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著 吴万伟 译
如果知识不是力量而是力量的反面，会如何呢？我说的是真正的、有补偿作用的知识。比如，要成为正派和体面的人，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地远离权力吗？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高成就源于彻底地抹去自我，这是我们能够触及的生存底线，又会如何？
如果所有生命形式都拥有某种共同的本性，那肯定就是任性自负（self-assertion）了。从最简单的生物到最复杂的生物，所有生命形式都寻求维持其存在状态并继续繁衍下去。这样做，就要求无情地袭击其它物种，常常到了将它们彻底毁灭的临界点。为此，生命的存在往往成为极其残酷的斗争。不过，“残酷”这个词可能使用不当，因为它把人的判断应用到了从定义上看根本不属于人性的东西之上。生存的过程完全超出了人们的视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独裁性。就像其他物种一样，人类也受到生命冲动的制约。在生命展开的过程中，我们根本没有发言权，而是被生命利用和滥用，被抛进这个世界，被当作工具来使用，最后被无情地抛弃。我们认为我们在恋爱，但那不过是用来延续生命的把戏之一； 我们设计出更好的工具，我们认为自己很聪明，却不知道我们是在玩生命的任性游戏，虽然这种无知或许还是一种福气。我们生活在滑稽的闹剧之中，却傻乎乎地称之为幸福。
任性自负来到智人身上之后就呈现出一种具体的形式：权力。作为特别复杂的生物，我们对仅仅实现基本生存需要和冲动已经很少感到心满意足了。我们还需要其他人俯首称臣。只有在看到他人低垂眼皮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自己拥有了权力。攫取权力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好的方式在于羞辱他人的程度。权力是任性自负的残酷显现，天生就性感无比：除非展示出来或让人感受到，或者大肆炫耀或被人心领神会，否则权力就什么也不是了。除非在他人的身体上或者心理上留下印记，否则，权力就并不真正存在。
权力的迷人之处在于，不管行使权力的力度有多么大，都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反，用得越多，你的权力也就越多。在缓慢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我们把别人当工具来使用，我们操纵他们，利用他们，羞辱他们，贬低他们，越是这样，我们的权力快感就越发强烈。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权力已经足够，无需再渴望更多权力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除非我们意识到他人已经被彻底打趴下了。那样，我们就赢了：我们的自我得到充分的彰显。他人的失败越彻底，我们的任性自负就越痛快。激发我们追求权力的热情的正是权力的这种春药效应。让他人屈服于你的意志，清楚地知道你能轻而易举地成全他们或者毁灭他们，知道他们都在你的随意支配之下，这些能让你获得最强烈的性高潮都难以企及的快感。对权力的渴望和为了实现这种渴望而做的努力塑造了人类生活的每个细节。它支配了大大小小的人类所有事务---具有自发性、盲目、独裁性。
人类历史之所以看起来像个屠宰场主要就归功于我们对任性自负的渴望，但是，如果认为权力只是凯撒、拿破仑、斯大林的专属领地或者权力的行使仅限于战争、革命或者政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权力就像水一样：它会渗透到能够渗入的任何裂隙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了一切。从政府办公室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从教室到聊天室，任何地方，不管有多么小，都能变成权力的剧场。现代人无论是为了什么原因聚在一起，开会的目的通常都会变成任性自负的权力狂欢。我们对权力的渴望塑造了我们的行动方式和行为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并在此过程中腐化了我们---循序渐进地、悄无声息地、甚至甜蜜惬意地腐化了我们。考虑到权力的隐蔽性本质，即便是最轻微的接触都可能是人的诚信不可承受之重。从长远来看，就像生命冲动一样，权力是要命的癌症。要成为正派和体面的人，我们就需要既反对生命冲动又反对权力渴望。
要成为正派和体面的人，要理解生命的过程，要看透生命的本质，要感受生命的虚幻性和不真实性，要超越生命，我们就需要反对生命冲动，这肯定是我们人类生存条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我们不是通过任性自负（那将把我们的枷锁勒得更紧）而是依靠抹去自我来实现人性的圆满。考虑到我们是时常感到饥饿的动物，现在只有一个机会：越不让这个动物吃饱，我们才能越有人性。不是今天饿一顿，明天饿一顿，而是天天都不能吃饱。这真的是一辈子的工程。成为正派和体面的人是一项具有高度挑战性的工作---难怪我们很少有人能够熟练地掌握它。叔本华认为，只有少数凡人能够把自己从人生洪流中解救出来，不至于随波逐流：少数艺术家、少数充满激情者、和个别激进的禁欲主义实践者。不过，这个激进的抹去自我的治愈办法是叔本华步佛教后尘提出的，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让人禁欲何其难也。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或许不像成圣或者涅磐那样引人注目，但它切实可行，而且很多人都能做到：那就是谦逊。多亏了谦逊，我们能够暂时从滚滚红尘的鼠奔中解脱出来，带着一种超然的、安祥的、甚至嘲讽的眼光远远地看待生活。从长远看，这或许并不能拯救我们，但起码给我们一些喘息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谦逊是一种能力，它让我们揭开生命的面具看到生命的真相---权力的血腥剧场。权力制造出来的场景必然是羞辱，这恰恰是谦逊的反面。如果你不够野蛮凶残，成了权力野兽的猎物，同时又不够聪明因而没有意识到人生不过是一场残酷的捕猎活动，那你除了羞辱，还能得到什么呢？相反，谦逊一开始就防止我们进入权力争夺的游戏场。
