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6日，美国《国家评论》杂志网站刊登了由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撰写的《谁失去了中国？》（Who Lost China?）一文。本文由史庆翻译。
中美双方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接受了北京的“创新重商主义（innovation mercantilism）”。
二战后, 美国的外交政策曾陷入一场激烈的争论：“谁失去了中国？”一些人因毛泽东的掌权备受指责。今天，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场新辩论：“谁第二次失去了中国？”在迈克尔·林德所称的“冷战II”中，中国正朝着全球技术的领导者迈进，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谁又应该对此负责呢？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失去了中国。正如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所写的那样，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经有了取代美国成为主导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的战略。如今，中国不仅寻求经济增长，还寻求技术领先地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曾表示，中国希望成为“自己技术的老师”。的确，在包括人工智能、计算机、电动汽车、喷气式飞机、机床、制药、机器人以及半导体在内的一系列高科技产品上，中国不仅追求精深，而且追求全球领导。
如果中国通过“公平”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比如支持大学研究或提供慷慨的研发税收抵免，那就只是一回事。但是，正如我所在的组织——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所记录的那样，中国已经实施了大量的“创新重商主义”做法，试图不公平地使中国生产者获得优势。这包括要求外国公司将他们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以进入中国市场、盗窃外国知识产权、操纵技术标准、提供大量的补贴以及政府支持的外国企业并购。
但美国的政策（或加上一个“之缺乏”）使得中国在马拉松上跑得更快，且并未采取什么措施来减缓它的速度。
正如白邦瑞写道，“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在帮助中国政府构建蓬勃发展的经济、发展科学和军事实力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且深信着中国的崛起将给我们带来合作、外交和自由贸易。”很明显，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中国现在不仅寻求经济增长，还寻求技术主导。
此外，美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里部署其重商主义武装。故事的开头是理查德·尼克松，他在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建议下开启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目的是扩大中苏两国的分裂。尼克松的策略为中国的重大经济改革创造了政治空间，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并使其能够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开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尼克松这样做使中国崛起加快了至少10年。
7年后，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吉米·卡特签署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科技合作协定。在过去40年里，该协议帮助中国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这项协议使得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能够在美国大学参与科学和工程项目。项目的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支付，并流向了美国在能源、太空和商贸等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领域。为培训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管理人员以使他们融入西方管理实践，当时的政府还在大连设立了国家工业科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并为其发展支付费用。米歇尔·奥森伯格是当时卡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他为这些努力辩护，理由是“从长远来看，我们正在进行中国未来科学界的培训，这应该对美国产生深远且有利（总的来说）的影响”。事后看来，他部分正确：这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通过让直接竞争对手进入美国领先产业的企业，对美国的影响却是不利的。
紧随其后的是比尔·克林顿，他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支持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种希望——事后看来是天真的——当时是强烈的。克林顿称中国的加入是“对美国而言，在经济效果方面一百比零的交易”，他认为该协议“符合我们在所有领域设定的高标准”，而且“它是可执行的，将锁定并扩大对中国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准入”。
但是，正如ITIF的斯蒂芬·埃泽尔与我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未能完全遵守其入世承诺和成员国资格要求。事实上，中国巧妙地利用其WTO成员资格，作为针对其创新重商主义政策指责的全面豁免。例如，中国官员知道，如果他们将强制技术转让政策书面记载，他们将面临被WTO立案的风险，因此这些政策被非正式得执行，且还同样严格。然而，在没有提起WTO申诉且找到中国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美国不能再对中国采取单边行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方对特朗普总统最近决定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后的回应）。
接下来是乔治·布什。布什政府向美国公司和中国明确表示，将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值得称赞的。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格里高利·曼昆称，将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是“一件好事”。曼昆相信这一点是因为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所有的贸易和外国投资都能改善经济福利。但由于大部分的离岸外包是基于中国人为地货币贬值（使其出口产品更加便宜），并要求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以获得市场准入，至少美国部分的离岸外包并非属于全球自由市场运作，而是折射出损害美国的经济福利的扭曲的重商主义。事实上，布什的商务部为美国公司举办会议，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在中国投资。对于那些想把工作和投资转移到中国的企业来说，绿灯已亮。
布什政府在中国回拒了向美国出口中国补贴的出口产品的请愿书后，也向中国发出了同样的信号。中国入世协议中有一条（后写入美国贸易法第421条，简称“第421条”）规定，允许美国征收关税，以限制中国进口激增对美国工业造成的损害。当布什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拒绝使用了一项421条款下的产品保障措施时，它向中国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不会冒险破坏两国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上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国政府明白，它可以继续进行出口倾销和其他不公平的做法，而不受惩罚。
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与中国建立了战略性经济对话。这是一个正式的过程，官员们可以讨论与两国经济关系有关的话题。这并不是为了迫使中国放弃重商主义做法，而是为了缓和国内的紧张局势。在国内，许多国会议员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希冀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时的财政部长说我们“需要中国克服（自己的）日益增长的经济挑战，这一挑战正威胁着中断其经济成功的真实的光辉记录”，“我们希望中国更多成为一个技术创新者”。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可以对付中国的官方口径。
