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干部群体的民主价值观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多重元素的复杂性组合，形成包括新传统主义民主、民粹民主、参与民主、民本民主、代议民主与威权民主等类型在内的复杂观念系统，存在内在的冲突。地方干部对民主的理解是在“民本民主”“选举民主”或“直接民主”的大范畴内。多数地方干部从功能与情感上对民主价值给予积极评价，认为民主既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多个方面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内多个政治主体；多数地方干部既从一般原则上支持民主，认为民主“应该”或“可行”，也从民主的核心价值与程序如竞争性选举、公民治理参与、公民权利等方面，深度支持民主。

近些年来，大量有关我国民众民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方的民主观，东方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民众较为普遍地从实质意义而非形式和程序意义来理解民主[1]，他们对于国内的民主状况有着较高的评价，对民主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2]。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见到有关干部群体民主价值观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少量相关的舆情调查显示，多数地方干部肯定民主体制[3]，但并不能说明其所认同和支持的究竟是何种价值层面的民主。显然，由于其角色、地位、功能的特殊性，地方干部群体的民主价值观系统应当比一般民众的更具复杂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借助地方干部问卷调查的数据库，集中描述其民主价值观系统，分析其内在结构、类型与人群分布等问题。

一、民主价值观的概念建构与测量

（一）民主价值观的概念建构

不同于民主观念，“民主价值观”指向的乃是针对民主价值的认知、评价和支持。其测量不应等同于对民众关于民主实践的评价与态度的测量，而应在民众的“民主认知”尤其是“民主支持”方面着力。实际上，国际学界有关民主价值观的测量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民众对民主的认知与理解（民主认知），及其对民主的认同与支持（民主支持）[4]。前者反映了民众对于民主价值与知识的掌握程度，后者则反映了其对于民主价值的认同与服膺程度。

由于民主价值本身的多元性及其体系内部的张力，人们对民主应有多样性的理解，这是民主价值观的重要特点。不过，民主价值观的最核心要素乃是“民主支持”，而非“民主认知”。对于“民主支持”，人们常借用对与民主相关的核心价值与制度形式之认同与支持程度来测量，如以封闭方式列举若干相关的核心价值与制度形式，让受访者自主选择；或以开放方式询问“您心目中的民主是什么？”让受访者自由回答，再加以归类分析[5]，或要求受访者以一个词来界定民主[6]。“亚洲民主动态”项目则同时采用了上述两种方式来考察民众的民主价值观。

笔者以为，价值支持应与价值评价相关，人们对于民主价值的评价会影响其民主支持。不过，学界已有的测量极少涉及有关民主价值的评价维度。对于民主价值的评价，不管是功能评价还是情感评价，均反映了民众对民主价值的态度，也应是民主价值观本身的重要元素。其中，功能评价强调的是效用面向的工具价值，情感评价则强调好恶面向的伦理价值。为此，作为价值观的“民主观”，其内涵应增加“民主评价”维度，即从功能与情感角度对民主价值的评价维度。

总之，民主价值观应当包括三维面向，即“民主认知”“民主评价”和“民主支持”。三者之间应具有多元的逻辑关系，民主支持与民主认知未必是简单线性的关系，如民众尽管对民主的含义是清楚的，但未必就一定会支持民主的价值；在较大程度上，民众的民主支持或许更取决于其对民主价值的功能性或情感性评价。若一个人认为民主有负面作用，或民主“并不是好东西”而给予其负面的情感性评价，他就难以支持民主价值。本文将从上述3个维度测量地方干部的民主价值观，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实际关系。

（二）民主价值观的测量

第一，“民主认知”主要测量地方干部“心目中的民主”。即在他们看来，民主指的是什么。我们以常见的选举民主、民本民主和直接民主来检测。

第二，“民主评价”测量受访者对于民主功能与情感的评价。在功能评价方面，测量其对于“在我国搞民主能起什么作用”“要想反腐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搞民主”和“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等问题的意见；在情感评价方面，主要征询其对于“在我国搞民主对相关组织和群体有没有好处”的意见。