但是，谦逊决不仅仅是餐桌礼仪而已。首先，它是一种洞察力和深刻见解。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为谦逊下的定义令人印象深刻，即“对现实的无私尊重”。我们不妨可以说，谦逊（humility）将观察者置于低位，这个词毕竟来自拉丁语（humilitas）意思就是低位，而这个单词的根源是（humus），意思是土地。正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ō Ozu）的电影那样，低位摄影角度带来令人吃惊的世界全景，给人的思想和心灵提供一种独特的眼光，谦逊引领人们进入洞察事物现实的特权领地。当我们只是从凡人的角度也就是从上往下看的视角观察时，看到的不过是光彩艳丽的幻影，有时候是错过要点的最好方式。
谦逊的终极恩赐－－－它的确常常给人带来恩惠－－－恰恰是这种看透真相的洞察力，那些掌权者往往怀疑它的存在。那是对世界及其秘密运行状态的一种理解，伊凡·杰尼索维奇（Ivan Denisovich，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小说中的人物）被发配到苏联古拉格，处于人生谷底的位置时获得的认识。索尔仁尼琴一页接着一页引人入胜的描写揭示出杰尼索维奇是真正获得这种认识的人：他看透了一切，明白了一切，也原谅了一切。与卑微的囚犯相比，斯大林虽然拥有无限的、摧毁一切的权力，却不理解任何值得理解的东西。法国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写到，人类“的构造就是这样的，摧毁一切者什么也感受不到，只有遭到摧残者才能感受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常常将谦逊的实践与洞察真理的眼光联系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圣克莱尔沃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法国修道士改革者和政治人物。此人以虔诚的神秘主义而广为人知。---译注）写到，“前进之道是谦逊，终极目标是真理。劳动第一，奖励第二。”在俄裔犹太人法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看来，“谦逊等于真理。”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雄辩地把谦逊定义为“热爱真理比热爱自己更甚。”西蒙娜·韦伊的整个工作和生活都被深刻的本体论式谦逊所塑造而成，她在《重负与神恩》中写到，上帝“喜欢创造的视角，这个视角只能从我所站立的位置才能看见。”但是，她发现自己挡住了上帝的视线：她写到，“我变成了屏障，我必须抽身而退，这样他才能看见。”让我们暂时把西蒙娜·韦伊的上帝放在一边，或许可以将她的见解延伸一下：我们或许总是成为自己的屏障，挡住了自己的视线。要看到充分的全景和清晰的画面，我们需要抽身而退。这正是谦逊这所做之事。谦逊让我们从画面中移开，事物的全貌就充分展示出来。只有到了此时，我们才能说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
并不令人奇怪的是，从佛教到基督教再到伊斯兰教等各大宗教，无一不强调谦逊的重要性。数不清的世俗伦理学规范也同样如此。事实上，任何值得推崇的文明都在寻求约束我们热衷傲慢自大和任性自负的癖性。（只需想想在日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表现谦逊所花费的超常时间就明白了）但是，不管我们做出多大的努力，终极而言，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挣扎。文明太过虚弱和缺乏稳定性，生命冲动则强悍和充满野性，势必总要战胜文明。任性自负是天性，让人心满意足，享受生理上的快感，而抹去自我的禁欲则正好相反。在所有动物中，人类或许是最难驯化的物种。这恰恰是谦逊极其重要的理由。依靠谦逊，我们能够学会如何宽容自己和他人，让自己获得较少惹人讨厌和不快的味道。无论好坏，我们必须驯化内心的野兽冲动，而谦逊正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工具。
这个观点其实毫无令人惊讶之处。可以说，它是最稀松平常的哲学观点之一---我是否应该说谦逊的观点呢？从佛佗到苏菲派大师到叔本华到伯格森再到韦伊，从神秘主义者到哲学家，从东方到西方，从本质上说，他们的教导不外乎谦逊而已。如果再次听到这种论调却感到吃惊，那无非是因为我们已经前所未有地陷入鼠奔而不能自拔罢了。我们盲目地、乐此不疲地追求功名利禄，竟然忘掉了自己还有一双明眸善睐。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授，《洛杉矶书评》宗教和比较文学栏目编辑。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
译自：The Gifts of Humility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gifts-of-hum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