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乌林 著 吴万伟 译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那15岁的儿子诺亚（Noah）告诉我，文学已经死了。我们是在饭桌上讨论《伟大的盖茨比》的，这是他九年级人文课程的阅读作业。文学课的部分要求是做注释，这让诺亚感到讨厌。他常常隔几行就要从故事中抽身出来做个注释，或者引用一个句子来证明他一直在关注所阅读的内容。他抱怨说，“如果光让我阅读就容易多了。”听到他的话，我不由得回想起自己上文学课的体验，没完没了地对诗歌进行按韵律诵读，用图表来解释句子，挖掘隐喻和形式背后的意义等等。我记得在初中时阅读《蝇王》，诺亚在夏令营中已经阅读过而且很喜欢的小说，他发给我的脸书短信是，那本书“完全一塌糊涂”。当时在我的老师详细解释象征性结构或发现每个句子背后隐藏的细腻含义时，我在想，她讲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是那么回事。我感到纳闷，《蝇王》的作者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怎么能够这么有意识地播下叙述的种子，并仍然能继续写下去？他怎么能留下所有记录？即使在当时，我知道我有了当作家的愿望，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用一只眼盯着如何写书和写小说了，如果当作家需要这种压倒性的清醒意识，那我根本就没有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将来当不成作家的。
现在，我认识到这是课堂上讲授文学的错误之一，即需要对任何东西都寻找到一个计算或考虑，想象一个框架，一件织物，其中任何一针一线都要能说得通。文学---至少是我回应的那种文学---并不是这样子的；它当然有意识，但是存在自发性的空间，那是技巧和艺术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难怪作家常常很难谈及创作过程，因为甚至对他们来说，这些联系和讲故事的流动也是神秘莫测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2006年的小说《每个人》中曾经谈到一个场景，“对我来说，我必须说它涉及到自发性，我没有任何计划。”如果这样的告白对那些渴望了解当作家的秘密或者秘笈的人来说有些令人沮丧，那是作家给出的答案，他们的工作是为了那些在本质上与计划设计正好相反的东西：情感上的、模糊不清的、并不能完全辨认出来的东西---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作品还比较好的话。那种写作虽然很难讲授，留给我们按韵律诵读和注解，所有的喧哗与骚动，以及一系列解释，这些反而可能掩盖了书中令人捉摸不定的心跳。
应该讲，对诺亚来说，这不是问题，至少从这些角度看是这样。他不过是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已，这样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正如他最初就承认的那样，他不是读者，也就是说，不像我，他并没有在读书时将这个世界置于一个框架之中。他阅读只是关注令他感动的地方，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就像他的很多朋友那样，他的内心生活中交织着手提电脑里的很多东西，里面的电子速度和嗡嗡声。我说《伟大的盖茨比》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他对我的论证有些无动于衷，他那不耐烦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我，好了，好了，这是你多年来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他不想听我有关菲茨杰拉德以及现代性的啰嗦，也不喜欢这个观点，即现在阅读小说的特别紧张关系与本书刚出版的情况不同，这是不可避免的双重视野，而这说明社会变化是多么大，也说明变化是多么小。我说，无论《伟大的盖茨比》可能是别的什么，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部在某种方式上定义它那个时代特征的流行小说，今天，人们照样期待小说能做到这一点。对此观察，他也根本不在乎。
这是当今文化中有关文学的对话中的难题和威力无比的东西，涉及书是否重要以及如何重要，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还有稀释和扭曲的问题等。我们谈到读书的必要性，阅读的风险，讨厌读书的读者（大部分是诺亚这类青少年），但是我们似乎不愿意面对一个简单观察的附带后果：文学没有了之前曾经享受过的巨大影响力，不可能有了。在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看来，罪魁祸首是电视。正是这位作家激发了我当作家的梦想。他在１９９７年的时回顾往事，“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依靠写小说赚钱作为自由职业者谋生是可能的，全靠从你的邮箱中寄出的稿子，因为当时仍然处于期刊杂志的黄金时期，似乎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接着，电视把期刊杂志挤走了，它并没有恶意－－不过是广告商更喜欢的对象。”在李·西格尔（Lee Siegel）和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等新媒体反动派看来，问题是技术，是因特网没完没了的干扰，是在博客和推特时代，权威的崩塌，超级链接和多个网络连接的世界的叙事溃败。当然，这个论证忽略的是，我们熟知的文学文化是技术革命的产物，是随着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的活字印刷发明而来的东西。我们认为书籍和群众读书识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满打满算不足一千年。就在不足400年前---古登堡之后一个半世纪---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仍然毫不夸张地骄傲宣称，他已经读完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书籍，一个人能读完所有写出的思想的完整历史。我上大学的时候，朋友和我准备合作搞一个短篇电影，但从来没有完成。描述的是弥尔顿穿越时空不知不觉来到曼哈顿下城区的斯特兰德书店（Strand bookstore），单单书名的数量（18英里书是该书店的口号）已经引发他的心理负荷不堪忍受，引得他高叫着从书店跑到百老汇大街上，被纽约市公交车撞倒了。
