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驻美大使、副外长和延世大学教授崔英镇的《东方与西方》四卷本系列丛书系统、全面地对比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以不戴西方中心主义有色眼镜的东方文化圈内人身份审视两个文明的世界观，试图克服障碍，实现真正的理解。作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及国际关系模式四个方面深刻探讨了作为东西两大文明基础的精神和文化哲学。
卷一《东方与西方：道家与犹太哲学》谈论东西方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比。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将道家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犹太教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进行对比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东方有道，西方有上帝？道和上帝有什么差别？这些差别如何反映在各自的文明中？为什么人类拥有不同文明？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东方之道与西方之上帝谈到东西方两大经典《道德经》与《摩西五经》，并对比其典型特征，如不可启示之道与可启示之上帝，自然之道与超自然之上帝，不可言喻之道与可言喻之上帝，否定性之道与肯定性之上帝等。接下来几章对东西哲学的基本概念如无极、存在和生成，不可言喻性（相对真理）与可言喻性（绝对真理）、不可言喻之无为与可言喻之行动、受限的东方与扩张的西方等特征进行对比；东方的阴阳互补与西方的二元论冲突以及它们在人的行为（阴/不可言喻与阳/可言喻性）和科学（可言喻性（经典物理学）与不可言喻性（现代物理学）上的体现；东方的转化论与西方的创造/进化论，从东西方的创造神话对比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人究竟是地球上的寄生虫还是动物的典范？是和谐相处还是支配控制？在第五章总结东西方阐述人与自然的两种模式之后，作者回顾道与上帝的演化过程，道从自然哲学到大众宗教，上帝则从犹太教、基督教、自然神论、无神论和斯宾诺莎主义一路延续下来。最后，作者提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东西方和解途径，这里面包括道与上帝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不可言喻性与可言喻性的和解。
卷二《东方与西方：人与精上帝》对比分析两种世界文化对人性本质的看法，考察了东西方人的心态。作者通过分析斯宾诺莎和荀子的著作来显示，西方文明在19世纪之前一直认为精神是人的本质，是区别于身体的独立实体，东方人将人看作是自然界内实现语境化的社会动物，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比西方早数百年就提出不受神学干扰的有用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主张。作者认为对人性有三种阐释：传统的西方观点（人性有罪），当今西方观点（人性善）和东方观点（人性有问题），证明社会对人性的阐释是其政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阻碍西方人对人性的自然理解的精神支配的崩溃已经终结了神学时代和形而上学，但对人性的正确理解仍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伦理学、政治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都最终可以追溯到人们对人性的阐释。
在考察了东西方文化是如何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身与心的关系之后，作者在卷三《东方与西方：儒家与基督教》中转而探讨东方儒家和西方基督教定义下的人与人关系，旨在阐明东西方对人与人关系的两种对立模式的起源、表现和演化过程。孔子和耶稣讲授了同样的伦理学：相互关爱。但是，在源自犹太教的基督教中，强调的是“遵从你的上帝”原则，人与上帝的关系常常优先于人与人的关系，西方历史上充斥着“爱你的邻居”与“遵从你的上帝”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与道家和谐相处的儒家焦点专注于人与人的关系，认为仁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关键因素，两者的划分是纯粹基于个人修身成果而定，不是基于信仰、种族、血缘、财富。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对理解东亚文明中的人与人关系至关重要，不受任何宗教因素的干预，提出伦理学是指导人与人关系的唯一原则。西方的基督徒异教徒和东方的君子小人对立是我们理解东西方人与人关系的关键，也是东方自然哲学对西方超自然宗教、东方兼容并蓄对西方一神教、东方转化论对西方目的论、东方伦理学对西方法律的差别的根本原因。
卷四《东方与西方：国际关系模式》是作者东西方文明三部曲的延伸，阐明了东西方国际关系两种对立模式的起源、表现和特征。突出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合理地观察东方途径在国际关系上的运用，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明术语和地理术语描述的东方，从对待其他国家的行为的角度来对比东西方两种国际关系模式，描述了十五世纪的两位海军将领郑和和达迦马如何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特征。作者提出发人深省的深刻见解，即西方出现了从攻击到贸易的范式转变，这使得人们有必要抛弃扩张、自由-冲突解决、胜利等西方原则，转而将东方的维持现状、和谐-等级差异、管理和预防冲突等原则作为关键。我们现在似乎处于国际关系从攻击（或军事）到贸易（或市场经济）的历史范式转变过程之中，世界的相互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作者的分析有助于世人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平等地看待东方。
我相信这种全面和系统对比东西方文明基础的著作有助于不同文化的人认识到东西方能通过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以丰富各自的文明，实现真正的理解。
