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阿尔德·乌伽福特　著　吴万伟　译

电影的开头是一个人试图在餐桌上写东西。摄像机似乎就放在餐厅柜台上，以他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的走道作为取景框。在我们视野的边缘是挂着的水果篮和鹅颈壶往咖啡里加水。我们从画外音中得知他在打字的声音，这位作家在描述他最近的焦点集中在墨西哥玉米薄饼卷上。接着我们来到世界上，摄像机向我们显示的不仅是墨西哥玉米薄饼卷的具体欲望，而且是卡车厨房的内部环境，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名叫韦斯·阿维拉（Wes Avila）的天才厨师做出来的，他创建了风靡全美的超人气美食品牌卡车厨房（Guerrilla Tacos）。阿维拉在工作，墨西哥玉米卷饼烧得嘶嘶响。整部影片美妙地抓住蔬菜被翻炒和肉发出轻微爆裂的声响，同时还有城市中无处不在的金黄色光线，每天晚上都给城市带来希望。

电影是导演劳拉·加伯特（Laura Gabbert）的《格尔德城》，作家是《洛杉矶时报》的乔纳森·格尔德（Jonathan Gold），他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让纪录片电影讲述其故事的美食批评家。这个城市当然是洛杉矶了。电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食物在被认为属于知识分子领地的“文化”中的地位何在？

电影出现在2015年，那年全民对话的焦点就是食物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升高问题。新的滚石歌星做美食，摄影大师下厨房忙活。虽然有不可避免的蹩脚推销，但是美食作为一种显著的表达形式逐渐得到承认，美食口味成为我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不过，在这个趋势开始的很多年前，格尔德已经撰文探讨洛杉矶食物，他的写作方式挑战了长期以来支配餐馆和美食评论活动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分。从前的焦点集中在法国美食而不是本国美食上。格尔德或许是最杰出的一波美食作家，是他们帮助我们抛弃了高雅和通俗的价值观分野。后来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格尔德青年时期的两个身份特征：首先是受到古典学训练的大提琴手，其次，几年之后，曾在一个朋克乐队演奏大提琴。

在电影中的另一个时刻，格尔德将暗色的墨西哥瓦哈卡（Oaxacan）酱汁鼹鼠比作查尔斯·雷（Charles Ray）1986年的雕塑作品《墨水瓶》，一个里面装满了看似凝固的墨汁的不透明的立方体。他将参加者手指上沾染酱汁污点比作2009年伊拉克投票者的数字上的紫色墨水。墨西哥酱汁引发的美学和政治联想含义之类命题看起来或许不怎么合乎情理。格尔德的文章常常并没有正式的批评理论，而是利用手头参考书的温和劝说。格尔德就是陈述事实，将其精心织入评论和文章的肌理之中，这样它们就显得不那么粗糙了：这么多的醋、那么长的手拉面，或猪身体的某个特别部分。跟随美国作家加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寻找美食的脚步，格尔德描述了吃的体验。他并不是试图说服我们相信，吃了酱汁鹌鹑肉就能帮助我们思考饮食习惯的政治后果，也没有谈及美食在造型艺术中形式试验中开启的可能性。格尔德是知识分子，但是他的任务是用口头语言描述令人愉悦的感官享受，同时在餐桌前讲述这种感受。事实上，他的专栏和第一本评论集的名称就是“反智慧”。

但是，什么种类的知情智慧是“反智慧”？ 美食批评家被认定为知识分子，如果这样的观点令人觉得怪异，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定义知识分子的习惯。知识分子定义的三大特征已经突显出来：知识分子的外来者地位；他们的非同寻常或单一性，以及他们的政治。“知识分子”这个词被用来描述某个社会类型的人，在19世纪末法国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中首先被用来作为名词。这个词很快拥有了自由主义的含义，这种态度反对保守主义，在社会变革议程上往往带有进步人士的立场。到了20世纪，它将形成与欧洲和美国反法西斯主义的联系。但是，知识分子故事的一部分是我们对政治的适当兴趣，和我们假设意识形态是他们突出特点的水平线，为了强调某一个方面不惜牺牲思想生活的某些方面。

2002年，思想史专家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发表了一篇文章，此文有个令人好奇的标题，前半部分借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每个果汁品尝者、裸体者、穿拖鞋者。。作为其他人的知识分子。”1虽然奥威尔本人是著名作家和文化批评家，但他和知识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描述了他们在饮食和服装（或不穿衣服）方面令人匪夷所思的偏爱。那种刻意保持距离的行为是科里尼在文中特别感到兴趣之处。奥威尔帮助确定了英国20世纪中期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的口吻。

