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消费社会学领域中相继出现的“符号消费论”、“麦当劳化消费论”和“第三种消费文化论”等理论分野虽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消费的多样性，可是在理解具体消费现象问题时却往往会面临一个困境：由于在某一具体的消费现象中往往同时存在着消费的功能性、关系性和文化性等价值，我们通常无法借用上述某一消费理论对实际消费生活中的具体消费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借用山崎正和在其消费概念理解中所聚焦的时间维度，尝试对凡勃仑以来的消费及消费社会主要理论分野作重新阐释和梳理，可以为解决现代消费理论困境、认识现代消费及其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 键 词：消费 时间 闲暇 产业社会 符号消费 consumption time leisure industry society code consumption
一、问题缘起：一个消费社会学的理论困境
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消费社会化潮流，在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给我们呈现了现代消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王宁认为，对消费的研究应该从认识人的需要开始，而需要是源于人的“物质匮乏”、“社会匮乏”和“精神匮乏”三种存在状态①。无独有偶，日本学者间间田孝夫把现代消费的价值分为功能性价值、关系性价值和文化性价值三大类，提出了“消费的三相理论”，认为消费的三大价值如同三种颜色在调色板上描绘出了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现代消费，并由此构成了现代消费文化②。事实上，正是基于对消费的三大价值中的某一价值的聚焦，在消费社会学领域中形成了三大理论板块。
首先，消费的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所主要关注的是消费的关系性价值，特别是在凡勃仑“炫耀性消费”和波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的影响下，把消费视为人与人之间差异化或社会竞争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其次，美国学者瑞泽尔另辟蹊径地对消费的功能性价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社会的麦当劳化”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从理性化角度重新认识现代消费及其发展趋势的路径③。可以说，“社会的麦当劳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在消费社会理论中独占鳌头的局面，引起了消费社会学界对消费的功能性价值的重新关注，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韦伯的“理性化”趋势的巨大威力。再者，关于消费的文化性价值的社会学研究，我们有必要关注日本学者间间田孝夫所作出的努力。间间田孝夫对消费社会学长期以来过度关注消费的关系性价值的做法表达了异议，他认为追求消费的文化性价值的第三种消费文化正越来越显现出其在现代消费中的重要性，因此对现代消费的多样性价值特别是文化性价值的关注才应当是消费社会研究的重点所在④。
如上所述，与传统经济学及其周边相关学科仅仅依据其效用来理解消费的单纯做法不同，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消费具有多样的价值，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消费的多种理论视角。上述三大理论分野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消费的多样性，可是在理解诸多具体消费现象时却往往会面临一个困境。这一困境在于，由于某一具体的消费现象往往同时包含着消费的功能性价值、关系性价值和文化性价值等多种价值，这使得我们通常无法借用上述某一消费理论对实际消费生活中的具体消费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奢侈品消费通常被解读为是一种符号消费，然而奢侈品优良的材质和精细的做工往往使其品质过硬、功能出众，能给消费者提供更为出色的功能性价值。此外，奢侈品的设计美感以及其背后的品牌文化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大因素，换言之，奢侈品也给消费者提供着普通商品不可比拟的文化性价值。所以，仅仅把奢侈品消费视为符号消费的做法是片面的甚至粗暴的，它掩盖了消费者选择奢侈品的其他动机。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消费概念的理解上存在不足：一方面，我们对消费概念的理解过于浅显和宽泛，使得原本以完全不同逻辑而存在的现象都统统被纳入了“消费”范畴；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缺少统一划分标准和逻辑前提下把消费的价值加以人为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自为政的多种消费理论。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消费概念呢？
二、消费概念的再认识
对于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或许由于其过于日常化的缘故，我们通常很少去认真地思考“什么是消费”这个问题。当被问及“何为消费”这一问题时，似乎我们很难一下子找出一个统一而明晰的定义。根据一些学者对“消费”词源的考究，消费具有“完全消耗、吞食、浪费、花费、用光”等含义⑤。如果对消费的理解停留于这一层面的话，那么我们显然是无法把生产和消费加以区别的。我们知道，经济学通常把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大类。而这样的分类恰恰意味着消费与生产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哪怕在一些“生活消费”中也通常存在着生产活动，比如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消费，就其可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我们亦可视其为一种生产。事实上，大多数消费社会学者沿用了经济学把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含糊做法，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生活消费”领域，并没有对生产与消费的区别加以深究，从而也就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消费概念的深入探讨和明确界定。
