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基础较差，话语权力较弱，在中西学科对话中尚处于边陲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外生性约束；社会工作与西方历史传统和本土思想资源的断裂，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区隔，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内生性约束。政学两界主导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在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而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又扭曲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声。因而，如何基于理论自觉的高度，从主体意识、实践主体和思想根基出发，提高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倾听社工实务界与服务对象的声音，促进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生活化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关 键 词：社会工作  话语体系  话语构建  本土化  理论自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成为政学两界普遍关心的重要议题。自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构建规模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321所高等院校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本科，70所高职高专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专科，其中具有社会工作硕士学位(MSW)授予权的学校有104所，社会工作专业每年毕业学生近3万人。通过职业水平考试、高校教育和专业培训，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近50万人。①社会工作日益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不容忽视的学科专业和社会力量。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话语体系构建日益迫切。在本土情境与西方话语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纷乱复杂，尚未明晰。因而，开展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对于推动理论自觉、发展本土社会工作、增强国际对话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1.话语体系的内涵与外延。话语(discourse)，原为语言学的概念，意为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话语本身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受到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关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话语的研究发人深省，引领了话语研究的风潮。在福柯那里，话语不仅是“所有陈述的整体范围”或“可个体化的陈述群”，也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②。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受福柯思想影响，强调话语与社会的互动，“一方面，话语由社会结构组成，并受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在意义上说明、组织和构建世界。”③话语体系可以看作是体系化了的话语集群，是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表达系统，也是一种进行中的实践，与所在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相互构建。因而，话语体系包括概念、术语等表达方式等表面上、纯粹形式的议题，也包括“实体性”的内容④，表面上涉及“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的技巧问题，实质上也承载着言说者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民族观念。⑤

2.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是对社会工作进行体系化表达的话语系统，是社会工作实践最突出的展示。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来自西方，在中国首先面临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用国际先进的经验来补充、改造我国的社会工作。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形成于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不能全盘照抄，必须加以本土化的改造。⑦相关学者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构建路径的陈述。王思斌关于社会工作需要更多“承认”⑧及“实践权”⑨的论述，反映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社会认可、话语权力的问题。社会工作理论建设、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等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相勾连。构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寻求“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⑩是社会工作学科走向世界学术中心的必由之路。(11)在此过程中，我国本土思想资源对于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具有重要意义。(12)我们应从学科体系建设出发，在吸收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同时，不断创新本土化的理论和话语体系。(13)可见，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承认、实践权、理论建设、学科建设等议题，从不同的维度折射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某个侧面，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开启了难能可贵的先河。

3.本文的分析框架。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一切与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外部语言学”排除在外，将研究对象集中在语言内部的研究。(14)索绪尔的分类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奠定了其科学基础，但忽略了语言外部的影响，导致话语主体缺失。福柯强调语言的“外在性原则”，从外部作用、内部程序、主体控制三个维度对话语进行了分析，指出话语的制造是受到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15)本文借鉴福柯关于话语分析的维度，从外部权力、内部特征、构建主体三个维度，对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分析。外部权力，是从话语体系本身之外看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与外界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中西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关系以及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力；内部特征，是从话语体系本身出发探讨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谱系与结构，包括其动态流变与静态构成，涉及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与传播，也涉及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自身的构建原则；而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主体，则是探讨在本土情境下多重力量是如何构建形成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中西格局与本土探索

福柯深度阐释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话语即权力”是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命题。与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相比，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处于何种地位，本土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如何，是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中需要回答的首要命题。追溯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中西渊源，是构建社会工作本土话语体系并逐步摆脱弱势地位的逻辑起点。

1.中西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时空错位与话语制约

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欧美，建立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制度，把社会工作看作似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国际性和普适性的专业(16)，按照西方标准模式培养学生，使用同样的教材、阅读同样的杂志、学习相同的理论与方法。然而，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有其情境性与变动性，在不同的文化中内嵌着不同特质的话语传统。欧美国家倾向于将社会工作视为一种微观的“专业辅导和治疗”手段，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将社会工作视为一种宏观“社会政策与制度安排”。(17)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先行，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蓝本。西方社会工作是在解决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随着社会变迁与社会服务的发展，西方社会工作目前已经从关注弱势群体发展到了向全社会提供较为普遍的福利服务，从扶弱济贫扩展到精神治疗、戒毒、婚姻家庭等服务领域。我国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问题都表现出与西方不一样的形态。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西方社会工作出现市场化、去专业化的趋势，而我国社会福利水平还不高，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尚未完成，跟随西方社会工作商业化、去专业化的趋势，明显是不适宜的。中西之间发展阶段、社会环境迥异，造成西方话语与中国实践存在时空错位。

