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里夫斯 著 吴万伟 译

经济不平等是紧迫的问题。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丧失了对彼此的尊重，这是公平社会的基础。

2017年底，华盛顿都市区高速运输管理局（Transit Authority）发起了一项新的公益广告运动。该管理局并不是在推销任何东西，它代表公交车驾驶员要求获得某些东西；那是自由社会如果要繁荣就必须拥有的东西，是支撑社会平等的东西，也是当今社会非常短缺的东西－－－尊重。

在每一则广告中，公交车司机的照片下伴随有个人的简单自传如“妈妈、朋友、路面地铁司机”－－接下来是个人请求：“我希望你能看见我，尊重我，就像我尊重你一样。”

这些广告是 2017年以来公交车司机受到语言和身体侮辱的案例迅速上升而做出的反应。有人殴打公交车司机，或者对他们大喊大叫或者朝他们脸上吐痰。其中有个案例，一名妇女将一杯自己的尿（旅途中收集的）扔到司机身上。与前一年相比，2017夏天公交车司机受伤害案件上升了大约50%。

实际的回应包括将司机和其他乘客隔离开的更强大保护屏，加大警察巡逻的力度。但是，这此公益广告活动（伦敦也有类似的活动）试图抓住问题的根源：司乘关系。它求助于实现某种平等--不是资源平等而是尊重平等。正如管理局发言人告诉我的那样，他们的目标是“将我们第一线的职工变得更有人性化，这样顾客能理解他们就像我们的邻居、家人和朋友，是与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的人。”

大城市的公交车司机面对的挑战不过是相互尊重丧失的案例之一，这反映和强化了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即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两极化、更加不平等、更加派别林立。

当今人们对不平等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经济不平等上。收入和财富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标准用以衡量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但是，还有更深刻的不平等，它不是因为缺乏资源而实因为缺乏尊重而引发。你可能比我富裕或者贫穷很多，但是，如果相互尊重对方，我们相对来说就是平等的。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平等社会是相互尊重的社会，正如哲学家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在 2010年引用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诗行所说，“自由的人能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能昂首挺胸走在同胞中间，能相互直视对方的眼睛。”

相互直视对方的眼睛。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如果出于敬重而低眉顺眼，我就把自己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胆敢抬眼直视主人的黑奴可能会因为“傲慢无礼”而被鞭子抽打。如果自认为在道德上比他人更高贵，别人就会认为我们“瞧不起”他人；他们很可能会注意到。如果我们只是没有直视他人的眼睛如公交车司机－－－危险在于我们错过了他们的基本人性，他们基本相同的道德和我们之间存在的基础平等。那么，我就可能侮辱他们或对他们做出更出格的举动。

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我们是平等的人。这要求和反映了相互的尊重，难怪在社交场合“遭人无礼对待”令人痛苦。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将特朗普的一半支持者描述为“一篮子糟糕可悲的人”，她显然缺乏对数百万美国同胞的尊重，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不要在乎她指的是非常具体群体（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同患者、伊斯兰恐惧症患者）或者这个说法被脱离上下文使用，并在社交媒体上大肆传播。她的话其实证明了美国很多工人阶级白人的一种感觉，那就是专业人士精英瞧不起他们。与此同时，特朗普似乎能够直视他们的眼睛。

印度裔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注意到，人人都喜欢某种平等，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平等？”（1979）。基于尊重的关系平等不同于另外两种平等：基于法律权利的基础平等；基于资源平等的物质平等。

基础平等，有时候被称为深刻的平等或者道德平等，这是支撑人权的普遍性的和无条件的原则。在《彼此平等》（2017)中，新西兰法哲学家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利用圣公会教徒“为人类的各种景况”的祈祷来强调基础平等。他认为“我们相信只有一种类别地位---人的地位，”即使人们的生存状态不同如经济状况。仅仅因为是女性或黑人就歧视她就违背了这个原则。

但是，基础平等并不能保证或者要求基于尊重的关系平等。我能够为犯罪分子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辩护，但未必是将其当作任何更广泛意义上的平等者来尊重。基础平等产生一种相当微薄的律法平等主义。

相反，物质平等集中在沃尔德伦祈祷的第二部分“人的各种景况”。当今通行的说法是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主张平等的论证集中在为在甲和乙之间进行资源再分配而辩护。但是，没有人描述甲和乙之间的关系平等。与基础平等和物质平等相反，关系平等是人们在建立起相互关系时产生的。如果借用已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杰拉尔德·柯亨（Gerald Cohen）的书《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怎么还这么有钱？》（2001）的说法，它产生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彼此的态度。”

