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地缘政治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但其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辉，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人们过往在进行地缘政治研究时，通常考察的是地缘政治资源、国家的地缘政治类型等，而对相关国际体系的考察是则是相对欠缺的。尽管国际体系对地缘政治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但是国际体系的变化通常会对地缘政治博弈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国 际体系的扩张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地缘政治博弈主体、地缘 政治博弈模型、国际体系扩张的阐述，解读国际体系扩张对地缘政治这一学科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大影响，并试图对地缘政治的固有缺陷进行相应的哲学思考。
作为一门学科，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开创性地用“地理”和“政治”两个词汇组成了一个全新的词汇 ，即 “地缘政治”，开启了 “地缘政治时代”。地缘政治学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在西方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国 际关系理论界关注的重点方向，是国际关系学中的基础性学科之一。所处的地 理位置和拥有的资源会让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或居于劣势地位，因此，地 缘政治地位成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人们在进行地缘政治研究时，通常考察的是具体的地缘政治资源、国家的地缘政治类型，而对相关国际体系的考察是则相对欠缺。尽管国际体系对地缘政治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国际体系的变化通常会对地缘政治博弈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的扩张往往具有关键性意义。
一、地缘政治的考察对象
不同的历史时期，地缘政治理论的考察对象略有差异。早期的地缘政治理 论主要考察气候、自然环境、资源等，而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主要考察国家的地 理分布对其对外政策形成的影响。
(一)早期地缘政治理论的考察对象
西方世界中，对地理环境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论述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在这一时期，很多战略家和学者纷纷将地理知识应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与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人们的行为、性格甚至智力都 要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靠近海洋会激发商业活动，而希腊城邦国家的基础就 是商业活动。温和的气候会对国民性格的形成、人的活力和智力的发展产生积 极的影响”。不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不同的自然气候条件，不同的自然气候条 件决定了适于生长的动植物种类，而动植物是人类的食物来源，而食物的摄取决 定了人类大脑的进化，大脑的进化则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尽管亚里士多 德的观点有地理决定论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 理解不同城邦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是具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认为，气候会影响国民性格和对外政策，“高纬度 的北部地区和温和的气候为建立以法律和正义为基础的政治体系提供了最为有 利的条件，同南部气候条件相比，北部地区和山区更有助于形成比较严明的政治 纪律，而且南部的气候不能激发主动性”。
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希·拉策尔实质上是第一个将政治和地理联系起来，并 根据国家的地理位置研究其对外政策和战略的西方学者，只不过他并没有使用“地缘政治”这一术语。他吸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多观点，认为国家不是静 止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体，国家如同生物一样，是一种生物有机组 织形式，其社会行为遵循着生物规律。国家的特性必然受到为其提供生存环境 的领土特性和所在位置的影响。拉策尔认为，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因素是“空间”，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生存空间”，历史将由大陆规模的大国控制。他 的学说被希特勒所利用，成为纳粹德国实施对外侵略扩张的基础理论之一。
鲁道夫·契伦由于最先发明了地缘政治这一术语，被后世尊为地缘政治学 之父。他对地缘政治学所下的定义非常简单，即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关于表现为 空间的地理有机体——国家的学科。很显然，契伦在地缘政治学中延续了社会 达尔文主义。他甚至将国家看作人格化的、具有感觉和理性的生物，完全站在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为生存斗争”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契伦认 为，中小国家最终必定要屈服于大国，大国则具有天然的“地理使命”，即吞并中 小国家，不断对外扩张。最终，世界上将仅剩下几个巨大而强盛的国家。然而，熟知中国春秋战国史的人都知道，契伦所认为的“最终”还远远不是结束，它只是 大国间火花四射的激烈而残酷的大碰撞的开始。
(二)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对地缘政治博弈主体的考察
人们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地缘政治的方法都对包括弗雷德里希·拉策尔、马 汉、杜黑、麦金德、斯皮克曼等地缘政治理论大家及其提出的诸如“空间有机体” “生存空间”“海权”“空权”“心脏地带”“世界岛”“边缘地带”等理论观点耳熟能详。而上述地缘政治理论为现代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及其战略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有力的思想基础。