西方社会工作因其自身的先发优势，话语体系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中西交流中，中国仍处在“引进”“学步”阶段，本土创造并输出到国外的知识较少，处于实质上的边陲状态。在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中，预先设定了什么是专业的，什么是非专业的，如何行动是适宜的，何种行动是被严令禁止的。这种区别和禁止，通过教育制度进行传递，内化为学习者的价值观，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于西方话语的支配和约束。然而，我国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社会问题与西方都有不同，当西方话语与本土实践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往往陷入矛盾和迷茫之中。中国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剧烈的社会变革，使社会问题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试验场。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复杂程度上，都远远超出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解释能力。完全按照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指导我国实践，无异于削足适履。因而，必须跳出西方话语体系的制约，构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

2.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专业取向与话语权力

社会工作自滥觞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追求专业化的脚步。时至今日，社会工作依然缺乏独具专业特色的概念、术语和理论。社会工作借鉴其他学科的话语较多，自创的话语较少，并往往局限于社会工作学科内部，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弱势，是西方社会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主流话语，社会工作学科缺少发言权。近些年，尽管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效率优先等经济学话语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经济学话语体系中，成本—效益、效率等是重要的衡量标尺，“只花钱，不赚钱”的社会工作被视为效益不明显、效率较低、甚至是无用的。加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理论积淀较少，还未能针对中国问题提出较有影响力的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社会工作在中国尚未获得广泛的社会承认。我国目前作仅有《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管理》两本以社会工作为名的专业期刊，相比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与从业者人数来说，专业刊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待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刊物的缺乏，也折射出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

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可以归结为两点，即“说得上话，办得成事”。说得上话，是社会工作话语权力的直接体现；办得成事，则是社会工作话语权力的间接影响。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能够被别人接受和认可，才会获得权力，进而获取相关资源与实践空间。目前看来，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还缺乏这种让人尊敬和信服的力量。作为舶来品和后来者，社会工作以嵌入的方式，进入原有的社会服务领域中。(18)作为被嵌入领域的权威，医院的医生、学校的教师、街道的公务员等决定着社会工作者能否参与实践、如何参与实践。在这种情境下，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决定着社会工作者能否受到尊重与支持。在医院中，医务社会工作者需要使用会议室、投影仪等物质资源，还需要医院的宣传和支持等体制内资源，以及志愿者、协助者等体制外资源。实际上，由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弱势，社会工作者缺乏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造成社会工作者的无力感。在医院中，医生争分夺秒、救死扶伤，其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社会工作就不重要了吗？医务社工需要就自己的工作与医生沟通，常常纠结于“看到医生那么忙，总觉得会打扰到他”，其潜在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医生那么重要”。社会工作者的边界在哪里？如何争取基于专业理念的话语权力，成为社会工作者主动发声、突破话语困境的现实诉求。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断裂与空间区隔

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是建立在社会需求与慈善实践的基础上，《社会诊断》(1917年)的发表，开启了百年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化历程。《贝弗里奇报告》(1941年)的发布，则标志着社会工作被吸纳到政府的制度框架中。社会工作从实践话语到专业话语再到政策话语的嬗变，展现了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我国的社会工作自西方引进，率先由政府、高校接受，进而向社会推广，是一个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过程。传承与断裂、融合与区隔的二律背反，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两大悖论。

