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进呈给光绪皇帝，光绪帝于戊戌年六月初七日发下谕旨，说：“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一个月以后，即七月初六日，光绪又谕军机大臣等：“《劝学篇》一书，著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内《明纲》一篇，自‘议婚有限’至‘皆不为婚’二十一字、注语自‘七等’至‘无为婚者’三十四字，著删去，余皆照原文排印。”谕令所删之原文为：“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注语为：“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张文本身是对的，合乎人类学的规约；但此种主张颇不合于清初爱新觉罗家族的“本事”（例如太后下嫁等），令其删汰，应属有因。但对《劝学篇》一书本身，光绪帝是极力肯定的，他不仅认真阅读过，而且一再以朝廷之力公开向社会推广，销量据说竟达至一二百万册。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改革主张，和《劝学篇》阐述的观点多有相似之处。但相似不等于完全相同。张对清廷“仁政”的颂扬，必为义宁父子所不取。可靠证据显示，陈三立当时并不是很赞成谭嗣同那样大肆倡议民权。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之五月，他在为吴铁樵所写墓表中，郑重阐述了民权问题。盖此吴君曾学数学于京师同文馆，对西方自然科学多有了解，故喜欢谈论民权。陈三立说：“其论治颇喜称民权，与余不合。余尝观泰西民权之制，创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论者或传其溢言，痛拒极诋，比之逆叛，诚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谓决可骤行而无后灾余患，亦谁复信之。彼其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
依陈三立的看法，西方的民权之说得失互见，视为叛逆，痛拒极诋，固非得当，认为妙法无极，立刻就可以在中国施行，也绝不是可以取信之道。这就是他对民权的主张，其有别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诸激进变革人士，显而易见。但政变之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帝京，两宫出逃，国将不国之际，陈三立对民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写道：
然顷者吾畿辅之变，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而以朝廷垂拱之明圣，亦且熟视而无如何，其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余意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盖天人相因，穷无复之之大势备于此矣。则君夙昔所持论，又乌得尽非而终不以为然邪？
斯是散原在慈禧政变后转而对民权之说持赞许的态度了。“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其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前所未有的专制，自然对民权有了解之同情。所以他说，吴君铁樵所主张的民权说，不仅不一定不对，而且还应该予以正视。
陈宝箴的变革思想，我以为开始时他比较谨慎，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热血人士所感染，加之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他几乎介于激进和渐进之间。对梁、谭给他的信里讲的一些观点，例如关于地方自立自治、预做亡后自救等，他并不是毫不认同，甚至面对他不能完全赞同的比较激进的观点，我看出他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解之同情。事实上，湘中改革人士的变革热情，正是由于受了陈宝箴改革精神的鼓舞才得到空前发挥。证明此点的，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1897年12月3日）《上陈宝箴书》中开头的一段话：
月之望日，伯严约诸公集于堂中，坐次述世丈之言，谓时局危促，至于今日，欲与诸君子商一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彼时同坐诸公，咸为动容。启超闻是言，心突突不自制，热血腾腾焉，将焰出于腔，盖振荡迅激，欲哭不得泪，欲卧不得瞑者，迄今六昼夜，径欲走见，有所陈说。而呐于言语，弗克自达，用敢以笔代舌，披沥肝胆，为我公一言之。