王宁认为：“所谓消费，是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为满足其需求和需要，对终极产品(物品、设施或劳务)的选择、购买、维护、修理或使用的过程，该过程被赋予一定意义，并带来一定的满足、快乐、挫折或失望等体验。”⑥这一消费定义似乎通过强调消费的对象是“终极产品”，进而试图把消费与生产加以区分。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定义依然没能把生产和消费加以本质地区别开来，因为所谓的“终极产品”很多时候只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在“消费者从宜家选购家具，然后回家组装并使用”这一符合王宁所定义的“消费”现象中，不但消费者所购买的家具只是相对而言的“终极产品”，而且整个过程中甚至还包含着“组装家具”这样可以被视为生产的环节。
因此，依据人们的需求和需要的对象是否为“终极产品”来界定消费概念的做法依然存在着漏洞。那么到底何为消费？我们又如何区分生产和消费呢？日本学者山崎正和指出：“人类所有的消费行为都可以用生产的姿态来实施，同样人类所有的生产行为也都可以用消费的姿态来实施。”⑦换言之，生产和消费的根本区别既不在于实施的主体不同，也不在于实施的客体不同，而在于人类实施这一活动(生产或者消费)的姿态不同。此处所谓的“姿态”即可以理解为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因此在山崎正和那里，生产是以效率至上为原则的活动，而消费的本质则是对时间的消耗。只有这样定义消费才能让我们实现对生产和消费的明确区分⑧。
由此可见，山崎正和从时间维度上对消费概念的重新诠释不仅让我们解决了一直以来经济学、消费社会学对生产和消费概念的含糊处理所带来的困惑，使得生产和消费真正成为互为对立面的概念；同时也给我们开启了一扇从时间维度重新理解现代消费及其变迁的大门。基于此，本文将借用山崎正和在其消费概念的理解中所聚焦的时间维度，尝试对凡勃仑以来的消费及消费社会主要理论分野作重新阐释和梳理，从而为理解现代消费理论困境和认识现代消费及其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时间维度下消费的“产业社会之旅”
(一)闲暇的退场与消费的兴起
众所周知，我们对消费的社会学式关注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业社会。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凡勃仑因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1899)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概念，而被通常视为消费的社会学式研究的先驱者。值得注意的是，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概念是其在阐述“炫耀性闲暇”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足见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凡勃仑曾指出：“关于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发展情况的观察来看，两者同样具有博取荣誉的功用，尤其是两者共有的浪费这个因素。在前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在后一种情况下所浪费的是财物。两者都是表明拥有财富的方法，同时两者也习惯地被认为是一体的。”⑨然而在消费社会学领域，相比于“炫耀性闲暇”，我们长期以来似乎对“炫耀性消费”概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学界对两个概念冷热不均的这种态度，当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实际状况的。因为在凡勃仑那个时代，作为表明拥有财富的手段的“炫耀性闲暇”就已经逐渐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炫耀性消费”成为人们证明财富、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正如凡勃仑所言：“在准和平文化阶段，不论作为财富的直接说明或礼仪标准的因素，有闲曾居于第一位，它所占有的地位都远在浪费性消费之上。从那个时期以后，消费的势力逐渐增进，到现在它无疑已占据首位。”⑩
按照凡勃仑的说法，产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在于炫耀性闲暇的有效性降低和炫耀性消费的有效性相对增长。他指出，在早期占压倒性优势的奴隶制和身份制，使得有闲阶级的活动只能是以武力侵略敌对部落和在自己部落内对奴隶阶级进行镇压的日常工作，而不是从事实际有用或者甚至表面上有用的任何工作。但到了以工资劳动和现金支付为特征的和平阶段，强迫劳动已不复存在，对生产劳动的耻辱感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敏锐，于是推崇事物实用性和有效性的“作业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开始抬头并发挥作用。这使得那些显然无目的和无意义的闲暇渐渐受到轻视，但在对任何带有生产劳动性质的工作一概加以鄙视的荣誉准则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以浪费为特征的炫耀性消费就取代闲暇而成为表明财富和地位的有效手段。(11)在凡勃仑看来，炫耀性消费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对财物的浪费，显然是与“作业本能”相违背的，但正如他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如果任何商品或劳务的根本目的是明显浪费，即使是显而易见的，也不能就此断定它不存在任何实用性。因为在消费品甚至产品效用构成中，实用和浪费这两种成分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12)
换言之，在“作业本能”日益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浪费时间的炫耀性闲暇只能越来越被认为是无目的和无意义的而受到轻视，与此不同的是，炫耀性消费则不管实际上有多么的浪费，因其中伴随着商品的实用成分，从而可以避免与“作业本能”之间的冲突，得到道德上的认可。因此在凡勃仑那里，作为浪费财物的炫耀性消费，通过伴随于其中的“实用”要素这一道德“遮羞布”，在“推崇事物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鄙视不切实际、浪费和无能”的“作业本能”抬头的背景下成为作为证明财富、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
凡勃仑通过“作业本能”的抬头解释了炫耀性闲暇的有效性降低的原因，然而其对炫耀性消费有效性增加的解释似乎并不十分明晰。虽然消费所具有的“实用”成分这一道德“遮羞布”可以让消费即使是一种极度浪费的情况下也避免与道德相悖，但这最多只能是炫耀性消费有效性增加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当然，在关于炫耀性消费的有效性增加的阐述中，凡勃仑提到了“个人接触面”和“社会流动性”这两个变化因素(13)，但关于这两个变化因素究竟是如何导致炫耀性消费有效性增加的这一问题，其分析并不够充分。