1.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与历史传统的断裂

西方的社会工作起源于宗教慈善实践。随着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失业人口增多，城市中涌现大量贫民，教会开展了大量的慈善活动，牧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牧师提出“程序指引”救济理论，索里牧师创建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巴尼特牧师创建第一个睦邻组织汤因比馆。同时，社会工作与宗教思想有深厚的渊源，宗教思想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基督教中关于博爱、明爱、意志之爱转化为社会工作的重要价值观，“助人自助”社会工作理念也正是来自《圣经》。早期的社会工作者大多是基督徒，他们从事慈善服务，多少有一些献身与自我救赎的意涵。宗教思想滋养了社会工作，对于社会工作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当社会工作移植到我国的土壤时，社会工作与其历史传统出现了断裂。如何重塑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根基，成为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任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中既有广博的助人思想，又有丰富的助人实践。在社会工作出现之前，我国已经有“行政性的、半专业的”社会工作，即传统的民政工作。1064年，司马光首先提出“民政”一词，距今将近千年。“民”包括“庶民”“黎民”“百姓”，指大多数的人，“政”即众人之事，其特质在于“公”“公共性”。“民政”的实际工作对象包括社会、国家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19)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民政工作以不同形式展开。1978年，民政部正式成立。民政部门承担了社会服务中的大多数任务，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思想工作，在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民政部门的工作理念和实践经验，在处理一些实际工作中成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随着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推动，很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参加各类培训，学习社会工作知识，提升专业技能。然而，民政工作的工作理念与工作经验，还未引起社会工作足够的重视，甚至被认为不专业而受到排斥。社会工作与本土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的链接，成为打破话语区隔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

2.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与民众生活的区隔

近年来，政府和学界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但社会工作观念仍停留在政界、学界和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圈子中，普通公众的知晓率较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脱离普通民众生活，“悬浮”于民众之上。受“家丑不外传”“万事不求人”“官为民做主”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遇到问题时，往往倾向于求助于亲戚和朋友，对社会工作机构尚缺乏信任。在我国的很多地区，社会工作尚未进入民众的视野。作为一种服务民众需求的专业和职业，社会工作的开展，必须获得民众的理解和信任。近年来，社会工作发展较快，但民众对于社会工作的知晓程度仍有不足。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还存在偏差。社会工作者被认为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甚至被当作“干杂活的”“免费劳动力”等。对社会工作认知偏差的普遍性，折射出社会工作还没有融入民间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生活化的表述并建立可感知的、生活化的职业形象。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话语中心日益多元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这种背景下，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完全寄望于政府与高校，进行自上而下的推广、宣传，不考虑民间话语对社会工作如何言说，是不可取和不现实的。社会工作存在多维话语空间，不同空间之间存在区隔。社会工作使用的术语，很多从其他学科中借用而来，再转译为中文，未必契合我国的本土语境，势必影响社会工作的民间传播。如“案主”一词，在我国本土语境中并无此概念。“案”字原意为“桌子”，引申为“涉及法律的事件”，“案件”“涉案”等词又一般与负面事件或负面情绪相关联。以“案主”称呼服务对象，会引起服务对象的困惑、警惕，甚至反感。实际上，社会工作者也有所顾忌，在与服务对象交流时，很少使用“案主”一词。“诊断”“介入”是从医学中借用过来，其背后是将服务对象当作病态和有问题的人，社会工作的“治疗模式”已经受到质疑，需要审慎沿用这些术语。这些“专业”术语，是西方社会工作及其他学科话语对中国社会工作话语的投射，既模糊了社会工作的本质，又加大了社会工作话语与民众话语的疏离。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主导力量与实践力量

创造和控制社会工作工作者专业的力量、主动寻求帮助或被动转介的案主力量、改变社会工作所处社会环境的力量，是构建社会工作的三种主要力量源泉。(20)在我国，社会工作者、政府、服务对象，共同构建了社会工作的主体。(21)

1.政学两界主导下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

政府与学界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主体。在教育先行和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带有明显的西方印记。近年来，为了强调专业化，学界倡导建立追求科学性、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学”，兴起了以“证据为本”“问题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以求取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然而，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诉求与学界有所不同。政府希望通过引进社会工作，回应目前的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目的。在政府的政策话语体系中，社会工作被描述为一种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政府秉持工具理性发展社会工作，这决定了政府关注社会工作处理问题的有效性。政府鼓励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服务，但对社工倡导、反抗、社会行动等专业特征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在政府购买服务中，招投标、过程性评估以及结果性绩效评估往往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工作的重要抓手。