英国的麦金德、美国的马汉和斯皮克曼是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中非常经典的 三个代表人物。麦金德提出了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理论，马汉重点强调了离岸 平衡国家的重要作用，而斯皮克曼则提出了地缘政治中的边缘地带理论。这三 种理论或看似针锋相对，亦或矛盾重重，实则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尽管麦金德在其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已经提出了心脏地带国家、边缘地带 国家、离岸平衡国家的相关理论，但是，其对边缘地带国家和离岸平衡国家的论 述显然是不足的。而《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的精华在于这样一句话:“美国最近 已经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西洋才是东西方之间将来的真正分界线。”这句话使得麦金德的理论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开放性，为心脏地带国家、边缘地带国家、离岸平衡国家这三种类型国家的博弈模型建立了理论基础。麦金德在1904年就已经意识到，英国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离岸平衡国家的地位将会被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所取代，因此，麦金德作为拥有无上荣光的大英帝国的公民有极为强烈的意愿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当然不论是大英帝国，还是麦金德本人都无力阻止它的发生，他们都只能退而求其次，力图延缓该情况的出现。很多人都曾经提到过的麦金德的理论缺失，即麦金德地缘对抗模式的单一性，并非是因为其他地缘对抗模式，甚至包括边缘地带理论处于麦金德的考察视野之外，他犹抱琵琶环顾左右而言他的原因只能说明他有难言的苦衷。理论家的理论再正确，他的祖国却因此而衰弱了，那么他将宁愿选择永远都不说出他的理论，也不愿看到祖国的 衰落。从本质上说，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的本质区别不在于理论形态，而在于 他们的国籍，地缘政治理论家的理论都是要为自己的祖国服务的。麦金德不愿 说出边缘地带理论，而马汉和斯皮克曼则完全没有麦金德的顾虑。这样既成就 了马汉和斯皮克曼，也造成了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所谓的理论缺失。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大英帝国既要保持世界首强的国际地位，又要保住欧洲的世界中心 地位。美国则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它只需要争得世之翘楚，并不需要考虑欧洲 是否会继续作为世界的中心，美国并不在乎欧洲是否能够维持世界中心地位。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特别强调了心脏地带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认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地理条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某种巨大的影响，通过欧亚大陆上的一片广袤的地区，游牧民族凭借高度机动灵活和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四方征战。“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世界范围内，俄罗斯取代德国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了北方，俄国可以向其他任何方向发动进攻，当然也可能遭受来自相应方向的进攻，因此，俄国已经具备世界性的地缘战略优势地位。但是，麦金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进程的判断与事实大相径庭，导致世人相信麦金德过分夸大了心脏地带国家的战争潜力和地缘优势，甚至有人认为，因为麦金德有着强烈的反俄倾向，才会如此夸大心脏地带的能力与优势，直到冷战的爆发才重新使得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
我们在研究地缘政治理论时，必须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马汉的海权论 以及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相结合，还原地缘政治理论本身。麦金德的地 缘政治理论强调了心脏地带国家和离岸平衡国家，马汉的地缘政治理论重点强 调了离岸平衡国家，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理论中则着重强调了边缘地带国家。实则人类社会的全部地缘政治史正是这三种类型国家博弈史的体现。地缘政治 对抗模型也绝不仅仅是陆海对抗，即心脏地带国家与离岸平衡国家的对抗。斯 皮克曼提出边缘地带理论后，由于地缘政治中国家类型和实体的增加，极大地丰 富了地缘对抗模型的类型。
二、地缘政治博弈主体
我们已经知道离岸平衡国家、心脏地带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主体，而它们各自的地缘政治特点则决定了它们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离岸平衡国家——绝对优势
马汉所倡导的海权论的精华在于，“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地缘政治中，从“海上马车夫”荷兰到“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再到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有的离岸平衡国家都曾经或正在担当世界霸权的角色。其所具有的某些天然的地理优势，使得它们具备了成为世界霸权的地缘基础。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岸平衡国家，即在大英帝国完全融入国际体系之前，荷兰这个承担了大量陆权国家义务的海权国家一直发挥着离岸平衡国家的重要作用。其后的大英帝国和美国则具有某些相同的地缘条件，能够使得它们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固有的地缘优势，其中，最为关键的除了它们的综合国力强大之外，就是它们优越的地理位置。
大英帝国是一个岛屿国家，尽管欧洲大陆上强国林立，但是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可以保护它避免直接遭到来自世界岛的陆上进攻;美国则是一个两洋国家，并且其周边没有能够威胁其安全的大国存在，类似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几乎不能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为了给自身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寻找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大英帝国和美国可以把大部分、甚至全部战略资源都用于拓展海外利益和强化海上力量，并且将海洋作为“高速公路”直接连接本土与海外利益。
通过夺取殖民地、建立殖民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国获取了稳定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它们都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和远洋商船队，以保障其海外利益的实现与安全。其中，特别是美国，其成为离岸平衡国家的进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代表性。在南北战争前，美国通过战争夺取或购买的方式已经逐步完成了大陆扩张，从原先的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拓展成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国，具备了成为离岸平衡国家的地缘基础。南北战争后，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北方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工业化在美国得以加速实现。