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史学术已经过百年发展历程，走出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特殊道路。百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在唯物史观统率下，形成了众多解释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因所处时代特征相对同一，很快形成近代史学主潮（不影响其他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各自对应时代的史学。到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新时代”酝酿与开启时期，中国近代史学术进一步多元化，但其中以研究社会生活及与社会生活互为因果的社会文化为对象的“社会文化史观”展现出与新时代“兴趣”最为相契的本色，有希望成为中国近代史解释的主流，产生又一个时代的史学。
一、引论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雏型算起已经有百年发展历程。从总体上看，百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的统率下行进。尽人皆知，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最具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唯物史观如何转化和转化为怎样的中国近代史学解释体系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但是，此问题似乎至今尚未有从总体上加以梳理和阐释的著述面世，这确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缺失。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今天，对此问题给予回答应已是不能不为之举。
学界大致认为，历史解释学是来自西方历史哲学的史学理论之一。这应是有道理的论断，但必须加以一定限定，即只能说狭义的历史解释学源自西方，若论广义的历史解释思想，则中国思想界亦大体在同一时期就提出了相应的见解。西方历史解释学名家名著颇众，本文主旨非讨论此节，仅略提及以为引子，为后文之辅垫。1997年译介到国内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成书于1940年，书中言，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读出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要实现此目标，“唯一的办法要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但历史学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种积极的、因而也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判断”。[1]柯氏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就是研究自然事件，历史则因事件背后存在历史创造者的动机（即思想），因而强调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叙清事实，更要揭示事实背后的思想。而“揭示”就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之内“重演”历史思想，这种有为的“重演”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思想进行批判和做出价值评判，亦即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历史思想加以积极的解释。由于事件及背后的思想已永远地过去了，它不可能重现于今人，今人只能根据能见到的史料“重演”，因而历史研究只能是解释。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对历史学的解释作了进一步的阐论，他于1916年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一书指出，一切历史都“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叙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当代史自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只有现在的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克罗齐更明确说明，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以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把历史纳入研究之中并按所处的“当代”价值观对历史作出解释。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脱离它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因此，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都必然打上所处时代的烙印，每一时代一定有其“当代”特征的历史解释。[2]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尽管已不算新理论，但他们所谓历史解释必然与现实问题、现实兴趣打成一片，或者说史家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脱离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历史知识必然是史家按所处“当代”的价值观形成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的结果却并不过时。
中国的思想家在同一时期也提出了历史解释的见解。李大钊在1924年指出，历史的科学态度最要之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皆以二者为“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3]李大钊虽不是刻意论历史解释，但他的阐论蕴含了明显的历史解释之意。“怀疑”“批评”即是解释的具体方式，“选择”则显然是按照史家价值观解释历史作出的判断，而“找他确实的证据”则是依史家价值观判定的结果，“确实”不等于绝对实在，而是按史家价值观认定可以“置信”的“确实”。
梁启超在1922—1927年间集中研究史学理论时，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把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作了明确区别。他认定“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史学的对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此是说自然科学的实验可重复进行，历史的事实则只能出现一次，不可重演。其次，“自然科学的事项”是普遍的，历史事项则“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目标指向普遍性，史学目标指向个别性。第三，“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无论何时何地，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史学的对象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相同的事件发生于异时异地意义绝不相同。此点与第一点意义类似，亦是说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重复，史学的解释不会重演，每次解释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求普遍性，而是按史家的解释体系揭示意义。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在尚承认历史存在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就指出同样的史料对不同史家有不同意义，“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完全可能“熟视无睹”。也就是说，史料意义随解释体系而呈现，若史料不在史家解释体系之内，对该史家而言，史料就不存在。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氏进而指出，“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借鉴”。[4]此处，梁氏不仅呈明予历史以新意义及新价值即是对历史解释的结果，而且道出历史解释是按当代人的“兴趣”、当代人的需要之所为。
在20世纪初西方历史解释学肇兴时期，中国思想界把历史解释讲得更直白者是顾颉刚。众所周知，顾在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道出了尽人皆知的三层内容，“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5]“传说”是人类早期记忆历史的方式。每一时代的古人记述历史都是按自己的价值观重新解释历史，每一时代的古人都按其所在“当代”的“兴趣”解释历史。人类早期是史诗创生的时期，史诗都以颂扬祖先的英雄业迹为职志。由于塑造祖先的英雄事绩是早期人类的共同“兴趣”，因此，每一代人都在这一“兴趣”支配下把祖先塑造得愈加伟大愈有历史。层累地造成古史，即是一代代人按塑造英雄祖先的价值观解释历史留下的历史记忆。
