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胡适在抗战爆发后对待战争的态度有较为明显的转变，一言以蔽之，即由主和到主战。但是，过于关注同质化的外壳都会在“非此即彼”之间做出简单粗陋的对比和评价。实际上，胡适的和战观掺杂着许多不为一个统一观点所“整合”之物，无疑随着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游移，而非铁板一块。本文试图剥离“和”与“战”的外在言说机制，而将目光聚焦到胡适一贯坚持的“鹦鹉救火”理想，探究影响胡适做出选择的自我身份定位、内在思想资源及其民族国家观念等，试图勾勒胡适抗战时期在“火”面前“施救”的焦灼与内在辩难。

关 键 词：胡适  抗战和战观  知识分子  民族主义

就胡适对待抗战的态度而言，“和”与“战”的评说机制显得过于平面化和缺少弹性，虽然“亦战亦和”的缓冲地带终究被切断和明晰化，但是站在胡适变易自己言说方式这一临界点上，或可引申出一种“凝视”的力量。从胡适注意力的集中之处可知，胡适对待抗战态度的内在理路实则延续着胡适一贯坚持的“鹦鹉救火”①理想，那么，在救济的前提之下，“鹦鹉”何为?他必须不断变换角度与自我信仰、民族主义、政治生态、文化理想等内外焦灼的话题对话辩难，其羽翼之单薄与波澜壮阔的抗战图景形成对比，描绘出生动的现场感，却也因此凭借一种恰如“鹦鹉”般象征性的俯视视角与同时代拉开距离。

一 可堪调试的姿态：在“魏阙”与“江湖”之间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记道：“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可见他的心情并没有太起波澜，反倒颇有些意料之中，他唱和着陈寅恪“黄龙亦已陈”的感慨，反躬自问“事事落在人后，怎能不受人侵略”。②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这种与中国古代文人的亡国之恨极其相似的情感言说方式在以胡适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圈子间逐渐学理化起来，怀古式、个人式的悲叹作为感情的一极进而被整合并强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独立”的认识和言说，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本想凭借“自己的工作”，求得“一点思想言论自由”，却出于“对于政治的兴趣”③，不得不徘徊在“魏阙”与“江湖”之间调试自己的姿态。④回溯1922年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的经历，从主要撰稿者(高一涵、任永叔、陈衡哲、徐志摩等)构成的“圈子”可见，彼时的胡适保持着对政治的“低调”，但其内在理路却为“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⑤。譬如，1933年4月胡适婉拒出任教育部长的请求，为的是不让“行政”损伤了“学问”。⑥在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眼中，“议政”与“参政”意味着自由与困境两种不同境地的分野，但是这种过于刻意的二分法以及落实在纸面上的表白文字其实遮蔽了知识分子内心的假想和预设的另外一种可能。从以胡适为中心的“学人圈”纷纷跌入“政治圈”⑦，到胡适1938年9月28日出任驻美大使，无一不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早年间“好人政府”⑧的理想，也坐实了昔日自我“预设的另外一种可能”。