关于凡勃仑的这一问题，笔者曾在别文中通过“差异化的进化”角度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对炫耀性闲暇和炫耀性消费的差异化效用作了比较，进而认为炫耀性消费替代炫耀性闲暇是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差异化的进化”的结果(14)。尽管如此，凡勃仑所呈现的“炫耀性消费替代炫耀性闲暇”和“作业本能”的抬头这两个历史事实依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正越来越被“效率至上”这一现代产业社会铁律所渗透和主导。毫无疑问，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一部分的消费也不能幸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生产领域中广为人知的商品逻辑和工具理性，在消费领域同样引人注目(15)。换言之，消费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生产的姿态来实施，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发生了巨变，闲暇因违背“效率至上”原则而被轻视，消费则因向“效率至上”原则看齐而沦为一种生产。而波德里亚无疑是把消费视为一种生产活动的代表性人物。
(二)符号消费与“效率至上”原则
波德里亚因其提出的“符号消费”理论而在消费社会学界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关注。简言之，该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借用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把商品视同于和语言文字一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第二，基于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齐美尔的“时尚”理论、里斯曼的边缘性差异化以及尼采式的“趋向权力的意志”和“更好、更快、更频繁”的本能冲动的观点，认为人具有永无止境的差异化欲望；第三，援用加尔布雷斯的“依存效应”(dependence effect)观点，立足于生产者主权论，认为消费者受着生产者或资本的符号生产体系的完全操控。
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16)。既然消费与生产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那么，现代消费如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生产遵循效率至上原则一样，其遵循的亦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消耗或破坏更多的商品”这一效率性原则的。“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生产和消费——它们是出自同样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的。”(17)所以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是对生产的“逻辑性替代”(18)。这样，波德里亚通过把消费视同于生产，使得产业社会生产领域中的效率至上原则同样适用于消费领域。
当然，我们在理解以破坏和浪费为特征的符号消费所遵循的效率原则时，正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浪费和破坏也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它在高级社会的功用性中替代了理性用途，成为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的地方。因此需要从更为广泛的社会逻辑角度来考虑源于理性主义和经济学用途的概念。(19)由此可见，遵循效率原则的符号消费所指向的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而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用——差异化目的。借用费瑟斯通的话来说，“工具理性算计在生活之各个方面都成为可能，所有本质的差异、文化传统与质的问题都转化为量的问题”(20)。
而山崎正和认为，当消费指向社会竞争和差异化时，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忽视作为“个人生涯”的时间以及人在社会坐标中作为“生活纵轴”的存在，相反我们会专注于自己和他者之间关系并一股脑儿地生活于连接这种关系的“人生横轴”之上(21)。换言之，以差异化为目的的符号消费因其效率性原则而使得作为“个人生涯”的纵轴方向的时间与生活本身相分离，消费者如同流水线上的生产劳动者一样机械地重复着浪费和破坏活动，消费变成了与个人的享受与欲求无关的生产劳动。正如波德里亚自己所说的那样，“享受会把消费规定为自为的、自主的和终极性的。然而，消费从来都不是如此”(22)。
因此，在更短时间内消耗更多商品的符号消费体现的是消费的效率性原则，这也意味着“效率至上”这一产业社会的原则已经从生产领域扩展至消费领域。正如时空社会学家诺沃特尼所指出的那样，时间的稀缺性成了产业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其影响已经超出生产领域而进入了所有生活领域(23)。在这里，凡勃仑对消费中“浪费”成分的“道德”问题的担忧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一方面是因为，即使有“道德”问题，消费中的“实用”成分这一道德“遮羞布”总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浪费”已经被大众所接纳而获得了其合法性。恰如王宁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合法性”，消费主义才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24)。由此可见，齐美尔在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概念之后不久提出“时尚”理论绝非一种偶然巧合。其时尚理论表明，时尚是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在“趋同”(imitation)和“标异”(demarcation)驱使下不断模仿与抛弃的往复循环过程(25)。其所揭示的，正是作为一种“追赶—逃跑”(chase and flight)的社会游戏的运行逻辑及其加速更替倾向在现代社会中的扩散。特别是在现代广告、媒体等促销手段的影响下，时尚体系的加速更替越发显而易见。波德里亚也指出，如今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根据其死亡。