“到19世纪末，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第二位(14.7%)跃升到1900年的世界第一位(23.6%)，此后整整一个世纪，美国一直执世界工业生产之牛耳。”工业生产的迅速扩张必然导致国家政策的外向性改变，不论主观上是否愿意，走向海洋，扩展边疆，即将成为美国历史性的必然选择。1893年，美国兼并了夏威夷，这使得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太平洋国家，其向太平洋的扩张成为一种自然和必须的选择，同时，伴随着其国力的不断增长和扩张的惯性，这种选择变得更加不可阻断。在兼并夏威夷之后的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爆发了决定未来美国一个多世纪对外政策走向的美西战争，最终，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和菲律宾。得到菲律宾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具有特别的战略意义，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对太平洋、对亚洲乃至全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甚至要付出更大的牺牲，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海权论》的作者马汉对美西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甚至通过个人行为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的国策，亲身实践了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推动美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将美国的边疆推向西太平洋，推向亚洲，推向全世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总体上说，离岸平衡国家在地缘政治学中是最具优势的国家，历史上能够成为世界霸权的就只有离岸平衡国家。尽管优势明显，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离岸平衡国家直接干预欧亚大陆内部事务的能力不足，必须借助其他国家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中，其对欧亚大陆内部事务的干预都是通过俄国，即心脏地带国家来实现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大英帝国与美国也会尽可能地增加盟国，将边缘地带国家纳入自身的同盟，以取得更大的地缘政治优势。
(二)心脏地带国家——平衡之锚
20世纪初期，麦金德提出了著名的心脏地带理论，其地理范围大致与前苏联控制的地区相符，包括苏联本土和受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当俄国融入国际体系之后，心脏地带国家的角色便一直由俄国来扮演。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谁控制了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
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话语体系中，如此广袤的土地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心脏地带国家与众不同的地缘政治能力。麦金德特别强调心脏地带国家强大的战争潜力和地缘优势。首先，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得俄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极具优势。俄国以北就是北冰洋，特殊的气候条件使得在北冰洋上难以形成固定航道，冰盖的面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得俄国很难遭到来自北方的攻击，历史上也是如此，无论是沙皇俄国、苏联，还是俄罗斯联邦，只要气候条件和地缘条件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北方便会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在俄国以南的地区分布着的是中国、蒙古、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国，这些国家当时要么是农耕文明、要么是游牧文明，几乎无法同俄国的工业文明相抗衡。因此，对俄国来说，这种地缘特征使得它获得了巨大的地缘战略优势，避免了成为“四战之地”的尴尬。其次，技术的进步使得俄国具有了比游牧民族骑兵更高的机动性。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使俄国具备了这种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大动脉”将驻远东地区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善于在极寒条件下作战的苏军运往西部前线参加“伟大的卫国战争”，不但顶住了希特勒的攻势，而且还反攻入德国，为最终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以来，高速铁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广泛的普及，尽管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建成完善的高速铁路网，但是高速铁路是否能够使得陆权国家重新获得地缘战略优势是值得地缘政治学者们继续深入考察的新课题。
实质上，心脏地带国家一直以来都是被离岸平衡国家作为其欧亚大陆的平衡器来发挥作用的。表面上看，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的就是大陆均势政策，实则其地缘政治战略一直是围绕心脏地带国家制定的，或与之合作，或与之对抗。这是因为大英帝国长久以来都存在着一种战略担心或者说是战略焦虑，即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统一欧洲大陆。如果欧洲大陆被这样的国家统一，那么就证明了这个国家国力的强大并富于侵略性，在统一了欧洲之后，大英帝国就必然会成为这个国家下一个侵略目标。尽管大英帝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拥有举世无双的海军，但是大英帝国再强大也无力抵御整个欧洲的进攻。那时摆在英国人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屈服，要么被征服。这两种选择都不是英国人想要的。因此大英帝国必须阻止欧洲大陆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于是大英帝国便根据心脏地带国家——俄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力选择其对外战略，当俄国国力强大并选择向欧洲扩张时，大英帝国则联合受到俄国威胁的其他边缘地带国家共同抑制俄国;当某个边缘地带国家崛起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威胁时，大英帝国则联合俄国甚至也联合其他边缘地带国家一起共同打压这个边缘地带国家。尽管大英帝国这两种地缘战略选择各有优势和缺陷，其主要方式就是利用大陆的盟国和依靠海上力量，但是，其地缘战略的核心均是心脏地带国家。通过对抗和合作的方式，大英帝国将心脏地带国家作为使欧亚大陆各国力量达到平衡的稳定器，使之成为自身在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岛上的平衡之锚。
(三)边缘地带国家——艰难的选择
边缘地带国家是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相对应的是，他认为:“谁统治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他还认为，美国最大的风险就是失去对边缘地带国家的控制权。斯皮克曼所提出的边缘地带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早已有过相关论述，只不过称谓有所不同，麦金德称之为“内新月地带”，包括欧洲沿海地区、亚洲季风区和中东沙漠地区。