关系平等是重点关注社会非支配和公民平等的公民共和主义哲学传统中最令人感到舒服的位置。这个传统恢复了自由派出现之前的自由概念，即自由意味着完全不受其他人随意性意志支配的独立地位。作为平等者共同体中的公民，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不平等的关系破坏尊重，不仅破坏自己的尊重也破坏他人的尊重。

自我尊重和相互尊重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他人不尊重我，很难实现自我尊重，反之亦然。这就使为什么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1971）中将“自我尊重”列为最基本的善之一。在种族主义者的社会中，我就得不到很多同胞的尊重，这让有色人种产生自我尊重的情感变得非常困难，虽然也非常重要。关系平等要求独立（自我尊重）和包容（相互尊重）的结合。

极端贫困能够破坏自我尊重，因为它剥夺了人们获得避免耻辱的生活必需品的机会。

虽然平等的三种变体---基础平等、物质平等和关系平等各自不同，但它们常常相互强化。关系平等通常是确保平等权利法律的必要前兆。当美国黑人被认为天生低劣，或被认为属于一种根本不同的关系时，白人很容易拒绝给予黑人基础平等的权利。一旦人们开始与他人平等相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就会紧跟着出现，比如拥有同性恋朋友或者家人的美国人往往最容易产生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在《关爱：美国的种族间亲密关系及其对白人至上论的威胁》（2017）中，美国法律学者谢里尔·卡西恩（Sheryll Cashin）显示，抽象的种族主义态度如何被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关系改造和转化的。关系平等促成其他种类的平等。

特别是，关系平等与为获得更大的物质平等所需要的再分配存在直接的联系。如果净贡献者和净受益者之间存在相互尊重，人们对高税收和高遗产税的抗拒可能就变得弱小一些。正如纽约罗宾汉脱贫组织的负责人韦斯·摩尔（Wes Moore）所说，对于社会公平正义来说，移情（同感）是比同情更好的基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认为，极端贫困能够破坏自我尊重，因为它剥夺了人们获得避免耻辱的生活必需品的机会。他举例说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有体面、正式的工作却没有一件亚麻衬衫的人，恐怕都不好意思出现在公众场合了。

但是，再分配也可能破坏关系平等，因为它诱惑依赖性或鼓励人们对穷人采取一种家长式的态度。这种风险不仅因为国家支持的事实而且因为提供支持的方式可能进一步升高。一种政策肯定能减少收入上的贫困，却可能增加耻辱感和疏远感。美国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在“平等的意义何在？”（1999）中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那是想象中的“国家平等局”寄出的一封信，信中还附有一张支票：

你让周围人如此讨厌以至于没有人愿意作为你的朋友或终身伙伴，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啊。我们不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婚姻伙伴来弥补你的缺陷，我们有自己的结社自由－－－但是，你能够通过消费我们为你提供的这些漂亮迷人的物质商品而得到安慰，稍稍化解自己可怜的孤独。说不定有人看到你很有钱之后愿意和你约会，你就不再是个失败者了。谁知道呢？

安德森并不认为这样的信能在最近寄出去。但是，其警告的意味非常清晰。旨在减少资源不平等的政策设计和实施必须非常谨慎，应该对其在尊重和关系平等上产生的潜在影响非常敏感。

在一定程度上，为了更大的物质平等所需要的资源平等能破坏创业精神和独立精神，而这是培养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所必需的东西。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获得工作税抵免而收入增长的美国工人更有可能去投票，但那些获得同等数量金钱的失业补贴者就没有投票。

尊重不可能靠自上而下的命令来完成。它必须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水平方式产生。

关系平等不同于基础不平等和物质不平等的关键差别在于：总体上看，它不是靠公共政策产生的。基础平等和物质平等都能使用国家权力工具如写在宪法里或通过税收政策规范而圆满实现。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更容易让社会管理改造者而不是社会保守派感到满意。

相反，关系平等不是聪明的政策制定者的产物，而是我们自己促成的。这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教训，他曾经在2005年发起了“尊重议程”(Respect Agenda)行动，其主要政策是引入公民的反社会行为令（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允许对酗酒或者语言威胁的个人实行拘留而无需刑事法院审判。这些反社会行为令（ASBOs）很快成为在2014年重新修改的最严厉公共房产的骄傲徽章。尊重不可能靠自上而下的命令来完成。它必须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水平方式产生。

对于关系平等的追求，政策的确重要，但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主要依靠创造一些让它可能繁荣起来的条件。将焦点仅仅集中在资源上的平等论者对产生收入分配的手段漠不关心：真正重要的是形态。相反，将焦点集中在关系平等上的平等论者更加关心的不仅是人们拥有的资源，而且是他们获得资源的方式，尤其是当资源分配方式制造或摧毁相互尊重和自我尊重的话。