梁启超所叙述的“伯严约诸公集于堂中”这件事，无疑是陈三立代表陈宝箴召开的一次改革动员会或神仙会。陈三立向与会者传达的陈宝箴的指示，是要诸位贤者共同献计献策，商量出一个“无法之法”，因此用了“破釜沉舟、万死一生”八个字。可见陈宝箴改革决心之大。正是受此次动员会的激励，梁启超热血沸腾，欲哭无泪，连续六昼夜不能成眠。邹代钧给汪康年写信，也谈到类似的心情：“右丈识见为当今所无，拟联络南皮、浏阳为一气，以撑东南大局。湘之富，天下之富也；湘之强，天下之强也。存亡之机在此一举，钧与伯严、伯纯三人熟商，当以破釜沉舟之势为之。湘吏无才，士人尚有十数人可用，风气已渐开，坚僻者固多，然皆无用之流。右丈声望，官民无不敬服，又能慎选士人用之，必可济事，亦断无阻挠之虞也。”邹是舆地专家，与义宁父子的关系一直不错。当然他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如此。但他的信写于十一月十六日，陈三立召集的改革动员会刚开过不久，所以有这样的热情。
我用上述例证说明，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被视为激进的改革人士，他们的改革热情和改革举措，都是在陈宝箴的鼓励、支持、指导之下得以张扬并付诸实施的。陈宝箴开始时和参加动员会的“诸公”并无大的不同，后来遇到守旧势力设置的巨大阻力以及来自张之洞的影响，目睹“明定国是诏”颁发前后朝政的诡异气氛，陈宝箴似更清醒也更自觉地站到了渐进变革的位置上。但他的变革决心并不曾动摇。这从他对康有为始终不完全否定可以看出来。不仅不完全否定，如前所述，他还颇觉得康有常人所不及的难能之处。而且他还有一极独特的看法，即他认为康有为不一定真的赞成民权。其所上《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里面，有一段易被忽略的话：“第臣观近日所传康有为呈请代进所辑《彼德政变记》折稿，独取君权最重之国以相拟议，以此窥其生平主张民权，或非定论。”揆诸康有为后来力主保皇的表现，不能不佩服右铭公洞察幽微的先见之明。
至于《劝学篇》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观点，陈宝箴早在时务学堂的招考示中就已经提出，他用的语词，是“必以中学为根本”（见前论时务学堂章所引）。此可见陈宝箴和张之洞两个人的改革思想，可以说是在异同之间。皮锡瑞对《劝学篇》的评价是：“此老究竟是读书人，所说透彻，亦平正无弊。不取民权，缓开议院，自是正理。保国教忠，彼身为大臣，应如此说。惟诋公羊使乱臣贼子喜，与予说左氏使乱臣贼子喜适相反。闻此老好左氏，宜所见之谬也。其论学以小学训诂为先，施之今日，亦觉迂远。”除对公羊对左氏的学术观点互有歧见，《劝学篇》的基本立意和宗旨，皮锡瑞表示认同。尤其难能之处是，义宁父子和张之洞彼此之间的互相惜才、互相尊重。
陈三立和张之洞很早以前就有唱和。1906年张之洞七十岁生日，陈三立曾写长诗为之贺寿，对张的一生学问事业备加褒扬。涉及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的态度，陈三立以下列诗句加以揭橥：
是时环外侮，机牙竞怒张。
千纪积敝陋，势待扫以更。
群言乃不揣，淆乱杂披猖。
公起斟酌之，践取加维防。
于事有砥柱，于国有干城。
于民有衽席，于士有津梁。
于古保纯粹，于今辟康庄。
诗意为当时中国外有列强的欺侮，内有千年敝政，国家已经到了必须扫除陋习、改弦更张的紧要关头。因此群言纷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混乱见解和不切实际的主张。这时张之洞站出来发表《劝学篇》，斟酌得失利弊，提出既改革又可以防止弊端的办法，使得国家和民众两相受益，指出了一条国家发展的康庄大道。因是贺寿，且囿于诗的特殊形式，对张的评价未必尽妥。何况这是戊戌政变过去七年以后的想法，也许与1898年夏天那一历史时刻不尽相同，但义宁父子对改革的总的看法确实也是如此，他们希望“守国使不乱”，所以陈宝箴才建议由张之洞来领导全国的改革。
陈宝箴特荐张之洞入都赞助新政的电文，系请总署代奏，其中写道：“近月以来，伏见皇上锐意维新，旁求俊彦，以资襄赞，如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皆已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仰见立贤无方、鼓舞人才之意。惟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乃可措置实行。杨锐等四员虽有过人之才，然于事变尚需阅历。方今危疑待决，外患方殷，必得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鉴。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本年春间曾奉旨召令入都，洵商事件，旋因沙市教案，由沪折还。今沙案早结，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各事务，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以仰副我皇上宵旰勤求至意。”然为时已晚，特荐电文发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七，头一天，八月初六，慈禧训政已经开始矣。
至于张、陈两个人的性格，张是惜官恋位之人，陈则不惜挂冠而去。陈的意气精神，冠绝一时。由此我得出一看法，即评价湖南新政的成败得失，张之洞的牵制固然有之，但亦不必过高估计张之洞对陈宝箴施加的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倒是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把张之洞《劝学篇》的发表以及对《湘学报》的干预，当做了鼓舞自己向新政发难的口实和奥援这一点殊堪注意。
七、改革派内部出现分裂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湖南新政在八月政变前一段时间的艰窘情形。