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从“学问”的角度考量政治必定会生出许多龃龉，其所受专业训练及历史经验与现实的政治操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裂隙。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么胡适主张“和平”的意见便会被指认为道德的陷落，因此，从胡适在政与学中间调试姿态出发，便获取了一条进入胡适“危险”言论的路径。同时，如何保持一种张弛有度、若即若离的距离从而不失却“独立”的自由，成为胡适们怀想“为国家尽一点力”的立场与底线；责任心的负累也带给知识分子内心天平的失衡，于心筑的“魏阙”与“江湖”之间，胡适还是真正“为国家牺牲”了“独立自由的生活”⑨，虽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政治成绩，但不失为恢复为战争所打破的平衡感之努力。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虽然积极促美援中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⑩，但一向沉稳豁达的胡适在政治外交场域之外却时时闪现焦虑的一面。与此同时，胡适在任期间始终招致蒋介石的不满。1939年胡适刚上任不久，蒋介石便对胡适心生嫌隙，他在日记中讽刺胡适的“外交”能力，并准备将其调离。(11)1940年6月，蒋介石将罗斯福不理会自己的借款之举归咎于胡适，认为罗斯福的冷淡皆为胡适“不知努力”造成，斥其为“半人、毫无灵魂与常识之人”(12)。宋子文赴美后，蒋介石甚至电告宋子文“对外涉事，不必令适之参与”(13)，更是逐渐疏远了胡适。然而在这之前，胡适等学人还被视作社会精英而为国民党高层势力所争夺，胡适与蒋介石之外的政治势力多有接触，而对蒋并无太多好感。1938年春，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胡适与张君劢、王雪艇、张公权、张季鸾等十一人入选名单。(14)如此一来，蒋介石煞费苦心地邀请胡适“出山”，在国难面前暂时容忍了时常怀“言论的冲动”的知识分子，但毕竟“江湖”习气无法尽褪，胡适在任期间仍“带着镣铐跳舞”。试举一例，胡适为了避免美国总统罗斯福再谈及中日“和议”之事，“只用‘挡’的方法，四十天不去见总统”，“政府若知道我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责怪我。[看Sept.28 Time(《时报》)所记王部长的谈话]此种地方只可由我个人负责任。我不避免这种责任。”(15)胡适诸如此类未加请示的自由举动与言论还有很多，1939年10月30日胡适在美发表“We are Still Fighting”(我们依然在战斗)的演讲，“故意提出中日和议的必要条件：1．必须满足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有力的民族的国家的合理要求。2．必不可追认一切用暴力违反国际信义造成的土地掠得及经济优势。3．必须恢复并加强太平洋区域的国际秩序，使此种侵略战争不得再见”，但是“三个条件是我个人拟的，没有请示政府”。1946年2月21日胡适在这则日记的“附记”中补述道：这“三个条件，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请政府考虑训示。十二月美国参战后，复初部长始复电赞同。是年Dec.31，我在政治学会讲演，才正式申述此三点”(16)。“故意”、“个人”观点以及“没有请示政府”的冒险之举显然会给官方带来麻烦，虽然全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考量，他的“苦心”注定与国民政府的官方话语无法调和，更无法为真正的政客理解，倒是因此反被贬称为“官僚”、“政客”。(17)特别是胡适的爱好之一——讲演在其任职期间遭到了非议，这种“业余行为”显然做了胡适“不努力”的口实，宋子文就针对胡适在美国演讲之举，假托“国民”的名义讥讽道：“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18)胡适面对“太上大使”(19)的指摘却不以为意，他甚至对自己的“牺牲”早有准备，“弱国向强敌办外交，当然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身当其术的政治家，当然要准备为国家牺牲自己，大之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小之也得准备牺牲一二十年的政治前途”(20)。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龃龉最终还是在“为国家做点面子”(21)的发愿下暂时消歇下来。

国难之下，胡适接受了“战时征调”的策略，随即开启了极大的言说空间。抗战时期处在政学两界交融地带的胡适，从“讲学复议政”到出任驻美大使，从主和过渡到主战，从“唱反调”式的批判盲目主和到与国民党合作，这些选择无疑因袭着他踱步于学与政两端的思维方式，但其中的取舍与阵痛又掩映在种种“事件”与转折点之下。胡适从中直接获得的时代现场感，以及将关心国家、社会、政治问题的习惯渗透进日常生活，使得“政治”被演绎为一个生动的词语，连缀着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在胡适看来，事分缓急，无论是“讲学复议政”游走在政与学的边缘，还是走到“幕前”直接参与政治，都不是为了“做大官”(22)，而是“救火”的心愿使然。在胡适的外交生涯展开之前，胡适、蒋廷黻、傅斯年、张忠绂等人曾在《独立评论》发文直指政府外交事业的孱弱，正是由于洞见了“弱国无外交”这类说法的可疑性(23)，他们才大声疾呼将外交事业从“长期在‘睡觉’的状态之中”(24)解救出来。以此反观1938年蒋介石对中国外交界的评价：“中国外交人才皆怯懦无骨，且无气质，无责任心，为自私是图。徐模(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25)，同时期他极力促成胡适赴美，两举对比之间可见，或许正是胡适的“骨气”、“气质”与“责任心”吸引了他，又令他感到厌烦。