弥尔顿（是真人）是书籍、印刷品本身改变世界的传承和对话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在１７７６年１月出版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常识》，点燃了美国革命的熊熊大火。殖民地时代的美国是靠印刷品造反的热土。我能想象当时传单文化可能就像今天的博客那样活泼积极。这里我们拥有针对反技术的反动派的第二种驳斥，印刷品盛行是因为它处于技术前沿。就像与其类似的博客，大部分传单来了又走，仅仅销售几百本而已，卖给自我挑选的一些读者。而《常识》是殖民地的畅销书，销售量高达15册，被广泛传阅和阅读，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这本书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几个月后写《独立宣言》的时候，用它作为模板，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大量借用了潘恩的思想（人天生的尊严，自我决定权等）。
考虑到这种程度的饱和度，不难提出《常识》是美国出版的最重要书籍的结论，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它提出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在当今社会，一本书或者任何一本书能够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吗？一部电影或者一个网站又如何？是的，《每日科斯》（the Daily Kos）和FiveThirtyEight.com网站等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奏中吸引了忠实的和痴迷的流量，但是在比例和影响力上，根本无法与潘恩相提并论。甚至2004年大选前6个月上演的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华氏9-11》吸引大批观众前往电影院并引发激烈的公共讨论，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就烟消云散了。这部分是因为摩尔是政治宣传员，潘恩是哲学家；《常识》的关键是其论证的优雅，将辩论和说服平衡起来的方式，针对独立议题双方的人士讲话，总是认真寻求共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当今公共辩论的速度和碎片化，很快跟随稍纵即逝的热点“快艇”（Swift Boats）等其他议题，把摩尔抛在身后了。到了11月，《华氏9-11》已经成了事后的想法，六年后，如果还有人记得的话，也不过是过时的作品，其保存期限甚至比它试图要改变的选举的寿命还短。
这就是诺亚以省略方式阅读的东西。信息和观念是如此快速地涌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评估，另一则信息就又来了。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怎么能专注于个别东西呢？读书怎么能抓住我们的想象力？那个问题还值得再提出来吗？诺亚或许不是读者，但他很难不受优美句子的魅力的影响；在饭桌上父子谈话几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他读完了《伟大的盖茨比》，最后几章是他看过的写得最美的作品。我告诉他，“是的，当然，”对此发现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忍不住想起早先关于这本小说的谈话，谈话结束时，诺亚站起来用喷枪一样直率的口吻说，“难怪现在没有人看书了。”
我说，“什么？”他回头接着谈论注释，但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是他的话语的注释。
“难怪读书终结了。我的朋友们都不喜欢小说。没有人想读书了。”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子，似乎要挑战我做出反驳。随后，我想到了回应，但是却没有什么好说的。一方面，这是根本性的冲突，儿子宣布独立，他在堆满了书的房间告诉我，读书并不重要，那里还有我的很多书，书架上有几千本。我几乎要寻求一块儿毛巾来擦滴血的伤口了。
不过，虽然承认这个动态趋势，我仍然觉得自己有些不舍。是的，诺亚是在做出回应，他在把我放回适当的位置。我没有料到的是，就在他离开房间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一个说出我是谁的本质问题。诺亚告诉我，文学已经死了，难怪读书已经终结了。的确，我恍然大悟，我不能说他错了。
作者简介：
大卫·乌林（David L. Ulin），批评家、随笔作家、编辑和小说家。南加州大学英语副教授，2015年古根海姆奖学金获得者和加州图书奖获得者，作品发表在《洛杉矶时报》、《大西洋月刊》、《国家》、《纽约时报》、《巴黎评论》、《弗吉尼亚评论季刊》等。
译自：Is Literature Dead? By David L. Ulin
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blog/2018/08/27/is-literature-d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