首先，对边缘地带国家来说，其最大的地缘政治特点就是同时拥有陆权和海权，因此，它们又被称作陆海复合型国家。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考察，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不可能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满足边缘地带国家与离岸平衡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同时进行陆上和海上争霸的需求。这就使得边缘地带国家面临极为艰难的选择。历史上，所有试图争得世界霸权的边缘地带国家无一例外地全部失败了，其在地缘政治上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它们在面临陆海两线作战之时，其资源的有限性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能力。其次，与离岸平衡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相比，边缘地带国家在数量上较多。这使得地缘政治博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产生了更多的博弈组合。贯穿地缘政治史始终的都是陆权与海权的大博弈，二者之间或对抗，或合作，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但是，在地缘政治史上，从未出现过以对抗陆权和海权为目标的所有边缘地带国家的战略合作。这与我国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提出的“合纵”与“连横”的对外政策极为类似。合纵国数量上较多，其国家利益、战略目标等极难达成一致，各合纵国之间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此，达成合纵的可能性较低，即便合纵能够实现，其联盟的牢固程度也是不值得信任的。与此相似，边缘地带国家也难以形成统一和可靠的联盟对抗陆权和海权。而连横国的国家数量只有秦齐两国，其国家利益、战略目标等都较为容易协调，这就使得合纵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要远超连横实现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离岸平衡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之间相对应的地缘战略选择也更容易达成。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地缘政治史上，离岸平衡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它们相对于边缘地带国家则更具优势，特别是离岸平衡国家更容易取得成功。
三、地缘政治的博弈模型
所谓模型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模型自身是相对稳定的，这意味着只要给定它适当的条件，它就可以得出相对一致的结果，能够较好地解释现象;第二、模型中所引入的解释变量的具体数值或者说参数值不是唯一的或恒定的，而是可变的。以上两个基本含义说明模型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的基本特征，这是科学的基本要求，所以，是否存在较为固定而有效的理论模型是理论科学性程度的标志之一”。所谓的地缘政治博弈模型指的就是心脏地带国家、离岸平衡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相互博弈方式方法。可以说，世界地缘政治史正是这三种类型国家的博弈史。近代以来，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实践非常深刻地表明了心脏地带国家、离岸平衡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之间纵横捭阖的深层原因。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最精华的一句话:“美国最近已经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这句话表面说的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实则所阐述的是大英帝国数百年来地缘战略的精髓，换句话说，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中，这应该是所有的离岸平衡国家都应该采取的地缘战略。从地缘政治上说，作为离岸平衡国家，大英帝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围绕着俄国运行，也就是围绕着麦金德地缘政治的理论核心——心脏地带国家运行。当俄国强盛时，其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使得这些国家很容易地转向大英帝国，大英帝国轻易地就能建立反俄同盟制约俄国的行为;当俄国衰弱、某个边缘地带国家崛起时，面对共同的威胁，英俄之间也能很容易地建立起联盟与之对抗。近代以来，所有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无一例外地被心脏地带国家与离岸平衡国家间的结盟，即陆海结盟所瓦解，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以及日本帝国皆是如此;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数次统一欧洲的机会，但是都被以英国为核心的反俄同盟所破坏。“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这是大英帝国用了几百年的把戏。可以说，陆海结盟是所有试图崛起的边缘地带国家的噩梦。
那么，陆海结盟对抗边缘地带国家的这种地缘政治博弈模型是否无解呢?现在看来，边缘地带国家至少可以有两个有利的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阻止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针对边缘地带国家崛起而建立联盟;第二个选项，就是使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直接进行对抗，试图崛起的边缘地带国家则伺机而动。历史最终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冷战就是这一逻辑的必然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美英霸权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二者地缘政治地位的根本性改变。尽管大英帝国还拥有强大的皇家海军，面对更加强大、地缘优势更加明显的美国，其离岸平衡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不但不保，而且转变成了边缘地带国家。为避免重蹈历史上那些失败了的边缘地带国家的覆辙，大英帝国必须做出选择。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威斯特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说道:“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拥有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放眼四顾，你不但觉得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也感到忧虑，恐怕以后的成就未必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对你我两国来说，现在都有一个机会在这里，一个明确的、光彩夺目的机会……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与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明目张胆地、极其直白地挑动刚刚才共同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盟友进行直接对抗，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不得不说，丘吉尔和他的大英帝国成功地阻止了陆权国与海权国的结盟，同时，尽管大英帝国的衰落是不可阻止的，但其衰落和霸权转移的过程却是相对和平与有序的，而大英帝国为此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对低廉的。