广告的唯一目的不是增加而是去除商品的使用价值，去除它的时间价值，使它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速更新(26)。因此，正如人类学家米勒所言，对波德里亚这一类学者来说，人们不过是一群穿着衣服的模特，而使这些衣服确保了时尚产业能够维持它持续获利的动力(27)。而这样的状况也可以在里斯曼那里得到确认，里斯曼认为，作为“孤独的人群”的他人引导者看起来似乎不在乎浪费时间，但缺少自我内核的他人引导者需要时刻像雷达扫描一样收集他人的信息，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生产与消费、顺应团体和为个人兴趣服务，以及工作和娱乐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28)。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贝克尔甚至试图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纳入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体系来加以分析和理解(29)。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符号消费依然遵循的是生产领域的效率原则，它总是试图在更短时间内消耗更多商品，从而确保或增加其差异化的有效性。在这里，时间总是作为消费的分母而存在的。
(三)符号消费的局限性与闲暇的回归
1.符号消费的局限性
毋庸置疑的是，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审视现代消费的新视角，它从消费领域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巨大权力及其贪婪本性，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波德里亚为找寻理想中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而展开的现代消费社会批判，由于其彻底的生产者主权论立场，导致其对消费的理解只能停留于“对物的消耗”这一与“生产”互为同义词的层面。因此在波德里亚那里，生产的对立面是“破坏”，而消费却成为生产的同义语。山崎正和指出，波德里亚试图寻找作为生产对立面的消费，但其到达的却是对生产和消费的全盘否定，甚至是对人类文明构造本身的否定(30)。显然，被视为凡勃仑“炫耀性消费”升级版的波德里亚符号消费批判理论，从其诞生开始就已经排除了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性以及消费多样性，限制了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现代消费(31)。
不仅如此，即使聚焦于波德里亚所谓的“符号消费”本身，实际上其成立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换言之，以资本操控下的“差异化”为目的的符号消费，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其有效性。山崎正和认为，符号消费只不过是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现象。要使得这种差异化消费成为可能，首先是须对有关该商品的价值观具有均质性的特点，其次是该人的消费必须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32)。笔者也曾指出，人们对某一消费的“关注度”和实施这一消费的“可能性”这两大因素决定着差异化消费的效用(33)。事实上，符号消费的有效性正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面临着严峻挑战。在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和模仿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使得商品(=符号)达到了几近泛滥的程度，消费者想通过商品来顺畅地传达以及准确地解读其符号象征意义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然，社会上出现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趋于小型化的“同辈集团”，也许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这一状况的一种应对措施，但这似乎也不足以阻止符号消费局限性的暴露。
针对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的局限性，间间田孝夫指出，判定是否“超越生活所必需”这一问题本身就十分困难，以波德里亚为代表的消费文化批判论却把超越生活必需品范畴的消费都认为是浪费的和不好的，并以此为前提试图把凡是超越生活所必需的消费都纳入符号消费范畴加以批判和否定。但事实上，这些所谓超越生活必需的消费，其符号属性正变得越来越稀薄，相反与消费者兴趣爱好、闲暇生活等有关“第三种消费文化”属性的消费正在迅速抬头(34)。
而山崎正和则从人的欲望构造层面上揭示了“人具有永无止境的差异化欲望”这一符号消费理论前提条件的伦理性谬误。在山崎正和看来，在人类的欲望构造中，除了有限的物质欲望之外，还存在着尽可能延长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的时间的欲望。因此，“人类的欲望本质上具有权力的志向，通过对破坏和差异化的追求而无限膨胀”这一波德里亚的假设不仅是其本人的一种偏见，也是长期以来在产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观，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深刻的不幸(35)。正是在此基础上，山崎正和把消费定义为“对充实时间的消耗”，并进一步指出了以产业社会效率至上为原则的符号消费的历史局限性。
2.闲暇的回归
虽然对于符号消费的局限性与闲暇的回归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一点，我们似乎不容易加以清晰地说明，但毋庸置疑的是，如今闲暇正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按照凡勃仑的理解，闲暇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36)，而这恰恰与山崎正和所理解的“消费”概念如出一辙。这样一来，消费在凡勃仑那里自从闲暇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差异化的有效手段以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效率至上产业社会的熏陶并与之合谋，而今又在山崎正和那里和闲暇重新相遇并合为一体。消费的这趟“产业社会之旅”，曾一度使消费远离闲暇而披上产业社会的效率主义外衣，同时这也让置身于产业社会的我们误以为消费就如波德里亚把其视为生产劳动那样，是一种差异化符号驱使下追求效率的无尽浪费和破坏活动。如此看来，与其说凡勃仑的贡献在于“炫耀性消费”概念的提示，还不如说在于其书名《有闲阶级论》所示的那样对“闲暇”这一与消费之间有着根源性联系的现象的关注。而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则由于完全割裂了消费与闲暇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两者视为基于完全相反逻辑的对立概念，使得消费在他那里变形成了一种以效率为原则的生产劳动。这不免让人对其书名《消费社会》产生一种“挂羊头卖狗肉”之感。
