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了显著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理解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稳定性及何以以可预见的方式持续发展，需要从国际体系、美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以及美国公众对政府的看法几个方面加以探讨。伴随冷战的终结，美国过去50年来外交政策的主要战略共识被颠覆，美国的对外战略面临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变化。在“自由世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际体系的融合和相互依存得到增强。在全球融合的进程中，美国出现经济增长趋缓、中产阶层收入停滞，以及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2016年大选的结果是公众对美国对外政策和经济预期不确定不满的集中体现。亚洲地区是变化中的美国外交政策优先关注的战略目标。变化中的美国外交政策未来会更加稳定和可预测，但是不会简单地延续以往的外交政策体系。
关 键 词：美国外交 对外战略共识 后冷战时期 特朗普政府
在苏联解体20余年之后，美国仍然在努力理解和适应成功所付出的成本和结果。普通公众认识到冷战结束是重大事件，但却鲜有人认识到美国急需改变外交政策的关注重点。自鸣得意的胜利主义者和公众对政治家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一种普遍的信心，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积极的，延续美国一直以来的政策既恰当又稳妥。从而形成的社会气氛是，美国的大多数公众很少关心政治，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家庭、工作或者其他个人利益。
美国公民较少关注政治的情况强化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共识，即将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交付给政治家和外交政策精英。这些外交官、军界人士、贸易专家等精英倾向于保持冷战时期使美国从中获得胜利的应对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此种政策选择意味着美国要为维护国际自由秩序承担不成比例的责任。这种自由秩序由所谓的“自由世界”发展而来，但在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扩大到多数国家。这种趋势的内在不平等被美国公民忽视或接受，因为这被视为有助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
这种趋势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既稳定又可预测，也有助于国际体系保持稳定。不是所有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喜欢或支持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他们可以预测并适应美国的外交决策。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要理解或者预测美国会做什么或者想要实现什么目标不再那么容易。这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感到不安，一些人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尽快回归到之前的政策行为模式。一些人似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美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不再能为国际体系提供领导力和稳定性。在笔者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可预测，但是不会简单地延续过去的外交政策。
无论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们，他们都把导致美国目前外交政策状态的绝大部分责任归咎于总统拒绝接受前任们所遵循的政策逻辑。①这当然毋庸置疑，但是把特朗普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归因于背弃传统或无知，则是忽略了时代背景，即当今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形成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巩固那些政策的共识也不复存在，特朗普总统或任何继任者都不可能简单地回归到过去有效的外交政策之中。还原美国外交政策的明确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是一项紧迫和可实现的战略目标，但是为21世纪的国际体系阐述一个清晰的愿景，发展一套战略以实现这一愿景，并且形成新的共识以支持新的战略则要困难得多。
一、美国外交政策延续性的支柱
几十年来，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中既稳定又可预测的堡垒。即使在美国国内政治动荡的时候，就像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那样，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保持了显著的稳定。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得到了强化、延伸和转变，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实施政策的手段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理解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何以保持稳定，并且以可预见的方式发展，需要考察国际体系、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公众对政府的看法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体系。冷战结束以后，很容易低估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生存性竞争(existential rivalry)的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苏联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国都持续关注这场无所不包的斗争及其后果。对美国来说，这是唯一最重要的安全关切，其他一切都相形见绌。美国尽管有时在国内问题上存在很深的分歧，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具体举措和对策方面有时也存在争议，但是赞成尽一切所能避免在冷战中被打败和在核战争中被消灭的共识是深刻、广泛并且强烈的。②
“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看似永无止境的客观事实，必须通过战略威慑和缓和(关系)来加以管理。美国利用优惠获得军火、市场、培训和技术的政策来加强与同盟国的关系，并吸引了不结盟的国家。这些政策工具和劝诱产生了理想的结果：战略稳定得以保持，盟国的繁荣与稳定得以加强，美国的繁荣得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有效性有助于外交政策免受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能够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使盟国安心并有效威慑对手。
