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网络时代的来临对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了严重威胁，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元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了严峻挑战，网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传播理念与形式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网络传播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更好的传播手段，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丰富与创新，有利于吸收和借鉴各种先进和有益的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当前，应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和专家队伍建设，并加强对一些新闻网站和评论性网站的监管力度。

关键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

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阵地。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环境变得非常复杂，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严峻挑战。深化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新变化与新特征的研究，特别是网络时代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双重影响的研究，从而深入认识技术进步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可以为有效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理论基础。

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权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

西方学者从19世纪初就开始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法国哲学家安东尼·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istutt de Tracy，1754-1836）最早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是理论的理论，是各门科学的王后，因为它先于所有需要使用“观念”的科学工作。[1]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阐述是在他们于1846年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中。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它起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

此后，意识形态也一直是许多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

-1947）认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反映了下面这种来源于政治冲突的发现——也就是说，那些进行统治的群体会在思维过程中使其浓厚的兴趣完全集中在某种情境之上，以至于它们根本无法进一步看到某些有可能削弱它们的支配感的事实。”

[2]国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思想工具，意识形态的内化作用是人们认同现实世界的合理性，从而确信现实世界的“真理”性。

中国学者也对意识形态问题非常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邢贲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祷，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3]俞吾金在解释意识形态时强调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属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4]童世骏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思想体系，是它们对现存世界及其秩序的“整体性”反映与判断，是政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的表达方式。[5]

可以说，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用以控制和动员被统治阶级，使被统治阶级认同并接受其政治统治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既是思想体系，又是信仰体系。对于中国而言，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是维护中国政权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那么，什么是话语权呢？简单地说，话语是指已经说出来的话，没有说出来的不叫话语，也不是话语分析所要研究的对象。[6]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中就包含着话语权思想。葛兰西认识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凸显了“文化”因素在夺取、维护政权，建设市民社会和形成民族国家中的关键作用。在他的理论中，文化的出场促使了领导权建设的立体化和完整化，告别了经济决定论的线性思维，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没有止步于暴力革命和经济建设，而是回归“人”的政治参与能动性生成路径。[7]

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首次把“话语”和“权力”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在他看来，权力产生话语，话语反过来又影响权力。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8]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话语权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以认为，话语权就是通过话语引导社会思想和社会舆论的能力与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社会舆论的能力与权力，其目的在于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引导，使被统治者认同和接受其统治地位。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增加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而丧失意识形态话语权，则会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出现，从而逐步失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日益重要。特别是，中国近些年来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一些西方大国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这种竞争除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有明显表现外，也涉及到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域，从而使得网络空间变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也是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9]

二、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出现了新变化与新特征，网络的隐匿性增强了意识形态管控的困境，网络的虚拟性增加了意识形态引导的难度，网络的互动性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传统传播功能。当前，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严峻挑战。

第一，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了严重威胁。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天然的语言优势和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占据着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10] 他们在思想观念、文化风尚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成为全世界追捧的对象，这都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文化霸权”倾向。由于西方国家非常善于将其意识形态藏匿于其文化之中，加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十分密切，导致西方的“文化霸权”往往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这样，不自觉间，西方“文化霸权”就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强烈冲击。

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为全球信息的流动与分享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与之伴随的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也成为一个关系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网络文化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难以完全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样，西方国家的网络文化产品不断输入中国，也削弱着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掌控互联网核心技术、垄断互联网核心资源和控制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而中国在互联网核心技术方面还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也没有掌握重要的互联网核心资源，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也非常有限，这也使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很强的威胁。这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了严重挑战。

第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元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特别是近年来自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表达变得十分便捷，从而导致各种各校的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中都表现出来，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的影响。而西方国家也非常善于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全球性和便捷性，把网络作为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阵地。并且，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除受到西方国家社会思潮的冲击外，还受到国内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噪音”和“杂音”的干扰。

例如：近年来，在网络空间领域和社会思想领域，新权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其在中国思想领域的迷惑性也很强。新权威主义强调领袖人物或政治权威在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与当前中国社会渴求稳定的需要相关联。但是，新权威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一种自由主义思潮，我们不能用新权威主义的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也重视政治权威的作用，强调政治权威的确立与形成是基于人民的普遍认可、拥护和服从。恩格斯指出：“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 [11] 这与新权威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从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而言，新权威主义认为，权威体制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形态，而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体制，其必然向自由主义体制转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12]。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未来新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13]。在这里，作为阶段专政工具、具有高度强制性的国家已经消亡，组织形式是“联合体”，类似于一种弱强制性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而，也使得人有条件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显然，新权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制度建设，依法治国，才是中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新权威主义对于权威的解读，很容易使人们混淆马克思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在权威问题上的区别，实际上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三，网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传播理念与形式提出了挑战。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并使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和传播理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这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新挑战。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相比，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的超时空渗透、复杂多元化和自由交互性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虚拟社会的混乱无序和价值体系的目标偏离。[14]可以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表现出一些与传统媒介环境下不同的特征。

应当认识到，相对于传统纸质媒体时代，在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理念与传播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理念与形式进行更新和创新，以顺应网络时代的新变化。如果固守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宣传的理念和做法，就很难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三、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新机遇