话说回来，凡勃仑所关注的“闲暇”和山崎正和的“消费”虽然都被理解为“对时间的消耗”，但前者是把“消耗时间”作为差异化的手段——炫耀性闲暇——来对待的，而后者则是把“消耗时间”本身作为目的，为的是享受充实的时间消耗过程，因此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无法否认“闲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扮演凡勃仑所主张的差异化手段的角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如山崎正和所指出的那样，恰恰是因为“闲暇”的存在使得“有闲阶级”创出了人类历史上不朽的文学、艺术以及审美意识(37)。间间田孝夫认为，凡勃仑之所以在其《有闲阶级论》中通过闲暇和消费层面对有闲阶级展开辛辣的批判，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作为挪威农民家庭出生的移民这一身世有关。这样的身世使得其对当时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富裕阶层的奢侈和挥霍具有与生俱来的违和感和厌恶感(38)。
因此，不管是闲暇还是消费，两者从来都不像凡勃仑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作为一种证明财富和地位的手段。甚至可以说，凡勃仑的“炫耀性闲暇”、“炫耀性消费”以及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在效率至上产业社会熏染下的一种偏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当闲暇和消费都指向对充实时间的消耗，把“消耗时间”本身作为目的时，两者就成为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而合二为一。所幸的是，这种山崎正和意义上的“消费”(=闲暇)如今正越来越被我们接受并加以践行。比如周末携家人或约朋友一起去看一场电影或欣赏一场音乐会、参观博物馆、进行登山远足等户外活动、邀请亲朋好友聚餐喝酒和闲聊、在家进行DIY美食、打理自家院子(阳台)的花草园艺、在咖啡店漫无目的地消磨时光、去主题乐园游玩、悠然地度过一个下午的SPA时光、去优雅的民宿住上几天，等等。毋庸置疑，这些活动正成为我们消费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构成我们大部分“闲暇”时间的节假日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虽然节假日具有恢复体力和缓解压力的作用，但对于许多消费者而言，他们对待节假日的态度早已超越了这种以生产或再生产为目的的层面：节假日意味着要精心地思考并安排如何充实地度过这段时间。近些年来，一些传统节日的复兴以及一些外来节日在我国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山崎正和意义上的“消费”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出现的。许多人并不了解或者甚至根本不屑于了解“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到底为何物，他们想要的是借机和亲朋好友及孩子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仅此而已。此外，在营销领域，消费者的“体验”正成为营销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着力点，诸如“迪斯尼体验”(39)、“星巴克体验”(40)、“体验经济”(41)等提法日益涌现，大型商业中心越来越注重空间的设计感和设施的人性化，以满足消费者在购物体验中对舒适和审美上的需求，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者在对待“时间”态度上所出现的变化。
当然，这种作为“充实时间的消耗”的消费和闲暇，通常情况下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物的消耗”，但这并不能否定其把“时间消耗”本身作为目的的本质特征。
四、结语
至此，本文以山崎正和的消费概念中所关注的“时间”为维度，梳理了自凡勃仑时代以来的现代消费及其变迁脉络。从中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消费以及帮助我们理解消费的概念工具、理论主张是如何受着产业社会资本逻辑下的效率至上主义的深刻影响的。从凡勃仑那里开始，作为个体生涯的时间就受到了资本逻辑的强力吞噬，这不仅导致我们的闲暇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使得远离闲暇的消费沦为了资本的附庸，而失去其作为“人的逻辑”的本来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波德里亚是伟大的，因为他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倘若把其置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来看，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却带有明显的产业社会局限性。日本学者堤清二指出，消费是产业社会产生之前，人类开始活动以来就进行着的根源性的生活过程。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定义来考虑消费这一概念，产业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便一目了然。(42)因此，为摆脱这种局限性，消费社会学亟须进一步拓展视野，广泛吸收诸如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伦理学甚至哲学的智慧和营养或许是极为必要的。
其次，由于我们把现代消费统一纳入到了时间维度上来加以考量，这使得我们可以对生产和消费加以明确的区分，从而解决现今消费社会学多个理论分野各自为政却又难圆其说的困境。如果遵循山崎正和从时间维度上对消费概念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瑞泽尔的“麦当劳化消费”以及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都归入生产范畴，因为这两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消费的现象，实际上却都是以效率为原则的，是依附于产业社会资本逻辑的生产或者再生产行为。显然，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摆脱消费社会学长期以来因过分关注波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而导致该学科的发展空间日趋狭隘和单调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同时给我们划出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作为“对充实时间的消耗”的消费。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对消费概念的理解上是否必须采纳山崎正和所主张的消费定义这一问题本身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在消费概念理解中引入时间维度，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现代消费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这正是本文的最大意义所在。
