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之于法国文学依然是波澜不惊的一年。如果这汪“死水”还有微澜的话，笔者愿意把它的水纹描述为“小说的伤逝”“历史的再造”“虚构的法庭”“疗救的注意”四个关键词。

小说的伤逝

作家埃里克·维亚尔(Eric Vuillard)凭借作品《日程》(L″ordre du jour)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可说是今年法国最大的文学事件。《日程》选取1933年2月20日德国24名工业寡头参加希特勒的一场晚宴、1938年3月12日德国闪电吞并奥地利等几个历史日期，“用一个个眼花缭乱的事件，描绘了纳粹德国的崛起”。

维亚尔基于史实想象了这场晚宴的情景，如果说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控诉法西斯战争的抽象画，那么该书开头就是用文字再现了一幅后人讲述二战时应该有的古典油画，而这幅油画本身就会是历史。宴会上各色人等的动作神情都被当过导演的维亚尔推拉摇移，慢镜特写，用极其精到的场景调度还原出来。

德国吞并奥地利这一段历史事件有一个专用名词：Anschluss，在西方的中学历史课本里也只是几句话带过。维亚尔通过阅读包括纽伦堡审判在内的大量档案，用抒情而凝缩的语言，用作减法的方式，冷静地甚至有些过于冷静地传达出入侵前后的讯息。

这里面有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哈利法克斯伯爵，他在张伯伦任期内和首相一起推动绥靖政策；有退让的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有时任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他在前任被纳粹暗杀后，与希特勒展开谈判，并在1938年2月12日，与希特勒于巴伐利亚州的贝希特斯加登会面，后者迫使他让亲德的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加入内阁，后接替许士尼格成为奥地利傀儡政权的总理；有法国时任总统阿尔贝特·勒布朗，他发布了法国按兵不动的法令；有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张伯伦在唐宁街的会晤；有慕尼黑会议；有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君特·斯特恩，他在好莱坞充当服装道具的管理员。作者的部分灵感来自于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吕西安·费夫尔命名的“外交历史”。

观察这些年的法国文学，书写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或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似乎成了主流，但维亚尔不忌讳书写对西方读者来说比较熟悉的大人物。书写这些大人物，为汗牛充栋的图书馆增加一本了无新意的作品?不是的，正如特朗斯特罗姆在《公民》一诗中写道：“罗伯斯庇尔每天早晨用一小时盥洗/他把剩下的时间奉献给了人民/在标语天堂里，在道德机器里”(李笠译)。罗伯斯庇尔的生活都可以继续写，所以写什么不是大问题，怎么写才重要。何况维亚尔在《日程》里还提到了德国入侵时被杀害和自杀的普罗大众，他们的代表是：Alma Biro，公务员，40岁，割腕自杀；Karl Schlesinger，作家，49岁，朝太阳穴开枪自杀；Helene Kuhner，家庭主妇，69岁，开枪自杀；Leopold Bien，公务员，36岁，跳窗自杀。

该书结尾呼应了开头，追忆古斯塔夫·克虏伯等人的晚景。“人们从来不会两次坠落同一道深渊，但人们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坠落到荒谬和恐惧之中。”荒谬和恐惧是吸引人的。尽管大多数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达不到一个自由的状态，但文学本身是要求自由的。维亚尔认为“文学允许一切”，他要用文字引领读者去探索荒谬和恐惧的地狱之门是如何一扇一扇打开的。

关于这本书之于现实的意义，维亚尔旨在警示“精英和实业家会在妥协时刻滑向深渊”。维亚尔在书中不作过多的道德判断，但他指出商业的利益法则是没有道德的。他想探索，在这个历史虚无的年代，文学还能不能承受住历史的重量。

维亚尔这次获奖有很多需要避嫌的不利因素。首先，南方行动出版社社长弗朗索瓦丝·尼桑5月初刚当选马克隆政府的文化部长。其次，龚古尔奖参选作品都来自于8月底开始的文学季，而这本5月出版的作品是惟一破格入选的。9月底的德国联邦选举中，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议会获得了13%的选票，这也是德国战后首次有极右翼政党参与组阁。今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评委会也是在那时公布的第二轮名单。紧接着，由30岁的党魁库尔茨领导的、有着纳粹历史渊源的奥地利人民党在10月15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面对集体右转、动荡不安的欧洲(虽然马克隆赢得了5月的选举，但国民阵线的势力，尤其对青年人的影响是递增的)，这既是评委会的意图，也是维亚尔的写作驱动力。另外，这本只有150页，标价只有16欧的小开本作品，可能创下龚古尔奖的历史销量新低。