第三，“民主支持”测量受访者是否认同、支持民主，及其所认同、支持的民主价值层次。有学者认为，民主支持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在抽象层面、具体民主制度层面、现代民主理念层面等3个层面的支持[7]。我们的测量也采用了相近路线。首先，从应然角度，了解调查对象对“应否推进民主”的认知状况，并测量其对“民主在我国是否可行”的认知状况。这包括四个面向：一是“民主的适合度”，二是“民主的条件论（或成熟度）”，三是“民主选择的优先性”，四是“民主期望”。前两个面向是有关民主可行性（条件）的认同，后两个面向则是对民主价值的支持。在逻辑上，“民主支持”可能出现4种理想类型，即认为民主价值的实践：一是“应该且可行”，二是“应该但不可行”，三是“可行但不应该”，四是“不应该且不可行”。不过，这些测量只关注到表层，仅能反映受访者对民主价值的表层性认同与支持态度，可称为“民主价值的表层性（或一般性）支持”。然而，对于作为政治价值的民主，受访者所认同与支持的是何种层面的民主，所持的是哪种理念和原则的民主，才是测量的核心所在。为此，再从3个方面深化测量：一是对竞争性选举的支持；二是对治理过程中的决策与监督参与，如参与民主、贤能统治、精英民主、民粹式参与或民本式参与的选择；三是对民主核心价值如结社、信仰与言论等公民自由权利的认同。这可称为“民主价值的深度支持”。

（三）民主价值观的理想类型

基于“民主支持”与“民主认知”之间关系的变异性而与“民主评价”强相关的预设，为简约起见，笔者主要依据“民主认知”和“民主支持”2个维度，构建民主价值观的理想类型。如表1所示，我们区分出民主价值观的6种理想类型。具体如下：

A.参与民主观。它认同选举民主，且尊重并支持公民参与和公民权利。

B.代议民主观。作为传统古典的民主主义，它认同选举民主，但主张精英代表而非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

C.新传统主义民主观。它吸收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同时嫁接来自列宁主义有关大众参与的民主思想。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知受到儒家的民本话语和列宁主义的影响，列宁主义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对精英、集体主义和精英领导体制的强调[8]。它虽强调精英的领导作用，但其主旨却是动员公众的参与，因而与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有本质区别。

D.民本民主观。这是传统中国民本主义的现代回响，它认同父爱式的民本观，但在治理参与的主体上坚持精英取向，既包括传统的贤人统治，也包括经过选举的精英如专家、官员来治理，但排斥公民参与且排斥公民权利。

E.民粹民主观，认同直接民主，且支持极端的公民参与和公民权利。

F.威权民主观。它虽持直接民主的认知，但主张贤人统治或专家治理，反对公民的参与和基本权利。

二、样本概貌

本文所使用的“地方干部”概念，系指在省级及其以下各级党委部门、政府部门、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科教文卫单位、军队/武警、司法、国有企业等机构中工作，按照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干部群体。

由于干部群体的特殊性，对其科学抽样十分困难。本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来自笔者2010～2012年在重庆、上海、广东、浙江、四川、云南、江西等地进行问卷调查而建立的数据库。这些样本并非来自随机抽样，而是被抽调参加培训的干部学员。在接受培训的课堂上，经笔者现场说明与督查，调查对象当场独自填写问卷并交回。应当说，对于高度政治化的地方干部而言，常规性的面访与深度访谈等方式因其非匿名性，难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相反，由学者而非正式组织来安排，并在现场填写问卷，因其匿名性和非互动性，既可尽量消除受访地方干部顾虑，又可确保受访者亲自答卷，从而确保其接受调查的自主自愿性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为了检测数据的效度，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若干测试题，发现对于敏感话题多数干部并未回避，而是较为直接而坦率地予以回答。如对于“您觉得，近些年上级党委政府、尤其是中央的权力是越来越集中，还是越来越下放？”之问，只有16.6%的受访者认为“权力下放明显”，其他绝大多数人认为“权力明显集中”，可见其效度较高。因此，基于多样本的分析，本文对于地方干部民主价值观类型及其内在结构的结论值得重视，但因系非科学抽样，有关各类型比重的分布尚不能推论到地方干部整体。

