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宗璞《红豆》(1957)、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和艾米《山楂树之恋》(2007)这三篇不同时期的当代爱情小说为中心，可以反思性研究因传播媒介变迁所导致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被改写问题。爱情的悲剧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讲述，讲述的方式因为媒介的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读者接受效果。媒介的变迁验证着女性话语逐步从国家、阶级、集体等男性话语中剥离出来的过程。但是，女性主体仍然受制于政治权力话语的多重规约。

关 键 词：媒介变迁  女性意识  权力话语  media changes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al power

在众多传媒形式参与构建的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中，文本层面的研究早已不是文学研究的唯一或根本遵循，传播和接受层面的研究业已构成文学的文化研究新课题。就当代女性文学的传播生态而言，作品的流通在倚重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无意也无力拒绝新媒体的介入，甚至迫切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实现其于文化消费时代商业和娱乐价值的双赢。因此，当代女性文学在与传媒耦合的过程中，随着影响边界的扩大，其主体意识却有意无意地遭受删削。爱情小说作为呈现主体认同最为直观的表达形式，以其在不同的时代话语中的创作/生产、争议/影响和传播/接受情形，揭示了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被改写。本文以宗璞《红豆》(1957)、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和艾米《山楂树之恋》(2007)这三部不同时期的爱情小说为中心，对因媒介变迁所导致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弱化问题进行反思性研究。

《红豆》(《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中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末，故事被讲述的时间是1950年代中期，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努力改造自我以追求进步而失去爱情的女性知识分子江玫。故事在着重渲染江玫与齐虹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所造成的爱情失落的同时，也深入剖析了两人之间深刻的性格差异。当我们将这个故事放在40-50年代的时代政治话语中去考察的时候，可以看出，江玫的选择无疑受到了过多外在的时代政治话语的影响。回忆在欢乐与悲哀合奏的情绪基调中开始。

那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江玫刚二十岁，上大学二年级。那正是一九四八年，那动荡的翻天覆地的一年，那激动，兴奋，流了不少眼泪，决定了人生的道路的一年。

江玫是个有着与世隔绝的清高气质的女大学生，其恋人齐虹和她相比，则更加清高。正是两人气质的契合使得他们在大学校园这个特定的环境里一见钟情，但感情的私有性和性格的差异性却使得他们最终口出恶语，以凶狠的面孔和激烈的诅咒相向。

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

江玫回答说：“我宁愿听说你死了，不愿知道你活的不像个人。”

那折磨着江玫和齐虹的，或者说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不可调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换一个时代、换一套话语，他们俩的爱情发展是否就会有另外一种面貌和结局？小说虽为第三人称叙事，但其叙事主体明显偏向江玫一边，于是主体的叙事权威就以在场的优势发挥作用。叙事者以个人的时代标准和价值取舍对齐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查和宣判，于是，一个爱情的悲剧被有意识地叙述为一个革命者抛弃了非革命者恋人的故事。换句话说，齐虹被江玫抛弃被转换成为这个非革命者对祖国的抛弃。小说叙事在强化齐虹个人性格弱点的同时，更加有意识地将江玫置放在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框架中书写，由此终于使得革命话语逐渐淹没了个人话语，并集中表现为革命话语对个人话语的驱赶，在此过程中，带有权威性的主体话语的根基显得既狂热又稚嫩。

《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的故事发生在60年代初，被讲述的时间则是70年代末。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追求乌托邦爱情的中年女性干部钟雨，她的爱情隐忍而强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爱情表现为单方面的苦苦相思，她最后的爱情悲剧不在于她和被爱者所面对的舆论压力，而在于她自觉自愿地选择了柏拉图之恋。当然，恋爱中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当事人，而是社会道德伦理的规范和约束。故事在昂扬的集体话语叙事中开篇。

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

那么，令女主人公深情痴爱的男性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车上走下来一个满头白发、穿着一套黑色毛呢中山装的、上了年纪的男人。那头白发生的堂皇而又气派!他给人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脱俗的、明澄得像水晶一样的印象。特别是他的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当他急速地瞥向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让人联想起闪电或是舞动着的剑影。

