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是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哲学教授、《洛杉矶书评》宗教与比较文学专栏编辑科斯提卡·布拉达坦的一本哲学专著。但是本书探讨的哲学不是多数人印象中的晦涩难懂的学术难题，而是实用主义的哲学，即作为生活艺术或更确切地说是死亡艺术的哲学，探讨的都是普通人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常见问题，如朋友去世后如何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若身陷道德困境，如何积蓄勇气采取正确行动，以及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等。
本书采用戏剧叙述的结构模式，论证按照故事情节的展开方式进行。首先以哲学的新定义---即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自我塑造的工具作为舞台欢迎主角“哲学家”登场。第二章介绍第二主角---死亡出场，即哲学家与死亡的冲突，不过此时的死亡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他人的死亡，属于作为哲学问题的抽象层次。作者总结了海德格尔、兰兹伯格等人对死亡的论述，并结合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和电影《第七封印》论述哲学家的死亡哲学思考。
身体哲学进一步确立了表演舞台，即身体作为人类生存体验的场所，包括“被扔进这个世界”的体验、极限环境生活体验、不完美性体验、痛苦和堕落体验、克服死亡恐惧体验、和自我超越体验等。作者列举了自愿死亡的若干类型及其社会政治影响：殉道、绝食至死、政治抗议性自焚、自杀式人体炸弹或神风敢死队等，谈论的名人有苏格拉底、希帕提娅、布鲁诺、西蒙·薇依、甘地、帕拉许等。
接下来的第四章将叙述更进一步推向高潮。这里，哲学家遭遇第二层的死亡。此时的死亡已经被扯去了抽象的面纱，不再是模糊的理论可能性或者抽象问题而是个人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露出老虎一样的锋利牙齿随时将把他或她彻底吞噬。本章的重点自始至终都一直放在对苏格拉底、波爱修斯、托马斯·莫尔等哲学家的心理世界的讨论上，探讨他们的情感、焦虑、消沉、死亡恐惧，同时也探索哲学到底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慰藉。
殉道者哲学家殉道的成功之道是关键的一章，也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哲学家之死逐渐演化为后人眼中的殉道者之死，再后来就变成萦绕在心头的神话。本章提出了殉道者哲学家成功的三要素：表演者（哲学家在公众面前的死亡表演）、讲故事者（信徒或传记作家把表演转变成展现“勇敢”和“反抗”的叙述）、和观众（公众见证死亡表演并传播和消费殉道者的故事）。这种论述的理论基础是法国思想家勒内·吉拉尔的替罪羊论述
在结论---笑着去死中，作者简要探索了讽刺和幽默在苏格拉底和托马斯·莫尔等哲学家在接近生命终结时发挥的作用。他们有意识地嘲弄死亡是要剔除死亡的忧郁和沉重，用自己的讽刺和笑声给死亡以沉重的打击，以实际行动诠释自身的有限性和本体不确定性
斯宾诺莎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名言：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但是对死的思考恰恰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和局限性。思考死亡让我们清晰地面对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道德任务。《新共和》高级编辑亚当·柯什（Adam Kirsch）说对待死亡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死亡的绝对性产生了如下问题：我的人生该怎么过？正确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符合道德地生活？人生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定义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死亡的不确定性造成了恐惧，死亡被认为是丑陋的东西，是人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回避的东西。它对我们的生活、观念、文化、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西北大学英语系教授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在“人生交响曲”一文中谈及人们在不同阶段的人生舞台上的表演问题。多数人可能都同意人生可以分为幼年、童年、青年、漫长的成年、年老体衰的晚年（如果幸运的话）和静谧的死亡（如果真正幸运的话）。译者像本书的作者一样也是孩子已经上大学的知天命中年人。就译者而言，并没有感受到什么中年危机，婚姻幸福，孩子有出息，工作满意，经济无忧，身体又好，家中老人的身体没有大毛病。可是每天早上醒来，仍然不时感到失望，头脑中充斥着失败的念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逃避。对很多人来说，父母的去世标志着令人清醒的人生阶段的来临。作为中年男人，译者没有时间、没有金钱、也没有闲暇或魅力去开启虚幻的幸福冒险，一直相信过平淡无奇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做事，渴望避免疾病、经济灾难和早死（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亲人的）等意外的打击。此时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后阶段，即本书所说的学习如何很好地死去的晚年。到了这种年纪，译者不知不觉地开始关注媒体或身边的讣告，每个星期或至少每个月都会看到熟人死去，而且开始注意死者的年龄，计算新近去世者的年龄与自己的年龄相差多少年，如果发现同龄人去世，受到的打击往往更大。
