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社会科学中存在各种二元对立预设。可以说，社会科学是在批判与制造二元对立中发展演变的。如有同行所言，二元对立是我们分析社会世界的利器，它有助于增强社会科学分析的穿透力，但其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不合适的二元对立，常常会误导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造成现实和理论、实践和政策之间的错位。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这样一种错位的二元对立——就是用城乡二元论去看待当下出现的县域“城－乡两栖人”及其生活环境。
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工业化－城市化以来，城市与乡村二元区分和对立被认为是有目共睹的现实状况。当时的社会科学前贤思考社会的重要预设框架之一就是城市和乡村或与此相关的现代和传统对立。这种预设有现实依据。例如，可以设想一个如同马克思或恩格斯一样的人物如何体验城市和乡村的世界。乡村与伦敦或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如同脱胎换骨，乡村的血缘和地缘联系因为距离遥远、通讯不便、交往减少等而被终结。在乡下因农业产出不够维持生活的小农，被认为是小农即将破产的前兆，兼业农民没有出路，只有离开乡村进城。城市与乡村不能兼得，这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试想一个进入城市打工的人与自己的乡下父母和亲戚之间的联系确实会变得虚薄或出现“断绝”。要返回乡村需要马车辗转漫长路途，19世纪中期以后有了铁路，但火车能到达的地方仍然很少，其速度绝非今日的动车或高铁能比。要与乡下的家人通信，一封信得多日才能到达。因此要操心乡下世界的事务对于一个城市人来说变得不大可能。乡下人千辛万苦来到城市往往会觉得以前熟悉的亲人都变成了陌生人，不再亲热了——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文学作品或电影里经常有的情节。
用社会科学的说法，城市生活有自己的网络和组织——这是与乡村的血缘和地缘网络不同的——通过业缘和契约形成的网络。人在城市面对的都是互相没有血缘和地缘联系的陌生人，他们可能是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商品的买卖者，因契约而联系的房东等。总之如西美尔所称之“陌生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因资本主义扩张而普遍化的现代性空间（或城市）的力量称为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滕尼斯则看到这种城市是“社会”，是与“共同体”或农村相区别的。人类学叙述非洲城市化研究的一个词汇是“去部落化”，而涉及墨西哥的研究则使用“俗民－城市连续体”(folk－urbancontinuum)。这些研究都表明乡俗社会与城市是处在两个极端，而且从乡俗到城市有着随空间距离远近而发生的社会转变，或者说随着距离城市越近，现代化程度越高。
现在看来，这些经典的说法并无错。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看法是建立在当代人的时空经验基础上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时空经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最近二十余年随着通讯和交通革命以来，我们的时空经验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改变了实践中的乡村／城市感受的？
农民走向城市仍然是当下的一个趋势。但是与传统社会科学预设的进入城市之时即疏离乡村之时不同，入城的农民仍然与乡村绑在一起。历来研究中国农民进城的人会较多注意乡－城捆绑的制度性或强迫性原因，例如城乡户口二元和农村土地不得买卖，后者使进城农民仍然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屋等。但是，对于由时空经验变化带来的乡－城一体则少有人进行研究，特别是少有人检讨经典作家关于城市－乡村二元性预设的时空经验背景，因此一般研究或者将此种二元性当作默认的前提来理解当下的城市／乡村，或者有意坚持此种二元性，并以此预设来描述现实，要求现实去吻合过时的二元预设。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错位”。
“乡－城两栖人”及其生活环境
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正在加深我们对上述“城市－乡村二元论”的质疑，这就是县域的“城－乡两栖人”现象。几年前中国城市规划院针对山东安丘县所做的社会调查报告中提到当地的城市化有一种乡城两栖现象。后来北大社会学系的人类学博士生白美妃在同一地点进行田野调查。白博士的调查在中国城市规划院团队的基础上有更深一步发展。她的调查以民族志式的丰富细节深化了之前的发现，而且在其初步报告中将“城－乡两栖人”及其生活环境概括为：“在空间上撑开的家庭”。如果将这一简略的概括展开来看，会发现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意涵。