四十多年之后，当克里姆林宫悬挂的红旗黯然降下，转而升起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国旗时，当年那个向美国国内发回8000字长电报的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对其煽动美苏爆发冷战的行为感到极为后悔，甚至为此而流下眼泪。能够对乔治·凯南的这一行为做出最为合理解释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番话。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在发表其第二个任期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时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既是对俄罗斯也是对美国而言的。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美国不能再通过俄罗斯来影响世界的力量对比，或者说美国通过俄罗斯影响世界力量对比的能力遭到了极大削弱，这是因为，尽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其自身国力不但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而且位于它南方的国家不再仅仅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国家，它们当中的某些国家不仅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工业文明、甚至建立起更加先进的信息文明，俄罗斯向周边国家施加地缘政治压力的能力大大下降，难望往昔项背。
四、对国际体系扩张的考察
国际体系扩张所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国际体系所包含的地理范围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将给地缘政治博弈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类别可能由此产生革命性变化。不可否认，现代国际体系是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更确切地说是近代西欧国际体系进行全球扩张的产物，它是现代国际体系的源头，它们之间有着极强的亲缘关系。随着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不断扩张，这一体系所包含的地理范围也不断发生变化，直至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扩张到全球每一个角落。而部分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地缘位置也在随着该体系所涵盖范围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关键类型国家的身份变迁最能体现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张趋势。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俾斯麦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国际体系中，离岸平衡国家，即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地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改变，美国强势崛起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新的离岸平衡国家，而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不在，其不得不被边缘地带化了，三十英里宽的英吉利海峡显然是无法与三千英里宽的大西洋相提并论的;心脏地带国家是相对稳定的，尽管俄罗斯经历了由沙皇俄国革命后转变为苏联、苏联解体后又转变为俄罗斯联邦这样的沧桑巨变，但其地缘政治地位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边缘地带国家在数量上并不唯一，也不固定，其重大变化也能深刻地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如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就对当时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中欧从此不再是诸侯混战的一盘散沙，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足以挑战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边缘地带国家的诞生，几乎迫使所有欧洲国家改变其对外政策，对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影响尤其严重。当西欧的国际体系完成全球扩张之后，在地缘政治理论话语体系中的关键类型国家才得以最终确立。
15世纪至17世纪，世界史上著名的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使全世界建立起了日趋紧密的联系。航海家们前仆后继、不畏艰险地探索，极大地扩展了已知世界的范围。贸易和科技的巨大进步促进了欧洲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日后在全球范围内独领风骚的强大基础，使得近代欧洲的国际体系实现全球扩张成为可能。
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疆界，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国家领土等国际法基本准则，从此欧洲出现了大量的独立主权国家，由这些独立主权国家共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最初的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个最初的国际体系中，各个主要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同样也是依据经典的地缘政治博弈模型展开的。
大英帝国在这一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日后我们所熟知的离岸平衡国家，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拥有海权，其海权国的地位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对荷兰、对西班牙的战争逐步确立起来的。荷兰联省共和国曾经被称作“海上马车夫”，于17世纪上半期取代西班牙成为头号贸易和殖民强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商船队，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贸易。但受限于其地缘政治地位，荷兰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海上和陆上两方面的挑战，然而，有限的资源根本无法同时有效地应对海权和陆权国家的联盟。荷兰在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中渐渐掉下队来。为了争夺海上优势地位，即海洋霸权和海上贸易垄断权，大英帝国三次对荷兰开战，路易十四的法国在1672年向荷兰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在海上和陆上强国的围攻下，荷兰很快便失去了优势地位，大英帝国随即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上霸权国家。