记下的历史都是人类解释历史产生的知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问题和兴趣，因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解释体系，这决定了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历史。
二、革命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中国近代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已成为学界的定论。“革命”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也必然成为该时期史家的主要史学“兴趣”。由于中国新史学产生较晚，因此尽管“革命”从1840年就开启了，但“革命”被纳入史学讨论的范畴却相对较晚。1918年，孙中山写成《革命方略》中《革命原（缘）起》[6]一章，叙述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20年间的“革命简史”。[7]此文大致应是最早用革命价值观解说革命史的文本。同时，北京大学成立国史编纂处，推蔡元培为处长。蔡在给孙中山信中说，“元培与编纂诸君，公同商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党会（原文如此），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之难也。惟兹诸会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阅数十年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因此，希望孙中山给予资料帮助。[8]孙中山在复函中除表示支持外，进而指示说，他所著“‘革命缘起’，至民国建元之日止，已略述此数十年共和革命之概略，足为尊处编纂国史之干骼”，并指示国史事属重大，“不宜仓卒速成”，须“足垂诸久远，成为信史”。他还表示，“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侧民国史中”。[9]
蔡、孙信函表明，双方对革命史均持高度重视态度，均主张写成革命信史，但双方的解释体系却存有较大差异。其中对论域时间范围的不同见解属技术性差别，对会党是否写入《国史前编》的不同见解则是解释体系中价值观的根本差异。蔡元培和国史编纂处同仁的主张意在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段代加以全面呈现，孙中山则主张写一部纯共和革命史，其革命史观解释体系的“革命”价值观更为鲜明。
蔡元培、孙中山只讨论了辛亥革命史的解释问题，几年后，李大钊对五卅运动以前的整体历史提出了一种解释。其言，“由一八四〇年英人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从“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集众数万”，“奋起平英”，直至“‘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10]李大钊此文写于“五卅”运动善后处理期间，中国与列强的对抗尚十分突出，反帝“革命”是其时中国社会的主要“兴趣”所在。因此，李文完全用“民族压迫”与“民族革命”的价值判断解释五卅以前的中国近代史。
在李大钊以“民族革命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两年前，蔡和森对中国近代史作了相对更全面的解释。他指出，“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而是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需要与任务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11]历史解释与解释者所处时期的“当代”“兴趣”打成一片之说在蔡和森的观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24年9月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渐入高潮之期，反帝反军阀统治成为当时国人关注的中心，蔡和森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解释为主要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反对清王朝和其后军阀统治的历史，确乎提示出当时史学的“兴趣”正在行向反帝反封建的轨道。
新历史观的形成并成为研究的主道不可能一蹴而就。直到1939年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写成《新民主主义论》，才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观的完整解释体系。毛泽东在前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2]毛泽东的论述第一次明确把中国近代史解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过程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他对这一过程中历次革命运动的列举，为史学界用革命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指明了重点所在。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鉴于日本在东三省等地实行殖民统治的事实，指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已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也还是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须分为两个阶段解释。“五四”运动以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者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后者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3]至此，毛泽东完全阐明了革命史观的价值观及相对具体的基本观点，以革命史观为价值标准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完全形成。
把毛泽东阐明的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观付诸实践，运用这一史观全面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家首推华岗与胡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史学家们按毛泽东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划分，以1840—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华岗于1949年初出版《中国近代史》，该书序言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由独立国变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因此，“在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总是不折不挠的为解除自己这种被压迫的被屈辱的半殖民的状况而奋斗”。“同时，中国的生产力被最野蛮的君主政体和军阀官僚制度束缚着”，“所以中国人民异常迫切地找寻各种方法和道路”，把中国从君主制和军阀官僚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此，在中国近百年的篇幅上，充满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运动的斗争”。此书的任务，“就是想根据历史科学的基本法则，对于上述现象加以较有系统的研究，以期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研究上，能够得出一些应有的结论”。[14]序言的表述虽自有特色，但显然完全践行了20世纪初开始探索，至1939—1940年毛泽东完全阐明的革命史观。
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发表后，胡华就开始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写作。经过8年准备，他于1948年在华北大学开始写作《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初稿）》，1950年完成，经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定出版。《人民日报》当年4月20日发表的书评指出，本书“把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当作现代史的主流来处理”，“这就符合了客观历史的真实。比如五四运动，许多人总是把它单纯地看作新文化运动或爱国运动，这本书把它写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15]胡华之作虽题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下半段。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看，本书的革命史观更为鲜明。