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较为严重的性禁锢时期，即便到了故事讲述的1970年代末，性禁锢的阴影和影响仍然深重。为了规避或者顺从时代话语的要求，女主人公在深陷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时候，拒绝和相爱的人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抛开女主人公的个人因素，这个有着堂皇外表、脱俗气质和犀利眼神的上了年纪的男人究竟在哪些地方打动了她呢？他是一位国家高级干部，还是一位有家庭的老革命。联想到这样的恋人形象在之后张洁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其作为精神恋父时代父亲原型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艾米的《山楂树之恋》2005年曾在北美文学城网站连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单行本，2010年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70年代中期，被讲述的时间则是30年后。小说描述了高中女学生静秋和部队高干子弟老三之间的爱情悲剧。小说结尾，静秋赶到医院，最后一次见到了奄奄一息的老三。

静秋走到病床跟前，看见了躺在床上的人，但她不敢相信那就是老三，他很瘦很瘦，真的是皮包骨头，显得他的眉毛特别长特别浓。他深陷的眼睛半睁着，眼白好像布满了血丝。头发掉了很多，显得很稀疏。他的颧骨突了出来，两面的腮帮陷了下去，脸像医院的床单一样白。①

老三是军区司令员的儿子孙建新，他和静秋的恋爱纯洁得不沾任何渣滓，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国文革版的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不可能有圆满的结局。从静秋刚到西坪村的时候看到光秃秃的山楂树，听到有关山楂树的英雄传说，联想到树下穿着洁白衬衣的英俊苏联小伙，直到遇见帅气深情的孙建新并偷偷相爱，所有美好的期盼最后都化成躺在病床上，苍白的、眼白里布满红色血丝的弥留之际的老三，爱情成为绝唱。尽管小说发表时间较晚，但故事发生的背景仍然是70年代，包括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关系的发展以及最后的结局，都无法逃避特定时代的阴影。虽然小说中的悲情结局悲情意味着那个时代和这凄惨的爱情一起消失在时间的流逝中，但是小说仍然有意识地刻画了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女主人公静秋由爱的蒙昧到爱的觉醒过程。

有意味的是，以上三篇小说采取的都是第三人称叙事，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进行了客观冷静的讲述。《红豆》由女主人公的回忆构成，《爱，是不能忘记的》由女儿的回忆和母亲日记共同还原了女主人公的爱情，《山楂树之恋》则是主人公静秋将自己的故事概略写下来，然后交由艾米重新进行文学加工。透过这三种基本接近但又有细微差异的叙事方式，可以看出其女性主体意识的微妙变化。《红豆》带有浓郁的自传体色彩，以女主人公自我的回忆为叙述线索，尽管江玫的个人选择与家国命运息息相关，有着明显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痕迹，但其女性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声音是醒目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叙述声音最为诡异，女主人公至死都没有吐露她爱情的秘密，她深知这份爱情之不能见容于时代。但是，她留下的日记揭开了女儿心中几十年的谜团。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以其高度的私密性和真实性让读者信服，而借女儿口吻讲述的母亲的故事更增添了情感上的认同。于是，一个挑战人们伦理观念的纯洁的爱情故事的讲述顺利完成，其叙述声音委婉而坚定。《山楂树之恋》则是艾米讲述静秋的故事，不过，她的第三人称叙事最节制、客观，也最冷静。

作为特定时代爱情描写的标本，以上三个文本无疑给读者提供了意义丰赡、意味无穷的关于时代话语、政治表情和人所处的精神困境解读的各种可能。时代不同，人们对于爱情的想象和期待，以及表达爱情的方式也都不同，反过来，时代对于爱情的接受和包容程度也不同。那么，随着时代话语的变迁，人们对待爱情的标准和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变化又是如何通过文学媒体的形式来逐步实现的？

先来看《红豆》，小说发表不久即遭到批判，批评者认为小说犯有“爱情被革命迫害”、“在感情的细流里不健康”、“资产阶级人性”、“挖社会主义墙角”②等错误。例如，伊默发表《在感情的细流里——评短篇小说〈红豆〉》，对作品的革命性进行强烈的质疑：“突出了江玫的这段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孤独的江玫的浓重感情仍然留恋着过去，她的参加革命，倒仿佛只是一种陪衬，一种装饰。”此外，文章还认为“一个党的干部江玫含着眼泪悠悠怀恋的，却是一个连祖国也不要的叛徒，这难道不是对无产阶级感情的嘲笑？”(《人民文学》1957年第10期)，之后姚文元发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和《〈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皆立足于批判女主人公江玫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因此，作者被批判，作品被打成毒草。

