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著　吴万伟　译

非常荣幸有机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首先，繁体字竖版书写的传统从审美的角度看令人赏心悦目：本书主张恢复传统，而这种出版形式正好反应了思想内容。其次，我之所以特别高兴是因为文章能够以完整的形式发表，无需受到审查删减：幸运的是，香港仍然是学术自由的绿洲（在中国大陆，我有关儒家政治哲学的文章往往受到审查。）第三，我本人的儒家政治哲学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工作的亲身经历（2000年到2003年，我曾经在该校的公共和社会管理系任教。）那是我第一次与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事和学生有深度的互动交流，从这些讨论中，我受益良多。在此期间，我逐渐认识到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学术议题，它还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日常生活。我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到痴迷，并却决定举家迁往中国大陆，目的就是要亲眼目睹政治儒学在中国的复兴。

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儒家伦理学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政治，而且塑造了城市生活和人们在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日常生活交往。很少有人怀疑过去几十年中国儒家的复兴，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记录了这个现象，不仅依靠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且依赖自己在香港、北京、上海、和青岛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鉴于自己受到正规的政治哲学专业训练，我也试图区分对儒家政治伦理学的阐释，有些阐释是道德上可欲的，有些阐释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为此，我试图提出能够得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进步政治思想家认可的阐释。对儒家的最严重误解之一是，认定儒家不过是老迈、严肃和保守的男人为现状辩护的伦理学罢了。事实上，过去历史上的很多儒家士大夫都是杰出的社会批评家，现在依然如此。儒家理想与“实际存在的儒学”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当代受儒家启发的社会批评家必须首先提出适合现代社会的儒家理想，然后再想办法消除或至少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若干年来，我的观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十年前，我曾经半开玩笑地预测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改名为中国儒家党。当然，我不敢肯定这样的预测能够美梦成真，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充分“儒家化”，我会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到那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更加接近正式拥抱儒家思想：习近平主席2013年11月26日曾前往儒家的故乡曲阜参观，我的预测似乎一度即将变成现实。但是现在，我对中国共产党将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接受有些信心不足了。一方面，官方将儒家定为国教很可能是儒家哲学的死亡之吻，因为任何偏离官方阐释的其他选择都可能遭到禁止。在中国大陆，有关儒家伦理学的辩论热烈和活跃，但是，如果由国家来决定谁是真儒家，谁是假儒家的话，这样的辩论很可能就偃旗息鼓了。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儒家或其他任何价值观体系能够为所有人或者绝大部分人提供道德上知情的答案，以便迎接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我们也需要包括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内的其他伦理传统的输入。而且，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放的社会，允许人们讨论什么奏效，什么不奏效，什么好，什么不好。在这些辩论中，儒家能够和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道德指南的唯一源泉。

我非常感谢吴万伟教授，是他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忠实和高效地翻译了我的大部分儒家政治哲学著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渐渐不怎么记得之前所写的东西了，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写了什么，包括我本人在内J。我还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朱国斌教授。朱教授是我的朋友，也是15年前在城市大学工作的同事，当他提出以完整的形式出版我有关儒家政治哲学的文章时，我受宠若惊，深感荣幸。我还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陈小欢老师，她工作效率极高，为我提供了很多及时的帮助。最后，我要感谢山东大学的同仁们：在山东省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儒家的价值多么大，影响力是多么持久。

贝淡宁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2018年10月7日于山东省青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