网络时代的来临对中国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网络的广泛运用为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便利的传播平台，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了削弱。另一方面，网络传播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更好的传播手段，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丰富与创新，有利于吸收和借鉴各种先进和有益的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

第一，网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创造了新平台和新手段。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而且，也为信息传播创造出了许多广为大众更容易接受的新手段和新形式。互联网技术是中性的，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运用者的运用目的。互联网的新平台、新手段和新形式运用得好，毫无疑问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网络空间中，网络主体彼此沟通交流，就能够非常迅速获得极其丰富的信息。并且，这种互动可以是个体间的，也可以是个体与族群间的，呈网状、多维、立体轨迹。[15]这一过程为意识形态在网络中的传播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作为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互联网上，任何一个网络节点都能够生产和发布信息，从而使得网络传播的自由度及深度广度都大大加强，而可控性大大降低，这样，网络互动的娱乐性和趣味性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对受众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强。同时，网络活动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受众的意见可以适时反馈给传播者，并且，网络传播在传播结构与传播手段等方面都有着传统传播难以比拟的优势，从而可以大大提高传播的速度与效果。这样，利用网络交流一对多、多对多的相互讨论与沟通，并采用多种传播形式与手段，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第二，网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供了新的技术形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传播成本，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获得认同。在发挥传统媒体传播和引导作用的同时，可以不断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途径，充分发挥融媒体在网上网下的思想引导作用，建立具有全方位联动优势的传播网络和沟通渠道。

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大提升，而且，信息传播的新的技术形式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我们在以前难以想象的新的技术形式。现在，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借助图像、视频、动漫等多种表达方式，这样，就可以变单一化的文字传播为立体化图、文、音、像等方式的传播，这自然就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在搜集、分析、预测和处理信息方面的突出优势，有针对性地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第三，网络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丰富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必然能够不断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和变革，并吸收互联网时代发展进程中的新内涵，从而丰富和加强自己。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得信息传播变得方便快捷而且也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可以说，互联网完全重塑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即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与传统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网络社会的出现可以视之为后现代社会的来临。这种变化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增添新的内容，并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任何网络信息都是全球性发布和全球性接收的，这体现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全球性特点。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塑造民族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那么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就几乎完全破除了国家的疆界，而变成了非常广泛与非常快捷的全球传播。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可以说与网络信息的全球传播是分不开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其活动范围也大为扩展，而很容易就出现在全球范围之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可以说，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传播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从而非常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增强。

四、加强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策略

当前，中国完备的互联网治理体系为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保障，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部门非常重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但是，由于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领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改进，同时，网络时代的来临也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新机遇，所以，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网络空间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第一，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可能危及中国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如何掌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工作。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有些人企图让互联网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变量。” [16]因此，要充分认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以及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

当前，在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予以纠正。例如：一些党政领导没有从理论高度较好地理解网络空间的新属性，没有充分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及特征，没有准确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一些领导在工作中还是体现出传统社会管控的思维习惯，难以从网络时代背景下采取有针对性的提升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措施。针对这些问题，应加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深化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变化与新特征的理解，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在网络中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形成主要负责领导亲自抓、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和专家队伍建设。当前，在网络阵地和专家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也存在不少，例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传播平台比较单一，通俗易懂的网络宣传文章不丰富，有些从事网络理论宣传的工作者存在水平有限或不善于使用网络语言与网络技术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要重点建设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重点网站，并增强这些网站的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作用，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要在这些理论性网站上多构筑良好的互动与交流平台，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帮助人民群众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要根据当前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和思想实际，充分利用各种不同的网络技术和手段，为人民群众答疑解惑，从而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负有重要责任，各个相关专业领域的学者应在网络空间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非常关键环节。目前，中国的这支宣传和研究队伍十分庞大，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这支队伍的建设，但是，要注意到，在这支队伍中，一些人确实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好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来说，要较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也有一些人，表面上好像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只知道用大帽子吓唬人，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念歪了，甚至丑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起了正好相反的作用。还有一些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他们不懂得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效果也不理想。所以，要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一步加强这支队伍建设，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第三，加强对一些新闻网站和评论性网站的监管力度。应当说，完全的放任和不加控制实际上并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但是，过多的约束和控制又会遏制互联网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17]这样，把握好对这类网站监管的度就非常重要，一方面监管要有利于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有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使一些负面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思潮没有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使他们能够享有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沟通、交流和从事正当工作的权利，保持互联网发展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

加强对一些新闻网站和评论性网站的监管力度，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技术监管。应当说，中国的网络安全技术还有待加强，必须高度重视对网络安全技术的研发，提高网络安全防卫能力，从而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能够在技术上获得保障。一些新的网络安全技术（例如：硬件身份验证、云技术、深度学习等）在网络安全领域将有会更大发展前景，可以有效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值得加大力度进行研发。二是党和政府部门的监管。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2014年2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此后，各级相应成立了相关机构。这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实际监管工作中，这些机构也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三是网络运营商和社会力量的监管。网络运营商作为网络运营的重要承担者，理应对网络信息负有监督和管理责任。网络行业协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可以有效连接相关党政部门、网络运营商及网民，也能够在网络信息和网络安全监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网民个人也可以通过举报网络不良信息等形式发挥自身的监管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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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