直到1978年，小说才被重新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此后又被陆续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短篇小说选(1949-1979)》，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女作家小说选》、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欣赏辞典》、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红豆》(本书曾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之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珍本》、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弦上的梦》以及中国文字出版社作为熊猫丛书之一出版的《心祭》等。此外，还被收入《宗璞代表作》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如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和钱谷融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等。仅仅外文译介就有如下数种：英译本收入香港联合出版社1983年出版之英译中国小说集《香草集》、世界语译文收入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9年出版之《中国文学作品选》，另外还有俄语、捷克语、西班牙语等的译本。

而随着政治生态和话语环境的变迁，对《红豆》的解读也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理——读宗璞小说散文选》(《读书》1982年第9期)开始为江玫的选择和政治立场进行辩护，同年还有王昆建的《宗璞小说创作简论》(《昆明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对文学作品再解读热潮的兴起，对《红豆》又有新的认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认为“小说又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存在“投身革命与个人情感生活，在小说中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的问题。由此引发相关论文多篇，如赵晓芳《爱是不能忘记的——试析宗璞〈红豆〉的叙述“裂缝”》(《名作欣赏》2007年第4期)、熊玫《非文学的话语——兼论小说〈红豆〉中被压抑的叙事》、吴晓云《皈依与疏离——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汪婷《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试析宗璞〈红豆〉主观与客观的背离》(《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更有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和《话语“夹缝”中造就的叙事——论宗璞“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4期)、毕光明《难以突破的禁区——〈红豆〉的爱情书写及其阐释的再考察》(《名作欣赏》2010年第4期)、李建军《内部伦理与外部规约的冲突——以〈红豆〉为例》(《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等，从全然否定变成部分肯定。

再来看《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激烈争论。黄秋耘在《关于张洁作品的所想》(《文艺报》1980年第1期)中指出：“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唐挚在《纯真爱情的呼唤：读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中指出，这“是一个发自灵魂深处的告白，是一道倾吐爱情的激流，是渴望美好生活的不可遏止的热烈呼唤。”肖林在《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格调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中的看法针锋相对：“我希望作者用光明的、坚强的、乐观的和道德高尚的生活态度教育和影响群众，而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情绪美化成诗。”紧接着，何道宏在《江淮文艺》1980年第10期发表与唐挚商榷的文章《爱是不能离开生活的：对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一点意见兼与唐挚同志商榷》，李希凡在《文艺报》1980年第5期发表《“倘若真有所谓天国……”》，邓海南则在《雨花》杂志1980年第9期发表针锋相对的《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问题的格调问题》。与此同时，戴晴在《光明日报》1980年5月28日发表《不能用一种色彩描绘生活：与肖林同志商榷》，其后，曾镇南在《光明日报》1980年7月2日发表《爱的美感为什么幻灭？——也谈〈爱，是不能忘记的〉》，《光明日报》《北京文艺》等杂志继续展开讨论。《读书》1980年第8期发表禾子的《爱情、婚姻及其它：读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思想意义》参与讨论，并附编者按语：特予发表，以供讨论、研究。《文艺报》1980年第8期发表陇生整理的《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来稿综述)》，《语文辅导》在1987年第3-4期发表了温月英的《关于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争议情况综述》等，一时之间山雨欲来，但最终却不了了之。

透过如此纷繁的争议文章，不难看出，关于小说艺术的争论较少，绝大多数是关于主人公的思想格调以及爱情观念，甚至社会伦理等方面的意见分歧。人们对于这种爱情方式还不能够接受，尽管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如此凄婉感人，读者和批评家的争论还是集中在其爱情的不道德方面，即作为第三者插足别人的家庭，而且还是一个革命老干部的家庭，殊为不道德，对其伦理倾向的指责远远胜过了对于艺术的客观评价。

尽管论争以不了了之暂告段落，但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阅读和评论却从来没有停息，或许正是这样奇特抑或畸形的爱情吸引了一代代研究者和读者的兴趣。之后李书磊、王纪人又发表评论文章，而孟繁华则在《小说评论》1995年第4期发表《爱的神话和它的时代：重读〈爱，是不能忘记的〉》，意味着对《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的重新解读时代的开始。在不断解读的过程中，《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有意味地成为张洁作品系列中没有获奖、却最为作者和读者喜爱的作品之一。早在198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就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命名，其中收入短篇小说9篇。该书认为张洁以她敏锐、细致的心灵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探索社会，况味人生，体察人们复杂而又微妙的内心世界，创作了一系列精致的作品。这些作品曾经脍炙人口，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并引起了文艺界的热烈反响。黄秋耘在《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中说：“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它们有点不可捉摸，但是它们又是那么强烈地触动读者的心弦。”而“这样的境界，这样的情调，是作者所特有的，至少在当前中国文学领域中，我们还很难读到相同的甚至类似的作品。”③