当1897年秋天到1898年春天湖南的改革达至高潮的时候，大吏、绅士、士人众志成城，集合在巡抚陈宝箴的周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湖南振兴为怀抱，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出台，全国的改革人士无不啧啧称赞，甚至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可是到了1898年的夏天和秋天，形势急转直下，比之先前，判若两重天地。士绅雅聚，笑语喧阗的情景不见了，代之以攻击谗陷。南学会讲论、时务学堂问答的热烈场面没有了，代之以冷清散乱。原来仿佛一体的士绅，转瞬间分成了互有嫌隙的三个派别。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自是一派。改革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因陈宝箴被迫调整了改革政策以及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开始对领导他们改革的抚院有了不满情绪，改革的激进和渐进的分野开始明朗并趋于对立。
谭嗣同因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官课出时文题目以及批评他称康有为作老师，给欧阳节吾写了措辞强硬的信。他说：“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一纵一横，交触其机括，是以有前书，却非敢抗函丈谓不当教训之，而己决意不受教也。”向老师表示他与唐才常二人要以生命以之，其不妥协的态度可见一斑。
而前此一函明显涉及和陈三立的矛盾，其中说道：“请转语伯严吏部，远毋为梁星海所压，近毋为邹沅帆所惑，然后是非可出，忌妒之心亦自化。即从此偶有异同，亦可彼此详商，不致遽借师权以相压。” 则此信之锋芒明显指向陈三立，说明彼此的裂痕已到相当程度。笔者研究此段史事，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不觉为之神伤。
熊希龄被撤去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后，除有要求整顿通省书院上抚院一函，另还有《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也是要以生命以之。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夫办事有二大患，一曰养奸，一曰酿祸。今省中物议纷腾，黑白混淆，若不打破此关，痈溃一发，受害更巨。矧湖南负天下重望，虽新政只有萌芽，而各国报章交相赞美，倘一事无成，岂不贻笑五洲？以后湘人更为外人所轻视，将来交涉之事，亦难与外人理论，其吃亏非小。况攻讦之风日炽，则办事者皆有戒心，所以汪颂年有辞总理之事也。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草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今既仇深莫解矣，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之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
熊希龄平日并没有过激的言论，只不过态度坚决，肯于任事而已。因为遭到解职的处分，他发出愤怒的不平之鸣。他也要“以性命从事”，且自称“草人”，恰好可与唐之“横人”、谭之“纵人”并列为湘中“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王先谦给陈宝箴函里所说的“熊君决裂”云云，就是指的熊希龄这封态度决然的信。此可见当时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及意气纷争，已是无可挽回之事实。
邹沅帆致汪康年的信里，有一封详细叙述湖南改革派分裂的情况，虽有个人的情绪好恶羼杂其间，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原信写道：
“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相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公以恬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洋枪中我矣。此二人者，鄙人向引为同志，本有才，从前做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遍天下，可畏也。时务学堂各分教，均一律辞去。卓如得保，自不再来。右丈意拟请子培为总教，其分教则用湘人士之通达者。昨电请催子培（沈曾植字子培——笔者注）来湘，不知此君现在何处？甚盼甚盼。得此君，湘氛当可廓清，祈力赞之。”