华岗、胡华两书第一次用革命史观解释体系从整体上解释了中国近代史，自此，两书成为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范式，影响十分深远。此后，林增平于1958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何干之1957年出版《中国现代革命史》。前一书把狭义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1840—1864年、1864—1901年、1901—1919年三个时期。[16]后一书则把中国现代革命史时限延伸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完成。[17]但两者解释体系与华岗、胡华两书一般无二。同时期更重要的近代革命史著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该书虽在1973年开始写作，1982年出版，但写作的蕴酿也始于1940年代初。该书的突出之处在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说。其序言指出，“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时期”。之所以要如此划分，原因在“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18]胡绳在革命史观之下作出的上述论断为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提供了独创的价值观、方法论指导，确乎丰富了中国近代革命史解释体系的具体内容。这一创造对中国近代史解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其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解释范式。
革命史观解释体系形成后，中国近代史（广义）研究产生了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以上只是一些近代史整体性解释的代表性著述，其他各类事件和人物等专史研究成果更浩如烟海。尽管具体评价史事和人物的见解各异，甚至有正反对立的人物品评，但无论何种见解，也无论正面反面的评价，从根本上看，评判的终极价值体系和标准都建筑在革命史观地基之上。
反观近代史学发展历程，革命史观解释体系的确留下了一座十分宏伟的中国近代历史学丰碑。这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历史记忆，也就是解释学意义上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现代化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中国革命从1840年起，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胜利完成而结束了。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这是哲学意义上理解的革命，即在一定程度上以新质取代旧质的变迁都可称为革命。但这里的革命与狭义的以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本质不同的制度有很大差别。狭义的“中国革命”到1956年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后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史”。
“革命”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主题，自然是史家的“兴趣”所在，但这种“兴趣”要成为完整的历史解释体系显然需要经过一个思想过程，而历史解释体系占据主流地位也需要一个过程。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观在抗战时期形成完整的解释体系，在1948年形成近代史解释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革命史观解释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规模研究，显然符合认识发展的实际。
但是，1956年以后，历史的实际运行毕竟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所开启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会引起史家新的“兴趣”。因此，当革命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正蓬勃发展之际，新的“兴趣”已开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萌芽。1958年，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陈旭麓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已在革命史观的基础上呈现出了一些新因素。该书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写成，其《前言》说，“本书写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后半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近代史的一部分”，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应该是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为中心，同时还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20]其《前言》显示，该书仍主要是革命史，但明确提出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并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题名，而不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题名，表明该书已不是纯革命史，同时兼顾了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发展状况，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更全面的近代社会发展史。这对当时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应属一种折光式反映。历史的实际进程已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建设”逐步成为史家的“兴趣”，把“经济文化”等建设历史逐步纳入历史解释体系无疑顺理成章。
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是改革开放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的事情。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建设早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了出来，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2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被正式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后，自然会给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带来新的导向。1992年，陈旭麓影响巨大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出版，该书是陈氏1978年以后一直酝酿而成的一部力作。冯契为其所作的《序》指出，该书“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通过独到的分析，对中国近代史“迂回曲折地新陈代谢”的进程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解释，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业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成上的变化等”。[22]陈旭麓本人在论及新文化运动时，概括了国人认识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演进过程，指出，“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与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23]冯契的《序》和陈旭麓的总结论述，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即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就是其后学界广泛讨论的现代化历程。陈旭麓尽管未使用“现代化”概念，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实际上是用现代化史观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范本。