本数据库包含1456个地方干部资料，其基本特征如下：

1.机构级别：18.5%在乡镇，6.9%在街道，45.1%在县区，21.6%在地级市，6.5%在省级单位工作。

2.受访者行政级别：科员占19.8%，科级占38.1%，县处级占29.7%，市厅级有1.2%，其他级别干部（办事员和未填写级别者）占11.2%。

3.单位性质：29.4%为党委部门，33.5%为政府部门，1.7%为人大或政协，2.4%为人民团体，3.4%为科教文卫单位，1.0%为军队或武警，19.7%为公检法系统，3.8%为国有企业，5.1%为其他单位。

4.工龄：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占7.1%，1980年至1989年间参加工作的占26.0%，1990年至1999年间参加工作的占40.0%，2000年至2010年间参加工作的占26.9%。

5.工作地：重庆占38.6%，广东占16.6%，浙江占31.0%，四川占2.3%，云南占6.5%，江西占4.3%，上海占0.6%。

6.性别：73.7%为男性，26.3%为女性。

7.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0.2%，初中学历的占2.9%，高中学历的占4.5%，大专学历的占12.0%，本科学历的占67.3%，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12.5%，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0.6%。其中，3.5%的受访者有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受教育或从事研究的经历。

8.专业背景：66.1%的人仅有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背景，14.3%的人仅有理工科专业背景，14.0%的人有复合专业背景。

9.政治面貌：群众占5.2%，共青团员占5.5%，民主党派占1.4%，中共党员占87.9%。

三、地方干部的民主认知

在地方干部心目中，民主指的是什么呢？如表2所示，笔者以3种常见的说法测量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对于“民主就是让人民用选票决定谁来执政”的问项，只有17%的受访者回答“同意”，明确反对者将近6成，这说明他们并不认可“民主就是选举”的“选举民主”主张；对于直接民主主张，即“民主就是由老百姓说了算”的说法，也只有17.8%的受访者支持，反对者占近6成；不过，“民主就是要让老百姓说话”的主张却得到6成多受访者的认同，他们依然接受这种富含中国传统民本观或开明统治观———即“民本式民主”的说法。

部分地方干部实际上是同时持有上述2种或3种民主认知。对3种有关民主的定义，一方面，仅同意“民本民主”说法的人下降为32.8%，仅同意“选举民主”与“直接民主”说法的人仅分别占1.4%和1.3%；另一方面，24.3%的人同时同意2种或3种民主说法，其中同意民本民主与直接民主的有9.1%，同意选举民主与民本民主的有8.2%，同意选举民主与直接民主表述的只有0.5%。

上述情况表明，在地方干部心目中，多数人对民主的理解还是在“民本民主”“选举民主”或“直接民主”的范围内。其中多数人所理解的民主，既不是程序性的选举民主，也不是公民参与的直接民主，而是更富中国特色的“作风民主”，即“让老百姓说话”。这种民主认知既合乎当代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新传统”，也合乎传统中国的开明统治“老传统”，即让普通社会成员发表意见，而决策权却集中于精英。这种以“听取老百姓意见”为主要内容的民主认知可称作“民本民主观”。当然，在接受“民本民主观”认知的同时，部分受访者还接受“选举民主”与（或）“直接民主”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还有15.0%的地方干部并不认同其中的任何一种表述。

四、地方干部的民主价值评价

本文从4个维度来测量地方干部对民主功能与情感的评价。首先，就“民主功能的总体评价”，如表3所示，77.4%的受访者反对“搞民主没有多大作用”的说法，74.6%的受访者不同意“搞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说法。这说明绝大多数地方干部对民主功能的评价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理性的。

其次，就民主的反腐败功能，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为48.6%，25.1%的受访者持否定意见。可见，多数受访者认同“民主的反腐败”功能。

再次，有关民主对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公民政治权利、人的自由与平等、公民个人尊严作用的评价。从表4可见，多数地方干部认为，加强民主建设对这些方面均有“促进作用”，尤其是认为对“公民政治权利”“人的自由与平等”和“公民个人尊严”有促进作用的比例高达8成左右。相反，认为民主对它们“会有阻碍作用”的比例均极低，都在个位数。

