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的人生险些发生了突变：在获得中文学士学位之后，我手头上和脑海里都积累了大量的表意文字，并遭遇了一段复杂的情感，对中国文化也有了越来越严肃的热情，我准备成为一名汉学家。而另一个逻辑又让我做出否定的解答，因为这次中国之行使我对自己着手汉学研究的能力产生了困惑和怀疑，或者更进一步说，对真实地介绍中国世界这一可能性产生了怀疑；这一介绍可能就是一种博学的工作，(一份多么值得称赞又多么艰辛的工作啊!)或者是以我们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他国的现实，这个标准对他们作了一个美丽的投射。(唉，最简单的投射就是殖民主义的嗜好，这个投射仍然更可能存在于这个汉学的领域，而不是其他“东方主义”的研究领域。)
1974年，在“五一”劳动节的喜庆氛围里，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之后，我们作为第一批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应邀到中国访学。这个称为“Tel Quel”的代表团由菲利普·索莱尔斯、罗兰·巴特、马尔塞林·普雷奈、弗朗索瓦·瓦尔和我组成(雅克-拉康可能出去旅行了，最后没能和我们会合)。在我们的行程中，总是有巨幅大字报张贴在我们的目的地，通知那些极为惊讶的群众，告诉他们我们谜一样的名字，不过这些名字能否引起他们无条件的热情，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一路拜访了北京、洛阳、西安、广州、上海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镇：我迷失在绣有樱花的粉红色丝绸里，我学着从道观和佛教寺庙的石碑上破解智慧，而兵马俑和长城则让我肃然起敬，但是我的主要观察目标是周围真实的现代女性。
因为在那个时期，不仅在纽约和巴黎兴起了女权运动，毛泽东本人也在“红卫兵”浪潮后发动了妇女运动浪潮，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我身上带着由新创办的法国妇女出版社提供的一万法郎合同金，它足够支付我的旅费，因此我也能够集中精力研究这个热门的现实主题。我曾经是保加利亚的流亡者，自认为是一个受害者，我从来不像那些西方资产阶级青年，受某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吸引和诱惑。在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之间，是人类的多元性让我着迷，如果说，宇宙是用“阴”、“阳”和表意文字来书写和表达的话，在中国的经历刺激我去揭示这块土地上的权力、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权力呈现出来的另一种面貌。
这是一个奇特的、幸运的时代，深思熟虑地说，也是一个清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把政治视为乌托邦，也就是说一边冒着个人的风险，一边承担责任，要走出那个投射中国幻影的法兰西绝境。何况源于“民主社会”的某些“网络”已经形成，这可能使得前种经历更像是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然而，我很快发现这些“网络”和它们“自由主义”的独立性完全是相对的：我和我的女编辑们有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她们通知我说要换掉我的“父姓”(多么恐怖)——我本来想在封面签名上冠以“父姓”，她们却认为取而代之的不应该是“夫姓”(多么荒谬)，而是她们女主编的姓氏，我理应对她满怀尊敬和感激(这是合乎集体逻辑的)；后来又因为我们在女性性征上的观点不合，我打算从她们的出版计划中抽出此书，但是书已经印刷了，这让我无比惊讶!于是，我不能再读手稿和校样，我放弃了这一切，撰写《中国妇女》的这段经历，开始于所谓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网络”，最后又以过短地介入政治而结束。随后，是精神分析学和身为母亲的体验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填补了漫长的日日夜夜。
25年后再来写这篇文章，不是说我必然要做一个总结。不管有没有道理，我还没有下结论的心情，只是厄运教会我要学得坦荡。很多读者和朋友都要求再版(这本书的法文版和英文版都卖完了)。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再版，因为在重读这些文字时，我又找到了一丝属于我的痕迹，那就是在他者面前，在阅读面前，在相遇面前所产生的震惊，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退。越过那些主观兴趣比较明显的基本主题(比如母性、家庭和两性关系等)，我希望读者能在这些思考的轨迹上减速并作停留。这些轨迹在我看来，远远胜过我的个人经历，胜过我们这些“1968年代人”的经历。
我曾经总是很吃惊于某些人的攻击，他们指责这一时期年轻的毛主义者，当这些年轻人的行为远远算不上残暴的时候，就被指控代表着最不负责任的制度。我没能认识代表这种制度的“毛主义者”。您在此书中读到的“中国妇女”，代表的是对社会契约基础的质疑，比如它是由性别差异和它在历代文明中的不同调节形式构成的，它从深层次里制约着伦理学，制约着信仰、宗教和家庭法规的各种形式。最终，甚至制约着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表现模式。当避孕药和自愿流产在法国还没有被合法化的时候，当流行时尚还不属于女部长们的时候，在中国，这个正从中世纪中觉醒、走出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却呈现出一幅由问题和答案组成的马赛克图画——这些问答只能促进对“第二性”未来的思考，不，是对“半边天”的思考。这个或然判断总是现实性的。首先，因为在我们国家有关女性政务的前沿领域，虽然在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制订上取得了成果，但还是没有深刻触及性别关系方面的问题，如果去听听精神分析学里那看破一切的智慧，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很困难的，而且人们还要求它保持这种困难，当然它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其次，因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正在依据西方的老模式解放中国女性，而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先锋事业是如何与传统相协调的。
除了几处文体上的修改和对原文过于简洁的几个章节所做的某些扩展之外，我没有修改此书的其他内容，因此它既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我目前的精神状态。如果今天来写这本书的话，我会更明确，也更慎重，因此也更符合“资本主义的一神教”精神——在思考中国妇女时，我把这种一神教放在道教和儒教之间作为反衬。至于女性性征，我相信，我在《中国妇女》一书之后所做的精神分析研究以及小说创作中叙述得更多，至少足以弥补我当时在双性心理方面由于思考过于简单而留下的漏洞。
在字里行间，在插图照片上，我与25年前震撼我的那些中国女性形象重逢，我思考着：西安历史博物馆的李齐兰(音译——译者)小姐变成什么样了?还有李凤兰女士，这个棉农的画让我想起了梵·高，她现在还在继续画画吗?还有那个有着受惊的松鼠般眼睛的小姑娘，当时我不停地给她拍照，今天还会这样看着我吗?她是否已经成为某个专业前沿的领袖人物?还是一个被淹没在家务和劳作里的可怜农妇?或者变成了一个穿牛仔服、烫着美式卷发的现代女性，在某个高新企业获得了部分的“成功”?