人类是唯一能够提前知道自己会死的物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虽然可能祸福相伴。叔本华写到“人生如梦，死亡则是从梦中醒来。”他宣称“我们的人生可以被看作从死亡那里获得的贷款，睡眠是我们每天为这笔贷款支付的利息。” 译者曾在工作单位做过一场“翻译至死，娱乐至死”的讲座，开头就说这个题目或许太不吉利，日子过得好好的，说什么死呀死呀的，太晦气。其实，人世就是一座大监狱，我们都是死刑犯，现在只有想着贿赂刽子手稍微推迟一些，砍头的时候别太疼。这其实就是本书提及的观点。2005年3月译者曾在《爱思想》网站发表过一篇译文“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个受害者”，讲的是36岁华裔历史学家张纯如（Iris Chang）自杀的故事。文中提到当历史学家是对心灵的折磨，她在关照死者，却没有能同时照顾自己。核科学家要穿保护服，身体要做定期检查。研究极端事件的历史学家也需要类似措施。搞翻译也一样是高危行业，有个翻译过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者孙仲旭就是在2014年8月28日年因抑郁症在广州自杀，刚刚41岁(顺便说一句，乔治·奥威尔终年46岁，他曾在40岁的时候说过“任何人生如果从内心的视角看都是一连串的失败。”复旦教授邓正来在57岁去世时，译者曾想过自己若也活到这个年龄就还有10年的寿命，现在看来随时都有可能走啊。（附记：就在修改本文的时候，译者吃惊地得知50多岁的复旦学者徐志跃先生11月因病去世了，他是拙译《中国新儒家》的编辑。这是死神随时降临的又一例证。）即便按现在普通认为的平均寿命75岁来计算，译者的可能归期是在2042年，距现在还有28年，300多个月，一万多天而已。
对许多人来说，人生是未来展望而不是倒计时的数日子。爱波斯坦在“死神不放假”中说，除了那些已经正式宣布患上不治之症的人之外，我们其他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呢？如果我们确切地提前知道人生的终结时间，我们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同吗？会让死亡变得更容易对付吗？在这个真正的最后期限问题上，美国哲学家桑塔耶纳的建议是，无论人的年龄如何，最好假设我们还将再活十年。44岁去世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写到，对一个中年人来说，适度的忧郁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感到忧郁的当然是认识到时钟一直在走。作家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假设人的正常寿命是70岁，如果每个十年被当作一周中的某一天，那么50多岁的他就已经到了周五下午了。拉金在63岁时去世。爱波斯坦的文章是在评论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维克多·布隆伯特（Victor Brombert）在《死亡沉思》一书。有意思的是，该书也谈及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教训是当我们忘记死亡的时候都在欺骗自我，只有死亡才能给予我们机会去真正认识生命的意义或者缺乏意义。任何哲学如果不解释死亡的意义就不完整，排除了死亡的残酷事实本质，死亡的意义就会被大打折扣。
我们离开人世就像海滨沙滩上去掉一粒沙子而已，唯一的问题是死亡何时出现？与列车不同，死亡并不公布运行时刻表。常常与死亡联系起来的形容词“不合时宜”，但是什么是“合事宜”的死亡呢？“啥时候死掉最合适”？南密西西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摩根·兰普尔（Morgan Rempel）对苏格拉底和尼采之死的讨论不妨作为本书内容的补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来，苏格拉底之死符合其自愿死亡和圆满死亡的标准。在死亡面前，苏格拉底没有改变其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1）向真理屈服是至高无上的要求；2）做正确的事比做容易的事或自我利益的事更重要；3）明白要做的正确之事是什么之后却不去做是不可思议的；4）灵魂是人的最重要部分；5）灵魂的幸福优越于身体的幸福；6）有理由相信灵魂将在身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苏格拉底不仅以异乎寻常的冷静和安详面对死亡（以毒酒杯的形式），他还花费时间安抚、宽慰和指导在临终时刻陪伴他的忠诚追随者。在苏格拉底死亡之时，他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他的指导原则已经仔细地传达给哲学后人。