邹沅帆此信包含有诸多可靠信息。第一，熊希龄与抚院已经怒目相向，“决裂”之说看来非虚。第二，解除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后，黄遵宪代管一段时间，陈宝箴很快已委任汪颂年来接任。第三，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三位分教习，已经辞职离去。第四，时务学堂中文主讲拟请沈曾植来担任。这些，对湖南新政而言，应该是很大的变动，的确走向了停滞、停顿和倒退。另外邹此信还证实了改革派内部之矛盾，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邹沅帆信里讲到的另一件事情，是谭嗣同因受徐致靖的保荐，已经离开湖南。谭离开湖南的具体时间是戊戌年五月初，当往湖北尊人（湖北巡抚谭继洵）署中小住，六月十六日起程，七月初五日到达北京。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光绪帝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事宜。后来谭嗣同尝电招唐才常赴京，因不久政变未果。黄遵宪也因徐致靖的保荐离长沙赴上海，光绪皇帝欣赏他的《日本国志》，因而任命他为出使日本大臣，并一再催行；但他因病滞留在沪，未及到任，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写到这里，我想引录皮锡瑞听说黄遵宪即将入觐写给黄的一封信，从而可知皮锡瑞离开湖南以后对湖南新政的拳拳之心。皮锡瑞的信写道：
顷阅电报，知公以盘盘大才，受非常殊遇，东山重望，克副苍生，西贼寒心，先知小范。康、梁奇士，谭君伟人，我黻子佩，同趋朝命，左提右挈，匡济时艰，甚盛事也。惟湖南新政初颁，保卫局、迁善所、课吏馆一切章程，皆烦经画，而仁风未遍，福曜速移，虽萧规曹随，不乏继起之守，而良法美意，究以创始为难，惟愿寇君一年，忍听邓侯五鼓。公之入觐，弟将为天下贺，而不能不为湖南惜也。深观时局以及乡评，天下未必即能维新，而有维新之机；湖南未必能尽开通，而有开通之兆。凡事机兆既动，则其势必不可遏抑。今之所以嚣然不靖者，正以两党相争，国是未定。数年之后，风波自息，风气自开。开通之人，必多于锢蔽；守旧之党，必不敌维新。此是一定之理，断非一二妄庸巨子所能挠。公在湖南，为国为民，殚忠竭智。人心狃于旧习，未能仰测高深，是非不明，毁誉参半，将来成效可睹，必当去后见思。前歌孰杀，后歌谁嗣，古之遗爱，非公而谁？弟以不才，过推讲学，未能开通民智，不免胥动浮言，反致纷纭，深负委任。公去后无人护法，中丞不能常至，讲学一事，未知能否复行？
此函充满了对湖南新政的关切之情，不仅对黄遵宪，对湖南的维新人士均备极称赞，称谭嗣同为“伟人”，对争议最大的康、梁，也称之为“奇士”。他身在江西，却心系湖南，他走后湖南的每一新消息他都备加关注。戊戌年七月初五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得湖南来信，谷价昂贵，人心惶惶，新政阻挠，保卫局初行，城外即有劫局之事。湘潭抢劫，乱民可虑。鹿泉详言大局之坏，实由沈诸梁一人。学会将散，孝廉盘踞，宣翘已去，伊亦将辞。”此又可见政变前夕湖南的混乱和不景气状况。听到谭嗣同等以章京行走军机，他说“闻此好音，不禁有老杜‘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之感”。他还为陈宝箴担心，引江西布政使的话，说“湖南抚台难做”。
就是说，戊戌政变前一段时间，湖南新政不只是停顿了下来，而且热心改革的精英们也先后星散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混乱。王先谦的气焰虽为陈宝箴所挫，但他以辞馆相要挟这一招，给陈宝箴造成很大压力。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未稍歇，至有“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的举动。七月二十六日，湖南邵阳举人曾廉上封事，全面攻击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投出了重磅炸弹，他摘录一些最能触犯清廷忌讳的时务学堂札记批语，并加上评点按语，作为康、梁大逆不道的证据，提出“当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其所附“康有为梁启超罪状片”举了四条札记批语作为例证：
“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臣按：梁启超之意，是惟恐国祚之不短耳。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臣按：《论语》以拜上为泰，而以违众拜下为礼。梁启超习闻康有为平等之说，以为天子亦平等也，焉用礼乎？此所以欲去拜跪也。
“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做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极重，未有以为怨者也。苟不为民做事，虽轻亦怨矣。中国之赋税，至本朝而极轻矣，其不足以供币帛饔餮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国是也。以赋轻之故，及至官俸亦不能厚，恶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乃取之于民之身而其祸益烈耶？”臣按：梁启超知引西人入中国，必大桀小桀，故预为之地步耳。其心无本朝久矣，故直斥为貉而不惮也。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臣按：本朝美举不可殚述，梁启超独拈出《扬州十日记》，无非极诋本朝，以惑人心。且又预为关说，若入中国必不杀人。洪杨之逆，先斥本朝之非，而后以不杀人诱人，遍告东南一带也。故臣实不知梁启超是何居心也。
梁启超称曾廉的上封是“最有力之弹章”，甚至影响到政变的发生。但光绪是否看到了札记批语，研究戊戌变法史的学者有不同看法。我们只知道光绪让谭嗣同来处理这件事，谭建议以毁谤新政罪斩曾廉，光绪没有同意。