支撑这些政策的逻辑和有效地将管理国家安全事务的责任交付给行政机构的共识，有利于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尽一切所能防止在冷战中失败，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的开放即是这一长期承诺的逻辑延伸。当尼克松和基辛格抓住机遇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限制苏联时，此举震惊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也令美国公众感到吃惊，但此举并没有在美国引起争论或反对。③
大约10年之后，卡特总统看到制约莫斯科的更好机会，即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使中国通过现代化建设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获得财富和实力。美国公众再次理解并赞同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逻辑。④尼克松改变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卡特决定让中国通过参与“自由世界”的国际经济秩序获益，这种方式大大扩展了美国及其盟国施加经济影响的政策空间。但是，直到1992年，发生的一切仍然以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阵营为界。
以此观之，尼克松和卡特的政策行为是为了在与苏联的持久竞争中增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国际地位，并为此进行了战术调整。如此概述美国的政策并不会降低中美缓和关系对美国、中国以及地区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美国为中国成为自由国际秩序事实上的成员而欢呼雀跃，美国的对华政策考虑到更深远和更深入的参与。政治家和外交专家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情况很快就进入到一个看起来很像旧常态的“新常态”，美国继续奉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样的政策。对于美国这些重大的战略转变，大多数评论者都赞扬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很少有人将这些战略转变描绘为是为了保持美国霸权、复兴美国经济，或者是稳固政治支持的孤注一掷。大多数人的最基本判断是美国政府看起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美国此举在震惊世界后，其外交政策行动仍将一如既往可以预测。
第二，美国经济状况与中产阶级。几十年的经济成就使美国公众受益匪浅，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以及对科技研发的投资，其意图是对抗苏联的数量优势。政策工具是技术领先的武器，美国企业在基于规则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中保持的活力和成功，以及与工人和投资者共享更多利润的企业文化。数千万的美国家庭成为中产阶级家庭，他们购买住房，并习惯于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方式。⑤美国的经济经历了正常的起起落落，但直到2000年，美国公众的生活还是美好的，并有希望会变得更好。在经济福利方面，联邦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似乎也运转良好。美国公众认为，既然政策制度运作良好，就没有必要更密切地监督政策审议或寻求改变以纠正问题。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过于关注政治。⑥
经济繁荣增强了个人安全感。工作有保障，有能力购买住房并养活自己和孩子，并且相信未来孩子会比自己拥有更多的机会、财富和工作保障，这些状况和预期使美国公众普遍感到安全。虽然自动化和低技能的工作机会流向了海外，造成了短期的痛苦和失望，但是人们普遍在新兴的或正在发展的行业中很快找到了工作机会。尽管遇到了挫折和混乱，但未来看起来仍然很光明，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社会体系仍然运作良好。
因为生活状态良好，很多美国人是否思考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是以何种方式促进或限制了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令人怀疑。这种情况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生了变化，因为公众的个人发展出现了更多问题。
第三，美国社会状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经济的强劲发展，大多数的美国家庭期待并经历了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当社会动荡达到较高水平，变革美国国内政策的诉求愈加强烈，这与外交政策上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在于，外交政策的成功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为美国公众的一些诉求创造了基本的安全条件，例如，要求投票权、更好的社会公正体系、更清洁的空气和水、老年人的健康保健、缓解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且有损民众生活水平的其他条件等。如果经济发展不景气，军事袭击的危险性加大，那么公众就可能走上街头抗议，各级政府也就可能推动根本的政策转变。
除了越南战争引发的反战运动是一个明显而且重要的例外，最具分裂性的国内问题(如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都没有产生国际影响。这意味着美国公众可以通过上街游行或投票对政府施加压力，而不用担心这样做会危及美国的安全。抗议和示威广泛存在，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各方的情绪都很激烈。但是大多数分歧与党派无关。一些分歧是以阶层为基础的，另一些则是以地区为基础的，还有一些则是以经济的逐利为原因。
第四，政府的表现。关于政府的表现和美国公众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体制的信心，仅做一般性的概述是不够恰如其分的。但为了强调20世纪过去的50年和当今美国政治的差别，笔者认为1950年至2000年间的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远高于现在，公众信任政治人物和官员管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大问题，而美国成功避免了与苏联发生冲突似乎也佐证了这种信任。在经济方面同样如此，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被视为是培育和调控了经济活动，为千万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对政府和政治体系的信任在社会领域也得到了证实。鼓励公众的积极参与是有效的，政府通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回应公众的诉求，包括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1965年引入的医疗保险(高龄和残疾美国人的医疗保健)，以及1972年的《清洁水法》。⑦即使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也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政治体系能够发挥作用。尽管没有达到很多人期待的程度，但是最终美国军队回国了，国会在1973年通过了《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⑧