二 “无为”的显见与隐现：“和平”之梦背后

1932年10月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21号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的“危险言论”：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报告提出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满洲自治”，胡适却称赞这是“公正的判断”，指出“在今日的现状之下，在承认国际调处的原则之下，这些条件如果都能做到，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的途径”(26)。而后，胡适的“悲观”论调迅速遭到了质疑。1933年4月，徐炳昶在《西安通信》一文中希望胡适站出来谈谈“对于战事的意见”，他以为“无论什么人”在热河失陷的情况下，“态度万不容有疑义了吧”，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出一个宣言”(27)。实际上，《独立评论》非但没有联合宣言，而且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和派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主战派就“和”“战”问题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胡适公开主张“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反主战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28)。“理智与训练”令他认为中国此时国力衰弱，没有参战的资格，因此不应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鼓动，盲目地加入战争。若是孤立地评判胡适的“和平”主张，极容易为“成见”所束缚，但如果将视线稍微打开，纵观胡适在这一时期关注的问题域，便会发现其“主和”的态度的生成有其必然逻辑。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中日问题只是胡适在政治论域的关注点之一，以胡适、蒋廷黻、吴景超、丁文江等人之间展开的“民主与独裁”论争(29)为例，他们并不认为讨论制度、国家统一等问题与“国难”有所冲突，“国难”之下的局势甚至可作为他们引发政治制度变革的一个现实触发点。就胡适而言，他所关注的重心和设计的蓝图仍落在长远的民主政治层面上，作为民主政治坚定的守护者，他表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驯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30)，但这种在当时看来过于乐观的说法必须加以生动的阐释和贴近现实的实施策略才足以令人信服。

出于“民治”的考量，胡适在1933-1934年《独立评论》上不断重提“无为”政治，并在中国道家思想中找到了支撑自己立论的思想论据，这就将此转化为一个兼具“思想”与“政治”的双向问题。针对那种以为“利用百姓的弱点，榨他们的钱来卖，拉他们的夫来造”(31)，妄想“建设现代”的梦想，胡适随后在《独立评论》撰文批驳，称此荒唐之想法与亡国无异。他认为，现下需要一种“无为的政治哲学”，“古代哲人提倡无为，要睁开眼睛看时势，看看客观地物质条件是不是可以有为。所以说：‘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以说：‘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与时推移，应物变化’。所谓‘时’，即是时势，即是客观地物质条件。……现时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哲学决不是欧美十九世纪以来的积极有为的政治哲学。”接着，胡适又强调“黄老之学”对汉代统治稳定的重要作用，以此来类比1930年代的政治形势。(32)胡适晚年谈论老子时，有意将幼年经验引入，以期在自身经验与道家思想之间制造一种“天然”的契合(33)，正是在历史经验与个体认同的双重作用力之下，胡适在这一时期搬出了“黄老之学”。据胡适考证，“道家”与“黄老之学”两个名词在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同义并可换用，之所以“抬出黄帝”，是因为“《老子》的五千字太简朴了，不够用来作一个大统一时代的大混合的思想系统的基础”，而这个“统一的、混合的思想系统”的中心思想，就是司马谈所谓的“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34)颇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5月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时便将《淮南王书》赠予他，“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35)在胡适看来，道家之精义即为“弃其畛挈，斟其淑静”的“混合折衷”(36)。他在1930年代“复活”汉代，提倡“无为政治”，显然是凭借史家眼光在汉代初年与1930年之间找到了某种历史相似性，试图借助历史的经验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其心意一言以蔽之，就是“避乱”。

胡适抗战时期所指出的“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其实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而非什么都不做。(37)然而，在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根基的中国，“不是人人都能完全接受”(38)“无为”思想，胡适的主张因无法获得情感上的认同而成为了众矢之的，时人多揪住“无为”的道家外壳，而有意无视胡适不断地言及“时势”、“实事”和“客观物质条件”，那些证明自己基于考量现实局势而作出判断的关键词。他们多以中国文化“中道家的流毒狠深”(39)为批判的起点，而不在意“无为”的本质，认为“在盛世不过是使上下得苟安于一时而已，而一至政治衰败的时期，则必然产生国无法度，民不聊生的现象”(40)，或指责胡适对“时势”的判断有误，“无为政治”无非胡适自己“心造的幻影”(41)。蒋廷黻此时也站在“无为”的反对面上。胡适《建设与无为》就是对蒋廷黻发表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建设的前途不可堵塞了！》一文的回应。而陶希圣虽赞成“无为”(42)，但胡适却并不认同陶氏“无为政治本是官僚政治之下的最高理想的政治”的绝对化说法，反问法西斯横行的德国与日本“何尝不可以大有作为”(43)。可见《独立评论》学人群内部也对此问题及其生发点争论不休。