七月二十九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又对陈宝箴所保人才提出严厉批评。
杨是戊戌维新的激进力量，与康有为关系至密，他在“为裁缺诸大僚擢用宜缓、特保诸新进甄别宜严、庶以重封疆而警贪酷、恭折仰祈圣鉴事”专折中写道：
臣前奏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整顿，为中华自强之嚆矢，遂奉温旨褒嘉，以励其余。讵该抚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仅存保卫一局，亦复无关新政。固由守旧者日事恫喝，气焰非常，而该抚之无真识定力，灼然可知矣。今其所保之人才，杨锐、刘光第、左孝同诸人，均尚素属知名，余多守旧中之猾吏。王秉恩久在广东，贪险奸横，无所不至，前署抚游智开劾其把持各局，大类权奸，革职，嗣以夤缘李瀚章开复，兹且营谋特荐，此人岂可复用？欧阳霖久办厘金，刻薄性成，怨声载道。杜俞居心巧诈，营私牟利，历任上司无不能得其欢心者。杨枢以庶吉士入李鸿章幕，招摇纳贿，把握威福，捐升道员。至陈宝琛虽旧有才名，闻其居乡贪鄙，罔尽商贾之利，行同市侩。余人臣所未知，特能谙时务者少耳。倘皇上以该抚新政重臣，信其所保皆贤，尽加拔擢，则非惟无补时局，适以重陈宝箴之咎。仍请严旨儆勉，以作其气，于其保举之人分别加以黜陟，万勿一概重用。其他大臣、督抚所保人才，亦有不孚物望及曾被参革者，虽未必蒙混为心，要是诹咨未的。他过或可痛改，惟贪墨者万无洗心之日，终不可与祓擢也。拟请旨严谕中外大臣，嗣后如保革员，必将其原被参事由声明，庶桀黠辈不敢欺大臣以求保，无从施其伎俩矣。臣非刻核存心，多否少可，诚以皇上举行新政、综核名实之日，举一人须得一人之用。若坚持旧见者，虽廉正犹乏济时之功，而况贪狡乎？虽平世犹在屏斥之列，而况艰危乎？谨不避嫌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据说这封奏折是康有为所代拟，所以对湖南情况非常了解。奏折中否定评论的几个人物，虽难免仁智互见，但康、杨的看法应不无道理。陈宝箴的保荐名单反映出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和不得不谨慎行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杨深秀此折所说的湖南“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只剩下一个保卫局，其实这就是戊戌政变前夕湖南新政停而后败的实际景象。幸好奏折对陈宝箴有所体谅，知道所以如此，是因为湖南的“守旧者日事恫喝，气焰非常”，是“被人胁制”的结果。“胁制”者为谁？我以为是王先谦。王以辞馆相要挟，还不是胁制吗？因王在湖南士绅之中影响极大，他的绝然反对态度，可以使许多学子不报考时务学堂，其劣者则去南学会哄闹。
光绪知道杨深秀的奏折之后，在七月二十九日当天，发谕旨给陈宝箴：“有人奏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挟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仅存保卫一局等语。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应办事宜，该抚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陈宝箴面对光绪的谕旨，既有压力，也受到鼓舞。前引他针对王先谦的要挟说的“岂但辞馆，我要参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可惜湖南新政的另一种结局我们永远看不到了，六天以后，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便发生了。
八、戊戌政变和湖南新政的失败
笔者是研究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题旨所限，无法对政变发生前后及过程之中的诸种扑朔迷离的人物和事件因果详加辨析，尽管由于翻检记载政变的各种第一手材料，不禁隐隐产生对此一历史大事件发覆探秘的兴趣。好在前贤与时俊已经留下了研究此一课题的大量令人尊敬的成果，原书寻觅不难，读者可自行翻阅。
总之，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一道特殊的上谕公诸于世：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竞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同一天又谕：“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有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三天以后（八月初九），又发出谕令：“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又三天，八月十三日（9月28日）下午四时许，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君子”，被政变后的政权残酷杀害。康、梁逃亡，幸免于难。
一周以后，八月二十一日，可以称作陈宝箴的克星的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又出现在血腥的舞台，上了一道极阴狠的奏章，企图把陈宝箴及湖南新政的诸君子一网打尽。此奏章全文如下：