他的最终教导、风度和著名的死亡场景体现了查拉图斯特拉赞美的那种得意洋洋的、恰如其分的、圆满的死亡。可惜的是，尼采本人的死很难说是恰如其分的圆满之死。虽然在55岁就已死掉，但按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标准，他死得太晚了。我们都知道尼采从青年时期就一直受到健康持续恶化的折磨。年仅34岁时就因为疾病辞去前途光明的教授职务。44岁时尼采在都灵大街上摔倒后一直陷入精神失常中，拖了整整11年后才在55岁时死掉。人们可能忍不住想到如果尼采在1889年都灵大街上摔倒时就死掉或许更好些，虽然对于44岁的人来说可能有些残酷。如果对比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在把人比作苹果时的先见之明，就更令人唏嘘不已：“有太多的人活得太长，在枝头悬挂得太久。我希望有一阵狂风吹来，把这些烂掉的、被虫子蛀掉的果子全部从树上摇落下来。我希望有宣传速死的说教者来临。我看这些说教者就是正好的狂风，生命树的摇撼者！”
书中蒙田借用古希腊思想家西塞罗的观点说“哲学思考就是学会如何死亡”，经常想到死亡，习惯于死亡的必然性，可是死神仍然会出其不意地突然来拜访。死亡绝不会让我们失望。甚至有关死亡的作品也不会减少人们对死亡的恐惧。17世纪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La Rouchefoucauld）说过“人们不能直面死亡就像不能直面太阳一样。”死亡是人类所有焦虑的根源。即使最积极回避死亡的人的美梦也常常被死亡惊醒。死亡不可能被去神秘化。想到死亡，对死亡感到迷惑不解，感到担忧甚至恐慌等再自然不过，但听任死亡毁掉你的日常生活就错了。那么哲学真能消除死亡恐惧，给人带来慰藉吗？我们很少真正面对死神的威胁。人们常常说哲学家是在思考人生意义之类大问题的，但人生意义并非专业哲学家关注的话题，即便涉及也不过是在与同事一起喝了几杯酒之后简短地闲聊一番而已。哲学家当今已经有了心照不宣的理解，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个人问题；译者认识的多数哲学家似乎并没有花费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意义是由宗教教义提供的，人们渴望从上帝那儿获得慰藉。人们常说散兵坑中没有无神论者，当你面临死亡威胁，或当你意识到来日无多或者在倒计时度过余生的时候，还是不由得求助于超验性的力量。对于非教徒而言，因为没有来世，我们反而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如果没有来世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会更深刻地体会到亲人的重要和宝贵。哲学在宗教结束之处开始工作，人生意义不在于肉体的永生而是与他人的互动，如我们维持的友谊，我们养育的孩子，我们打拼的事业，我们撰写的著作等。我们活着的时候，他人通过成为我们的爱的对象而为我们提供了人生意义。当我们死后，继续作为他们的爱的对象，从而为他人提供了意义。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突出显示了永久情感的存在，并向我们显示自己最深深地爱着的人是谁。
《哲学家杂志》创始人朱利安·巴格尼尼在“父亲走了”中恰好谈到在亲人去世时，哲学能否给人带来慰藉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当死亡走近我们时，哲学视角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死亡，理解死亡的三个维度：死亡对死者意味着什么；对活着的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死亡的突然降临所带来的惊恐万状。虽然哲学家有种种失败，但是他们这些鼓吹平静接受死亡的人似乎并没有大错。失去亲人之后，人生瞬间被撕成碎片。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我们的恸哭是为自己还是为死者呢？因为我们为自己和为亲人恸哭是分不开的，就像我们不能把自己与至亲爱人分开一样。某人如此受你爱戴以至于成为你的一部分，这不是纯粹的自私想法而是所有可能的欣赏形式中最深刻的一种。亲人的离世会提醒我们即使世界上最好的哲学也无法把我们从最终死亡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好好地生活并在别人的生活中尽绵薄之力已经足够，值得称道的哲学就是帮助我们做到这些的哲学。
本书谈论的是殉道者哲学家，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理念而自愿牺牲生命的，哈佛哲学系博士生欧德·纳阿曼（Oded Na’aman）通过三个死亡案例对自我牺牲的动机和意义的探讨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的观点。我们不想死，至少不是现在就死。自我牺牲的可能性说明死亡恐惧能够被克服，从而让死亡变得有意义。文中提到三个死亡场景：苏格拉底死在监狱、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1970年在东京切腹自杀、英国女权激进分子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1913年在伦敦赛马场迎面冲进飞奔而来的赛马而被踩死。纳阿曼认为苏格拉底对死亡冷漠，三岛由纪夫对死亡痴迷，戴维森对死亡坚决。苏格拉底不承认正义之外的任何价值，甚至包括他自己生命的价值，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死是自我牺牲。三岛由纪夫之死也不是自我牺牲，他不是为了更高的理想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希望从死亡中找到自身价值。苏格拉底不承认自己的价值，三岛由纪夫则不承认自身之外的任何价值。苏格拉底和三岛由纪夫一个缺乏自我关注，一个对自我关注过多。戴维森则不仅愿意为了争取女性平等权利这个理想而死，而且是为了不让战友死。她曾经多次被捕、坐牢、绝食、跳楼等方式均告失败后，最终以那种方式死掉。在她看来，其人生价值取决于她为事业所做的贡献。作者的结论是我们可能投身于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的活动，但无法控制死亡的意义。我们把人生故事交给渴望已久的共同体的成员手中。这正好呼应了本书最后一部分对殉道者成功之道的分析。
