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仑·沃兹 著 吴万伟 译

马修·麦克马纳斯（Matt McManu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哲学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区分。他认为，后现代文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首次理论化的产物，用来指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高度的怀疑主义和对主观性的热衷与痴迷。但是，人们即便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也赞同这个基本观点，即作为21世纪自由民主典型特征的社会状况已经让人很难把信念视为理所当然。当今发达国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毫无疑问对任何确定性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代表作《世俗时代》中称这个过程为“脆弱化”（fragilization）。其要点是如果某个信念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知识社会学入门），全心全意地去相信它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因此，可以说我们真的生活在后现代文化的时代，多亏了最新的数字技术，我们更加真切地意识到“其他选择”的存在－－我们的信念变得更加脆弱，更不大可能拥有坚定不移的认识论支柱。这就是后现代哲学在当今盛行的显著理由，虽然很少得到公开的承认。

那么，后现代思想的特征是什么呢？让·利奥塔（Jean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话语的怀疑”。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对包括启蒙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在内的种种现代主义主张所代表的终极真理前提的批判性回应。后现代主义者遵循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脚步，认可一种激进的认识论怀疑主义，这体现在通常被称为“怀疑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的东西上。

虽然我认为后现代哲学很有意思，有时候甚至不乏教育意义，但是我相信，它其实常常是缺乏连贯性的，更不要说在政治上的自相矛盾了。不过，这不由得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后现代哲学已经显示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左右两派的观察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它为何仍然这么受欢迎呢？　

“我没有世界观”

2017年夏天，我参加了在牛津大学举行的科学和宗教学术会议。在有关“世俗性”概念的会议上，我听到一位发言者宣读其极具后现代风格的论文，解构学术文献中有关“世俗性”的所有现有定义。这位发言者在这些话语中娴熟地使用“怀疑的阐释学”技巧，辨认出它们是如何实现社会构建的，而且阐明了它们如何服务于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不可告人的目标。

这是一篇论证严谨的学术论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同时也令我感到困惑不解。这位发言者解构了所有这些话语，却并没有提供替代性的话语。会议结束后，我走上前去询问他这个问题。但他只是茫然地盯着我看，似乎我向他提出了如何帮我系鞋带这样的荒唐问题。他告诉我，这不是他的工作。他似乎相信替代性的话语根本没有必要。我想知道他的批判背后藏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信仰，就请他描述一下他的世界观。他的回答却很干脆，“我没有世界观”。

这个反应当时令我感动震惊，但是我姑且善解人意地理解为：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完全吻合你构建的范畴，或者我不愿意被束缚住之类。但是，在阅读了几十本后现代哲学著作，并与数不清的福柯信徒就此话题展开辩论之后，我逐渐认识到，这位发言者的命题其实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后现代哲学不过是辩论策略而已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很时髦－－－尤其是在学术界－－－不仅因为现代后期的社会和文化状况，而且因为它是一种强有力的论证工具和策略。当一个人否认自己有立场时，你如何反驳他呢？反过来，与接受后现代思想的人辩论就好比与一个根本不在乎输赢的人打架一样无趣。你根本就不会赢。

在研究生讨论会上或者学术会议上我一次次地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我对历史或者其他事件提出某个实质性的判断，就有相信后现代主义的家伙回答说，我不过是在重新炮制一套社会构建起来的话语。在这种时刻，很难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通常，我都是保持沉默，但是我忍不住想这个刚刚解构我的真理主张的家伙其实并不在乎他们在胡扯些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根本没有终极真理，又怎么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后现代哲学提供了学界内部的权力立场，因为它赋予学者一个用来把别人的研究砸得稀巴烂的工具，却无需承受反击或者反驳的后果。后现代批评家通过装出一副中立性批判立场的样子，后退一步看似超脱地解构别人的话语，似乎他们就处于阿基米德的支点。

但是，后现代批评家在进行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为了赢得辩论的胜利，他们出卖了自己的人性－－－根源于对意义和连贯性的需要。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唱高调，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说法。后现代哲学赋予你痛击思想对手的权力，因为它让你能够把他们相信的一切都说成社会构建的产物，是腐败的和压迫性的话语等等。

结果，承诺于后现代思想很可能产生这样两种后果：要么是严重的生存焦虑和幻灭，要么是虚伪。据我的观察，研究生同学的生活中这两种情况都出现过。有些人严肃对待后现代认识论，这导致他们陷入一种愤世嫉俗的生活（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想要），有些则陷入严重的精神疾病比如损害健康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其他人则不过是口头上过过瘾而已，但在生活中与常人没有任何差别－－－真理的确存在而且也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后现代思想家都属于第二种范畴，因此产生了“纠察队学术”（vigilante scholarship），这是我的说法。

纠察队学术

追求“正义”的纠察队学者都是单枪匹马地行动，这是他们自认的认识论优越性的副产品。他们无需说明到底是如何拥有了现有观点，也无需证明其合理性，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他们的天赋就是有能力看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有勇气“对当权者说真话”。

我们可以在福柯身上看到这种典型（或者至少是普遍宣扬出来的福柯形象）。福柯的方式是求助于怀疑的阐释学，挖掘出真理主张背后的权力关系，并戳穿其神秘性。在福柯看来，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不是旨在改善个人自主性的公共服务，而是一种官僚式监控体系，是对个人的规训和惩罚，使其接受压迫性的现代性状况。心理学学科不是教导我们认识人的状况的知识领域，而是一种真理塑造机制，把某些形式的主观性正常化，把不符合要求的其他东西视为病态。

这里的关键是福柯对现代性的评价。但是，我们或许提出疑问：在没有某种积极的评价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做出评价？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福柯的确有一个标准，只不过他不承认。我在牛津遇见的那个发言者也是如此。因此，这些后现代思想家使用了一个障眼法：一方面，他们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理主张都是当权者的把戏，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对现实的看法更加开明，因而使其能够批判所看到的不公不义或者压迫和剥削。

我们在后现代著作中一次次地看到这些内容。学者往往从解构现有话语开始，似乎仅仅是表示怀疑的立场。但是，他同时在证明这些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腐败的或压迫性的，因而确认了（至少是间接地）规范标准。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么你认可某个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批判他人；要么你彻底承诺于怀疑主义认识论。对那些驳斥我们历史话语，并提供更好话语的人，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批判和解构变成了目的本身，就好像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没有共同的真理和意义框架下还能生活下去，这的确令人感到沮丧。

虽然可能的确存在着一些顽固不化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我觉得真正在纯粹的和前后一致的意义上遵从后现代思想的人毕竟是少数。也就是说，虽然在文化意义上，我们都是后现代主义者，都受到上文提及的信念脆弱化过程的影响，但是几乎没有人是哲学意义上的正宗后现代主义者。因此，我们看到的那些打着后现代主义旗号而提出的东西不过是虚伪的把戏罢了。

作者简介：

加仑·沃兹（Galen Watts），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博士候选人，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

译自：Postmodern Philosophy is a Debating Strategy by Galen Watts 

    https://quillette.com/2019/02/17/postmodern-philosophy-is-a-debating-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