胡适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同样受到道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签署后，胡适的“不争”思想(44)与青年留学生普遍的“爱国癫”(45)便形成了鲜明对比。抗战前期胡适的主张也是彼时“不抵抗主义”的重现。陶希圣曾在《战难和更不易》一文中将对日政策概括为四种，“最高度的主张是即时抗战；其次是以外交手段达到战争；再次是进行和平外交，到外交不能进行时再战；最低是专意于和平”(46)。当然，“立场”真正落实到具体事件和纸面上，又会有所交叉与游移，也有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可能。胡适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坚信中国对外力量和政府力量羸弱，不足以对抗外敌(47)，因此力主避战，鼓吹尽量采用外交手段换取和平。胡适称自己并不是妥协论，而是“有代价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48)。这显然是延续着他1915年基于中国“无拳无勇”(49)的现实国情产生的避战思路。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气焰愈发高涨，胡适“和平”的梦想已经动摇，萌生了“苦战”的计划，打起“倘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于一战”的念头(50)，但仍因其在战与和中间摇摆不定而招致政学两界的批评。1936年4月，胡适在《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称中日关系仍可以“调整”，而后提出了七项调整的“先决条件”，而其中并未涉及东四省问题，随之而起的是以清华大学学生徐日洪为代表的爱国青年的指责(51)，称其为“奴才们的梦想”，胡适则辩驳东北问题“还不够根本解决中日问题”(52)。直到1937年8月，胡适仍做着“蔷薇色的梦”，“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幻想着以外交手段收复失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53)可见胡适的“主和”论拉拉杂杂地掺杂着许多不为一个统一观点所“整合”之物，无疑随着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游移，而非铁板一块。但总体而言，胡适与汪精卫“宁为被磔的袁崇焕，不为被迫出战的哥舒翰”(54)式的“主和”有不同的“底线”，在现实与内心两个层面皆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力，这也使他们二人渐行渐远，最终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胡适曾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55)这句话作为做政论的自我警示，坚定为其言论“负道德上的责任”(56)。胡适因“危险言论”身处舆论漩涡时呈现的镇静姿态背后，显然更像是“有为”的力量使然：胡适固然相信“有为”的重要性，他将儒家的入世精神以宗教术语内化为信条，供奉孔子、王安石和张居正三位积极有为的夫子在自己的“神龛”，“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57)。但正出于国家安危，胡适深信彼时国家的物质条件实在孱弱，不适合积极“有为”。另一方面，考察胡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山”，却并非与政府声气相求。他在完成“使命”的基础上“不乱做事”、“不求立功”的无为之举，在他人眼中就是消极渎职、玩忽职守，可谓令蒋介石大骂其“对其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58)的主要原因。胡适人生态度上的“有为”观与政治上的“无为”观在此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分野。无论“高调”抑或“低调”，都可以随着外部的刺激，在人为的操纵下变易位置，“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59)。除了纵观全局的考量外，胡适将自己与“举国”区分割裂出来的“先知者”姿态仍是弹着“五四”的老调，以“我们”与“他们”的形式再次浮现出来。(60)

国难面前“轻重缓急”从来不是一个标准化的词语，先民主还是先专制，先建设还是先休养生息，先武力统一还是先政治统一?同样，先和谈还是先战争?表面的“次序”先后之下那些无法脱口而出或被时代主潮淹没之物才真正值得回味。

三 “民族主义”内外

1938年1月12日，胡适在一封写给蒋廷黻但“似未寄出”的信上补记道，1937年9月8日告别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低调俱乐部”(61)成员后，他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62)思想的养成绝非偶然，“补记”这一动作显示出他试图整合其思想体系的意味，然而越是强调以时间为界标的断裂，越是应该反问这种表态背后是否藏有刻意掩饰之物。虽然如此，沿着胡适着眼于“时间”的思路，凭借这一时间接榫之处作为打通思想的切入点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选择。