基于以上的总结可以判断，大部分美国公众在多数时间和多数地方的行为界限都是基于对经济形势和对政府执政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满意，普遍认为政府运转良好，相信联邦政府为维持和平与防止战略对手获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些政策是有效的。对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和政府表现普遍满意，并产生了一个对政策连续性的固定偏好，这符合美国“不破就不修”的理念。但是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为止，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满意和信心已经大为减少，几乎濒临消失。
二、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新环境
要认识到当今的情况与1945年到2000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不需要完全同意上述总结分析的所有方面。⑨核武器继续制约着理性政治领导人的政策选择，这样就限制了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但是冷战结束了，它的终结颠覆了美国过去50年外交政策的主要逻辑。冷战结束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过了很多年才被接受，更重要的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力量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国际机制和关于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国际地位的假设。发生在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多个层面和多个领域的变化不断发展、互动并达到一个节点，很多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并且被认为将影响未来的关于美国的事实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多种因素的发展变化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汇聚，使观察者感到迷惑、沮丧，甚至有时被误导。
过去30年，国际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观察，大部分的变化及其累积效应都是积极正面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与苏联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竞争没有发生冲突就结束了，国际社会比以往更加和平、更加繁荣，政治问责制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扩展。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恐怖主义已经取代核战争成为美国最紧迫的安全关切。就冷战时期的最高优先目标及其直接后果而言，事态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美国的盟国，以及美国所建立、维持和拓展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大大减少了。
国际体系的融合和相互依存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得益于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秩序，越来越现代化和越来越繁荣的国家减少了对美国的保护和经济的依赖。世界变得更加繁荣，但其他国家的繁荣并没有以牺牲美国、美国企业或大多数美国公民的利益为代价。中国崛起近40年后，印度、巴西等许多国家开始经济腾飞25年之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仅仅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并且人均收入高于从前，原因是美国人口现在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5％左右。美国的社会经济仍然表现良好，但许多美国人却判断情况正在变得更糟。
对于美国公众个体而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有意义的、有回报的就业机会，使人们能够享受舒适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并为子女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同时，社会的公平制度也很重要。一些人挣得比别人多，这是可以容忍的，前提是所有人都能够挣得足够舒适的生活，而且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对于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来说，这个体系不再提供他们认为所能获得的利益，而且似乎与他们的利益相左，他们没有预想到这种结果。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工人的收入30年来基本停滞不前。富人愈加富有，仅有少部分人正在从中产阶级上层上升到富裕阶层，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日益紧张和难以接受的程度。⑩
美国工人的收入和期望值相悖并不是过去10多年来唯一改变的事情。事实上，上述四个领域的现实和观感都与过去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侵蚀或毁坏美国外交政策稳定性的支柱。
第一，国际体系。尽管除动荡的中东地区之外，国际社会正变得比以往更加繁荣、更加融合、更加相互依存、更加和平，但也变得更加分裂和多样化。冷战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令人担忧和充满危险的，但是对于竞争却存在一致性，其他国家是朋友还是敌人，还是与安全竞争是否无关，答案都是相当明确的。此外，安全和经济集团之间也有相当大的重叠，美国的盟友也是世界经济自由秩序的一员，美国的敌人几乎不能进入美国的市场，获得美国的资本和技术。1978年以后，中国在不是美国盟国的情况下成为这个经济秩序的一员，并且10年中一直没有被列为敌人。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时期美苏互斥的两极格局带来的明确性开始消失。曾经的自由世界集团已经成为唯一的群体，现在已经包含了几乎所有国家。曾经被明确定义为朋友和敌人的类别之外又出现了“亦敌亦友”，经济关系现在还包含了除参与同一生产和供应链之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的多数国家。国际舞台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管理。