在陈旭麓酝酿“新陈代谢”说解释中国近代史之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明确用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讨论中国近史的各种问题（甚至早在1938年蒋廷黻就已用近代化史观写成《中国近代史》一书）。这当中，成就和影响最大者应属罗荣渠。1986年，罗的现代化研究获得“七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92年出版力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该书第一篇题为《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明确提出了历史解释的“现代化史观”。罗在书中首先论讨了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并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出以生产力为标准代替生产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由此，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历史唯主义的新解释”。[24]
罗荣渠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史观具有广泛的解释意义。他主张“在把握了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总趋势之后，再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认为“长期以来，对近代中国巨变的认识都是以革命史上反对‘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理论分析框架”，而他的史观则“突破了这一分析框架，从众多的内外因素的互动作用，提出了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的新观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是在衰败中半边缘化的初期，也是以‘自强运动’的名义进行局部防卫性现代化的开始。从第一次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半边缘化深化，政治体制发生剧变，民族主义革命高涨，是现代化经济出现依附性增长的时期，后半个世纪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前半个世纪”。[25]
上述讨论指明现代化史观的提出是“突破”了“两个过程”的革命史观，而不是取代和否定革命史观，持论十分准确。“突破”只是因时代提出了新要求而不再完全按革命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事实上，“革命史观”的解释是一个时代的客观历史解释，否定不了。提出“现代化史观”并不妨碍革命史观的运用，更不妨碍继续用革命史观解释的历史对国人进行传统教育。
罗荣渠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具体方法如“四大趋势”说属于他自已的创意，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他把整个中国近代史——无论经济发展、革命运动还是民族战争都用现代化史观加以解释的观点的确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解释体系。罗1988年主编出版《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他在《代序》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反映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变”。从这个“现代化”的理论框架看，“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26]
罗荣渠把百年近代历史视为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提出了完整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这是当时改革开放正激荡中华大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也正改变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激动着人民大众的情绪这一现实在史学家认识上的直接反映。
在现实社会发展全面震动人们的心灵世界之际，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打成一片的“现代化史观”也极其广泛地冲击着史学家的历史认知世界。这导致以“现代化”为评判尺度解释中国近代史迅速成为史学界的时尚。中国百年近代史上的无数史事都被史家进行“现代化”解释，产生的成果迅速涌现，有如雨后春笋。其间对近代史重大事件的解释方面产生了《百年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现代化视野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五四与中国现代化》《辛亥革命百年祭：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新探：以现代化为研究视角》《中国现代化史》等著作；人物研究方面涌现了《现代化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林则徐：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魏源与中国近代化的早期进展》《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等著作。[27]类似的论文亦铺天盖地，加上讨论现代化动因的文化史研究，成果更蔚为大观。
以上提及的成果不一定都是重要著述，且只是当时按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阐论中国近代史成果的冰山一角。但仅就这些题名已可见出史家按现代化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业经覆盖中国近代史的所有主要领域。历史发展随时代前行呈加速之势，历史解释的转变也必将随之加速前行。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百年之后，革命史观方形成中国近代史中心解释体系，产生一代史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于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形成超阶段的高速发展。与之相应，现代化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亦呈高速发展之势，在短短20余年时间内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运用的解释体系，产生了足以构成近代史学一个明显发展阶段的成就（当然不影响其他史学流派的发展）。近年来，尽管仍然有学者继续用现代化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但显然已不是近代史学的中心结构。这并不表示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已经过时，而是表明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所建构的史学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史学写入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系谱。