最重要的是，在2002年帕斯卡尔·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凭借叙述(récit)作品《游荡的影子》(Les Ombres errantes)而非小说(roman)摘取龚古尔奖之后，这是龚古尔奖历史上第二次颁给叙述作品。2014年埃马纽埃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的《王国》(Le Royaume)就因为是叙述作品而非小说被淘汰。纵观过去17年甚至更长时段的法国文学的发展，两个世纪名家辈出的法国小说时代可能要与读者渐行渐远了。尽管小说依然是图书市场的主流，但如果一时代真有一时代的文学，那么小说已经不能代表法国文学的时代精神。

学界对于叙述的界定还很模糊，总体而言是不受文类限制，虚构成分较少，议论色彩较多，以第一人称“我”为主的长篇随笔，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表达形式(比如蒙田的散文)，但结合了更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批评话语。都市、乡村、史前的原始社会、未来的暗黑废墟，作者们像人类学家一样带着装满这些批评话语的工具箱来到一片田野做调查，这逐渐成为法国当代文学书写的主要机制。

维亚尔个人认为，他的作品要处理群像，叙述里没有主要人物，没有线性情节(即使先锋派小说已经打乱了线性)，没有一个主要的戏剧冲突，就像生活一样。法国文学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一个非线性的叙述、反英雄的命运，但又陷入了偏个人主义的现代派窠臼和文学民主化时代相对平庸的面向，无法书写集体性事件和记忆，对宏大叙述畏畏缩缩。

为了辩证地扬弃这一现象，可能暂时只能把“小说性”放到一边。想象力对于小说来说是重要的，但它暂时抚慰不了历史的伤痛。同时，叙述的难度又远在卡波特式新闻体非虚构之上，它综合而又开放。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多米尼克·拉巴特把1968年以后的法国当代文学归纳为“叙述的时代”，社会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玛丽埃尔·马瑟在《随笔的时代》中也梳理了20世纪至今，随笔是如何从暗流成为法国文学主流的。

在法国，如果“文学的终结”还有争论的话，那么随着2016年的美第奇文学奖颁给历史学家伊万·雅布隆卡，“小说的终结”似乎已经达成共识。法国当今其他几位一线作家诸如安妮·艾尔诺，让·卢欧，皮埃尔·贝古尼乌，热拉尔·马瑟等，也都没有再涉猎小说这一过于成熟而衰落的文类。当让·艾什诺兹也在一定程度返回到人物传记，法国最后一个小说的形式主义者就只有埃里克·什维亚尔了。也因此，依然高质量的法国文学表面上似乎不再能像“新小说“时期一样，从观念到技法上影响别的国家的作者和读者，不再作为文学创新的核心参照系。巴塔耶的“文学与恶”、布朗肖的“文学与沉默”不再能完全解释法国文学创作的现状，就像我们猜不到涓生和子君的结局，伤逝的小说还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叙述是不是一个更好的趋势，都还有待历史检验。

历史的再造

巴黎第十大学当代文学教授多米尼克·维阿尔认为，经过战后一段时间法国实验性文学对历史的漠不关心，历史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回到了文学的舞台，尽管愈来愈多的历史小说充斥着法国的图书市场(这一类小说依旧延续着19世纪大仲马式历史小说的俗套，在一个基本尊重史实的框架下进行大量虚构的奇情侠义)，法国还是出现了他称之为“历史学者小说”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都出自历史学者之手，相反来自一些有着很好历史学素养、却对既有历史学著作的叙述话语存疑的文学家，他们选择用文学的方式深入那些历史学的不毛之地。诸如埃里克·维亚尔的《7月14日》、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多拉·布吕德》、阿兰·纳多的《零的考古学》、乔治·佩雷克的《埃利斯岛》等。

2017年的法国文学仍旧是历史题材占主导的一年，这一点从文学季的作品数量就可见一斑，最终也有几本摘取了文学大奖，尽管大多差强人意。

勒诺多奖颁给了奥利维埃·古埃(Olivier Guez)的《约瑟夫·门格勒的消失》(La disparition de Josef Mengele)，作品讲述了号称“死亡天使”的纳粹党卫官军、奥斯维辛医生Josef Mengele后半生躲避在南美的奥德赛之旅。

美第奇奖颁给雅尼克·阿内尔(Yannick Haenel)的《戴牢你的冠冕》(Tiens ferme ta couronne)，讲述一个写了作家梅尔维尔传记片剧本的编剧和美国导演西米诺的邂逅相遇，贯穿其间的是电影史和国际政治。