与此同时，小说被收入各种文学选本。不仅有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张洁小说剧本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祖母绿》、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张洁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方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张洁》、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张洁文集》第二卷之《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勇气吗》等，还有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89)》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收入《爱，是不能忘记的》，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大量的个人文集选人该作品，同时并被各种作品选本选人的情况下，《爱，是不能忘记的》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被翻译出版其美国版本和荷兰版本。文学史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认可程度绝不简单地源于其广泛地争议，但无疑争议中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作品的影响，而作品影响的扩大也应和着时代观念的变化，最终促成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这部曾经引起保守人士的反感甚至批评的作品，在新的文学和文化环境中，正如李书磊所言：“一九八○年评论界对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争论，今天读起来真感觉到幼稚得寒碜了。那时候，争论都集中于主人公的爱情是否合乎道德、小说的格调高不高这样的话题。……文学谈论变成了‘道德法庭’。”④

最后，再来看《山楂树之恋》。从2005年开始，艾米利用工余时间写作纪实性长篇故事，发表在海外著名的“文学城”网站上。质朴、细腻的写作风格，很快就受到海外华人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追捧。小说中凄美的爱情故事，来自一个名叫静秋的女性的亲身经历。2006年正逢静秋的恋人老三去世30周年，静秋把她过去所写的这段回忆交给了艾米，在她的文学演绎下，成为一部24万字的“原生态真人小说”。《静秋的代后记》完整再现了当时连载发表时读者跟进的原貌。

这段时间，我每天跟读《山楂树之恋》，但我读得更多的是大家的跟帖。这段故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大家的跟帖却是全新的。看这段故事和看这段故事在别人心中激起的波浪式两种完全不同的经历。我非常惊异于每天跟帖数目之多，言辞之真诚，内容之感人。大家帮我体会出了很多我自己不曾体会、不敢体会的东西，让我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再一次认识老三的动人之处。⑤

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读者的介入：读者通过阅读并跟帖的方式，为作者提供很多的建议和意见，而作者在此过程中也会根据读者的建议、意见和接受的情况调整其创作思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最后结局，这就是新的网络传媒带来的影响。

这几十天当中，每天都有几千人聚在“山楂树”下，看帖，跟帖，讨论，建议。到最后几天，已经达到每天上万人次。……

很多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很多人留下了肺腑之言，很多人洒下了同情之类，这些都令我感动到泪流满面。……⑥

但是，不少网友都无法直接读到原发网站“文学城”中艾米博客里的小说连载。在一次聚会上，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的老总张小波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筹划印制了500册试读本，赠与国内文化、影视、艺术界的名流，引起巨大的轰动，“山楂热”因此出口转内销。试读者张纪中、陆川及江苏、上海电视台的有关人士，相继与艾米洽谈影视改编，一时间成为娱乐圈内的头条新闻。2010年9月16日，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国内上映，取得1.6亿票房，打破国内文艺片票房纪录，极大地扩散了作品的影响。2013年10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为此时已经名噪海内外的女作家艾米出版了一套“精装典藏版”图书，包括《致命的温柔》《十年忽悠》《不懂说将来》《山楂树之恋》《三人行》《同林鸟》等。尤以《山楂树之恋》不同凡响：封面上印着“《亚洲周刊》年度华语小说第一名”、“《当代》年度长篇小说读者奖第一名”、“《新周刊》年度‘十大’感动”，封底上印着以王蒙等一长串文艺界大师、准大师的“读后感”，顿时引发了读者市场的抢购热潮。

以上三篇不同时期的爱情小说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话语中，都以女性叙述者的声音讲述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最重要的是，作为不同形式的大众媒介产品，它们依托并借助了各不相同的传媒手段完成了为读者接受的过程。毫无疑问，“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所建立的公共空间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包括对女性解放的推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不仅成为大众传媒的参与者，还逐渐成为大众传媒的掌控者，女性话语逐渐从国家、阶级、政治等男性话语中剥离出来。知识女性也借助大众传媒对社会发生着一定的影响，她们从女性立场对中国男权历史文化的批判，显示着现代大众传媒主题的深化以及知识女性的成长。”⑦确实，从《红豆》《爱，是不能忘记的》到《山楂树之恋》的文学传播过程不仅验证着女性话语逐步从国家、阶级、政治等男性话语中剥离出来的过程，而且彰显着女性主体的觉醒与成长，但同时体现出女性意识所受到的权力话语的多重规约。