国际舞台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制不断老化的国际机构正在失去效力，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发生在国际机制之外，国际问题的范畴扩大到包括传染病、人口贩运、温室气体排放等等。开展多边业务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得劳工政策、税收政策和环境政策(包括其他因素)等成为影响美国国内经济的因素。包括美国在内，失去或者获得工作机会的原因在于公司董事会所做的决定，而不在于美国政府官员。
苏联的消亡也削弱了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共识。(11)而且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盛。美国公众因此开始质疑，是否仍需要延续原有的外交政策以威慑和击败已经不复存在的如苏联这样的敌人。评估并修正以往对战略伙伴更加有利的政策安排，这方面的倾向和压力不断增加，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公众的经济状况和前景与10～15年前相比有很大不同。
第二，美国经济状况与中产阶级。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高位稳定的状态，之后基本停滞不前。(12)当工资增长趋于平缓时，似乎是经济周期中的“正常”现象，这并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紧迫关注，因为人们预计工资涨幅停滞只会持续较短一段时期。但是，预期的工资水平快速改善并没有发生，在经济和政治影响突显之前已经持续了几年时间。
美国的国民经济继续缓慢增长，原因是基数变得如此之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但增长的收入中越来越多的份额集中在越来越少的群体中，富人变得更加富裕，但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美国公众要求政府对此采取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国会所做的就是通过立法给中产阶级减税，但却给非常富有的人带来不成比例的好处，此种解决方案使大多数公民的情况变得更糟。(13)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在2017年后期出台的大规模减税，赋予了巨富阶层更丰厚的福利，加剧了收入不公平问题。
美国经济发生变化有很多原因，从老化的基础设施到自动化的发展，教育和技术培训计划的不足，以及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这些问题没有简单或快速的解决办法。有些责任在于个体，但是企业、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都难辞其咎，必须共同承担解决方案。但是政治家们更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和“不明智”的贸易协议，而不是承认美国政府没能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以补救。
第三，美国社会状况。贫困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问题成为2016年大选的一个中心议题，但失业和将其他国家作为美国经济的替罪羊都只是令选民不满的部分原因。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这使得很多人的经济困难状况更难以被接受，并且更具政治影响因素。因为占人口1％份额的富裕阶层目前在公众收入中占了非常大的份额，并且这一比例快速增长。(14)和所有国家都一样，美国的经济精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不愿意进行损及其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改革。
第四，政府的表现。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美国人很少关注政治和党派争论。这更多是源于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的信心，而不是冷漠或对政治不感兴趣。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公众满意于专业的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时，适当地调整政策以解决具体问题或者应对事务的发展即可。如果美国政府的政策实施进展不顺，例如，经济不景气，制度方面看起来不公平，或者政府没有尽力保护环境，没有规范企业的行为，美国选民可以利用投票和其他机制使领导人承担责任。由此，美国大多数公众认为没有必要密切关注政治纷争，或者没有必要积极参与改变政策或政府行为的行动中。一般而言，美国公众将政策决策委托给政治人物。在非常情况下，当政策系统没有像应有的机制那样运行时，美国选民就会直截了当，通过选举投票更多地参与到政策决策过程中，这就是2016年大选以来正在发生的情形。
2016年的选举受到一场“完美风暴”的塑造，其根源是选民怀疑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是否仍然明智性和有效，经济前景是否仍可预期。对很多选民来说，不满情绪来自停滞的或者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以及对政府没能缓解很多社会问题的失望，认为美国的政策体系没有按照应有的模式运转。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派分歧在国会制造的僵局加剧并印证了这种认知的准确性，其结果是普遍扩散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类似于1975年的标志性电影《网络》中虚构的新闻主播霍华德·比尔(Howard Beale)的长篇大论所表达的那种感觉，“我气疯了，我再也不会接受它了”。(15)
美国公众对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人物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都失去了信心。除了这种后果之外，更多的美国人关注政治和政策争论。外交和安全决策将不会再被委托给外交政策精英中的“专业人员”，直到他们重新获得美国公众的信任和信心，这将需要一些时间。在此期间，外交政策议题将被置于公众面前进行讨论，在各种议题领域间折中权衡，并充斥着由政治妥协而导致的各种矛盾。
三、美国外交政策变迁对亚洲的影响
当前在美国政治阴影下展现出的事态发展和争论，是近20年前开始的趋势和事件的高潮。正在美国发生的事令很多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感到费解和担忧。美国人也对此感到困扰和迷惑，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至少有明确的信心，认为美国将战胜这些挑战，变得更强大、团结，能够更好地迎接明天的挑战。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信心是天真的，或者是盲目乐观，但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在历史上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
