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的代言自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和辨析。由于生态文学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是力求超越人类利益，从自然物，特别是整个自然的角度表现这种关系，因此不少作家，特别是在生态文学的兴起时期，更多地关注自然自身的特征与权利，进而提出了为自然代言的主张，吁请作家替非人类存在物发出声音、为它们争取其应有的存在权利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梭罗在其名篇《散步》里写道：“我希望为大自然说话，为绝对自由和野性说话，而不是仅仅为文明的自由和文化说话——把人当作栖居者，或者大自然的一分子、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社会成员。”中国诗人沈河有一首诗题为《我替一棵树说话》，也是代言自然的作品。诗中写道：“一棵树的说话以叶子之间相摩擦来实现的/但人类听不懂，叫我替它说话”，接下去的诗行便是诗人的替树代言。斯奈德不仅用诗歌为大自然代言，而且也极力倡导文学批评代言自然。很多生态批评家、生态思想家对此也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同时也用自己的批评著述来为自然权利鼓与呼。纳什写下了他的生态思想名作《大自然的权利》，贝特把他的生态批评代表作命名为《大地之歌》。
需要思考的是：有无可能和怎样才能真实地传达自然的呼声、表达自然的权利呢？这是生态文学创作的一个难点。托马斯·莱昂指出，生态文学家面临的一个大的困境便是“怎样去谈论事物，特别是野生的事物”；怎样表现“对事物的尊重，让它们自由地站立而不是被排列到一次精神表演的队列里”。莱昂认为，斯奈德摆脱了这一困境，找到了“传统艺术无法达到的一种方式”。在斯奈德的诗中，人关于自然的经验和感受并没有被苦心经营，没有像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那样将自己和读者置于自然的中心，并将自然物作为表现人的工具。在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诗句：“在岸边割新鲜的大黄/溪水流淌” 。他并不去说明为什么割大黄，也没有解释溪水的流淌代表着什么、反映了人的什么状态。他描写非人类自然的诗句，如“急旋的鸟儿，飘向屋顶/如风筝下沉，摇向堤岸的雾团” ，仿佛就是自然物自己亲笔写就的。他只想展现自然的本貌。真实的自然从不按照人类一厢情愿或别有用心的解释而存在。斯奈德的这种“简洁的、几乎是破碎的”“ 自然表现，解构了西方思维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的二元论，也少有现代诗歌中的苦心孤诣的隐喻或客观对应物。斯奈德认为以前的诗歌“”是一个游戏，先创造出一种抽象的结构，然后从经验中找出东西强行地安进去”“ 。许多学者认为，斯奈德这种让自然自我表达的、打破物我二元对立的诗歌主要来自于东方文化，特别是佛教禅宗的影响；这种观点虽然符合实际，但我们更应当看到斯奈德已经把这种借鉴上升到了更高、更具有普适性的层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燕子点水和飞扑，没有东方或西方可言。"
以自然为先，让自然现象自然呈现，帮助人们理解自然的本来面目，是所有生态文学传达自然的基本原则。他的这一贡献对东西方的生态文学创作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斯奈德的代言自然观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代言。他甚至倡导一种终极的民主制度——不仅人类，而且自然万物都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民主制度，而万物由生态诗人代其发言。1972年，斯奈德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会上和会下都代表大自然与各国政治家抗争。为此他甚至写诗号召所有的非人类“人民”像过去的人类无产者一样，起来砸碎不义的反生态文明的锁链——“五月的蚂蚁，五月的鲍鱼，水獭，狼和麋/起来！抛开机器王国/赐予的一切。/团结。人民。/耸立 树之民！/飞翔 鸟之民！/游动 海之民！/四条腿，两条腿的，人民！”
斯奈德的“代言诗”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他有关代言自然的政治主张在现实社会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值得质疑。尽管如此，生态文学的代言自然仍然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这种代言突出强调了整个生态系统和所有自然物的利益和权利；反映了自然的价值和权利被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严重忽视的事实；揭示了现存制度没有自然生态之维度的缺陷；批判了人类剥夺其他生物乃至非生物的生存权和存在权的种种恶行；为人类思考生存与发展问题，为人们对思想文化和行为做出利弊判断、对社会发展做出价值判断，提供了大自然的参照和标准。
但是，应当看到，从学理上说，代言自然的合法性是很成问题的。生态文学家能否准确地代言自然、所代之言能否得到普遍认可，大可质疑。史密斯就坚决反对作家和批评家“将自然视为‘言说主体’的策略”。代言自然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是作者直接代表自然言说，另一是通过作者的笔让自然自己言说，后者实质上反映的也是作者对自然的理解。史密斯认为，“由于我们所要论及的潜在‘主体’——生态系统、迁徙的水鸟、地球——并不能分享人类的语言，那么坚持将主体性作为合法性的量度的做法就很成问题了。对于自然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的矛盾解释，很快便引发了谁能真正理解自然之需要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又不可能得到解决。”布伊尔对代言自然同样提出过质疑：“不证自明的是，没有人能作为环境、自然、非人类动物说话。我如何知道作为一只蝙蝠会怎样？”