本书是否有宣扬自杀的嫌疑呢？译者认为这种担心是过虑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写到，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人应不应该自杀。自杀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这是对死亡的屈服。人生的确荒谬和无意义，但不能以杀掉自己作为回应，而是应该拥抱这种荒谬性并坚定地活下去。当今存在一种将痛苦污名化的趋势，其实痛苦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活着的确需要勇气。历史和哲学说明人们能够从了解历史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的痛苦中获得力量。当我们陷入痛苦时，很难记住任何积极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在那些时刻到来之前记住信心、责任和智慧。 人们就应该顽强地活下去一直到倒下的那一天。
其实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对中国人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儒家学说始终有说到做到、知行合一的压力。作为儒家，你就应该按照仁义礼智的价值观生活，身体力行。如果一个儒家哲学家的个人生活和儒家价值观存在明显不符的话，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听他说教。 若谈及中国的哲学殉道者，就译者有限的阅读面而言，最突出的莫过于春秋时期的韩非子和明末哲学家李贽了。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与孔子等出身草根平民的思想家不同，韩非子是王室公子。他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让人想起以君主论闻名的马基雅维利。据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所说，韩非是因为同为荀子学生的李斯向秦王谗言，因而被抓进监狱治罪，李斯遣人送毒药令其自尽，像苏格拉底一样也是在狱中，也是喝毒酒而死，不过他终年只有47岁。这是哲学家应该远离政治的又一例证。“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另外一个殉道的哲学家就是李贽（1527-1602年）了，他被认为是明朝最为猖狂、最叛逆的“异端”和狂人，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建立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经过科举考试后入仕为官，因为厌恶儒家伦理和官场氛围，到了中年时期终于下决心弃官自归，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62岁的李贽更是削发当了和尚，著有《焚书》、《藏书》等充满战斗意味的书籍。李贽在《自序》中说：“所言迫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李贽离经叛道的思想言论被朝廷认为是动摇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意识形态统治基础的，皇帝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李贽逮捕治罪。而李贽在此之前好几年就为自己选择了“荣死诏狱”的最后归宿。像苏格拉底一样，也是在狱中，也是70多岁的年纪，不过这次不是喝毒酒，而是在吩咐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自割咽喉，血流遍地，尚未断气。自刎两天后，气绝身亡。
纽约新学院大学哲学教授西蒙·克里奇利在《哲学家死亡录》中也提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之死，除了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之外，特别详细地谈及庄子的死亡观，如下面这几个段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韩维志译评《庄子》第163页）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旡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内篇·大宗师）