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身－家庭”在乡村－城市空间上的撑开。对于这种乡城两栖人来说，其生活环境是一个包括乡下老家和县域城市的时间地理现实范围，其行动的单位往往是家庭而不是现代主义所预设的“个人”。白博士的另一个发现是跨代际家庭（包括年长父母）仍然是城乡两居的基本单位，也是经济合作的单位。其经济合作行为最重要的是投资买房，其次是（长辈）照看孙辈和（包括子辈季节性）照看农业。
在山东安丘农村青年男子要成婚的标准配置包括“县城买房”或“买楼说媳妇”。以下是白美妃报告中的一个案例：
58岁的张军是山县李村的农民。他的儿子今年28岁，在县城的一个机械厂上班，再过两个月，他就要结婚了。根据当地风俗，婚礼会在老家李村举办。但是，张军和老伴儿给儿子“安的窝”却在儿子工作所在的县城。在张军看来，到县城或地级市“买楼”（当地人称进城买房为“买楼”）已经成为了仍在农村的父母给儿子“说媳妇”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说：“这是大势所趋！不买楼，就说不上媳妇！做父母的，砸锅卖铁也得给儿子买个楼!”在山县，农村父母给到了婚龄的儿子“买楼”的时尚大约是从2010年前后开始流行的。
我在安徽的绩溪和潜山调查时也看到类似现象。例如在潜山的一个边远山村的一个村小组有二十余户人家，其中半数左右都在县城买了房子。白的报告和我的安徽调查都发现这几个县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最近七八年十分繁荣，其中的购买者大多数是本县内的村民。“整个山（安丘）县县域人口不足百万（且近几年来人口流入比例极低），但是，自2010年以来，山（安丘）县县城每年数千套的商品房销售量令人震惊。”
这里的“跨代家庭”是空间上撑开在县城和村庄这样一个伸开的场所或生活环境中。必须强调“撑开”这个字眼。这里的空间上撑开与传统的城乡之间的空间转换不一样，由于通讯（互联网、物联网）和交通改善使家庭、社区的时间地理现实被压缩，同步性与重叠性增强，例如微信造成异地生活通过虚拟空间同在。而由于高铁、高速公路和村村通公路在最近十几年的飞速发展，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最偏远村庄到达县城的驾车时间也不过数十分钟到一两小时。基础设施的变化使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例如人能够同时间在微信中与乡下或城里的亲人照面相处并及时交换各种家庭信息并安排个人和家庭事物。同样是一天时间，过去个人以身体移动从乡村到城市看望亲人可能需要一天或几天的旅途，现在一天内能够在乡村－城市间来回穿越几次，身体的虚拟的异地在场更是随时发生。人身－家庭的城乡生活联系因“物”的流动而增强，例如父母从乡下地里收菜，城里的子女一个微信视频就能回来，用私家车运到城里去吃。人不再感到乡村与城市之间有隔绝。
去年我在安徽绩溪和潜山调查时，有几次需要村领导召集村干部或村庄理事会成员开会。参会的人中有不少在县城或更远的地方居住。当我表示这种会议最少需要提前几天通知时，对方说只要打电话、发短信或者微信通知一下，那些人当天就能来参加会议。即使远在北京或天津的人，第二天一定能赶到。我们在潜山需要召集村庄理事会的一个老人来座谈，中午才发话，两个多小时后那位老人家就从县城坐车来到村里。一问则知，老人平时住在县城儿子家里，如村里有事情便回来参加。在同一个村，我们见一个老人在房前屋后种了好几片蔬菜地。该村是所谓“空心村”，附近也没有成规模的农贸市场。问一声：您种这么多吃得完吗？上哪里卖？老人说：我儿子周末开车来拉回城里去吃。
重新打量“空心村”
以上这些现象或变化会影响人对世界的感知和对世界的抽象与概括吗？也许对研究者的影响要远大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者。一个安徽潜山的村小组长几乎不用任何考虑就会为本组的二十多户人家建起一个微信群，然后通过这个群将本村和本组的事务发布出去。同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在用手机、短信或微信通知已经搬到县城里居住的村庄理事会成员（宗族族长）下午来开会时，两地隔着几十公里山路使他考虑的唯一事实是那个村民需要两小时车程。这些农民好像轻而易举就穿越了社会科学一百年前搭建的城／乡，现代／传统大壁垒。他们穿过去又穿回来，都是同一个肉身。简直让僵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傻眼。
加拿大的社会学家Rob Shields面对这种现象，认为社会科学的视角应当要有“拓扑感知性”(topologicalsensibility)。本文谈到的“错位”就是缺乏拓扑感知性的社会科学视角。这类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将农村／城市看成隔绝或二分，看不到“场所”的重叠或延伸性。当然，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城市和乡村二元分隔的制度安排，例如人们熟知的户口、土地和房产。这些制度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开始将农民与乡村捆绑在一起，并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使农民不能在城市定居、平等就业和平等享受城市福利的原因。这种城乡二元划分因此成为乡村问题不得解决、农民贫困和城市化未完成的原因。因此也使研究者和媒体人习惯用这种强制的二元分隔来框定农村问题。这样就使随着本世纪以来发生的时空经验变迁而出现的深刻变化或者被视而不见，或者被以错位的预设来衡量。
