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桐先生的《〈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以下简称《枢要》）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2017年12月出版了。这是一部60多万字的厚重学术著作，是《金瓶梅》研究领域的最新重要创获，问世后随即在“金学界”引起关注。
如所周知，《金瓶梅》研究是古典文学领域里长期的热点之一，有关研究被称为“金学”，而且成了与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并列的“显学”之一。由于需要研究的方面众多，而研究者侧重点不同，金学界把《金瓶梅》研究大致分为两大块，即“瓶内学”和“瓶外学”，有关学者也相应地被分“瓶内派”和“瓶外派”。瓶内学，指对《金瓶梅》思想、人物和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瓶外学则是指对作者、成书、版本等方面的研究。像《枢要》这样一部版本研究的专著，自然属于瓶外学的范畴。不过，叶先生对《金瓶梅》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此。他早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论文《论金瓶梅》就是兼及内外学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对《金瓶梅》的研究，几乎涉及到金学的方方面面。古人有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目无全牛”自应以“心有全牛”为基础。正是由于叶先生有着对《金瓶梅》准确的宏观把握，所以他在版本研究方面的眼光堪称独到，能屡屡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
本书出版过程中，需要作者对书稿进行不止一次的校对。因叶先生当时正患眼疾，嘱我代为进行初校。作为老同事、老朋友，自然责无旁贷，我因此有幸成了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我虽然早就读过《金瓶梅》一书，但对其并未产生过研究的兴趣，因而对其中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相当隔膜，而且由于本书主体是历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体例不一，征引繁复，所以校对起来相当吃力。前后大约用了近两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不负所托完成任务。事后感到，这次校对书稿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使我对《金瓶梅》版本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大致的了解，尤其对叶先生对《金瓶梅》版本研究的贡献有了清晰的认识。
以下试从三个方面介绍叶先生及本书对金学研究的贡献。管窥锥指，未必尽当，仅供读者参考。
一、明确了《金瓶梅》的成书方式
《金瓶梅》应属文人创作，自问世以来本无争议。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8期发表的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却明确提出：《金瓶梅》是如同《水浒传》那样先有传说故事、短篇文章，然后才成为长篇小说的。此说在当时影响甚大，亦不乏附和者，颇有后来居上之势。面对这样的“新说”，叶先生没有轻信，更没有盲从。从1987年开始，他遵照导师钟敬文先生的指导，对于有关《金瓶梅》的传说，和同仁们做了三方面的考察：第一是采风，组织人到河北清河，山东临清、聊城、阳谷、梁山、郓城，河南省濮阳，以及苏北地区——即所谓《金瓶梅》故事发生地进行社会调查。第二是对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有关《金瓶梅》传说的材料进行钩稽。第三是对社会上正式刊出的有关《金瓶梅》传说进行搜索、甄别分类。调查结果表明，无论在《金瓶梅》问世之前和之后，除了《金瓶梅》借用的《水浒传》的人物如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之外，仅见于《金瓶梅》中的人物如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庞春梅、陈经济等等，并没有传说，或者只有少许的传说。而关于《金瓶梅》中的人物及故事的民间演唱材料，包括戏曲在内，在《金瓶梅》问世之前，一篇也没有发现。他们又仔细翻查《民间文学集成》中涉及《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或书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地的山东聊城、菏泽、泰安以及河北邢台等地的各个分册，也没有找到这些人物及故事的传说、民间演唱材料的踪影。由此推翻了关于《金瓶梅》是集体创作、是“累积型”作品的所谓“新说”。
叶先生的研究证明：“就整体而言，《金瓶梅》应属于文人创作”，不过，这种创作“既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累积型’的作品，也有别于《红楼梦》这样的典型的文人之作。《金瓶梅》是在作家学习和利用民间文艺的样式创作构建自己的故事的同时，也把现存的民间演唱及文人作品毫无顾忌地大量地收录到自己的故事之中，或不加改动，或进行加工变型，来熔铸成自己的鸿篇巨制”。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成书过程或类型，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种‘累积型’作品到《红楼梦》这样的纯粹文人作品之间的桥梁。上述三种类型的成书方式的演进，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成熟与发展的过程。”这就把一本书的成书方式上升到了文学史的高度了。
二、理清了《金瓶梅》各种版本的关系