为叛逆既诛，奸党未殄，后患宜防，请旨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伏读八月十四日朱谕：“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将附和奸党明正典刑，党类尚繁，概不深究株连等因，钦此。”仰见圣谟英断，威德兼施，天下臣民莫不欢欣鼓舞。然臣窃有虑者，现在渠魁漏网，党类从宽，而其中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其凶谋恐难遽戢，则候补三品京堂黄遵宪、庶吉士熊希龄也。黄遵宪熊希龄前经陈宝箴信任，行为乖谬，臣曾于四月二十五日据实参奏。查黄遵宪与张荫桓结为师生，曾充出使随员，在新加坡勒索洋药税入己，为德国所憾。是以上年派充德国使臣，德国不认接待，总理衙门不得已，请旨改派吕海寰前往接办。迨黄遵宪署湖南臬司，与汉口英领事私通书信，英人索岳州通商一处，总署议允，而黄遵宪唆使英领事并索长沙、湘潭、常德等埠通商。张之洞深以为忧，电询总署并无其说，此黄遵宪勾结洋人，挟制督抚之实在劣迹也。陈宝箴开时务学堂，黄遵宪援引梁启超等为教习，著为《学约》、《界说》诸篇，大抵皆非圣无法之言，湘人惑之。推崇西教，相与诋毁朝政，蔑裂圣贤，刻有时务学堂答问、札记、课艺等书，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风俗人心因之大坏。熊希龄亲由上海招邀梁启超到湘，陈宝箴以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为康、梁扬波助焰。又开南学会、《湘报》馆，与已正法之谭嗣同及拔贡樊锥、毕永年、唐才常，生员易鼐、何来保，训导蔡钟浚等，著为合种合教之论，渎伦伤化。此皆由陈宝箴听信其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及学政江标、徐仁铸庇护康、梁所致，而实黄遵宪、熊希龄为之助其恶而恣其毒也。黄遵宪、熊希龄与康、梁常时密电往来，暗通消息，结党最深。若令其逍遥法外，难免不勾结外人，隐生祸变。近来中国罪人多以外洋为逋逃薮，实堪痛憾。拟请旨饬拿黄遵宪、熊希龄，从严惩办，以杜后患而绝乱萌。至康有为各书，已经奉旨销毁，其徒党梁启超、麦孟华等所有文字，如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札记、课艺及种种悖谬之书，流传各省者，并请旨一律毁禁净尽，以绝邪说根株。臣为除恶未尽，宜防后患起见，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黄均隆此折共点了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熊希龄、樊锥、毕永年、唐才常、易鼐、何来保、蔡钟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等十六个人之名，连生员易鼐、何来保和训导蔡钟浚以及仅为康有为学生的麦孟华，都不放过，将推动湖南新政的改革人士全部网罗在内。
而且在奏折之后，黄均隆还加一附片：
再，陈宝箴信任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等，在湖南创立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伤风败俗，流毒地方;屡保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其称康有为至有“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等语。旋闻前数日内，又电保谭嗣同等。今逆党已明正典刑，陈宝箴应如何惩治之处，出自圣裁。其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应请旨一并裁撤，以端风化而厚人心。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附片的矛头所向主要在整治陈宝箴及连带湖南新政的一应举措。陈宝箴“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评康有为所说的“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也拿来作为罪证。而奏章更指“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为大逆不道。所谓“前数日内，又电保谭嗣同等”，是指政变前夕陈宝箴“电保刘、杨、谭、林四人均才识优长，可以裨益新政，所虑者更事未多，尚欠历练，应请皇上特召及湖广总督张之洞入参枢密，以为四卿领袖，庶遇事得所折衷”，此节前已引据。也就是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所说的：“四章京之初值军机亦然，曾疏言，变法事至重，四章京虽有异才，要资望轻而视事易，为论荐张公之洞总大政。”
本来是补偏救弊之策，却被黄均隆也当成罪状，其人之险恶实超出常态。据《国闻报》后来披露，黄对湖南新政诸要人所以结下如此深仇，是因为他原系湘籍，其子岁考已通过算学，但学政江标以文理纰缪，未予录取，且加长批，“致黄衔恨于心，乘间报复”。如是，则黄奏及其用心也算事出有因了。但“纣虽不善，未如是之甚也”，细详黄奏之内容，恐怕还是与湖南守旧势力王先谦、叶德辉等直接提供材料有关，毋宁说是他们连手所为。