1935年末至1936年初，《独立评论》因刊登胡适为《日本评论》(原名《经济往来》)所撰写的《敬告日本国民》而引发了《日本评论》的编辑室伏高信与胡适的“论战”，也触发了《独立评论》读者群对这一事件的激烈讨论。“论战”之所以加引号，原因在于双方采取的措辞与语气都客气且礼貌，日方甚至带些温情脉脉，但是究其论述的聚焦点，又直接触及中日双方关系的敏感之处。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中“敬告”的形式成分远远大于内容成分，他在其中流露出“金刚怒目”的一面，以至于该文在日本发表时遭到了删削。(63)考虑到《独立评论》的读者群，真正的日本国民是少数，倒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当局占多数，胡适发表此文，看似是敬告“日本公民”实则是在制造舆论，昭告自己对日的态度。随后，《独立评论》第180号公开发表了胡适与室伏高信的通信，二者都是从文化问题入手，而后发表“敌”“友”之辨。显然，室伏高信是想通过“东方的遗产”“共同的文化基础”来引起胡适的文化认同感。但是，胡适却对这种以东亚文化来沟通命运共同体的说法感到怀疑，他直接表明两国虽有共同的传统文化根基，先知者却必须敢于“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破除文化的惰性。(64)胡适曾在日记评价室伏高信是“军人的喇叭”型学者(65)，不屑于与之为伍。因此亮出自己“五四”时期破除传统的“先知者”身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胡适拒绝日本文化界的拉拢。胡适的一番言论在日本舆论界也引起了重视，他被视作“排日派”且被“封杀”，室伏高信与日本当局对胡适的反感大多来源于其张扬的民族主义姿态。(66)由此可见，此时的胡适虽然并未放弃“和平”之梦想，但是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民族主义倾向。

与胡适颇似宣言书式的表白形成反差的，是周作人隐曲蜿蜒的对日态度。周作人曾在1936年初的《日本管窥之三》中提及自己想“赶时髦”地谈谈“中日事情”，实则是“借题发挥”。文章开头便以上述胡适与室伏高信的两篇文章作为引子，虽称“两篇都写得很好，都说得很有道理”，但周作人在文中对待清末黄遵宪和叶昌炽两个“亲日派”的态度颇令人玩味。(67)诚然，胡适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文人辞令”。1937年9月9日，胡适离京的第二日，以“藏晖”的笔名致信北大郑天挺：“……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宫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68)“买卖人”与“故纸堆”之比生动形象，喻指胡适放弃研究工作转而投身政治。“出家”——“走仕途”虽可能会被清高的知识分子所“笑”，但是显而易见，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使然，最为关键的是，胡适守住了爱国的“底线”。因此，胡适的“愧疚”背后也影射着一层道德伦理的色彩。将“愧疚”与“希望”进行对读，不可忽视其中“劝慰”和“告诫”之意味，胡适旨在告诫留平教授只需兢兢业业地埋头读书，不要理会外面的诱惑。而参照时任北大教授的周作人后来之选择，却无疑负了胡适这“唯一希望”。上述两人含混的修辞方式所包裹着的意义内核有所不同，相比之下，后者的谜底更容易被猜谜者识破，其所带来的愉悦与道德伦理上的正面取向也会吸引更多猜谜者的目光。

胡适曾在“主和”时期一再宣称自己不是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者”，即清醒地察觉“救国不是轻易的事，不但口号标语全无用处，就是血诚，热泪，单独的义愤，悲壮的牺牲，都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69)。他的非“狭义的民族主义”致使他成为了一个“少数派”，却着实出于“爱国太深”，于是“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70)。从“爱国”这一角度分析，胡适转而“主战”并出任驻美大使是国家危难之际自尊心受到贬损之后的选择，事实上是将国家统一提升为最高价值并自觉服从于这一价值，当然，民族主义意识伴随外来压迫而产生，也随压迫而消失。(71)丸山真男把这种“政治上的一体意识”为背景“产生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主张”称作广义上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principle of nationality)。(72)“广义”“狭义”毕竟只是一组相对概念，它所指向的国家实体才是胡适为之努力的对象，因此不能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封闭起来，相反，它不仅是战时的心理基础，而且早已内化为胡适对政治、文化、学术等专门领域的认知维度。