最后，对国内的主要政治主体而言，发展民主是有利还是有弊呢？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实行民主对“老百姓”（86.5%）、“中华民族”（84.3%）、“我们国家”（82.3%）、“一般干部”（80.8%）和“中国共产党”（75.6%）有好处，比例相对较低的认为“对领导干部有好处”的受访者也有67.2%。相应地，认为搞民主“对领导干部没有好处”的受访者比例为20.3%，“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好处”的比例为12.8%，认为对其他政治主体没有好处的比例均极低，不足1成。总之，在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看来，施行民主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在，对领导干部和执政党等国内多个组织和群体都是有好处的。

地方干部对不同主体从民主受益情况的评价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表4诸问项所测量的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因民主而受益的评价，这是典型的功能性评价。笔者据此而建构“情感评价”与“功能评价”2个维度，将民主评价划分为4种类型，即双积极型、情感积极-功能消极型、情感消极-功能积极型、双消极型。并依因子分析所得各变量的权重[9]，再以“极小值+半距”为标准划分“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并测量，即：民主情感评价>6.405，民主功能评价>7.90，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结果如表5所示，地方干部群体中确实存在4种民主评价类型：1.9%的人不仅从功能上也从情感上否定民主，功能上肯定但情感上否定民主的人只有2.7%，功能上否定但情感上肯定民主的人也只有4.9%，而在功能与情感上对民主给予积极评价的人高达65.8%。可见，绝大多数地方干部对民主给予积极的评价。

五、地方干部的民主支持

（一）对于民主价值的一般支持

第一，“民主的适合度”的评估，即询问不同情境下“是否适合（或应该）推进民主”的意见。笔者以“1表示完全不适合、10表示完全适合，在程度上分数越小表示越不适合、分数越大表示越适合”的打分方式，请受访者评估民主对中国的适合度。从表6可见，6成以上受访者的评分在6分以上，其均值（6.52）、中位数与众数（8.00）均较高。这表明，多数地方干部认为民主适合于我国。

表7显示，76.7%的受访者并不同意“自由、人权那一套主要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合中国国情”的说法，明确认同此主张的人仅占5.3%。对“老百姓享受的民主权利够多了，没有必要再扩大民主”的说法，81.0%的人明确表示反对（完全不同意和不太同意），表示同意的仅有3.6%。不过，对于“老百姓素质低，不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的说法，虽有两成多的人明确表示“同意”，显著高于前2个问项，但仍有52.0%的人表示反对意见。

第二，“民主的条件论”评估，测量受访者对我国实行民主的条件成熟度的意见。询问受访者：“是否只有到了2020年后我们才能搞民主？”结果显示，58.1%的人反对这一说法，明确表示同意此说法的仅占7.8%。

民主适用于中国需要什么条件？我们从“经济发展程度”“群众教育水平”“公民素质”等7个方面，询问地方干部的意见。结果如表8所示，在受访者中，对“经济发展程度”“群众教育水平”“公民素质”“政府能力”“干部素质”“文化传统”“现有体制”等7个条件明确表示“不适合”的人均在3成以内，其中认为“现有体制”不适合的占比最高（29.0%）；相反，明确表示“适合”的人均在3成以上，其中认为“现有体制”适合的人占比最低（31.6%），而认为“经济发展程度”适合的人高达48.7%。由此可见，在多数干部看来，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条件并不成为推进民主的掣肘因素。

第三，“民主选择的优先性”，即测量受访者对效率、经济发展和民主等价值的排序。从表9可见，明确反对“以效率或发展经济为由而搁置民主”说法的地方干部都占到了7成左右，表示同意的仅在1成以内。在他们看来，相对于效率和经济发展，民主价值的选择均享有优先性。

第四，“民主期望”测量受访者对我国民主发展趋势的期待态度。测量显示，受访者对“我国目前应该有什么程度的民主”持有较高的期待（均值7.46，满分10），对“五年后中国民主将会在什么位置”的评分（均值7.51，满分10）还更高，他们对我国目前的民主实践程度是不满意的。但欣慰的是，他们认为，我国的民主程度不断提升的趋势还将继续下去，五年后将有更高程度的民主。