当以波德里亚为代表的现代消费文化批判理论家正向我们展示现代消费及其未来趋向的悲观绝望时，闲暇又回到了消费的身边并与之合为一体。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在凡勃仑那里被提及但随即被消费所取代的“闲暇”，将很有可能成为今后消费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们不能明确符号消费的局限性与闲暇回归之间的因果关联，但“麦当劳化消费”似乎对闲暇的回归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以“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控制”为特征的“麦当劳化消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获取更多闲暇时间的可能性。山崎正和也曾指出，一方面消费者越来越喜欢通过消费而充实闲暇生活，而另一方面消费者则极力追求便利和高效的商品及服务。在他看来，消费者或许正是依靠在日常用品消费中的这种效率化方式来节省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身特定的兴趣爱好。(43)而如今，随着互联网、AI(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想而知的是，广大消费者都将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安排并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
当然，在一些属于或亲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那里，如今回归的“闲暇”也许同样会被认为是资本逻辑下的产物。固然，在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下，闲暇作为物理时间，我们对其的获取无法轻易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我们不得不为了生活而把大量的时间投入生产。但就像消费不仅仅是“对物的消耗”一样，闲暇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流淌，更为重要的是，闲暇作为“非生产性时间的消耗”，它包含着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是我们开展精神文化活动的过程本身。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创造着人类历史上灿烂的文化，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程。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稀缺的，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时间上的自由，那么就必须同时接受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时间上设置的枷锁，这无关乎我们是否处于产业社会这样的时代。只不过产业社会给我们所设置的时间枷锁，无论从其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正是由于产业社会的这一特质，致使我们曾一度因闲暇和自由的丧失而对现代消费及消费社会产生了波德里亚式的绝望。但人类追逐灵魂自由的智慧和能力总是让人赞叹的，就消费而言，正如日本学者间间田孝夫的近著《21世纪的消费：从无谋、绝望到希望》(2016)这一书名所要表达的那样，在经历了20世纪的无谋和绝望之后，21世纪的消费正迎来希望。
可见，我们所处时代中的消费正在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国内学界也出现了关注“追求快乐和舒适的消费”这种近似于山崎正和意义上的“消费”研究(44)，但从总体上讲，当今中国消费社会学界对消费的研究，似乎还未能很好地摆脱符号消费范畴的桎梏，没有对波德里亚消费批判理论本身展开更为广泛的批判和反思，从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与消费具有根源性关联的“闲暇”以及作为“对充实时间的消耗”的消费。一方面，20世纪主导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让我们对“物的消耗”层面上的消费坚守着波德里亚式的批判；而另一方面，从更为久远的中国社会历史中传承的以“勤俭节约”为核心的传统，则让我们对“时间的消耗”层面上的消费(闲暇)依然缺乏足够的宽容。正是因为这两个传统成为绊脚石，阻碍着我们消费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穿越消费的“时间隧道”进程中，我们依然徘徊在产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
收稿日期：2017-11-30
注释：
①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4页。
②[日]間々田孝夫：《21世紀の消費：無謀、絶望そして希望》，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出版社2016年版，第45-46页。
③[美]瑞泽尔：《汉堡统治世界：社会的麦当劳化》，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日]間々田孝夫：《21世紀の消費：無謀、絶望そして希望》，ミネルヴァ書房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160页。
⑤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基于全球化的视野和历史的维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日]三浦展：《第四消费时代》，马奈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5页。