在多数民众还没有形成民族国家观念之前，胡适心中早已勾勒出一个民族形象，在胡适看来，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早在汉唐时期就已形成，“我们今日所有的建国的资本，还是这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自觉心”(73)。1937年11月13日，胡适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演讲《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谈到“国家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名辞，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说来，一直都不曾丢失其国家意识。这种国家意识就是建立在种族、文化和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所以外来的文化到了中国都无法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抗衡，外族的侵略也无法在中国长久立足”(74)。他强调以种族、文化、历史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并以牢固的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性并置起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局势大变，“这使我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大任已成，胡适当天便想辞职。(75)次年9月，胡适卸任驻美大使，之后的主要工作转向学术研究，自称“闲人”。此时的他由中心回到边缘继续耕耘学术，接续了“五四”以来“文化复兴”的理想，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期许又从保持国家实体完整统一的基本要求转移回“再造文明”上来，力图以此继续重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五四”以来，胡适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之后虽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方式，但他对传统文化的检讨是建立在其文化“复兴”的理想之上，将“再造文明”视作他毕生的追求。胡适认为，“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同时，“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它表现在“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76)。前后两者兼及革新文明的不同方面，在实践方式上的重心有所不同，但二者形成了互动，治学而不偏废对社会政治民生的探讨，更不失捍卫学问超然于时代的品格。纵览胡适在抗战时期的选择，是“鹦鹉救火”与“再造文明”的此消彼长，但是二者又互为表里。当“火”由抽象意义转化为现实范畴，胡适需要更加务实，因此，他在抗战时期依据时势在不同阶段做出了不同选择，他灵活的策略背后必有隐痛，它们互相辩难对话，甚至相互牵制构成悖论，但都不失为以点滴改变推进文明之梦的努力。

注释：

①出自胡适为《人权论集》所撰写的《序》，胡适引用了周栎园《书影》中的典故：“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胡适以此表白自己的心意：“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胡适：《人权论集序》，《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35年版，第625页。]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给苏雪林的回信中亦提及，创办《独立评论》的目的“只如鹦鹉濡翼救山之焚”。[1936年12月14日胡适致苏雪林(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7页。]

②1931年9月19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③1931年12月19日胡适致李石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页。

④“魏阙”与“江湖”的说法出自胡适1933年4月8日给汪精卫的信。胡适拒绝汪精卫要其“出山”的请求，推辞道：“以此种厌恶行政的心理，即使我勉强入政府，也不过添一个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废物，于政事无补，而于学问大有损失。”[1933年4月8日胡适致汪精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8页。]

⑤1932年2月18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2页。

⑥1933年4月8日胡适致汪精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8页。

⑦先后有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周诒春、何廉、傅斯年、任鸿隽、张奚若等入阁。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⑧胡适与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申明“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组建一个“好人”(精英)组成的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政治”，该“主张”具有笃定和急迫的语势。(《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号，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发刊词《努力歌》更是倡导“自命好人”的精英知识分子具备“我不做，等谁去做?”的“努力”意识。(胡适：《努力歌》，《努力周报》第1号，1922年5月7日。)

⑨指胡适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13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⑩蒋介石电报胡适四件事：(1)欧局变动中，如何促美助我。(2)中立法。(3)财政援助。(4)禁军用品售日。除了第一件事需要时间以外，另外三件胡适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参见1938年9月29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11)参见蒋介石1939年9月3日及1939年9月11日的日记，其中写道：“尤其胡适，余令其向美办外交，而彼乃向余办内交”，“胡适与杨杰太不成事，应速更调”。《蒋中正日记》，1939年9月3日，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蒋中正日记》，1939年9月11日，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

(12)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0年6月4日，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

(13)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0年11月11日，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

(14)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38年3月6日，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

(15)1939年10月15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16)1939年10月30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17)参见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1年11月反省录，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另见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1年12月6日，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

(18)1940年7月12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19)指宋子文等人在美越权干预外交事务。参见1940年12月17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20)(21)胡适：《我们要求外交公开》，《独立评论》第184号，1936年1月5日。