上述4个面向的测量，显示了地方干部群体对于民主价值的一般性支持态度，多数受访者在主观愿望上对民主价值有较高的支持度。本文以民主“是否应该”与“是否可行”为维度，建构“民主支持”态度的4种理想类型。为了检测这一变量建构是否合适，我们再对它们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这一建构是合适的[10]。我们以“极小值+半距”为标准划分“可行/不可行”“应该/不应该”，“可行”与“应该”赋值为1，“不可行”与“不应该”赋值为0。具体地，民主价值支持>5.605，民主条件支持>17.525，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结果显示，地方干部群体对民主的支持确实存在4种类型，43.6%的人认为民主实践“应该且可行”，21.5%的人认为“应该但不可行”，11.0%的人认为“可行但不应该”，7.6%的人认为“不应该且不可行”。可见，从价值与条件方面均支持民主的地方干部占了多数。

（二）对于民主价值的深度支持

对此，笔者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测量：一是对于竞争性选举的支持。竞争性选举作为实现权力和平更替的制度安排，也是民意表达与权力约束的重要机制，因此，它一直被多种民主理论，尤其是代议民主、精英民主等理论作为重要的原则而秉持。地方干部是如何看待竞争性选举的？近7成的人不赞同“竞选活动不利于社会稳定，最好不搞”的说法，对这一说法明确表示同意的仅有10.4%，多数人对竞争性选举持有正面的认知。

这种认同也出现在对多级领导人竞争性选举的主张中。表10显示，对从村（居）委会主任、乡镇长、县（区、市）长到省（直辖市）长和国家主席是否“应当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问题，尽管认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的比例渐次提高，但持“应该”看法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90.1%、86.5%、78.1%、62.9%和54.2%。由此可见，尽管多数人并不认同“选举民主”的主张，但“竞争性选举”却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这也表明，在多数人看来，“竞争性选举”并不就意味着民主。

再将前述6个问项合成1个因子，将其命名为“选任方式（非选举-选举）”。具体方法如下：选任方式（非选举-选举）=（a+b+c+d+e+f）/6[11]。进而以“极小值+半距”（即0.92）为标准对该变量进行重新编码，选任方式的选举倾向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选任方式（非选举-选举）>0.92，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结果显示，73.8%%的人支持用选举方式选任干部。

二是有关公民治理参与的支持。在治理过程中，公民应有怎样的角色和功能，是否也应参与？笔者以公民决策参与和监督参与为中心，检测受访者的态度。表11中a、b、c问项的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并不支持这3个排斥公民参与决策的问项。对于“党和政府能够管好国家，老百姓不必操心”的说法，仅有1成的人表示支持，67.6%的人表示反对；对于“重要的决策应该由领导说了算”的说法，仅有9.9%的人赞同，多达74.1%的人明确表示反对；对于“政府决策和管理应当由专家来做”的说法，仅有16.5%的人认同，对这一说法明确表示反对者也多达60.4%。由此可见，多数人虽不认同“民主就是由老百姓说了算”的说法，但并不认为决策过程应被精英（如领导或专家）垄断而排斥公民的作用，他们对公民参与决策的必要性有较积极的认识。

公民的政治参与，既应体现为对决策过程的参与，也应体现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参与。84.0%的人反对“政府财政状况是机密，不应向社会公开”，对该说法表示支持的人仅占3.7%；86.2%的人认为“政府的税收来自人民，人民有权监督政府怎样用钱”，仅有4.6%的人对该说法表示反对。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地方干部支持公民对财政与税收等政府工作的监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迥异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理念——“领导干部和官员的私生活应当由社会和媒体来监督”，受访者的认可程度却要低得多，呈现严重的分歧，32.4%的人明确表示反对，42.0%的人明确表示支持。

再将表11的6个问项合成1个因子，将其命名为“治理参与（精英-公民）”。测量方法如下：治理参与（精英-公民）=（a+b+c+d+e+f）/6。以“极小值+半距”（即3）为标准对该变量进行重新编码，支持公民参与的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治理参与（精英-公民）>3，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结果表明，87.0%的人对公民的治理参与予以支持。

三是有关公民权利的支持。民主作为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其内核即以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基础。我们以结社、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等3种公民权为对象，分别检测受访者的认同状况，结果见表12。