政府与学界之间互动与协同合作，促进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为本土社会工作话语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一方面，社会工作的官方话语以专业话语为基础。政府大量借鉴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政策话语中一些新提法、新概念、新表述，均来源于学界的总结与提炼。另一方面，学界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智力支持。政策话语的一些新提法、新概念和新理论，如“三社联动”“社会治理”等，又需要学界和实务界加以阐释与检验。当然，政府与学界对于社会工作的解释还有一定的分歧。在中国社会工作话语的体系构建中，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

2.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

与政学两界对社会工作话语的主导相比，社工实务界和服务对象似乎是失语和被遮蔽的。现阶段，社会组织自我链接资源的能力有限，政府是最主要的资金提供方。资源的有限性与不稳定性，增加了社会工作机构的危机感，加剧了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竞争。为维持生存，有些机构主动向政府示好，模仿官方政策话语，以便更好与政府对接。政府中的某些话语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社会工作机构讲究绩效、效率、成本，着力于包装、营销，醉心于模式和体系的打造。这种示好，使社会工作机构更容易获取资源，也使社工机构失去独立的话语权力，导致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非对称关系。由于社工实务界缺乏话语权力，他们不得不一方面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来获得自身职业发展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依靠高校的理论支持来证明行业发展的合理性。(22)社工实务界在与学界的交流中，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客观差距。专家被定位于指导、培训的角色，实务界往往无法与之平等对话。对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社工实务界“忙于生计，无暇去讲”“能力有限，无力去讲”“人微言轻，讲了没用”。尽管在各种会议场合，一些社会工作机构制作并发表了一些案例集，但社会工作实务者的声音经常被忽略。

社会工作是服务于弱势群体的，但在社会工作话语的体系构建中，却出现服务对象的缺位。一方面，服务对象被动地接受社会工作服务，其需求被政府定向供给，被学界科学定义，被社会工作者动情诉说，其自身缺少独立发言的机会。在服务方案的制定中，服务对象很少参与其中。缺乏主动选择的能力。政府、学界、实务界各有自己的利益与立场，社会工作服务总是存在主观选择。某类社会工作服务可能获得更多偏好，某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有可能被忽视。社会工作服务的单向决定，意味着服务对象在大多时候只能被动接受，缺乏主动争取和选择的机会与权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工作评估中，服务成效被抽象为指标、量表，真实、生动的服务对象却被忽视了。在对科学、客观的追求中，评估管理工具愈发精致，最为核心的人却在社会工作评估中渐渐消失。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是由多方共同构建的，而由于各方权力的不均衡，使社工实务界和服务对象的话语被遮蔽了。

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指出，“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创新话语，创造特色”(23)，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路径选择。社会学者要以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和草根精神结合起来。(24)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国际视野；既能关怀现实，又有理论高度；既能连接传统，又不局限于传统；既能被政府、学术界所使用，又能进行生活化传播，成为民众普遍接受和理解的理念。

1.增强主体意识，提高社会工作话语权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西强中弱”的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学术界的自信心大为增强。在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我们要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话语制约，主动发出中国的声音。近年来，社会工作从业者数量迅速攀升，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声准备了客观基础和主观可能。我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这些宏大叙事相关联，远远超过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之所及，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视野。如果我们能在这样的宏大议题上有所创见，对全球专业共同体是一个贡献，也弥补了社会工作宏观视野不足的缺陷。(25)世界社会工作的某些理论难题，或许可以在中国实践中得到解答。在国际交流中，中国社会工作要“走出去”，积极在国际舞台上交流经验，也要“引进来”，敢于当东道主，承办国际性社会工作大会。2017年社会工作亚太区域联合大会在我国举办，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成为国际社工大会的东道主，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国际交流，提升我国社会工作的话语地位。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如何发挥作用并获得影响力，是需要社会工作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实践导向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助人成效与服务对象的认同，是衡量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影响力的基本标尺。社会工作必须立足现实，研究现实，参与改变现实，对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积极回应。对于如何开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社会工作是有发言权的。问题在于社会工作者是否做好了准备，是否有话可讲，讲出来的话是否能让人信服；社会工作能否针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能否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否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干预。因而，社会工作者必须下一番苦功，广泛调查，深入思考，才能得出有解释力的判断。一方面，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应把握机会，顺势而为，在重大危机事件中敢于挺身而出，发挥专业作用，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深入人民群众，踏实肯干，用心服务，让社会工作更加可感和可及。