其他国家的人们并不认同美国克服当前困难的信心。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亚洲国家的人们担忧，美国解决内部分歧的方式将不利于他们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简单地回到美国外交的原有状态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与全球秩序的互动将不同于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的最初几年。
这些变化对特定国家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它将取决于这些国家自身的行为和反应，以及美国政府的决定。如果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国家要塑造或对美国的事态发展做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就需要准确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发生的原因，以及什么因素可能决定未来美国的优先事务和政策选择。
首先，政治争论的加强代表的是活力，而不是衰落。与亚洲许多人的断言和明确的认知相反，美国并没有衰落。(16)美国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企业在全球的产量和收益中所占的份额比30年前的情况更多，美国的军队仍然没有竞争对手，美国的大学仍然为全世界所羡慕，获得美国“绿卡”依然是全球精英人士的梦想。包括很多亚洲高层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错误地理解美国的这些方面，这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会导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评估，基于对美国政府想要实现目标的不准确理解而采取错误的应对政策。换句话说，对美国现状的错误分析会导致对其战略目标的误判及其外交政策的误解。
亚洲对美国的众多评论中非常流行和有害的想法之一是，美国正在衰落和国际政治权力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崛起的中国。这个概念有很多变种，其中包括一个令人费解的趋势，即把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影响力和稳定性，产生关于权力的“跷跷板”观点，假设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证明”美国正在衰落，并对崛起的中国与衰落中的、决心阻碍中国崛起的美国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表示担忧。此种担忧引申出的推测包括担心美国履行其安全承诺的意志和能力，担心未能抢先适应中国的优势地位将会产生不利的经济后果等。
提出对美国衰落的判断错误不是为了攻击不存在的“稻草人”，是因为该思维的存在使得政府官员和其他人会透过有色眼镜看待美国对地区事务的持续参与，以及美国重新审视冷战安排的方式。由于基本条件已经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未来的政策评估不可能建议美国的外交政策回到原有方式。准确地说，未来美国寻求的变化将不仅取决于美国公众和决策者的偏好，也将受到各地区国家的倡议和反应的影响。传统的战略安排将以何种方式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其他国家采取的措施将是至关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其他国家的政策审视应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准确理解。
其次，美国将继续深度参与亚洲事务。亚洲地区的许多评论家，以及美国的一些评论家，质疑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诚意、意义和可持续性，但笔者发现大多数这样的评论肤浅的令人难以置信，过于关注词语，而忽视了事实本身。无论是否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事务参与描述为是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持续和发展，还是对美国与亚洲地区总体关系中具体议题的重新重视，或者或多或少地认为这是以美国思维为中心，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美国正在并将持续深度参与亚洲地区事务。争论美国与过去某些时候相比是否更多地参与，或者与对欧洲、中东和其他地区事务的参与做比较，就像争论一枚大头针上面能够站多少天使一样都毫无意义。
参与并不是一个只有“开”和“关”二元选择，它始终是一个等级指标，区别在于参与程度的多少和参与的具体内容，但永远不会低于最低值。质疑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更广泛地参与了亚洲地区事务，并猜测特朗普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长期后果，这是掩盖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即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参与将保持非常高的深入程度。贸易量、金融要素流动、生产和供应链、安全关切、大量的亚裔美国公民，以及许多其他“事实”将确保美国持续深入参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形式将和过去几十年完全一样。
再次，美国的利益推动美国参与亚洲事务，那些利益不包括追求或维护美国霸权或者是遏制中国。首要的目标包括维护和延长和平与繁荣，不是通过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行使霸权或通过权力平衡机制，而是遵守被所有人所接受和奉行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一直并将继续与一些国家保持比其他国家更紧密的关系，但不寻求将各地区划分为盟友和对手群体。
将美国的亚洲地区外交政策描述为受到与中国的竞争所驱动是错误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做的一些事情美国不喜欢，但大多数外交政策的官员寻求在共同的结构和框架内管理分歧，而不是重现冷战时期的分裂和敌对。竞选言辞中对中国的批评应该被认真对待，因为这些言辞揭示了具体的、大多是经济方面的美国公众的关切。但是有头脑的美国人应该明白，将美国政治和外交决策中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例如，企业将生产转移出美国的决定是由企业董事会和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做出，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所导致的。将解决根本问题的需求定性为国家安全关切是为了强调这些的重要性，不应仅从字面意思理解。
最后，冷战已于20余年前结束，但其遗产继续塑造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观念、政策以及优先事务。这样的例证包括保持与盟国和伙伴的不平等关系，仍然维持有争议的承诺，确保获得不再需要的战略资源。美国继续冷战时期的政策选择，例如，向一些盟国提供单方面的安全保障，赋予总部在美国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更加有利的条件，但这些做法可能不再合适。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其他从这种政策安排中获利国家的政府官员不愿改变这些已经实施很长时间的、惠及双方的、并与美国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的策略选择。但是如上所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突显的一些关切和态度，或明或暗地挑战了继续实行原有外交政策行为的基础。