这意味着对关系平等的追求应该对很多政治右派也有吸引力，正如它对政治左派很有吸引力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派和进步人士不应该关心关系平等，而是说他们不应该只做这些事。

在很多发达国家出现的物质不平等越来越大的趋势已经确定无疑，而且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了解。但是，关系不平等尤其是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似乎也在增加。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经济不平等的某些特征尤其是在生活空间上相互割裂的状况促成尊重遭到严重破坏。不过，另外一个应该受到谴责的是用来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贤能政治。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60年前创造贤能政治（meritocracy）这个词的时候，他担忧的是人们可能不会严肃地对待它，因为它将一个拉丁语词根的词汇“功德”（mereō）和一个希腊语词根的词汇“统治”（kratos）合并而成（这是20世纪中期英国知识分子担忧的状况。）结果，问题是这个词语真的被人认真对待---而且正好与杨的意图完全相反。

杨的反乌托邦小说《贤能政治的崛起》（1958）的目的是在警告贤能政治的黑暗一面。该书描绘了一种未来社会，其中社会革命横扫建立在世袭制基础上的权力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根据功德而选贤任能的社会：依据智商和努力程度，不是基于财富的寡头政治而是真正基于才华的精英统治。杨描述的贤能政治社会形成了若干致命的缺陷。其中之一是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小说《自动钢琴》（1952)）现在已经众所周知：聪明人制造机器，让那些不怎么聪明的人失去工作。

但是，杨的贤能政治中更深刻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却被那些当权者视为理所应当的，他们完全基于道德理由来为其辩护。小说的叙述者这样解释：

既然人们根据能力水平进行划分，阶级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地逐渐拉大。上层阶级不再因为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而遭削弱。今天，成功人士知道成功是对他们的才华和努力的奖励，是他们无法否认的辉煌成就带来的。

因此，贤能政治为物质不平等辩护，并加重了物质不平等，削弱了相互尊重的基础，而这恰恰是为公共利益提供资金资助和支持更大力度的资源再分配所必需的。贤能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物质不平等和关系不平等之间的结缔组织。

杨想象的贤能政治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穷人丧失了自我尊重。这些往往是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技能却缺乏这样机会的人。正如叙述者解释的那样，这造成的心理效应是可以预测的：

如果他们被一再贴上“蠢材”的标签，他们就不再假装了；他们自己的形象更加接近真实的、没有恭维的反应。他们一定承认自己低人一等---不是像从前一样，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机会，而是因为自身就低劣。失败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了关注自己的现成保护垫。

从心理上说，贤能政治中的生活对于拥有得到看重的任何一种功德的人来说当然是舒服的。但是，对没有这些功德的人来说，可就难过了。在公然不讲究贤能政治的等级体系中，失败者的痛苦要少一些；贫儿知道他永远也当不上王子。但是，至少在理论上，人人都能当上公司总裁或总统或有钱人，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是你自己的错，怨不得别人。

很少令人吃惊的是，美国某些群体的人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收入菲薄的白人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压力和宿命论的流行。我在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将其部分归咎于在贤能政治盛行人人追求成功的社会中不怎么成功的人遭受的心理破坏。因为吸毒、酗酒和自杀造成的“绝望而死”案例的增多就是支持杨的预测的统计数据证据。

经济鸿沟变成了移情鸿沟，移情鸿沟变成了尊重鸿沟。

风险资本家万斯（J D Vance）在贫穷的阿巴拉契亚乡下人的回忆录畅销书《挽歌为谁而唱》(2016)中说，“这里缺少能动性，有一种你无法控制自己生活的感觉，整日里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吸毒常常是最显眼的症状，是内心情绪郁结的外部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阿片类药物（吗啡和相关药物）是那种让上瘾者退回到自我的空间和与世隔绝状态的药物。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在《纽约杂志》上说，2015年，吸毒造成的死亡超过52,000人，这比1995年高峰期时死于艾滋病的人还多。