中学生龚古尔奖颁给了阿丽丝·泽尼特(Alice Zeniter)的《失去的艺术》(L‘art de perdre)，作者以祖先为原型人物，诉说了移民法国的几代阿尔及利亚人的辛酸。

除却这些获奖的作品，备受瞩目的要数两位资深作家的历史类作品，帕特里克德维尔(Patrick Deville)的《塔巴-塔巴》(Taba-Taba)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新作《沉睡的记忆》(Souvenirs Dormants)。前者以个人家族史为引线，讲述了从拿破仑三世的1860年到2015年11月巴黎屠杀的法国史，后者内容主要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巴黎。

《塔巴-塔巴》是德维尔6本“1860至今全球史写作”的收官之作。德维尔承继普鲁塔克的“双人传记”传统，是法国当今少数还有史诗创作野心的作家，这次他回到了法国本土，他出生成长的法国西部海港城市圣纳泽尔。“塔巴-塔巴”是一个海员长辈口中不断念叨的咒语。从这个城市的一家精神病院开始，德维尔忽近忽远地浏览着法国与世界互动的现代史画卷，殖民时期既有罪孽深重的一面，也有法国人勇敢的足迹(如开凿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穿过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有30年代的人民阵线、1940年的大溃败、德国占领时期、抵抗运动等历史节点。“在法国，惟一不变的事情似乎就是每次都有些事情改变了”，德维尔引用普鲁斯特的这句话作为题词，凸显了他想写出法国历史变动的雄心。

《沉睡的记忆》中的叙述者Jean D(莫迪亚诺的名是Jean Patrick，小说结尾他障眼法似地提到叙述者比自己早生了一星期)，在记忆和遗忘的辩证中，无序地寻找着记忆中三四块不全的拼图版：叙述者从童年起就好奇那些背后的事物：微开的门后、旅馆房间的细墙后、候车室里、夜班火车里、咖啡店里。对于熟悉莫迪亚诺的读者来说，文中的6位女子有好几位都在之前的作品出现过，那些几十年前人间蒸发的人物又会在不经意间出现，这是用巴尔扎克的复现法来描画人物盛衰。

作者的父亲用一个类似的名字再次出现，还是在占领时期做着黑市生意。叙述者想接近父亲朋友的女儿，于是他就像《追忆似水年华》里的马塞尔，长时间假装不经意地站在盖尔芒特夫人可能经过的地方，就为了打个招呼或一瞥她的芳容。叙述者感叹如果当时自己有勇气自我介绍就好了，如今再无音讯，在时间的夜里听不到一点回音。“为什么要持续不懈地游荡在巴黎的街道上，等待一个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的女人?”。尼采的永恒回归和巴赫的赋格音乐是这本新书的两个要义，莫迪亚诺甚至在文中明确指出：“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在我们活过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环境下再活一遍，而且比上一次活得更好，不犯错误，不遇困难和死寂的时间，这将像是复制一张涂涂改改的手稿”(永恒回归)。“在我生命的这一时期，从十一岁开始，逃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叙述者从法国东南部萨瓦省的寄宿学校逃到了巴黎，又为了逃兵役，跳上夜班火车离开了巴黎，“遇见那些本不打算遇见的人，用礼貌性的句子来逃脱，诸如‘等一下，我找根烟，我立马就回来’，我数不清食言了多少次”(赋格音乐)。

Fugue这个词在法语里有逃逸和赋格两个意思，莫迪亚诺的人物，包括叙述者和他本人，大多是在逃离现代科技祛魅和控制的巴黎，他要寻找的是那个神秘的巴黎。巴黎像是一个隐迹文本，上世纪60年代的纪事，需要到70年代或者更往后才能愈发明晰，而fugue作为赋格音乐，又是一种回归。莫迪亚诺知道自己是在间断地写着同一本书，赋格教会了他如何重复。

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也呈现出从小说向叙述过渡的趋势，遗憾的是这两部作品都过于重复他们的前作了，好在共同点是于法国历史的雾霭烟云中思索着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

虚构的法庭

正是基于“小说的消逝”和“历史的再造”，2017年法国最重要的文学现场发生在10月7日，几十位思想家、学者、艺术家、作家云集在巴黎市政厅，围绕2016年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弗朗索瓦丝·拉沃卡的论著《事实与虚构》(Fait et Fiction)，以模拟法庭的方式，分为正反双方，对事实和虚构的界限进行了大讨论。正方以弗朗索瓦丝·拉沃卡、阿力戎·詹姆斯、亚历山大·热芬三位文学理论家为代表，捍卫事实和虚构的明确界限；反方则以落朗·德·苏特、多里安·阿斯托尔、法比安·达内西三位哲学工作者为代表，坚持事实和虚构的模糊地带。

进入媒体社会，西方社会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道德基础越来越给人焦虑。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也遭逢卡洛·金斯堡微观史学的对峙。几乎与法国哲学界伦理学转向以及关于人文主义的新辩论同步的，是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学的伦理困境在创作中的复归，不少法国作家因为过度混淆事实和虚构被提起诉讼，又或者因为过度美化历史和犯罪而引?包括电视电影、网络游戏在内的影像文化对文学事实与虚构的冲击又在哪里?