(22)“我要保存(或恢复)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大官。”此时，“中央”研究院推举胡适为院长候选人之一，但胡适依然坚持不舍弃驻美大使一职，“但为国事计，我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参见1940年7月22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

(23)胡适曾就此说法指出：“人说‘弱国无外交’，这是大错。因为国弱，所以更需要外交。外交不仅是应付目前，是要把眼光放的远一点，认清国际的趋势，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朋友和敌人，并且努力增加朋友，减除敌人。”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6日。

(24)微尘：《如此外交！》，《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17日。

(25)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38年10月1日，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

(26)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

(27)徐炳昶：《西安通信》，《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28)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29)对该问题的讨论集中于《独立评论》第80～96号。

(30)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月24日。

(31)董时进：《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大公报》1933年4月3-4日第4版。

(32)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

(33)《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英文口述稿、唐德刚译著，《胡适文集》第1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34)(36)(38)胡适：《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淮南王书〉序》，《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215、213、217页。

(35)1935年5月26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页。

(37)胡适：《再论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89号，1934年2月25日。

(39)“中国的文化，表面上虽是儒家居于首席，实际上却中道家的流毒狠深。我们与西洋相较，已经够无为了……所以不宜重蹈覆辙，不宜消极退后，只宜积极努力向前——认真建设。”弘伯：《答拥护无为政治的主张者》，《独立评论》第93号，1934年3月25日。

(40)永分：《话不是这样说的》(通信)，《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5月6日。

(41)陈敏书：《胡适及其无为政治》，《空军》1933年第28期。

(42)陶希圣：《无为还是有为?》，《独立评论》第91号，1934年3月11日。

(43)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91号，1934年3月11日。

(44)“不争主义”的思想资源亦来源于老子的道家学说。他说“我个人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实发源于老子、耶稣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英文口述稿、唐德刚译著，《胡适文集》第1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另外，胡适1915-1916年日记中也对“不争主义”受道家学说启发有多次说明。

(45)胡适：《致留美学界公开信》，《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46)陶希圣：《战难和更不易》，《独立评论》第227号，1936年11月15日。

(47)“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1931-1937)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你在‘九一八’之前所见，我在民廿、民廿一二年所见，在当时所以不能实行，只为政府的力量不够实行。”1937年7月31日胡适致蒋廷黻(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3页。

(48)1935年7月26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49)胡适：《致母亲》，《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50)1935年7月26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页。

(51)徐日洪：《致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独立评论》第200号，1936年5月10日。

(52)(56)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第200号，1936年5月10日。

(53)1937年8月6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2页。

(54)1933年12月25日汪精卫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9～230页。

(55)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57)1936年1月9日胡适致周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

(58)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1年12月1日，抗战历史研究会整理。

(59)1933年12月20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60)关于“我们”“他们”的论述，参见罗志田《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61)国民政府宣布抗日后，以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为代表，将主张战争的观点视作“唱高调”，他们则普遍主张“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实现中日和平”，由于他们经常聚集在周佛海家的地下室里，胡适将其命名为“低调俱乐部”，而胡适此时也主张不可放弃和平交涉，与此团体的关系密切。

(62)1937年7月31日胡适致蒋廷黻(稿)，1933年12月25日汪精卫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4页。

(63)胡适：《敬告日本国民》，《独立评论》第178号，1935年11月24日。

(64)胡适：《答室伏高信》，《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日。

(65)1935年7月17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7页。

(66)室伏高信称，胡适曾说：“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压倒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在现下的中国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作者回忆道：“我这时不禁想起去年夏天游历北平的情形，这位自由主义者在当时已经显著发展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我总觉得他是看做一个反动的东西似的。”[日]室伏高信：《胡适再见记》，《独立评论》第213号，1936年8月9日。

(67)知堂：《日本管窥之三》，《国闻周报》13卷1期，1936年1月1日。

(68)(74)(7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615、1621、1748页。

(69)胡适：《沉默的忍受》，《独立评论》第155号，1935年6月16日。

(70)1935年6月12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71)[英]柏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404页。

(72)[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9页。

(73)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1933年12月17日。

(76)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