首先，对于结社权的认同状况。58.3%的人反对“在一个地方，如果东一个团体，西一个组织，就会影响地方的安定与和谐”的说法，66.0%的人反对“加入组织的人更容易反对政府”的说法，对这2种说法表示支持的地方干部分别占16.8%和7.4%。这说明多数地方干部对公民的结社自由表示支持。即使对于更为敏感的政党组织，也有50.0%的地方干部不同意“一个地方、国家如果政党太多，就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说法。

其次，对于宗教信仰的认同状况。64.7%的人反对“信教的人迷信，思想落后”的说法，75.2%的人反对“宗教是毒品和鸦片”的说法，对这2种说法表示支持的人占比7.5%和3.4%。由此可见，多数地方干部已改变对宗教信仰的传统偏见，而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表现出较强的支持。

最后，对于言论自由的认同状况。对于“一种意见能否在社会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应该管制那些和政府观点不同的人”和“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不利于社会稳定”等3种说法，反对者的比例分别高达69.5%、75.5%和75.6%。这表明，多数人认同并支持公民的言论自由。对于“无论如何，老百姓都不应该批评政府”的说法，甚至有83.3%的人不予认同。即使是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也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对于具有更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66.8%的人并不认为“媒体，尤其是网络舆论对政府的监督，给政府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相反，57.8%的人还认为“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应当为老百姓说话”。可见，新闻言论自由价值得到多数地方干部的认同和支持。

笔者将表12的11个问项合成1个因子，将该因子命名为“公民权利（反对-支持）”。测量方法如下：公民权利（反对-支持）=（a+b+c+d+e+f+j+h+i+j+k）/11。再以“极小值+半距”（即3.365）为标准对该变量进行重新编码，支持公民权利的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公民权利>3.365，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结果显示，64.2%的人对公民治理参与持支持态度。

综上可见，竞争性选举、公民治理参与、公民权利等民主核心价值均得到了多数地方干部的支持。在理论上，依据他们对三种价值所持态度的一致性程度，可划分出三种支持类型，即一致性支持、部分支持或一致性不支持。其分布情况如表13所示，50.6%的人明确支持三种价值，16.8%的人仅支持部分价值，仅有0.6%的人对三种价值均不支持。

（三）民主支持的不同类型及其分布

由表14可见，40.6%的人既在一般意义上认可民主价值，又在深度层次上认可民主核心价值，他们对民主价值有较高程度的支持，但其中尚有13.7%认为现在尚不具备实践民主的客观条件。在其他几种对民主支持程度较弱的类型中，地方干部的分布较为分散，最高不超过10%。

六、结论：地方干部民主价值观的基本结构

（一）民主价值观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逻辑上讲，民主认知与民主评价状况应当是解释民主支持度差异的重要变量。为探究其内在联系，我们对民主认知与民主评价诸变量与民主支持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person相关检验，双尾），结果见表15。

第一，民主认知在部分面向上会影响民主支持。持选举民主认知的人更倾向于支持竞争性选举；持民本民主认知的人，无论是对笼统意义上的民主还是对民主诸核心价值均有更高程度的支持；持直接民主观的人更为支持民主的即时实践，且对竞争性选举有更高程度的支持。

第二，同时拒绝“选举民主”“民本民主”“直接民主”等3种民主认知与民主支持诸面向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性。不过，这类民主认知对表层性的民主价值有显著的支持倾向，而在对民主实践的条件、民主价值的深度支持等方面却均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倾向。也就是说，未能清晰表达自己民主认知的受访者只是表层性地支持民主，实际上并非“深度支持”民主，他们并非真正的民主支持者。

第三，民主支持和民主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即对民主价值从功能与情感方面作出积极评价的人员对民主价值诸层面均有着更高程度的支持。

总之，民主支持与民主评价之间的相关性既强且为正相关，而民主认知与其之间的相关性却更为复杂。对“选举民主”与“直接民主”的认知，仅在“民主支持”的个别面向上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其他面向的作用却不显著；“民本民主”认知与“民主支持”诸面向之间均呈现令人费解的正相关性，这或许表明地方干部既接受“民本民主”认知，又认同民主诸价值，体现着所谓的“中国特色”。可见，民主认知与民主支持之间确实并非简单而直接的对应关系。