就在黄奏的当天，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慈禧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的上谕下达：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戊戌政变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滥保匪人”云云，良有以也。请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陈三立是力主者，“招引奸邪”云云，所言似亦非虚。关键是做了黑白颠倒的解读。同时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罪名是“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另外原湖南按察使、新擢三品卿黄遵宪，也革回原籍。
而且正在上海养病的黄遵宪还遭遇一场无妄之灾：八月二十四日（义宁父子革职的第三天），因有人报告在逃的康有为藏在他的寓所，上海道蔡钧派兵围守，“擎枪环立”，如临大敌，其实康此时已在香港。围到二十六日，查明并无藏匿之事，才解除包围，准黄遵宪“放归”。
政变和政变后对湖南改革派人士的惩处是突如其来的。义宁父子并没有祸事会直接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在湘政改革的后期步履相当谨慎，况且到政变前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各种改革举措，与激进的变革保持了距离。连张之洞也感到突然，闻讯后他给陈宝箴发去一封电牍：
贤乔梓忽遭诖误，不胜骇叹。因何挑动，未喻其故，尊处知之否？湘省失此福星，鄙人失此德邻，如何，如何！以后湖南教案、开埠、铁路三事，必然枝节丛生，三湘无安枕矣。铁路如必不能办，只可缓办。教案、开埠，人岂容我缓哉？且路款已借，亦不能缓。思之忧灼，夜不成寐。新令尹尚未知何人，先此奉慰。敬。
这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则电文，发文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革职后第三天）巳刻。陈宝箴接电后至为感激，立即回电，吐露心迹：
奉敬电，具蒙勤注，感刻零涕。湘中三年，幸叨广荫，获免颠。而溺职辜恩，复以丛疚之身，辱当世之士，为可痛耳。保卫局足为商埠程序，既欲创行新政，如印花税等类，亦非此不行。其法用意精深，实为一切善政始基，弃之良可痛惜。愿宪台派见信晓事人与湘，密察事实，及商民向背。不行于湘，犹冀得行鄂汉，以间执谗慝之口，留他日维新一线之机也。热血乍冰，忍勿能已，辄为我公一倾吐之。箴叩复。有。
这两份电文非常珍贵，特为具引。陈宝箴回电的日期应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丑刻到。“热血乍冰，忍勿能已”八字，颇能反映义宁父子当时的心境。陈宝箴希望能够留下保卫局，为日后的改革留一线生机。
其实下达惩处义宁父子谕旨的当天（八月二十一日），已谕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著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117张也即刻将此上谕通知湖南的抚、藩、臬台，要求停撤南学会、查清保卫局，将学约、札记等及所有版片，解送湖北销毁。118陈宝箴接电后，对保卫局的有关情况首尾在回电中做了详细说明，等于是一纸申辩书。请看此回电的全文：
养电恭悉。奉旨：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等因。钦此。自应敬谨遵行。查湖南伏莽甚多，去冬胶澳事起，讹言繁兴，匪徒愈以毁教攻洋，藉图煽乱，士民亦多为所惑。除示谕外，令士绅广为开导，诸人因议设学会，冀相讲明。箴即于讲堂宣讲为倡，嗣因拿周汉复讲一次，皆申明此义，具登二月朔、三月二十一《湘报》，可以覆按。后因讲者不能常在，又中外相安，大旨粗已宣明，自以阅经史各书为主，至四月即已停讲，惟听人时往翻阅书籍。会中答问只随刻《湘报》，并无札记、学约、界说等刊版。惟学堂有之，即饬司检呈。此南学会本末也。
省城痞匪繁聚，动辄滋事，每遇西人过境，府县辄多方求恳，劝勿入城。上年德人谔尔福坚欲入城，几肇大衅。英人苏理文亦然。因思上海、天津商埠肃然不忧，皆由设有巡捕。曾游欧、美各洲者多言外国政治均以设巡捕为根本，与《周礼》“司救司市”同义。湘省向设保甲总局，委道府正佐各员及大小城绅数十人合同办理，而统于臬司。岁糜金钱三万余串，久成虚设，痞匪盗贼充斥市廛。现在西人往来络绎，倘被激成巨衅，必致贻误大局，乃与署臬司黄遵宪议，仿欧洲法设创巡捕。该司久历外洋，参酌中外情势，竭数月之力议定章程数百条，至为精密。惟以臬司事繁，万难兼顾遽办，及交卸回任，乃令以长宝道专办此事，且预为岳州自行通商、设立巡捕，挑选备用之地。惟当积重难返、人情极顽之时，非改易观听不能有功。乃尽汰易向办员绅，改名保卫局，而谣谤起矣。所汰坐食委绅多巨绅族戚，腾谤愈远，几格不行。箴力持决令试行三四月再定行止。
开办之日，痞匪竟聚众哄毁，城外三局亦坚不为动。布置既定，匪徒无可溷迹，相率散遁。甫一月，盘获拐带盗窃甚重，交新设迁善所，分别收管习艺。迄今三阅月，城市肃清，商民无不称便。向来城中乞丐日常数百，现在清查户口，拟由保卫局设法安置。统计保卫局、迁善所及教养乞丐，月须银圆万余。城中商贾三万户，其最上及上户约以万家。最上户每月捐钱不及三元，计每日不满百文，见此成效，当无一不乐从者。揣目前人情，除痞匪外，惟以停罢为虑。拟至九月再行奏咨。如众情集费尚有为难，即行停止。事专稽查匪类，官绅会办，随时去留，似毫无植党之嫌。所有章程即日呈报，惟裁鉴施行。宝箴申。漾。