四、社会文化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直呈高速发展态势。工业化在50年代奠基以后，到改革开放时期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从传统工业化（主要是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信息化，同时伴随高速的城镇化，只经历40余年时间，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短缺经济时期人们的温饱问题似乎瞬夕之间就已解决。在解决温饱问题阶段，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生活方式、审美标准等一切方面都还十分简单，也十分单一，在很多方面有全社会一致性的追求。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过一部由齐兴家导演的名为《街上流行红裙子》的影片。这部未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的影片实际蕴含了极为深刻的社会生活史意义，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它从一个特殊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改变还是初步的。人们追求新生活，但又还未在文化需求上打开广阔的视野，因而追求的目标颇为单一，跟随潮流，缺乏个性。该片典型地呈现了追求温饱时期普通人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但这个时期很快过去了，对生活的个性化与多元化追求迅速成为社会风尚，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急速前行，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共生共长把更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带入中国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历史都似乎进入了新的时代。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义”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容广泛，其中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中共十九大的新时代定义实际道出了普通人在对日常生活形成新的需求的同时产生了众多新的观念，追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现实。从文本看，“新时代”起始的标志为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但任何历史时代的开始与结束都不是截然可分的，“新时代”起始有一个标志完全必要，但“新时代”的形成必定经历了逐步酝酿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大体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就开始了。
无论是“温饱”阶段还是“美好”时代，中国民众对生活的认知（生活的文化体现）和追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一变化不断加速，导致社会生活与文化高速复杂化。这个潮涌一般的变化也自然会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触动史家解释历史的兴奋点。由于“新时代”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极大地超越了过往时代，史家历史解释体系的变化亦显得比“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形成复杂许多。
学人代洪亮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出现了社会史“复兴”的“重大变迁”。[28]这似与当时社会发展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尚是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应现代化大潮激荡而呼啸于近代史坛之际，但这并不影响新的解释体系开始萌生。这似乎正是社会史逐步成为史家“复兴”关注热点的逻辑。
社会史学在西方是早已成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代洪亮对中国社会史学的华南学派和华北学派（是否存在这类学派尚存分歧）的形成和发展状况作了简明的评介，认为“在中国社会史学界，学派特色最为典型的当属华南学术群体”。他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独树一帜，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华北学派’有两个中心”，一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二是北京的社会史“学术团队”。“两个中心地理位置上同处于华北，研究风格上与‘华南学派’等有所联系也有所区别”。华南的社会史学术群体与华北学术群体的具体主攻方向有差异，各学术群体内众多学者各自的研究风格和具体研究对象也不无区别，但共同点是研究对象均“侧重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总体上区别于“1949年之后逐渐成为主流的革命叙事模式与80年代逐步确立的现代化叙事模式”。论者认为，在革命和现代化叙事与西方后现代史学兴起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史学一开始“就面临着一种较为尴尬的局面”。[29]的确，中国社会史学“复兴”之际，革命叙事仍被广泛使用，现代化叙事正方兴未艾，且二者也能大体覆盖社会史研究领域。但社会史学毕竟是以独有路径研究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的史学分支，是社会发展提出的更多新问题必须从历史中寻求回答的新需求的产物，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并不影响其复兴与发展。社会史以独特的历史解释对现实的回应亦具有独特的意义。不过，社会史学因有其特殊的方法、史料来源亦有不少特殊路径，未受专门训练的史学学人不能直接上道，发展速度和广度不会很快扩张，不易迅速成为史学主道。这确乎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高速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迅速复杂化的现实在史学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呈现出的日益复杂化，加之西方史学思潮涌入的影响，使走在已经不算年轻的社会史轨道上的史家兴趣盎然，也应接不暇。与极其复杂的现实“兴趣”打成一片的社会史解释体系自身亦趋向复杂化、多元化，这也决定社会史学难以形成有如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历史的铺天盖地局面。
20世纪90年代，在各种历史解释体系继续多元并行之际，社会文化史被史学界推上了历史解释现场。学者梁景和强调，“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成为“社会文化史”。[30]梁文收入《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此段阐论旨在表明中国社会文化史观与西方新文化史有关系，但绝不是对西方新文化史理论的引介，而是有中国风格的自创解释体系。具体而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兴趣”引起史家对社会文化史关注的产物。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解释对象，说法很多，但从根本看，即是梁文所说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另有学人常建华指出，社会文化史应当借鉴西方新文化史，“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左玉河言，社会文化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变化”“呈现出来”，而且“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31]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32]刘文阐论似乎仍把“大众文化、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的变迁”作为并列的认知客体，但实际并非如此。“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的演变”显然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因为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推动价值观改变；有一定的新生活方式，也必有相应的关注热点。而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有更高视角的关注热点表明人们的生活方式已上升到一定高度，并将成为追求更新生活方式的动因。如前述及，如果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方式中，就不会有“街上流行红裙子”，而街上有了“流行红裙子”则表明社会生活已进入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这一点上的价值观已发生变化：不仅追求有衣穿，而且开始看重衣着的审美，这种产生于新生活方式初步形成之上的价值观显然会引导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梁景和把此间的逻辑关系阐释得更明确，“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梁进而具体论道，“社会生活的目标是要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所谓绝对是指在不同的特定时期内，不同的生产水平，给人提供不同的物质条件，人们会感到不同的物质享受，每一次新增的物质享受都能体现着生活质量的提升。所谓相对是指个体的感受是不同的，心境的不同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个体的身心愉悦，特别是心境的愉悦，不完全与物质生活的高低成正比。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是要追求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统一”。[33]上述阐论无疑说明人类只有在物质存在形式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在精神存在形式上获得同等的解放，或者说，人类只有在获得物质解放的同时也理解了解放对自身的意义时，人类文明才真正在前行道路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物质解放是生活方式的优化，对物质生活的意义的理解就是文化的提升，二者互为因果。社会文化史有众多解释，但这显然是最为重要之点。此点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文化史家尽管十分强调社会文化史是中国本色的学术，但基本观念却与西方的新文化史有相当多的一致性。