将道家与犹太哲学作为东西方文明对比的起点是非常有道理的。现代早期意大利犹太哲学家卢扎托(Luzzatto)认为西方文明是由两种力量构成，一是古代希腊或雅典的文化，一是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在哲学上，《圣经》一直是后世哲学家的思想和资料的源泉。《创世记》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宇宙发生论，与希腊哲学的宇宙发生论并驾齐驱，成为后来哲学家们无法回避的哲学问题，其中的篇章文字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犹太教之《圣经》不仅是群经之首，犹太教大道之源，还是犹太哲学之活水源头，推而广之，更为西方文明之一大根源。《圣经》的宗教价值、文化价值、哲学价值、文学艺术价值，无论怎样估价都无过高之嫌。” 法国学者菲利普·尼摩（Philippe Nemo）这样阐述《圣经》的世界观意义、人格学意义及政治学意义，“我认为《圣经》赋予了西方思想如下的独特启发：1）一种自由感，宇宙的自由感---而不再仅仅是如同希腊和罗马那样的社会自由感；2）一个超越祭祀牺牲品机制的逻辑倾向，使犹太基督教社会在对人格的绝对价值化道路上走得比罗马法远得多；3）俗权与教权的分离，因而出现了国家的非上帝圣化，这是民主出现的必要条件”。 著名学者陈鼓应在采访中说，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儒家，哲学的主干是道家。”他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提出道的概念，开创直觉思维，是中国思维方式的典范。纵观中国哲学史，很多核心概念跟范畴，道、气、理、太极、有无、言意、动静等都是道家首创。无论宇宙本体，思维方式，道家的建树都比儒家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儒释道包容，西方排他。道家为中国哲学注入了四种精神：宽容胸怀，个性尊重，齐物精神、异质对话。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东方之道与西方之上帝是不同的。谢遐龄把人的存在体解析为三重——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文化存在。他解释说，“自然存在体指血肉之躯。社会存在体指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亲属关系等之总和。人之文化存在体是传统化成，传统浸润人的心灵化为其文化存在体……信仰问题在基督教文明中起初是个神学问题、后来又演化为道德哲学问题。《圣经》中的上帝，像个存在体；而中国思想中的天，虽有意志，有主宰义，但存在体意味不那么强。基督教还有‘道成肉身’说。道，《约翰福音》希腊本原文为逻各斯。《约翰福音》劈头一句‘太初有逻各斯’，像极了理学‘太极即理’。逻各斯在整个西方思想史的位置，大略相当于道理在中国思想史的位置。《周易·系辞》：‘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地道、人道三道贯通。天道内涵仁性。王道内涵仁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预设敌人作为结构性的存在。基督教的道，派性十足。耶稣明确要求信徒背着十字架跟他走；如果家人，哪怕是亲娘，不跟耶稣，就是敌人。所以基督教取‘主内兄弟姐妹－异教徒’为划分人群的结构模型。”
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提出，西方主客二分有三大特点（1）重视个人的独立自主，重视个人的主体性；（2）在思维方式上，重理性，非此即彼，彼此很分明；（3）更崇尚超越、超时空的抽象概念。中国的哲人重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也有三大特点（1）重视群体意识，轻视个人的独立自主性；（2）在思维方式上面不重视分析，而是重视直观整体，崇尚彼此一体；（3）重视现实的生活，不太重视抽象的概念世界。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依然是继续走五四运动以来开创的道路，继承中国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的优点，强调和谐的精神，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西方近代的主客式的主体性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后主客”式的天人合一的道路。
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曾经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长期以来，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人与上帝，心与物，此岸与彼岸，致思界与存在界，身体与心灵，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乃至如如不动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泼的世界，统统被打成两橛……中国哲学的主流是自然生机主义的，没有凌驾于世界之上的造物主。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子论的哲学，气的哲学昭示的是连续性的存在，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生机无限。”文中引用汤一介的话：“普遍和谐”的观念是“天人合一”的基本命题和“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的产物，包括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内外身心的和谐，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的思想旨趣。”文中与本书内容相得益彰的话还有“中国文化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上帝，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