他促成了一种趋势，即从国民脚本来撰写他们。故事这样说，知识分子不是英国社会的本土类型。他们的观点中有一些异国风味，他们周围有一种异议者政治氛围。有个笑话说，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很多法国人也是这么想的。“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初被用来诽谤或诋毁他人，是破坏那些为遭诬告的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辩护的支持者声誉的方式，指责他们“不爱法国”。德雷福斯被指控充当德国人的间谍。这里开始了我们有关知识分子的两个观念。即他们是外人，他们在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认知层次上工作。我们对知识分子看作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来定义的人的习惯，也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仍然认为知识分子是对高雅文化和政治进行评点的无根的评论者，而不是某个民族或者地方文化的平凡和普通的成员，从定义上看并无任何特别之处。科林尼认为，应该有人抗拒这种思想方式，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知识分子是普通人”。2 他们是普通人吗？如果清除了有关知识分子是特别的个人或外人的假设之后，我们还会认为他们是普通人吗？

有好几种思考这种“普通性”发挥作用的方式。首先，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无论教育程度多么高，思想多么复杂，同样有那些令不那么善于思考的同胞感到困惑的卑微动机、胃口和脆弱性等。人们可能论证说像金斯利·阿米斯（Kingsley Amis）的《幸运的吉姆》、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换位》、简·斯迈利（Jane Smiley）的《哞》等校园小说的核心主题是，热衷思想生活的人也有一个身体。教授的著作受到字面的和比喻的卑微动机的驱使或者破坏。这种动物很复杂，它的快乐有多个方面，有能力区分出欲望对象中有时候的衰减。其次，我们能够观察到读书、写作和思考活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工作，但它们也像身体一样俗不可耐。3 思考柏拉图式的形式或许让我们得到提升，但思考本身不过是世界上的行动而已。档案馆里的历史研究、人种志的观察和传统叙事电影的分析是不同的技能，都值得拥有不同的独立性和尊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依靠一整套完全不同于“非知识分子”使用的认知技能。

就像其他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一样，批评家也是将自己的判断交给广大读者，他们不仅是为自己做出判断。正如斯各特（A.O. Scott）在《批评改善生活》中暗示的那样，批评家的部分任务就是要做出判断，虽然最初源于个人观点，对每个人的品味做出评价。４和很多学院派文学批评家不同，为大众读者撰写文章的批评家，除了关心意义之外还要关心质量。若称某个作品是某类中的最佳，他不可能不感到害怕，即使他们在评论的结尾处盖上了表示认可[拉丁语]爱好不容争辩，各有所好无所计较（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的印章。批评家仅仅描述他们可能喜欢的种种东西的相对主义者世界，因为批评家是规定主义者，或公开或隐晦地表达其观点的相关性。他们拥有艰巨的任务，暗示或者坚持在多元主义水域航行有正确的方法。他们在大众面前这么做，但并没有彻底放弃曾经帮助确立批评机构本身合法性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区分。美食领域的这种区分的消失不过是我们如何评价美、快乐和意义的更大转变的一小部分而已。这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么普通的法拉菲尔三明治的准备工作能激发如此热烈的讨论，远远超过了咬一口切好的洋葱和芝麻酱的坚果味道。 

应该承认，格尔德比其他很多美食批评家更容易被称为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兴趣不仅仅在于食物。刚开始他是从事古典音乐评论，后来在撰写洛杉矶冈斯特说唱乐方面一举成名，５但他也谈论摇滚音乐；他在1996年对声音花园乐队（Soundgarden）的歌手吉他手克里斯·康奈尔（Chris Cornell）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６就像在劳拉·加伯特的电影中的描述一样，格尔德认为美食批评是广泛理解的艺术批评的附属部分，他已经注意到他在皮科大道（Pico Boulevard）每家餐馆品尝美食的早期工程似乎更像去研究生院读书的另外一个选择。７他早年的美食评论之一包括了提及哲学家奎因（W.V. Quine）。８但是，这样的指代与格尔德作为作家的效果没有多大关系。借助名人抬高身价的做法太容易不过了。批评家思考音乐体裁或者一种鱼的典型特征的意识完全不同。知识分子为广大读者所写的最好作品是要追求某些似乎高不可攀的东西，要求我们作为读者连同作者一样接受挑战，要对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做出比期待更多的思考。

这种写作几乎有一种道德上的逼人力量，即使它是用通俗的话语中说出来，告诉你到哪里能找到最好的肉丸子。就像电影显示的那样，格尔德以第二人称开始评论是非常典型的做法，在批评家和读者之间创造一种亲密的纽带。一位评论者在论述格尔德的著作时说，“你和我都是吃鹿鞭的那种人”或者在更少冒险性的午休时间，在科吉卡车厨房（the Kogi Truck）买一个猪肉肚玉米饼，它的厨师崔罗伊（Roy Choi）在《格尔德城》中有个令人开心的片断。第二人称是微妙的和有效的工具，用以论证个人的私人判断可解释普通大众的想法。　