（二）地方干部民主价值观的类型及其分布

如表16所示，以民主认知与民主支持为维度而建构的6种民主价值观类型确实存在。其中，持有“参与民主观”的人为12.7%；持有“代议民主观”的人比例极低，仅占0.8%；支持“新传统主义民主观”的人最多，达45.7%；支持“民本民主观”的人数也低，只有1.6%；持有“民粹民主观”的人占比14.1%；支持“威权民主观”的人数最低，仅为0.5%。

在当下的地方干部群体中，反对西式民主价值观的人数比例，合计为16.1%，比持西式民主观（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的比例（合计13.5%）略高；持新传统主义民主观的人数占比最高，在全部样本中占近一半（45.7%）的比例。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等多种元素对地方干部群体具有复杂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在于中共的民主理念，次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观念，复次为西式民主或民粹观念的影响。多重元素的汇合与冲突，构成了地方干部群体的复杂的民主价值观系统。

（三）地方干部民主价值观的总体特点

首先，地方干部对民主的理解虽是在“民本民主”“选举民主”或“直接民主”的大范畴内，但其中多数人所理解的民主，既非程序性的选举民主，亦非公民参与的直接民主，而是更富中国特色的“民本民主”即“让老百姓说话”式的民主。还有受访者同时持有上述两种或三种民主认知，或同时拒绝它们。

其次，多数人从功能与情感上对民主价值给予积极评价，认为民主既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有利于各政治主体。

最后，在“民主支持”方面，多数人在一般原则上支持民主，认为民主“应该”或“可行”；民主的核心价值也得到了多数地方干部的支持。同“民主认知”与“民主支持”之间相关性的不确定性相比，“民主支持”更深受“民主评价”的直接影响。

总之，作为多重元素复杂组合的地方干部群体的民主价值观，尽管已出现可喜的主流性趋向，但仍存在多个面向的冲突。冲突不仅表现在民主价值与其他价值之间，也表现在干部群体内部，甚至表现在同一干部个体身上。显然，这种价值冲突体现了我国转型社会的特点，已成为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理念障碍，显示了我国民主建设“正在路上”的特点。

此外，本项研究还表明，对包括地方干部在内的我国民众民主价值观的讨论，不应简单地套用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而贴标签，而应基于中国情境寻找更为合适的理论工具，优化并应用切近民众观念世界的研究技术。

注释

[1] Yun-han Chu，etal.，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Zhengxu Wang，Democratization in Confucian East Asia，Amherst：Cambria Press，2007；Doh Chull Shin，Confucianism and Demonstration in East 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2] Steve Chan，“Chines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Cautionary Remarks on Cultural Attributions”，Journal of Chines Political Science，Vol.13，No.3，2008；肖唐镖、余泓波：《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影响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吴心喆：《中美民众民主观念之比较》，《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3] 肖唐镖：《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体制资源——对地方干部的一项初步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 楚成亚：《西方“民主价值观”测量的方法与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王衡：《公众如何定义民主：理论分歧与实证测量》，《国外理论动态》， 2015年8期。

[5] Michael Bratton and Robert Matters，“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Africa：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1，No.447，2001；Michael Bratton and Katundu Liatto，“A Focus Group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in Zambia”，African Affairs，Vol.93，No.373，1994.

[6] 王奕婷：《台湾民众“民主”概念的认知与表述》， 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2007年硕士论文。

[7] 马得勇：《选举试验与民主观念的扩散——对乡镇直选政治效应的比较分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8] Jie Lu，Tianjian Shi，“The Battle of Ideas and Discourses before Democratic Transition：Different Democratic Donceptions in Authoritarian Chin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No.22，2014.

[9] 因子提取方法：主成份。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旋转在3次迭代后收敛；Kaiser-Meyer-Olkin=.840。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民主情感评价”与“民主功能评价”。

[10] 因子提取方法：主成份。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旋转在3次迭代后收敛；Kaiser-Meyer-Olkin=.858。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民主的条件支持”与“民主的价值支持”。

[11] 公式内的a为：您同意不同意“竞选活动不利于社会稳定，最好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