姜进译介的林·亨特所编《新文化史》的总序指出，“无论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时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她/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相信生活在过去的男男女女正是以自己的生存策略以及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开辟了人类生活的无限可能性”。[34]维多利亚·E·邦内尔和林恩·考特为理查德·比尔纳其等所著《超越文化转向》撰写的引言中介绍了海登·怀特等众多史家的见解，其中直接介绍了克里福德·格尔兹对新文化史的论断：“人是一种悬浮在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那些网，而对文化的研究因此就不会是寻找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一种阐释科学”。[35]格尔兹强调新文化史为“寻找意义的一种阐释科学”是指不能一般地叙述社会生活的史事，而是要从史事中揭示生活者对其生活意义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史超越了社会史。从这些更具哲学性的阐论来看，关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对社会生活意义的理解及相互关系，确乎是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共同志趣。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都是社会存在。因此，社会文化史显然整体性地处于唯物史观关照之下，是唯物史观领域的具体史学流派。但社会文化史也不只是一种史学方法流派，而是从价值论上把社会生活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视为影响社会演进更重要因素的一种历史观，是主要通过对人们社会生活及与之相关文化变迁的研究揭示社会演进方式的历史解释体系。该史观未经历由理论建树到实践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理论探索与历史解释一开始就处于并行状态。作为中国史学界一种新史观解释体系，由于研究者上道装备仍然要求较高，加之史学多元趋势日益明显，以社会文化史观解释体系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未形成潮流，成果也不算很多，目前见到的集中性成果有《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清末民初北京国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文化史考察》以及梁景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中的多部著作等等。[36]此外尚有一定数量的论文面世。从总体上看，社会文化史尚处于缓慢成长进程中。
发展缓慢并不表明前途暗淡，社会文化史由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高速发展所催生，高速发展的社会演进必将为其成长提供越来越深厚的土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后，在解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国策的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演进会进一步提速，社会问题也必将更多更复杂。在国家的倡导下，人们对美好生活意义的理解已开始呈现出越来越广阔和深刻的趋向：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无日益充分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无优美的环境、健康的身体、便利的医疗卫生、高质量的教育、丰富多彩的娱乐等都不会或不完全会获得精神上的“美好”之感。乡村的欠繁荣、贫困地区的发展差距，更使一部分人群生活欠美好，更欠“美好”意义的理解。国家把解决这些问题提上日程后，社会将在更广阔的维度发生更深刻的变迁，并带出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社会的巨变及巨变提出的问题必将越来越强烈地触及更多史家的心灵，在越来越多史学研究者中激起与此“现实”打成一片的史论“兴趣”，努力从历史中去寻求现实社会变迁的因由及对变迁带出的问题作出回答。中国近代史学界近年形成的“向下看”风气正是历史解释进一步转向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表征。罗志田引用梁启超的话强调，“‘欲了解整个中国’，必须‘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尽可能‘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人情考察明白’”，[37]倡言通过区域下层社会研究解释中国历史的意向十分强烈。
越来越多史家关注近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而能够对近代社会生活史作出与现实社会发展及相伴问题与意义更为相关的解释体系即是社会文化史观。社会文化史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社会条件下兴起，也必然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演历进一步成长发展，最终产生属于这一时代的史学。
社会文化史观解释体系的对象十分广泛，但主体一定是中国近代史。从大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仍然属于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目标在于建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目标则是把这一目标转化为现实。因此，由现实社会发展问题引起的史学“兴趣”在中国近代史解释中才能寻出更具直接意义的历史回答。同时，社会文化史虽可综合使用多学科方法，如人类学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访谈录等，但社会文化史毕竟仍然是历史学，档案和文献等依然是最可靠的证据，而档案文献只有晚近时代方有大量遗存。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数据库建设已呈加速进行态势，这一点在近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年度项目中不断增加档案、方志等文献整理项目的立项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现实的紧迫需求和研究基础，尤其是史料基础的进一步扩展，将使社会文化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获得更强大的动力，社会文化史学人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够出现更为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新气象”[38]的希望似不会落空。
五、结语
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在变与不变中不断演化前行。如果从与时代特征相关性更直接的角度看，已经历了由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再到社会文化史观转变的过程。三个时代的史观并不截然相分，也不影响与其他史学流派的同时并存。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都经历了大潮澎湃之期，形成了各自时代的史学，且仍在继续延展其解释路径。形成于史学多元时代的社会文化史观尚未在众多史学流派中异峰突起，对近代史坛形成鸟瞰态势，但社会文化史毕竟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特征最为契合的史观，一个时代必定有一个时代的史学，“新时代”的史学，尤其是“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似乎更有赖社会文化史观解释体系的建构。
【注释】