所谓权力话语的多重规约，主要是指：从《红豆》到《山楂树之恋》的传媒语境并非一帆风顺、正常的媒介及其传播的发展过程，它经历了特殊的媒介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和挣扎。众所周知，《红豆》出现的1957年正是媒介成为放大器的“大跃进时代”，根本不能保证其作为媒介正常功能的发挥，于是“作为这场风云变幻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传播者和似乎偶然为之的催化推进者，媒体尤其是报纸演绎了众多的角色，挂满这众多脸谱的媒体，在那个特殊时代的途径中虽欲‘独立担当有所坚持’，却又逃避不了其‘工具性’的宿命。在整风滑向反右的疾速转弯中，新闻界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在批判的声浪中，慌乱的媒体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在对政治气候的调试中完成了一次向‘阶级斗争工具’的蜕变……”⑧在这个整体性的转弯过程中，作为那个时代一朵小小的文学浪花，《红豆》当然也无法逃避整个大海的波动。何况当日的主流媒介，其功能已经完全转向，如《文艺报》，“由于它本身‘功能’的本质性变化，它对文学创作政治性的监督成为主要职责。这样，《文艺报》就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握，运用‘编者按’、‘《文艺报》编辑部’、‘本报评论员’等言说方式，在全国文艺界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追惩’或‘规训’制度。至此，大众媒介与文学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⑨行使类似功能的还有《人民文学》等，其“追惩”和“规训”的政治监督功能作为一种传统被保留下来。

经历了十年的“样板化”媒体过程，直到1978年，中国开始思想解放回归常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光明初现，“读书禁区被打破”意味着春天的来临，而“《苦恋》风波”的出现还显示着媒体界的乍暖还寒。尽管“人性回归”呼唤着媒体开始“谈情说爱”，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苦恋’风波显示出1978年后的改革，充满了反复与曲折，前后徘徊，一波三折”⑩，媒介回归自身之路依然漫长。而这恰恰就是张洁的爱情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出现的时刻，所引发的种种争议自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小说不仅没有出现“苦恋”那样的风波，另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各种争议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介传播的力度和广泛的读者影响。甚至，宗璞的《红豆》也在这一波风潮之后，重新拥有媒介的青睐，并在媒介的推动下重新回归读者视野并获得认可。

《爱，是不能忘记的》所遭遇的个人爱情与道德伦理冲突与矛盾的讨论，使得这部作品几乎成为当时的“问题”小说，直到晚近的90年代，人们才对其中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承认这是在人类进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情感问题。甚至，在女性主义研究者的解读中，女主人公所秉持的古典主义的爱情观念、或者说理想主义的爱情理念其实更是一种屈从，是对当时文学创作中较为强烈性禁锢观念的有意规避；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恋，更像是知识女性精神父亲的再造，是面向父亲权威的自我奴化。这篇作品存在于后世的意义，更在于人们去关注和思考特定年代人们的爱情方式，尤其是在特定的政治权威年代，女性如何巧妙地以爱情的名义臣服于政治上的权威。

1990年代，中国传媒进入互联网时代。从商业网站到自媒体，从BBS到各种专业论坛，从个人博客到博客社区，直至迎来各种媒体融合的新媒体时代。而《山楂树之恋》就出现在这个幸运的媒介时代，作者有效借助互联网“博客”等最新传播方式，一夜成名。这里不得不强调“博客”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忽略作用：“‘博客’作为一个平台，汇聚的力量强大无比，人们在这里真正找到了大众文化的愉悦和价值。同时，它也正改变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的生活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和转换，从被动到主动，从幻想变成真实。‘博客’使互联网平等、自由和共享的精神的光芒更加夺目，更加符合生活的需要。‘博客’推动了社会扁平化的趋势，以前往往被强势和主流遮蔽的公众们终于在‘博客’中找到了自己的舞台。”(11)当然，《山楂树之恋》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依托了互联网，它的幸运在于能够将传统媒介和现代媒介熔于一炉，实现了融合媒体传播的奇迹。其中包括传统的纸质媒介：单行本小说的出版、报刊杂志的评论，还包括互联网博客的点击，以及电影改编和上映，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媒介的融合。因此，就《山楂树之恋》的传播过程不难看出：“这不仅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融合，‘媒介融合’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传播景观。”(12)