我们可以看到陈宝箴对改革的坚定执着，看到他的大公之心。对南学会的本末原委右铭先做说明，声明所谓“札记、学约、界说”等等，南学会根本没有。至于保卫局，他说现在除了痞匪之外，人们担心的是撤掉保卫局。像这样的电文，如果不是他亲手所写，即使系欧阳中鹄起稿，不仅陈宝箴，连陈三立也会一起会审润色尔后定稿，不愧为一篇充满说服力的申述书。张之洞看了之后，也不能无所动，承认保卫局与“植党”无涉，“广询湘人，均言近来颇有成效”。但他还是要遵上意，决定改保卫局为保甲局。
闻名中外的湖南新政的各种举措，尤其是行之有效的保卫局，就这样“不留根株”地被裁撤了，被悲惨地毁坏了。
陈三立极为沉痛，两年后叙及此事，还有不能已于言者：
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皇太后训政，弹章遂蜂起。会朝廷所诛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杨锐、刘光第在其列。招坐府君滥保匪人，遂斥废。既去官，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独矿物已取优利，得不废。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市巷尚私延其法，编丁役自卫，然非其初矣。
盖义宁父子所痛心者，并不是己身的去职丢官，主要是使改革图强、“营一隅为天下倡”的愿望化为泡影。
《知新报》后来有一则报道，介绍日本《东亚时报》评论政变前后湖南的巨大变化，其中写道：“南学会以讲救济支那于平和之方法为宗旨，依于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诸氏之首倡，其会员当时一千二百余名，虽为甚盛，但今已与陈、黄、谭三氏之废亡俱解体，今者不留其形影。且新巡抚俞氏到任以来，守旧党首领王先谦、叶德辉之辈，再抬头地，暴横无不至，新党之士尽屏息，会员四散，杳焉无由知其消息。公法学会以研究国际法为目的，见创设者，以毕永年氏为之首倡，乃其人一去，此会亦显解体之势。时务学堂梁启超氏为教习，在堂之日，盛讲新学，其生徒百二十余名。北京政变之后已改名求是书院，复课旧学，而文明日新之学尽废，旧生徒悉去，今者不过新生徒三十余名矣。地图公会系邹代钧氏所创设，如亚细亚北部，数年前即制出精密可惊地图，今者亦唯存其名。《湘报》为南学会之机关发行，大鼓舞湖南之风气，今者改题《汇报》，虽犹继续刊行，但与前时之可益学问者，判与天渊，唯仅录清廷所发之上谕耳。总而言之，湖南之风气，今也寂寞无足观者，噫。”
当湖南新政的兴盛期，声名远播日本，被知者比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门两个先进域区。因此政变后的凋零与倒退，自然也引起了东瀛人士的注意。
日人的报导特别提到政变后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的表现，说他们又一次抬头，而且“暴横无不至”。我们不妨看看政变后王先谦写的《赠叶德辉焕彬》诗四首124，第二首结句：“后学争呼韩退之。”已经把叶德辉比作韩愈了。第三首更荒唐，竟以叶比孔子：“鲁国闻人真在世，孔门今见四盈虚。”诗前小序极称叶德辉的摧陷与廓清之功，写道：
“戊戌秋八月，康有为谋逆事觉，其党康广仁等皆伏诛。先一岁，湖南创设时务学堂，大吏延康弟子梁启超为教习，学使徐仁铸相与主张，其说一时风靡，独焕彬辞而辟之，不以昔年出徐门下有所畏避。复于先谦等上书大吏，贻书友朋，匡救之功，无与伦比。康所行所学，惟焕彬知其深，而先谦不及知。其说之盛行，在先谦出都后。每闻其徒党论议，但相与骇怪而已。得吏部言，乃悟其别有宗主也。尝论康一生险诐，专以学术佐其逆谋，托经学似樊并，能文章似崔涣，议改制度似新垣平，广招党羽似王叔文，借兵外臣、倚重邻敌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张邦昌而有之，诚乱臣贼子之尤也。湘人不幸被害者多矣。微焕彬，谁与摧陷而廓清之者？”
王祭酒此小序对康有为的诋毁，固是不遗余力，称康为“乱臣贼子之尤”，集历史上所有“佐逆”者的险诐于一身。而对叶德辉的称誉则是极词极语，至有“复与先谦等上书大吏，贻书友朋，匡救之功，无与伦比”的措辞，其表功自赞，不假掩饰。叶的和诗自不甘“示弱”，称王先谦这位“葵园当代老经师”，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两个人在庆祝胜利的时候，禁不住互相吹捧而无须避嫌了。
曾参与湖南新政的改革派人士，则无不为义宁父子的蒙冤而痛心疾首。但陈宝箴、陈三立本人，则处之泰然。邹代钧致汪康年的信里说：“一月以来，事变迭起，株连之祸，竟及义宁，亦天不欲使我辈有所寸展也。念之良可浩叹。右丈乔梓毫不以此芥蒂。”皮锡瑞九月十六日记：“往节吾处，适右帅至，得一见。彼天君泰然，一无激词，得大臣度。”十一月十四日又记：“忆去年今日，到伯严处送别，今彼父子均罢官，可愧哉。”
黄遵宪放归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以后，对湘政同事及诸维新友人的命运至为关切，所作《己亥续怀人诗》缅怀二十六人，参与湖南新政者就有十四人，陈宝箴列在第一位，其诗曰：“白发沧江泪洒衣，别来商榷更寻谁？闲云野鹤今无事，可要篮舆共护持。”充满眷怀关切之情。末句寓须要伯严（三立）相与照料之意。第九首怀陈三立：“文如腹中所欲语，诗是别后相思资。三载心头不曾去，有人白皙好须眉。”第三句写湘政三年的建树和坎坷及与陈氏父子的深厚情谊，而结句则称三立为君子也（《左传》）“有君子白晳”）。
黄遵宪的《己亥续怀人诗》写于政变的次年（1899年），他不会想到，又次年，义宁乔梓将遭遇更大的悲剧。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