[1]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5、281-282页。
[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页。
[3]李大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04页。
[4]上述引文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5-106、5、40、133页。
[5]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4月27日，刘梦溪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17页。
[6]《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载《革命原起》时解释说，原文为《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在编入《选辑》时改为《革命原起》，见杨松、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第541页。《蔡元培全集》载孙中山两封复蔡函中，一函自谓其文为《革命原起》，一函自谓《革命缘起》，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2页。《孙中山全集》载孙中山1919年1月致蔡元培函称其文为《革命缘起》，见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7]杨松、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41-559页。
[8]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册，第241-242页。
[9]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8页。
[10]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地位》，《李大钊选集》，第537页。
[11]蔡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6页。
[1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2页。
[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668页。
[14]华岗：《中国近代史》，上海：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第4-5页。
[15]戴逸：《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序》，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16]林增平：《中国近代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
[17]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
[1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第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20]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页。
[21]《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22]冯契：《序》，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392页。
[2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5页。
[2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序言》，第7-8页。
[26]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页。
[27]欧阳军喜等：《百年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汪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周建：《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代思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崔效辉：《现代化视野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章维：《五四与中国现代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朱宗震：《辛亥革命百年祭：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刘永国：《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新探：以现代化为研究视角》，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许纪霖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徐方平、郭劲松主编：《现代化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5年；张文儒主编：《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徐行：《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秦宣：《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张素玢：《林则徐：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刘兴豪：《魏源与中国近代化的早期进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李志刚：《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冯天瑜：《张之洞与中国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黄瑞霖编：《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福州：海峡出版社，2008年；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陶行知研究课题组：《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年。
[28]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53页。
[29]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54-155、157页。
[30]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梁景和主编：《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页。
[31]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32]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88页。
[33]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梁景和主编：《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究会论文集》，第6页。
[34]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35]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的转向》，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6]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梁景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姜进：《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叶瑞昕：《清末民初北京国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文化史考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杨才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梁景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7]罗志田、徐秀丽、李德英主编：《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38]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续编》，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