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非常感谢《开放时代》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大家知道我是做经验研究的，最早跟贺雪峰教授读博士，做田野研究，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研究的问题都是小的问题，不太谈宏大的话语。法学理论如何面对当代中国法治这么一个宏大主题，是我最近几年在思考的问题，与我自己如何在法学界立足是紧密相关的。

讨论法学理论如何面对当代中国法治这样的大话题，确实像朱苏力老师讲的，平常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又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几个刺激：

第一，在知识体系上，我过去做的研究，在法理学的学科体系里不好放。很多朋友跟我讲，觉得我研究的东西很有趣，但在课堂教学的时候，不好放到哪个模块中去，研究的问题跟传统法学理论讨论的问题有距离。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体系不完善。问题是如何完善这一体系呢？

第二，最近有关于法理学学科的死亡与重生等问题的一些讨论。我们既有的法学理论体系，尤其是教材体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讲司法，一般讲司法具有被动性、中立性，但这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司法。中国的司法一定是被动的吗？再如讲执法，执法有权威性、单方面性，但中国的执法从来不是单方面性的，执法具有协商性。既有法学理论体系的很多概括，不能够完全涵盖中国。

第三，今天中国已经如此重要，站在中国来讲法理学，就必须能够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验，至少是主要大国的经验，当然也包括西方。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不一定说和西方就是对立的，也不是说西方错了，而站在中国来讲法理学，至少应该同时容纳中西，以及其他的重要国家的基本经验。但是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整个理论体系做得还很不够。这在基本理论体系尤其突出，教材就是基本话语。

此外，顾培东教授常常向我灌输一些理念。他经常说，我研究的那些东西太细枝末节，进不了主流话语。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还是想有一些改变。我跟他讲，年轻的学生要对问题认识有突破，有真正的理解，有学术感觉的话，必须从微观问题入手。他说，如果说年轻的学生需要这样，你40岁左右的年龄，应该想想未来，你在学术史的位置怎么摆，如何做出贡献。他说这个话题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所以我现在也在想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谈话语，现在最主流的话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学院，很多老师信奉西方的法学理论，原因很多，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我们拿不出一套有说服力的话语的时候，大家自然就容易跟着西方跑。西方的法学理论话语很成熟，多少人付出了努力，它系统而逻辑完整。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总不能在课堂上拿着领导人讲话读吧。这是什么中国特色？没有真正的学术理论体系，在课堂上读领导人讲话是不行的，必须落实为学术的语言，甚至是日常的语言，必须建构出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现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非常内在的原因，我们整个概念、范畴、理论西化是很严重的。当然这有法学界懒惰化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到现在问法学学者，什么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或法治社会，也不容易回答出来。西方没有这样的词汇，西方讲法治就是法治，讲法治的要素、特征，不会讲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样的词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的，来源于中国。这些词汇到底指什么？在理论上讲得清楚吗？讲不清楚还讲什么中国的理论话语体系！

我们今天的法学理论体系，没有办法覆盖我们法治的运行。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政府长期是这样推进法治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纲领性的文件就是这么写的。可是我们法理学的教材没有这些东西，它讲法的运行就是立法、司法、执法，这些并不能概括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体系去讲这些东西都是有疑问的。我们整个理论体系，对中国法治实践状况的把握不够，学者对实践都是疏离的，有很多问题。

甚至说，当代中国法治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没有人说得出来，没有一本书告诉你当代中国法治是什么样的。如果讲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连法治理论都描述不出来，怎么说得通？法学院的学生经过四年训练以后，你问他中国当代法治是什么样的，他是说不上来的，因为既有的理论框架容纳不下这些东西。讲党领导法治，党是怎么领导法治的，有人讲得出来吗？这没那么容易。

所以在我看来，把当代中国法治讲清楚，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就是在法学和法治领域讲中国模式。对内把这些讲清楚，才能够真正去反西化。我们缺乏有说服力的话语和理论去占领市场。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讲我们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头脑是那么好进的吗？必须有真正的理论建设，拿得出框架来，如果拿不出来，说了都是白说的。

对外，中国推进法治的模式可能为第三世界提供经验和借鉴。可以说，中国法治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是很成功的。全世界抄袭西方法律制度，抄袭得好的多了去了，有的国家连国旗都抄别国的，还有把世界上最顶尖的法律直接移植过来的。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把抄来的法律贯彻下去。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需要建设法治的经验，中国恰恰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其意义不在于我们要标榜自己和西方不一样。我们讲得出来，人家自然可以去学习，学习如何有效推进法治。中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讲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如何领导，政府如何负责，这都是需要阐释的，在经验层面、在理论层面，都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有很大的空间。

最后，我们在人力资源上也存在巨大的浪费，很多学者在做意义不大的工作，意义重大的工作却没有人去做。需要做的学术工作，你只要稍微一深入，就会发现并没有多少人研究。你一搜索关键词，发现文章很多，读了之后发现没有几篇是真有启发的。把当代中国法治讲清楚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人真正去做，这多少有些悲哀。

当然，我经常会觉得很无力，说要突破西方的框架，说要突破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条，但法学理论话语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只有去做了，做好了，才有意义。谁都可以说，做不出来，说就没有多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