特朗普总统以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续的方式回应了这些担忧，但重新审视美国追求战略目标的手段是基于现实的需要。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持续，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会重回原状。美国仍在考虑和争论的是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冷战后世界，美国在新秩序中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如何改革、替换或补充现有的机制以满足21世纪的要求，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设计并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有效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其他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做出应有的贡献和发挥领导力。
注释：
①Stephen Sestanovich,"The Brilliant Incoherence of Trump's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May 2017,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5/the-brilliant-incoherence-of-trumps-foreign-policy/521430/; Rosa Brooks,"Donald Trump Has a Coherent,Realis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April 12,2016,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4/12/donald-trump-has-a-coherent-realist-foreign-policy/.
②James T.Patterson,Grand Expectations:The United States,1945-197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Joshua B.Freeman,American Empire:The Rise of a Global Power an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t Home(New York:Viking,2012).
③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chapters 18-19,24.
④Michael J.Green,By More than Providence: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chapters 9-10; 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1977-1981(New York:Farrar,1985),chapter 6.
⑤Lawrence R.Samuel,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A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14).
⑥James T.Patterson,Grand Expectations:The United States,1945-1971.
⑦James T.Patterson,Grand Expectations:The United States,1945-1971,chapters 15-22.
⑧Leslie H.Gelb,Richard K.Betts,The Irony of Vietnam:The System Worked(Washington,DC:Brookings,1979).
⑨笔者之所以选择2000年，而不是1992年作为冷战终结的时间点，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苏联解体对国际体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不确定性持续了较长时间；二是公众和政治家完全意识到美国所处的新环境与既往的显著不同存在时间滞后。
⑩Lawrence Mishel,et al.,"Wage Stagnation in Nine Chart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January 6,2015,http://www.epi.org/publication/charting-wage-stagnation/.
(11)打击恐怖主义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了塑造美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共识和缘由的等价物，但其范围和影响是不同的。
(12)Lawrence Mishel,et al.,"Wage Stagnation in Nine Charts".
(13)David Kamin,Isaac Shapiro,"Studies Shed New Light on Effects of Administration's Tax Cut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September 13,2004,http://www.cbpp.org/research/studies-shed-new-light-on-effects-of-administrations-tax-cuts.
(14)Josh Blivens,"The Top 1 Percent's Share of Income form Wealth Has Been Rising for Decade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April 23,2014,http://www.epi.org/publication/top-1-percents-share-income-wealth-rising/.
(15)Jeff DeGraff,"I'm Mad as Hell and I'm Not 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Psychology Today,October 17,2011,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innovation-you/201110/i-m-mad-hell-and-i-m-not-going-take-it-anymore.
(16)Bonnie S.Glaser,Lyle Morris,"Chinese Perceptions of US Decline and Power," China Brief,9-14,July 9,2009,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 tx_ttnews％5Btt_news％5D=35241&cHash=db9748f805#.V9RaXhSTS9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