如此看来，代言自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并非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它有深刻的哲学蕴含，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批评家对此至少应当有如下清醒的认识。
首先，自然的现象、自然信息和自然规律是极其复杂的，仅凭一个人的感知和认识，哪怕是最敏感、最专注的诗人，是难以准确和完整把握的，更不要说真正做到像山一般思考、像水一样感受了。迄今为止，人类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规律的共识性认识，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哲学探索和可重复的科学验证才得出的，仅仅靠感知系统发达、想象力丰富和感性思维过人的文学家，是不可能独自获得全面且无误的规律性的理性认识，更不要说代表自然向人类宣讲那些规律了。其次，从文学创作的特性来看，文学是个性化和差异性的艺术，每一个作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艺术创造的独特性，如果有一百个诗人立志为自然代言，其结果很可能是有一百种不同的代言，那么读者究竟相信哪个诗人、哪部作品真正传达出自然的“心声”呢？
我们可以艺术性地理解斯奈德代言自然的说法，就像艺术性地看待顾城经常说的话——“我听见一个声音，一只鸟的声音，这声音对我讲话”，于是他写下了传达自然之声的诗歌。我们也可以审美地看待生态文学家的代言自然，欣赏其真实而审美地描绘出来的自然万物及其对自然的真切体验。我们还可以从生态使命的角度理解斯奈德等生态作家对代言自然的渴望，充分感受和评价其对自然的爱，对掠夺破坏自然的恨，对生态危机和自然受难的心急如焚，对呵护自然、偿还生态欠债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建议和期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批评可以从理性上和学术上完全认可作家代言自然的主张。生态文学家要严格限制人的自我膨胀，不能把自己变成自然的代表者和发言人，即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布伊尔就曾对生态作家发出了这样的提醒：“人类尝试着以生态为中心地为自然说话，并以此反抗人类控制主义，尽管这含有一些可能的高尚，但除非进行得非常谨慎，也可以很快变成堂吉诃德式的自以为是。”大音无声，大象无形，人——任何人的言语都不可能代替大自然的无声之言。
中国生态诗人华海经过长期的摸索后明确地意识到：用人的同情和理解去设想自然物是危险的，当一个作家出于为自然代言的目的试图把自己的眼睛变成动物的眼睛，把自己的触觉变成植物的触觉，并且想要写出花的感觉、鱼的感受、树的悲伤、狼的思想的时候，这种危险就随之降临了。因此华海才这样写：
你说，花开是打开寂寞
鸟鸣是鸣叫寂寞
其实寂寞是你的寂寞
静福山自有它的热闹
静福山伏在那里
你说他回忆或者等待
那是你的感觉
它只用风的嘴唇
和草木的手语说话
……
至今我还未能成为
其中一员 因为
还忘不掉人类的语言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如果“代言”仅仅是个比喻，其理性的表述是为自然争取权利，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而非反映具体自然物真实的“内心呼声”；那么这样的“代言”恰恰是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重要任务。这里的“代言”并不是说生态文学家或者生态批评家真的知道具体的自然物（树、山、河、海，花、鸟、鱼、虫等等）所发出的真实确凿的无言信息，更不是将人类的情感强加给自然物，而是根据人类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状况共识性的、常识性的基本原则（比如濒危物种保护、污染治理、绿色植被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等），为保护自然而呼吁，为自然物自然存在的权利而呼吁。这样的自然代言是为自然争取权利的同义词。
贝特回应对代言自然的质疑所说的话值得我们借鉴。贝特说，“有一种怀疑针对那些声称‘替他者发言’的人”，比如质疑生态作家或者批评家为自然代言。但是，这样的质疑忘记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得承认：“自然——大地、海洋、被污染的空气和处于危机中的物种不能为它们自己发言”，因此，“生态批评家别无选择，只能替‘他者’发言”。贝特尤其强调：一定要区分“为……发言”和“作为……发言”。不能区分这两者的生态文学家很可能陷自己于合法性、合理性困境。“生态批评研究总是关于‘替主体发言’的研究，而不是‘作为自然主体发言’，批评家可以作为女人或者作为有色人种的一员发言，但不能作为一棵树发言。"
人非鱼，焉知鱼之乐；人非树，焉知树之痛。从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当然不能完全了解和绝对真实地传达特定自然物的内在要求，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因此就不要对自然负责，不要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理解和同情的关怀上为自然争取权利。默菲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精彩：“因为其他生物和存在物不说人类的语言，我们必须依靠一些人翻译它们的声音，描述它们作为主体的立场，以反抗他人对其客体化。”鱼与树无言，但绝不能因此让它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必须有人来替它们发言，为它们说话，帮它们争取生存权利。生态作家、批评家为自然鼓与呼，是人类对自然负责任的表现，是为人类对自然的暴行和罪恶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