如果说知识分子从地理上或者从文化上或者社会空间上总是流离失所的人，那么，批评就是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概述这种流亡状态。通过钟表的嘀嗒声，批评家与他们描述的快乐并不相同，很多批评的动机是挖掘自身体验的愿望。在《格尔德城》中体现在格尔德努力将名词墨西哥玉米薄饼卷（taco）变成不同词性的尝试。他在驾驶卡车，他说“taco应该作为动词。”墨西哥玉米薄饼卷在煎饼用浅锅上加热，柜台边的人将肉塞进去，蘸上酱油递给你，你接过来吃掉，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动作的延伸。格尔德说这种将生产和消费统一起来的形象意味着厨师和食客之间的友谊，“我知道这有些过于浪漫化了。”他似乎是想说是小写字母的“浪漫”，但是，在taco作为动词的背景下，也存在浪漫主义美学的回声，隐含的意思是艺术图重新抓住我们与自然的统一，我们曾经享受过但现在已经丧失了的条件。当批评召回审美体验中已经丧失的直观性时，它不由得呼应了那种姿态。正是在此意义上，艺术批评重新制造出总是作为知识分子故事的特征的流离失所。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描述过这个问题，认为寻找意义的批评性阐释的标志性特征是体验直观性的深刻丧失。为了替换阐释，桑塔格要求“艺术的情色”，它似乎与艺术品本身达成了一种统一，桑塔格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9 从实际情况说，这是一种描述性批评而非痴迷于意义的批评。批评的令人感到悲哀的真相是，那个最初的时刻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审美体验更多是“动词的”而不是“名词的”，是不停的运动和流动而非静止状态。阐释似乎要把这种流动变成一种不逼真、不生动的凝固体。如果你这样对待墨西哥玉米薄饼卷，它就会变硬变冷。它们最初就不是要寻找意义的人容器，人家原本就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批评是一种普通的知识分子生活。对于像格尔德这样的人来说，我们得到非常具有实用性的建议（到这里吃潜鸭扇贝，到那里吃比平常味道更好的四川美食，到另一个地方吃一种特别的韩国黑山羊炖肉），但是，他的评论也是对食物可能性的认识的扩展，不光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其它人。毕竟，快乐判断不仅仅是有关快乐的判断，而且是有关如何成为更有辨别力的读者，从他人的快乐中学习一些东西。格尔德说，谈论墨西哥玉米薄饼卷，“我的内心生活倾向于根据小萝卜、肉和酸橙子来衡量。”这里很难错过艾略特的“艾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回声，但要点并不在于展示某种复杂的参考文献。要点在于遵循那些人的评论，即相信美食促使我们进行更多的反思，那并非高雅艺术的专利。说“知识分子是普通人”并不是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是说所有文化都是智慧的文化。也不是暗示日常的快乐提供了一个可以避免政治喧嚣的安全避风港，而是暗示在你能通过日常生活的大门口进入的意义上，思想生活是普通活动。我们的面包、大米饭、面条等所有内容都包含了文化这个词包含的共同含义。我们享受它们可以是一种对阐释的召唤，不是要耗尽世界上的快乐，而是要整理出共享美食的方法。

注释：

1. Stefan Collini, “‘Every Fruit-Juice Drinker, Nudist, Sandal-Wearer…’: Intellectuals as Other People,” in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ed. Helen Small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2002), 203.

2. Here, Collini nods to the literary critic Raymond Williams’s essay “Culture Is Ordinary,” in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England: Verso, 1989): 3–18.

3. 根据你渴望的知识分子的定义的空间有多大，你可以添加“进行科学实验”、“做人种志学的田野调查”、“制作艺术品”或者“表演音乐、戏剧或者舞蹈”等。

4. A.O. Scott, Better Living through Criticism: How to Think About Art, Pleasure, Beauty, and Truth (New York, NY: Penguin, 2016).

5. Jonathan Gold, “Rolling in Compton with Snoop and Dre,” republished at 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ic/news/rolling-in-compton-with-snoop-and-dre-20101029.

6. Jonathan Gold, “Chris Cornell, Searching for Solitud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etails in 1996 and republished at https://pitchfork.com/features/article/10081-chris-cornell-searching-for-solitude/.

7. Jonathan Gold, “The Year I Ate Pico Boulevard,” LA Weekly, September 23, 1998, http://www.laweekly.com/news/the-year-i-ate-pico-boulevard-2129883.

8. Jonathan Gold, “The Hearth & Hound, April Bloomfield’s new Los Angeles restaurant, is nothing like a gastropub,”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6, 2018, http://www.latimes.com/food/jonathan-gold/la-fo-gold-the-hearth-and-hound-review-20180110-story.html.

9. Susan Sontag,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6), 14.

   作者简介：

   本杰明·阿尔德·乌伽福特（Benjamin Aldes Wurgaft）麻省理工学院人类学系访问学者，著有《公共思考：斯特劳斯、列维纳斯、阿伦特》。

译自：Intellectuals Are Ordinary by Benjamin Aldes Wurgaft

https://iasc-culture.org/THR/THR_article_2018_Summer_Wurgaft.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