其实，东西文化的对比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非常关心的话题。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2009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长期引起思想界关注的重要著作。梁漱溟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与这种比较乐观的看法相反，译者在翻译本书时碰巧看到的张荫麟1942年6月谈论中西文化差异的文章，则更多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缺陷，这可能反映了多数国人追赶西方的危机意识。“我们有占星术及历法，却没有大文学；我们有测量面积和体积的方法，却没有几何学；我们有名家，却没有系统的伦理学；我们有章句之学，却没有文法学。这种差异，绝不是近代始然，远在周秦希腊时代已昭彰可见了。”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的活动的兴趣之上。在中国人的价值意识里，实践的价值，压倒了观见的价值；实践的价值，几乎就是价值的全部；观见的价值简直是卑卑不足道的。反之，西方人对纯粹的活动，至少与对实际的活动有同等的兴趣。在西方人的价值意识里，观见的价值，若不是高出乎实践价值之上，至少也与实践的价值有同等的地位”。就受限的环境与扩张的环境的对比，我们看到与本书类似的说法，可以说是本书的某些佐证。“就社会的生存上看，过去中国的文化始终是内陆的农业的文化，而西方文化，自其导源便和洋海结不解的关系……海外开拓的传统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洋海的文化恰如智者，尚知；内陆的文化恰如仁者，尚德。洋海的文化动，所以西方的历史比较的波澜壮阔，掀扬社会基础的急剧革命频见叠起。内陆的文化静，所以中国历史比较平淡舒徐，其中所有社会的大变迁都是潜移默运于不知不觉，而予人以几千多年停滞不进的影象。洋海的变化乐水。所以西方历史上许多庞大的政治建筑都是‘其兴起也勃焉，其没落也忽焉’，恰如潮汐；而中国则数千年来屹立如山。”
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在人和人的方法层面，中国人没有建立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经史子集的方法论让中国人瞎子摸象，不可能发现科学规律。这四个要素条件，几乎覆盖了所有学科的知识兴起条件，极为重要。每个人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都应该围绕这四个要素条件展开自我追问。封闭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深度思考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却又设计出一套道德规范，拼命地抬高自己，压制别人。这么做导致了三个效果，第一，人和人之间充满了战争；第二，有时候把人看成了天使；第三，有时候把人看成了畜生。总之，从来没有把人看成人，因为不懂什么是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的枷锁。身体的移动并不能带来生命的宽广，惟有想象力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这既是生命的态度，也是学术的方法……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细节精致，严密，精益求精。反观我们，写文章一堆错别字，窗户总是漏风，螺丝螺帽总是不吻合，喷油漆不均匀，实话实说，我们甚至连一张桌子都擦不干净，一粒扣子都缝不牢靠”。“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人的界定。一，在宇宙万物中界定人的位置；二，在永恒秩序中界定人的心灵方向；三，在当下世界秩序中界定人的行为边界。在完成三大任务后，一个人的生命和知识将处在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在所有的写作形式当中，那种缺少专业路径的所谓文史哲一锅烩写作，除了文人们抖一抖机灵，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误导读者，让人以为只要瞎扯、自恋，就可以混一辈子。文人趣味真是害死人。”
陈鼓应说，“二十世纪以来，以‘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跟以‘Logos’为中心的西方哲学，从怀特海到海德格尔，开启了东西方异质对话的通道。已有不少西方哲学家反省‘西方中心论’，为东西方对话奠定了基础。由哲学对话落到现实世界，东西方需要进行多层次的异质对话……庄子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应，庄子的自由精上帝跟齐物思想则最具现代性的意义。”本书作者似乎很少提及庄子，这是我在翻译中稍微感到纳闷的地方。为此，补充一些陈先生对庄子的论述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老子偏重治国，而庄子偏重治身，他从个体生命出发，注重养形、养上帝。庄子推崇精上帝境界，人的形迹很小，但是心很大。他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文学的想象力，描绘鲲鹏展翅的壮阔景象，借形的巨大，衬托心的宽广，所以说逍遥游的主旨是‘游心于无穷’。老子‘无为’，庄子‘游心’，这是老跟庄在内涵上的重要差别……庄子借‘本无’‘变而有’的气，将老子‘玄之又玄’的道，化予万物生生，由自然的存在转入生命的境界。‘游’是庄子人生哲学最独特、最具有代表性的观念。所谓‘游’，是个体生命自得自适的意境，不仅是主体精神在困顿中获取自由，也是主体心灵在观照万物中体悟美感。‘物化’要与‘道通为一’联系起来看，‘化’和‘通’是庄子哲学重要的范畴，鲲可以化而为鹏，庄周可以化而为蝴蝶，大化流行，个体生命在宇宙大生命中不住地流通、会通。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功利化，把人机械化、工具化。人们追逐物欲与世沉浮，浮动、盲动、骚动。群体迷失了方向，个体丧失了自我。资讯铺天盖地，人迷失其中，终日关心琐屑之事，自己的心智跟精上帝也变成了碎片。科技把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同时又把每个生命孤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反而更远了。老庄倡导的虚、静、明等，有助于我们与过度的物质追逐拉开距离，反思人生的走向。庄子像一面镜子，映照现代人心灵的浮躁与紧张。《齐物论》说，‘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