小说《山楂树之恋》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时代，尽管小说中的人物还处在文革后期的阴影中，但艾米的叙事已经不可能完全还原当年的政治话语氛围。加上其多年的海外生活，已经和国内的特定历史拉开了较为宏阔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这些都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文革的社会背景和人性禁锢，使得小说有很多大胆出位的身体描写、尤其是静秋的性心理和性意识描写。但是，这些却在张艺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被有意识地删除了。也正因为张艺谋的男性导演身份，使得这篇小说中较为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在电影叙事中被大打折扣。尽管这样，人们依然通过电影满足了自己对过往年代纯真爱情的想象，也部分满足了人们对悲情年代个人和民族创伤的心理救赎和精神忏悔。客观地说，《山楂树之恋》不失为感人的爱情故事，但古今中外这类故事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文学城”的那些读者，由于处境不同，对国内“文革”时期发生的一切十分隔膜，静秋凄美的经历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引起一时轰动也在情理中。尽管小说中爱情的悲剧并非“文革”而是所谓不治之症造成，但这样一个“文革版”的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也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假使老三没有患上白血病，静秋则很有可能成为被遗弃的对象。最终，老三的夭亡不仅意味着男性权威和权贵家庭的衰败，同时也意味着理想男性神话的终结。

不可否认，《红豆》的叙事充满了文学与非文学力量的冲撞。表层是高高在上面目庄严的是国家政治权力话语，底层却是人物内心的人性真实话语，这两者所形成的矛盾和错乱构成了《红豆》简单化的价值立场和模糊化的情感指向。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的天然阻断是出身和家庭，虽然这和爱情本身关系不大，但在阶级社会中却构成无法逾越的鸿沟。国族主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于是，“非文学的力量在作祟，它设置了一系列编码，为非文学因素在文学世界中行进铺好了一系列垫脚石，也催生了无数的充满谎言的虚情作品。这几乎成了当代文学难以逃脱的渊薮”。(13)爱的悲剧在不同的时代被讲述，造成悲剧冲突的力量是不同的。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两个都有合理性又都有片面性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红豆》中，个人爱情的实现与由出身和家庭所决定的对国家的态度和立场造成冲突，主人公由此舍弃了爱情；在《爱，是不能忘记》中，个人的爱情因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而被放弃；在《山楂树之恋》中，个人的爱情先是因为政治环境，然后是疾病，最后因死亡而终结。

但是，与英美学者对大众文化表现出的欣赏态度不同，包括媒介研究在内的中国的文化研究者们似乎“更关心大众文化背后透射出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特有的‘历史情结’，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研究说到底还是文学的政治研究，或说文学的精英文化研究。”(14)甚至，这种研究是否真正的文化研究并不由研究者个人或群体的好恶所决定，它取决于当前媒介的独立状况，也取决于大众文化的成熟程度。换言之，今天的媒介语境仍然没有摆脱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追惩”以及“规训”传统。故此，爱情的悲剧在不同的时代被讲述，讲述的方式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不同时代的读者接受也因为时代话语的不同而不同，爱情悲剧的原因阐释和时代的政治话语同样密不可分。时代权力话语的制约作用使得讲述者和传播媒介臣服于既有的律令，但也正是不同时代的权力话语的存在，使得不同世代的人们从这些作品中解读出了不同的爱情风俗和文化内涵。

收稿日期：2017-12-20

注释：

①艾米：《山楂树之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89-290页。

②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8页。

③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④李书磊：《〈爱，是不能忘记的〉叙述观察》，《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6期。

⑤艾米：《山楂树之恋·静秋的代后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

⑥艾米：《山楂树之恋·静秋的代后记》，第298页。

⑦李晓红：《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380-381页。

⑧胡正荣、李煜主编：《社会透镜：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1949-2009》，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⑨程光炜：《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代序)》，《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⑩胡正荣、李煜主编：《社会透镜：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1949-2009》，第209页。

(11)胡正荣、李煜主编：《社会透镜：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1949-2009》，第353页

(12)胡正荣、李煜主编：《社会透镜：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1949-2009》，第359页。

(13)熊玫：《非文学的话语》，《山花》2009年第11期。

(14)程光炜：《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代序)》，程光炜主编：《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