《金瓶梅》的版本问题颇为复杂，许多问题长期未有定论。其书问世后，首先是以抄本形式流传，据学者考证，见于记载的抄本即不少于十二种，但这些抄本均已无存。至明万历后期，始有刻本出现，此后又出现了根据初刻本改写的崇祯本，成为明末清初以来流行的版本，因经过多次翻刻，该本出现了样貌不尽一致的复杂系统，成为研究的热点难点之一。清康熙年间又出现了张竹坡评点本，因张称誉《金瓶梅》为“第一奇书”，又称“第一奇书本”。到了1931年冬，北平（今北京）琉璃厂书商从山西介休购得《新刻金瓶梅词话》一部，为此前所未见。此本发现后，学者或以为即是万历初刻本《金瓶梅》词话，或以为是初刻本的翻刻本。其说若能成立，则崇祯本即应由此本改写。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则需要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叶先生经过长期深入精细的研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终于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认为：“《金瓶梅》共有四种最有代表性的刻本(据崇祯本修改过的“张评本”不计)：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甲系(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乙系(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新刻金瓶梅词话》。”这样的顺序是按照考证确定的问世时间先后排列的。也就是说，《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不是初刻本，而且也晚于崇祯本，其刊刻时间应在清初。其主要依据，一是《金瓶梅》的第53至57回。这5回书在初刻时即已遗失，书商“遍觅不得”，故请“陋儒补以入刻”,从此“这5回”就如同镶嵌在《金瓶梅》文本中的活化石,随着文本的不同而改变着,遂成了判定《金瓶梅》版本类型及其刊刻时间的文本内在的“铁证”。“崇祯本”《金瓶梅》在将“词话本”改编成“说散本”(实为“文学本”)时，将“这5回”也保存了下来，可以证明载有“陋儒补以入刻”的“这5回”的“词话本”的确存在过；“崇祯本”这5回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这5回的不同，也就证明了它不是根据现存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改写的。而现存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这5回中的53回、54回明显地优于“崇祯本”的这两回，又证明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否则“崇祯本”的改写者一定会择善而从。二是《金瓶梅》里的“廿公跋”。这则90余字的跋语仅见于第二代“崇祯本”《金瓶梅》(即“崇祯本乙系”)，而《新刻金瓶梅词话》收录了它，这就充分证明它晚于“崇祯本”《金瓶梅》。而“廿公跋”的作者为杭州书商鲁重民，其写作时间是明末的崇祯十四至十六年(1641—1643)，又进一步证明了《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年代当为清初，而决不可能更早。这样由关键证据得出的系列论断，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因而逐步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三、全面梳理了《金瓶梅》版本研究史
《金瓶梅》研究不仅在国内热度不减，在国外也不乏研究者。这些学者许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一大宗文化资源，也是进一步进行《金瓶梅》研究的基础。但一般研究者和读者限于条件，对这些文献资料很难寓目。叶桂桐先生此书，不仅汇集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还博览穷搜，全面展示了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版本学研究者的理论观点及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并逐一进行点评，从而使本书成为一部自成体系的《金瓶梅》版本研究史。除了前面六章中随时进行的学术回顾和大量征引以外，本书第七章《〈金瓶梅〉版本研究学案》更集中展示了自鲁迅、郑振铎、吴晗、孙楷第以来直到近年中青年学者，包括日本、美国及台港澳在内共36人有关《金瓶梅》版本研究的学术历程和成就。使研究者和读者一卷在手，便可清晰了解这一学术领域的来龙去脉和探索轨迹，其泽惠学林，自属功德无量。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其中若干学者与叶先生观点并不一致，有的甚至还有过文字上的激烈交锋，但叶先生均能以严谨公正的态度，客观展示其学术成就，不因观点异同而有所轩轾。而对自己早期某些不成熟的认识，也决不文过饰非，而是原貌存录，公开纠正。这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学风，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中，尤显难能可贵。
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周钧韬先生在为本书写的《序》中盛赞：“这是一部难得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金瓶梅》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自成体系的《金瓶梅》版本研究史。这是一项朴学与哲学思辨紧密结合所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是在《金瓶梅》研究史上构建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价值不可估量。”此一评价，在我看来，叶桂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本书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例如较多的大段重复征引，就给人以不免芜杂之感。尽管瑕不掩瑜，这一问题并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但毕竟属于美中不足。究其原因，则是由于书中原文收录了多篇过去的论文造成的。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如果在编辑过程中能对其采取“互见法”，即相同的引用文字重复出现时，通过文中注或页下注注明“见第几章第几节”或“见本书第几页”的方式加以处理，则肯定可以有效节省篇幅，使全书更显精粹，也与书名《枢要》更加吻合。不知作者和编者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