贤能政治的某些失败者中自我尊重的丧失还伴随着阶级之间－－－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相互尊重的丧失，而且被进一步放大。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常常看不到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崩溃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只看到垮掉的人，只会做出糟糕的选择，是一群根本不值得尊重的废物。或者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穷人的可怜处境。经济鸿沟变成了移情鸿沟，移情鸿沟变成了尊重鸿沟。正如沃尔德伦观察到的那样，“当国人逐渐变成‘穷人和富人两个国家’时，我们要继续坚持平等尊严的信念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让对方都觉得陌生，甚至都觉得不可理解了。”（谁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当经济不平等涉及到因为邻近街区、学校、工作场所、生活方式、文化而出现阶级隔离时，给关系不平等造成破坏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不是直视不那么幸运者的眼睛，精英人士反而逐渐对他们一肚子的蔑视（希拉里·克林顿的“一篮子糟糕可悲的人”）和“牢牢抓住枪支和宗教不放的人”（巴拉克·奥巴马2008）和“下层阶级”（比尔·克林顿1996），其典型特征就是鲁莽不中用、不负责任和游手好闲－－－总之就是一群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渣。

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和莱斯大学(Rice）的研究者使用词汇联系测试，试图测量出美国人看待穷人的态度。受试者对穷人的通常描述要比对中产阶级美国人的描述高很多，如“令人讨厌”高39%，“没有动机”高95%，“肮脏”高两倍。哈斯公平和包容性社会研究院（the Haas Institute for a Fair and Inclusive Society）院长约翰·鲍威尔（John A Powell）和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在2017年写道：“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中产阶级和富裕美国人与美国穷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存在着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因为各自都对对方感到厌恶和蔑视。”

按照《洛杉矶时报》2016年的一个民意调查，很多并不穷的人认为福利好处“让穷人变得更具依赖性，鼓励他们安于贫穷，不思进取”（61%），而不是“给穷人依靠自己独立生活和再次开始”（31%）。与此同时，穷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比例是41%。大部分美国穷人（71%）认为“穷人找到工作很难”，而25%的人认为“穷人愿意工作的话，有很多机会找到工作。”

不那么成功者现在开始回击了。正如乔恩·威廉姆斯（Joan Williams）和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等学者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普通美国人对“精英”的尊重在最近几十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这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后果，其中包括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特朗普赢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白人觉得他站在他们一边，没有对他们采取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简而言之，他表现出对他们的稍许尊重。

如果尊重是关系平等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产生了尊重？究竟是什么让我尊重你，尊重我自己或者赢得你的尊重？如何恢复人们的尊重？对所有这些问题，最清楚的答案就是一个词：工作。

与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尊严和独立性与无所事事的贵族和被奴役的奴隶形成对比。工作提供了一种框架，一种目的和一种身份---进而提供了共同体和包容性的集体。从历史上说，将某些群体从有报酬的工作中排除在外---尤其是女性和美国黑人---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主要因素。这种被排除在外的痛苦就是证明劳动力市场中参与的价值的证据。

与此同时，从传统上说，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主要由女人完成）往往得不到尊重。其他种类的工作能够和应该产生尊重和关系平等：养育孩子、志愿者活动、学习。事实上，这些或许变得更重要，而且需要变得更重要。但是，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工作。甚至生孩子这个行动本身也被描述为工作，更不要说花费将近20年把孩子养大成人。

意见分歧是一回事，不尊重人是另外一回事。

展望未来，劳动力市场是否让我们首先来此寻找能产生自我尊重和相互尊重活动的适当地方，或者更深刻的经济变革尤其是与自动化有关的是否意味着尊重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途径才能获得，这些都是大问题。即使普遍性的基本收入从来不会到来，已故英国经济学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的“参与收入”建议版本或许会到来。

阿特金森赞同罗尔斯的观点，“那些整天在马里布（Malibu）周围流浪的人必须找到养活自己的方法，不应该有权获得公共资金的资助。”他相信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政治上，互惠都很重要。但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任何人都应该得到国家的帮助，包括那些处于工作年龄的人，“通过教育、培训或者积极的寻找工作，通过在家里帮助照看婴儿或者身体虚弱的老人，或者在得到承认的机构里地定期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我们是否需要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无论是作为资源分配手段还是产生尊重的发动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宏观的经济力量，而这是很难预测的。整个世界都牢牢抓住有报酬的工作，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最糟糕的情况，不可阻挡的经济力量会让有报酬的工作变得稀少或者让公民觉得有失尊严。

我们需要缩小越来越大的经济鸿沟，尤其是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在空间上的孤立。但是，我们更加深刻的挑战是恢复尊重，尤其是对那些与我们有明显不同或者与我们的观点有分歧的人。意见分歧是一回事，不尊重人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想要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我们就需要恢复已经丧失的相互尊重。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任务，或许我们就可以从公交车上的行为开始。

译自：The respect deficit by Richard V Reeves

https://aeon.co/essays/restoring-respect-is-the-first-step-towards-a-better-society 

作者简介：

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儿童和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文章曾发表在《大西洋月刊》、《国家事务》、《纽约时报》等报刊上。最新著作是《梦想囤积者》（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