如果再次以本文提到的县域“城－乡两栖人”为例，我们应当如何来描述和概括这种人及其生活场所或生活环境？ 可以大致描述如下：这是城－乡一体（以人的身体为尺度的延展空间和时间压缩）的场所或生活环境。具体体现为农民进县城工作、买房居住，保持乡下村庄联系（通过父母辈居住和代际在城乡之间穿梭）。换句话说，这种生活环境是人身－家庭撑开在城－乡一体的空间中。与此相关，这些人所属的社区也在空间上撑开，成为“撑开的村庄”。当生计和生活的“场所”(place)在空间上撑开时，人身－家庭的生活时间经历也在上述空间撑开中压缩。
这种城－乡一体场所的描述会涉及对所谓“空心村”的重新评判。因为在这种重叠的时空下，空心村和县域城市是这些两栖人生活场所或生活环境的内在部分。在最近一些年的农村研究中，常有人对“空心村”怀着一种经济学式惧怕浪费的担忧。这种担忧常常被媒体的报道所夸张。这类学者经常会将农民进城与乡村的空置看作势不两立。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看不到当下的乡－城一体性。所谓“空心村”的批评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乘机搞撤村并点，并美其名曰“节约土地”。在二十年前，即本文所谈的时空经验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前，谈撤并“空心村”尚有一些道理。现在已经完全站不住脚。我在安徽见到的所谓“空心村”无非是村民因为进城买房后，“空心”变成两栖状态的一种季节性房屋空置。如前所说，即使是离县城最偏远的村庄也不过一小时左右的车程距离。因此留在村里的老人已经不再是失去与子女联系，被抛弃在老屋里的孤独父母。从人类学角度，这些老村庄不仅是活人的栖所，甚至是祖先的栖所。我们在安徽见到每一所空置的祖屋堂屋仍然是家庭祭祖的场所。每年过小年时，在世的子孙们要来这些家祭的堂屋将祖宗（牌位）“请回家”，等过完大年后再将祖宗送回来。
再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按照城市－乡村二元的视角，这些地方是所谓“人口流出、空心化”的村庄，缺人缺管理资源，因此只有撤并才能拯救。但是如果从乡－城一体的角度，这些“空心村”是充满人烟的，只是这些居民的一部分时间在村里，另一部分时间在城市。他们是兼业农民和兼业市民。这样的村庄应该称作“空间上撑开的村庄”，即自然村落的居民生活和生计扩展到域外（村、乡、县或省市外），自然村的物理边界不再是生活环境－社区的整体和固定范围。
我们在安徽绩溪就接触过这样一个村庄的治理。
这是安徽绩溪县一个地处山区的自然村，从外表看这是一个媒体所称的“空心村”。前几年这个村所属的行政村和另一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最近两年，村民为应对合并后的村两委中没有主要领导人（即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来自该村的局面，经村民选举成立自然村范围的村庄理事会。这个村内居住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年轻人基本在外打工，并搬迁到县城或杭州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种空间上撑开的家庭。村理事会代表是来自村内每一姓氏代表和村民代表，理事长则是一个年过七旬的村小组长。理事长土改时的成分是中农，是一个石匠，从“文革”时期开始就是村内的生产队长。另一理事会骨干是曾任过乡党委书记，退休回村的本村人。
村庄理事会是在本村在外工作的“旅外人士”倡导下成立的。“旅外人士”是该村支部书记的说法，意指那些出生在本村，但在县城甚至合肥工作的人。这些人虽然不一定有本村户籍，但在本村有房产。用传统说法注解，这些人应当与“乡绅”相似。成立村庄理事会主要目的是统一维护全村利益，处理与发展和村规有关的事项，例如筹款修仿古戏台，实施自来水安装工程和监督村规民约实施等。这个村庄的治理似可以用“旅外人士”参与治理“空间上撑开的村庄”来概括。
由这个安徽的村庄的治理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建议供政策制定者考虑：建设多主体参与的基层治理组织，即成立包括自然村／小组、村民代表、行政村代表、返村乡贤、“旅外人士”和驻村社会组织的村庄理事会。这样的基层治理结构可以应对村庄的“空间撑开性”。在此有两种人物是治理的核心参与者：老年人和“旅外人士”。这类村庄的常住者多为中老年居民（包括退休回村者），按照各地当下村民换届选举的“土政策”，这些人经常因年龄被排除在村委会和村小组领导候选人之外，实际上从安徽案例和我在昆明滇池地区的调研印象看，今天乡村的老年人正是传统和道德守护者，特别是他们中有“乡绅－中农”背景者。除此之外，“旅外人士”和返村乡贤参与村庄管理是治理“空间上撑开的村庄”的另一个关键。
2018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文件没有提出用什么机制来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只说要“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本文提出的建议可以作为使一号文件关于机制建立和完善的具体办法之一。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8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