事实不只一种，虚构也不只一种，这之间如果有界限，是明确的还是浮动的?如果没有界限，是有益的还是危险的?这一系列问题为这次讨论做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准备。模拟法庭从晚七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虽然没有分出胜负，但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文学批评，不管是作家的创作心得，还是学者的评论文章，还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并且，这些思考的确是对法国文学创作在理论层面的一次重要总结和推进。

疗救的注意

作家雷吉娜·德当贝尔(Régine Detambel)今年1月推出了她的《三个前任》(Trois ex)，以斯特林堡和他三任妻子的情爱纠葛为线索，从三位女性叙述者不同的口吻重塑一个她们心中的男性——这个神圣的“野兽”。这部新作不光是要对斯特林堡的疯癫谵妄作出“症候式分析”，分析痛苦生活和写作愉悦之间的辩证法，更多是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照顾的伦理”。德当贝尔一直致力于强调文学阅读对个体和社会的治疗功能，如今，这样的法国作家越来越多，可惜，他们的美学追求往往屈从于强烈的社会关怀，其人性探索的深度也有所欠缺。

与之相反，法国的诗人大抵继续沉溺于象征派诗歌形而上学的沉思中，写出来的诗歌犹如一张张精致的美人脸，缺乏特点，遍地沉疴，对社会的心跳变迁不闻不问，有时也不能怪受众越来越少，将其束之高阁。

但值得一提的还是有雅克·杜班的遗作《不和谐》，弗兰克·维奈伊获得龚古尔诗歌奖的诗集《战争安魂曲》，让-皮埃尔·西梅翁入选伽利玛出版社诗歌丛书的《给心爱女人谈论死亡的信》。

21世纪以降，法国大致还是一个自由包容的社会，但是包括移民、失业、恐怖袭击、欧盟经济在内，一系列内忧外患的接踵而至，似乎让这个社会连上世纪末承平岁月的表象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21世纪以降，法国作家越来越人微言轻，同时也主动远离了萨特、马尔罗或者阿拉贡那样“直接”的“介入文学”，他们的文字经营，其批判性思维是要大于虚构工夫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只是在间接地为某种社会批判服务，既没有说教的野心也没有系统性论证，他们并非是要对症下药，期盼药到病除，而是把社会的肌体摆上手术台，忌讳流于感伤的同时，抚慰历史和当下的伤痛，希望引起一些疗救的注意，尽管这可能只是知识分子写作再一次集体的杞人忧天，但正如保罗·利科在《作为他人的自身》中的判断：“好的生活，是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和他人相处，为他人服务”，这个出发点已经成为多数写作者的共识。

今年11月，第一本关于新世纪法国文学的专著在这样的情境中应运而生了，那就是亚历山大·热芬(Alexandre Gefen)的《修复世界：面向21世纪的法国文学》，挽救、治愈或至少好好对待这个世界已经越发明显成为新一代作家的关切对象，拒绝再玩后现代游戏，再次反省现实主义传统，或仅仅找回一点宗教般的慈爱，去自救，去关注那些在大历史中被人遗忘的脆弱的个体生命、被毁坏的社会共同体、令人不安的民主制度、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底层人口、福柯意义上“声名狼藉者的生活”；在过分个人主义的法国，重新去塑造一个文化疗救的集体想象，而非宗教上的狂热或政治上的谋划，弥补血缘之间的亲密关系，治愈社会的人际关系，倾向同情和修正那些个人记忆或社会组织留下的创伤经验，这些题材对于习惯阅读家族史小说或社会众生相的中国读者初看并不新鲜，但它植根于法国当下特殊的语境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作者的思考通常更为个人和深入，也很少语言泥沙俱下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只要稍加细看，还是会有所收获。

文学的疲软是当下欧洲普遍的状况，法国可能还算做先锋的廖化，且文学毕竟是法国这个国家的底色。2017年的法国文学处在它的沉潜期，我们似乎不用太担心法国文学全面复兴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