所有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它们和毛泽东时期不一样，但同样沉重同样迫切。正如庄子日：“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庄子·齐物论》)借《中国妇女》这本书，我只是打算提出这些问题，丝毫没想到要做出回答。这纯属我个人的方式，目的在于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中国式”的女性，或至少是看起来有点像。
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的兴趣，也就是写作本书的原因。在我看来，它伴随着衰退，就如同“柏林墙”上的第一道裂痕，后者象征着共产主义世界性的危机。这个象征揭示了一种欲望，即我们的“弊病”，这个象征表现了左派集权主义正在进行着的衰退，与之相对的是我们之中那些所谓的“愤激派”。
我幸免于斯大林主义，也惊讶于某些法国年轻作家和知识分子对中国持有的关注和警惕。他们是在把另一种社会主义当作赌注，还是在对民族的差异性表示敬意?中国人以他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对抗俄国模式。这是企图跳出19世纪的某种社会统治，而信赖一些个别政党吗?1968年的革命已经显示出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批判。在我们看来全球化已经具有争议性了，在不同的文明形式中，男人和女人、精神和肉体、声音和动作、口述和写作等，并不是同一方式的各种不同分支；而“中国思想”为愿望、意义和政治揭示了另一种潜在可能性。因此，我那时已经在着手争取中文学士学位，而且受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鼓励，我深入研究着他的不朽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对那些继续嘲讽中国“符号学的增生”现象的人来说，只有当他们不害怕这种文明的时候，才会从对其进一步的考察中得到醍醐灌顶的启发。
毛泽东所谓的官僚教条主义论不会消失，中国的“古拉格”变体也不太多。自然会另有一些人担负起揭示它的任务，我则越来越感兴趣于对中国独特性的考察，甚至包括对一些集权主义谬误的考察。在文化考察和政治忧虑的交叉路口，我在《中国妇女》中写道：“如果我们对女性、对她们的处境、她们的差别不敏感的话，我们就会错过中国。”我们总是在谈论“两性”，到处在谈论“政治”，但与之相伴的总是“空”。这个重大的“奥秘”一直存在，并伴随中国踏进第三个千年，它仍然有待分析。
所以，我努力尝试着接触那些女性，与她们聊天，听她们说话，她们说的话远远超出我学过的那些陈词滥调，也超出了翻译们忧心的限制。但是中国之行证实了我担心的东西，我们是在一个斯大林语境里批判斯大林主义，在这些领域我们一边优待那些年轻人和妇女们，同时又追求着古老的破坏性暴力。苏维埃模式与先祖的专制主义产生了共鸣，而民族主义教条压制了一个优良传统的其他方面。
回国之后，我长久地远离各种政治，同时努力地通过无意识、母性题材和小说，寻求着内心各种疑问的答案。然而，我坚信体制甚至政策的改变，必然要经历文化的改造，中华文明所处的这块仍然朦胧的大陆正邀请我们去感受这种改造，而它自身在当前技术西方化和流行消费主义的新浪潮下，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如果说，“多样性”在现行的全球化中并非毫无意义，那就让我们去关注一下其他国家的文化吧，尤其是中国文化。
大家都认为，中国将是下一个千年的头号经济强国。而反过来，没有人知道，人类的人权理想是否以及如何与某种传统相结合，这种传统但不乏锐利的笔触，它似乎忽视了我们有关个人心理学的需求。这些中国女性，我正试图去抓取这些携带着祖先记忆的、正在逐渐消失的优雅女人，她们是否就是“新社会秩序”最优秀的“管理人”?或者她们能否成功地使世界秩序变得更灵活、更和谐和更加多元?至于我本人，我一直在关注那些年轻的中国男女，他们来到巴黎学习，尝试着阅读帕斯卡尔和狄德罗、科莱特或者萨特。他们在我们身上学到的，不比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少。自由正是来源于这些文化交流，被他们也被我们重新创造。
未来的考古学者试图重新创造自由，当他们进行一段耶稣会士早已开始的文化交流史时，他们将会追溯到我们身上。目前的全球化趋势试图使这段交流史平庸化，但长远来看，只有冒险接触另一种文化，才能使交流成为可能。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伦敦文华东方海德公园酒店
2000．12．26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赵靓译
选自《中国妇女》序言，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