庄子钓于濮（pú）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lèi)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sì）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tú）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韩维志译评《庄子》第87-88页）
此外，著名作家李国文和高松元著的同名著作《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两书中也有更多引人入胜的死亡故事，包括从先秦司马迁到近现代思想家王国维和顾城等几十位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分析和评论。前文提到的害死韩非子的秦国宰相李斯和明末思想家李贽都在其中。有兴趣的读者若将本书与这些书放在一起对照阅读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
说实话，谈及死亡不可能不涉及到作家，本书中谈到的哲学家多数也往往被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作家。译者非常欣赏文学批评家亚当·柯什的话死亡的真正实践是写作而不是哲学，写作把自我变成为印刷品，是对自我消失后作品依然留在世上的一种彩排。如果我们读到作家的讣告时，吃惊地得知他还活着，那这个作家就算成功了。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但是我们往往对那些没有办法指出来，也没有办法科学描述的东西说得最多，也说得最好。真正的演讲和写作总是引发更多的话语和写作，话语的作用不是为了描述现实而是为了避免沉默。
总而言之，宗教比哲学更容易让我们面对死亡。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性死亡观毕竟有些自私，因为它忽略了死亡牵涉的悲伤和痛苦。重要的是死亡与爱的关系问题，亲人之死以及我们怎么想才最重要。蒙田说一个学会死亡的人就清除掉了成为奴隶的方式，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让你成为奴隶。自由就是接受自己必然死亡的命运，死亡的必然性赋予人生意义。我们是非常脆弱的生物，必须依靠他人才能活下来。 在没有上帝和正义的世界，如何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正义呢？真正的哲学教导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哲学就是对可能性的追求，放弃认真思考就是放弃人性的绝大部分。
如上所述，为理念而死可能不是人人都会关心的话题，但没有人不遭遇死亡问题。如果读者在读了本书后能反思自己的人生，正确面对死亡恐惧，思考更有价值和意义的生存方式，译者就深感欣慰了。
译者在书后制作了一个专有名称汉译英对照表，包括人名、地名、书籍、报刊、机构、组织名等内容，既可以方便读者，也可以使读者监督译者的处理是否符合规范。鉴于译者知识水平和中英文功底有限，书中差错在所难免，译者真诚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译本出版之际，译者要感谢原著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教授的厚爱和信任，感谢他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的帮助和对译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凡是出现其他哲学家引文的地方，本书尽可能注明它们在各自中文版里的出处，并使用那里的译文，只是在必要的地方有所改动。哲学概念的翻译尽可能遵从惯例。文中有中译本的引文，译者在翻译时吸取了这些译文的优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阅读和参考的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 合译，熊伟 校 陈嘉映 修订 三联书店2014年）、张广森译《堂吉诃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古希腊] 色诺芬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姜丹丹译《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皮埃尔·阿多 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京不特译《畏惧与颤栗 恐惧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克尔凯郭尔文集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贺麟译 斯宾诺莎文集第四卷《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韩维志译评《庄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年）等，笔者对这些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译者要感谢出版社的信任和支持，感谢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霍星辰老师。
译者
二〇一五年元月于武汉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