⑥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⑦[日]山崎正和：《柔らかぃ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中公文庫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⑧[日]山崎正和：《柔らかぃ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中公文庫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⑨[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钱厚默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⑩[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钱厚默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11)[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钱厚默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105页。
(12)[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钱厚默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13)[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钱厚默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14)吴金海：《“差异化的进化”视角下的差异化消费：从Veblen到Baudrillard》，《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5)[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页。
(16)[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17)[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18)[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19)[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0)[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21)[日]山崎正和：《柔らかぃ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中公文庫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22)[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23)[奥]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24)王宁：《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5)[德]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0-93页。
(26)[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27)[英]米勒：《消费：疯狂还是理智》，张松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28)[美]里斯曼等：《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刘翔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64页。
(29)参见[美]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0)[日]山崎正和：《柔らかぃ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中公文庫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31)[日]間々田孝夫：《21世紀の消費：無謀、絶望そしてそして希望》，ミネルヴァ書房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32)[日]山崎正和：《柔らかぃ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中公文庫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160页。
(33)吴金海：《“差异化的进化”视角下的差异化消费：从Veblen到Baudrillard》，《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4)[日]間々田孝夫：《21世紀の消費：無謀、絶望そして希望》，ミネルヴァ書房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132页。
(35)[日]山崎正和：《柔らかぃ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中公文庫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164页。
(36)[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钱厚默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37)[日]山崎正和：《柔らかぃ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中公文庫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38)[日]間々田孝夫：《21世紀の消費：無謀、絶望そしてそして希望》，ミネルヴァ書房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39)参见[美]齐尼《迪斯尼体验：米奇王国的魔法服务之道》，黄昌勇、周晓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0)参见[美]米歇利《星巴克体验》，陈小白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41)参见[美]派恩等《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42)[日]堤清二：《消费社会批判》，朱绍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43)[日]山崎正和：《柔らかぃ個人主義の誕生：消費社会の美学》，中公文庫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87页。
(44)参见朱迪《品味与欲望：当代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