译本出版之际，我要感谢作者崔英镇教授的厚爱和信任，感谢他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的帮助和对译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若干著作，如陈蒲清译注《四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1年），贺麟译《斯宾诺莎文集》第四卷《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辜正坤译《老子道德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线装经典编委会编《国学经典》（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10年），《易经》（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弗朗索瓦·朱利安著、林志明译《功效：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达尔文著 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物种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我对这些著作的编者和译者表示感谢。最后我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张琮军老师的信任和支持，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牛洁颖老师、葛小辉老师。
《东方与西方：道家与犹太哲学》 [East and West：Taoism Versus Judaism]
[韩] 崔英镇 著，吴万伟 译，葛小辉 校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2086550
版次：1
商品编码：12507714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East and West：Taoism Versus Judaism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66
字数：2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西方人攻击性的、思辨的、分析的、演绎性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准备好来衡量含蓄的、暗示性的、本能性的、综合性的和归纳性的东方方式。存在语言和概念障碍，加上西方中心主义作祟和普遍不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审视两种世界观，西方人在解读东方人的心智方面困难重重。通过将焦点集中在东方道家和西方一神教定义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东方与西方：道家与犹太哲学》显示出矛盾对立的辩证途径：道家主张天人合一，而犹太教的立场则是通过神的概念让人凌驾于自然之上。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东方之道与西方之神
1 《道德经》与《摩西五经》
2 不可启示之道与可启示之神的人格化
3 自然之道与超自然之神的神迹
4 不可言喻之道与可言喻之神的真理
5 否定性之道与肯定性之神的善/恶
第二章 非存在、存在和生成
1 东方之生成与西方之存在
2 不可言喻性（相对真理）与可言喻性（绝对真理）
3 不可言喻之无为与可言喻之行动
4 无为：自由放任的哲学
5 自我保存：受限的东方与扩张的西方
第三章 东方的阴阳与西方的善恶
1 阴阳：互补性哲学
2 对立面：阴阳互补与一神教冲突
3 人的行为特征：阴/不可言喻性与阳/可言喻性
4 科学：可言喻性（经典物理学）与不可言喻性（现代物理学）
第四章 东方转化与西方创造/进化
1 《易经》：转化哲学
2 西方创造论与进化论
3 西方神话：自然从不飞跃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4 转化主义：非进化性适应和文化演变
第五章 人与自然的关系
1 东方创造神话：地球的寄生虫抑或万物之灵？
2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相处抑或支配控制？
3 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模式
第六章 道与神的演化
1 神的演化：犹太教、基督教、自然神论、无神论和斯宾诺莎主义
2 道的演化：自然哲学与大众宗教
第七章 人与自然关系的东西方和解
1 自然神论：道与神的和解
2 道家与斯宾诺莎主义：人与自然的和解
3 不可言喻性与可言喻性的和解
译后记
作者简介：
崔英镇（Y.J.Choi），现为韩国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詹姆斯·T.莱尼（James T.Laney）讲席杰出教授，讲授韩美关系、东西方文明比较等课程。2013年5月之前，担任韩国驻美大使；2007-2011年，担任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United Nations Operations in CotedIvoire）总负责人，2011年他在该国民主化和重新统一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认可。他还曾担任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2005-2006年）、韩国外交部副部长（2004年）、驻维也纳大使（2002年）、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助理秘书长（1998~1999年）、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副秘书长（1995~1997年）。他曾在延世大学学习医学和国际关系，并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aris Pantheon-Sorbonne，又称先贤祠索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著有东西方文明比较三部曲，深入探讨了两个文明赖以立基的文化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