2.尊重实践主体，倾听社工实务界与服务对象的声音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主体之间深度互动的动态过程。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时代，社会工作要服务于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大局，积极作为，主动参与到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一方面，政府应起到导向作用，为社会工作营造发展空间。政府应妥善处理与社会的边界，做到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指引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的发展，为社会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学界应在专业角度上引领社会工作的发展，为社会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学界既要警惕专业主义倾向，又要防止学术行政化倾向，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语话体系。

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归根到底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来源于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过程。社工实务界的服务经验，是社会工作的宝贵财富，也是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源泉。尊重实务界的声音，重视实务界的经验，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才能有稳固的根基。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要充分倾听社工实务界和服务对象的声音。与此同时，服务对象的需求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是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终极导向。重新审视服务对象的地位，赋予服务对象言说的权力，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中心，才能将立场不同的构建主体协调一致，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因而，社会工作话语的体系构建，要搭建常态化的意见表达机制与信息交流平台，促进构建主体基于平等对话的沟通与合作，在理论与实务领域增强共识。

3.重塑思想根基，促进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生活化传播

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从本土思想资源中寻找营养，重塑社会工作的思想根基。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养分，有效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对此，部分学者已经做出了初步探索，如何雪松提出的“时势权力”(26)、钟桂南的“儒家社会工作”(27)等，都是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了理论灵感。在实践中，传统思想中“推己及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等话语在实务中被广泛使用。然而，我们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做得还不够，社会工作者应保持谦虚的心态，加大对传统思想的阐释与发扬，认真研究、提炼和吸收民政工作的有益经验，形成系统的助人思想。

一种话语体系必须为社会所广泛接受，才能够产生自己的影响并具有存在的基础。(28)中国社会工作话语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充分进入民间话语体系中，才能成为有效沟通对话的日常话语。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不少社会工作机构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等进行宣传，采取民众感兴趣、愿意听、听得懂的话语和方式进行传播，扩大了社会工作话语的影响力。不过，目前依然存在“圈内人”讨论火热、民众了解不多的现状，仍需进一步扩展受众范围。对于社会工作惯常使用的专业术语，我们应重新审视、翻译与阐释，避免采用生硬、陌生、脱离民众生活的话语，尽可能使用既有传统文化渊源，又能贴近居民生活的话语，从而打破话语之间的隔阂，促进社会工作话语的生活化传播。

注释：

①《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2015年)》，《公益时报》2016年3月8日。

②[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85页。

③[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银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④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⑤李春梅、邬江：《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2016年第14期。

⑥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⑦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⑧王思斌：《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河北学刊》2013年第6期。

⑨王思斌：《社会工作实践权的获得与发展——以地震救灾学校社会工作的展开为例》，《学海》2012年第1期。

⑩何雪松：《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江海学刊》2012 年第4期。

(11)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12)何雪松：《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13)彭华民：《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百年论争、百年成长与自主性研究》，《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14)[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3页。

(15)[法]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6)Walton,Ronald G.,M.,Medhat & Abo EI Nasr,1988,"Indigeniz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Work in Egypt",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31(2).

(17)卫小将：《本土化与土生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检视与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18)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19)乔耀章：《关于“民政”问题的理论探微》，《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0)[美]马尔科姆·佩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1)史柏年：《中国文化与制度背景下社会工作本质的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2)杨发祥、叶淑静：《结构性约束与主体性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江海学刊》2016年第6期。

(23)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24)郑杭生：《论社会建设与“软实力”的培育——一种“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社会学视野》，《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25)何雪松：《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26)何雪松、熊薇：《社会工作的“时势权力”》，《社会工作》2013年第5期。

(27)钟桂男：《儒家社会工作学的教育与实践模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8)全林远：《话语体系构建之首要：明确核心目标》，《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