当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总统时，情况似乎会随着其当选有所改变。奥巴马承诺对中国的汇率操纵采取行动。他承诺将提出更多的421条款案件。他承诺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并为美国商品全面开放中国市场。但他上任后仅仅提出了一件421条款案（针对轮胎），对改变中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进程几乎没做任何事。事实上，正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8年里，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其经济战略：不再乐于成为全球的组装线，而是成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强国。在中国政府于奥巴马当选次日“热烈”祝贺其击败麦凯恩时，兴许就已经有所盘算了。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意识到，尽管奥巴马可能会对中国大声喊话，但他背着的充其量不过是一根很小的“大棒”。信号时刻发生在奥巴马2009年11月首次正式访问北京之时。他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轻描淡写，反而强调中国帮助美国对抗气候变化是多么的重要，并期待“在这一重要领域”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但这还不是全部：奥巴马实际上同意加强在民用航空方面的合作（如帮助中国与波音竞争）、共同研发生物创新技术（帮助中国与我们的生命科学产业竞争）以及在其他技术领域与中国合作（尽管当时中国在几乎所有技术上都落后于美国）。奥巴马政府认为如果它在这些技术领域进行合作，兴许中国政府将更愿意对美国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担忧做出回应。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奥巴马甚至表示，两国应该“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尽管中国模式一直是重商主义的）。中国领导人一定以为这帮人已经升仙。在那一刻，他们认识到可以利用这位总统，且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通过摆出“对话”的姿态，来避免任何对他们的进程提出的真正挑战。的确，奥巴马政府为它扩大了布什政府建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现在正式包括诸如类似朝鲜核武器问题的所谓“战略”问题）而感到自豪。但中国政府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实施了一种模糊而拖延的“倚绳战术”。每一份“对话”宣言都在故意拖延，其中包含了中国政府基本上毫无意义的“承诺”，且这些“承诺”通常还会被毫无惩罚得渐渐忽视。例如，在2010年和2012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国“重申了其承诺，即技术转让将由企业自主决定，而不是被中国政府用作市场准入的先决条件”。但中国继续忽视这一承诺。
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更多行动？如前所述，其中一个原因是，奥巴马政府将拯救地球的气候置于保护美国经济的前面。其二，政府官员真诚地相信，通过对话和体悟，中国政府将看见光明，并最终拥抱一条真正的道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其支柱是自由贸易、宽松监管、金融自由化和低关税或零关税。
然而，并不只是这些个总统这么认为。他们受到华盛顿贸易和经济机构令人窒息的群体思维的鼓舞，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考虑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可能性。华盛顿精英的共识是，贸易总是好的（即使是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而另一方是重商主义者）；虽然贸易可能会伤害个体工人，但它不会损害整体经济；而且，挑战外国重商主义和赤裸裸的保护主义之间没有区别。
再加上这种严守严格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中国根本无法通过国有经济取得成功。这难道还不明显么？中国领导人显然从不需要费心去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随着特朗普总统的当选，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明显迹象，修正主义的历史叙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本无法预知。我们打了个赌，但这并没有得到回报。即使最近的转向者开始批判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天真烂漫，他们现在似乎还搞不明白。一个合适的例子是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重估中国》。他们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再试图改变中国，“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以及其盟友和伙伴的权力和行动上”。因此，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他们偷窃、哄骗或强迫交出我们宝贵的技术吧；让他们给他们的先进产业公司提供大量扭曲市场的补贴，从美国公司那里夺取市场份额；让他们限制美国公司的出口，并拒绝让我们的公司公平地进入他们的市场。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意气风发的中国明白它现在可以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更加自信。值得赞扬的是，特朗普是第一位针对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与中国进行强有力对抗的美国总统。但是，当一切事情被安排好，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成功地逆转这些过分的做法，这一点尚很难清楚。事实上，当前的政府犯了两个战略性错误。
首先，它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我们的盟友的支持和承诺，赢得这场针对中国的“战争”并挫败其重商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将非常低。正如一位中国高层官员告诉我的，“我们不害怕G2（中国-美国）或是G20；我们害怕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针对我们的G3。”但是，通过对我们的盟友征收钢铁和铝关税、威胁对日本和欧洲的汽车关税，再加上最近在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对美国的孤立，特朗普已经放弃了任何一个愿意与之结盟的机会。事实上，当前政府似乎相信，它们有可能打、并打赢多线贸易战。此外，如果你的总统相信或至少公开表示“欧盟在贸易上比中国更糟糕”，那么这位总统并没有识别真正问题所在。就重商主义而言，毫无疑问中国的情况糟糕了一个数量级。
其次，即便单边行动在理论上是有效的——虽然在中国的威权政府是否会在贸易战争中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承受更多伤害这点上仍值得怀疑——特朗普政府中共识的缺乏仍然将使成功变得渺茫。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寻求以几乎任何成本解决与中国的冲突；总统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都致力于减少贸易赤字；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似乎更关心的是取消“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不公平做法。这些向中国传达了一个信息，即美国政府不能就它想要的东西达成一致。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前政府似乎正在考虑一项协议，即如果中国通过购买更多的大豆和天然气来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我们就停止对中国施压。这样的交易实际上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将降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使中国先进产业的出口产品更便宜。
此刻，美国政府应该只有一个主要的贸易政策目标：挫败中国将威胁到我们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创新重商主义进程。只有这样，美国才能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在军事、技术和经济上领先于中国。不幸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妥协和失策，今天的成功看起来不太可能。
那么这次谁失去了中国？几乎是每一个人吧。
编译文章：
Robert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National Review, July 26 2018.
网络来源：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from=groupmes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