瑞典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起到了心脏地带国家的作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陆权国。瑞典能够暂时充当心脏地带国家的主要原因除了其地理位置和国力强大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国此时较少参与欧洲内部事务。随着俄国对欧洲事务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在俄罗斯逐渐融入欧洲国际体系之后，瑞典也随之逐渐失去了心脏地带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被俄罗斯所取代。俄罗斯取代瑞典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心脏地带国家的标志性事件是1700年至1721年的北方大战。通过《尼什塔特和约》俄罗斯不但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最主要的是俄罗斯由原来的远离欧洲文明的“蛮荒之国”转变为不断介入欧洲内部事务的“欧洲强国”，它“像一艘新下水的舰只，在斧子的敲击和大炮的轰鸣中驶向欧洲列强的大家庭”。随着俄罗斯国势的不断增强，其心脏地带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才得以逐渐显现。
其他强国，如荷兰、奥地利、法国、西班牙以及被俄罗斯取代了心脏地带国家地位的瑞典等国则不得不随着国际体系的扩张而被迫成为边缘地带国家。
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最初的地缘政治结构。在随后的国际体系中，离岸平衡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即大英帝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边缘地带国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地缘政治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一直持续着，直到美国崛起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新的离岸平衡国家。
五、地缘政治的终结与扬弃
尽管地缘政治理论能够使人们受到极大的启发，但其终究不能摆脱地理决定论的束缚;尽管地缘政治中存在着多种博弈模式，但也不能摆脱大国政治的悲剧。当国际体系扩张到极致时，地缘政治理论实质上也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极致更像是一种终结，因此，在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之后再无能够进行地缘政治理论创新的大家出现，无论是地缘政治理论还是地缘政治实践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当国际体系扩张到极致时，在现有的科技条件又不能满足改变地理扩张的范围时，也就是在无法实现星际扩张以扩大体系的条件下，我们如果希望避免“地缘政治学”的终结，就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途径完善“地缘政治学”。
(一)地缘政治理论的终结——国际体系扩张的尽头
我们已经知道，地缘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的扩张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最能体现国际体系的扩张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的理论是“熵”理论。“熵”这一术语原本是热力学定律中的概念，尽管它是物理学概念，但是，当前“熵”理论在社会学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国际体系扩张。
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是守恒的，可以相互转化，但不会消失。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虽然可以在体系内转化，但无法转化完全，总有一部分能量会损耗，这也是永动机无法实现的原因。而“熵”就是在转化中损耗的能量，无法有效利用，就是通常所说的系统中的无效能量。人们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得出下列推论: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趋向是越来越混乱;二是如果要让一个系统变得更有序，必须有外部能量的输入;三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效能量和无效能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发端于西欧的现行国际体系在初始状态下就是开放的，不断有新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这一国际体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俾斯麦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其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和俾斯麦体系时期，国际体系的扩张没有结束，仍然有新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其中。根据“熵”理论，这是使当时的国际体系较为稳定有序的原因。此时，国际体系内的地缘政治话语体系中关键类型国家的变化较少，体系结构较为稳定，甚至有的体系还实现了较为长期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情况是体系结构虽然稳定，但是常伴有战争发生。
当西欧的国际体系完成全球扩张之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地球的表面积终究是有限的，国际体系在未能实现其他形式的扩张之前，在这一封闭的系统中，“熵”的数值将会变得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将会导致国际体系越来越混乱。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崛起、衰落更为频繁。特别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仅仅存在二十年就解体了。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在冷战结束后曾经出现了一个美国的“单极时刻”。从“单极时刻”这个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所持续的时间更短。但由于其他变量，如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二战结束后各个大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国际体系的和平得以实现，但是这种和平却经常伴随着紧张和动荡。
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可以将“熵”理解为混乱，但是在这一国际体系中的混乱，在另一个国际体系中就可能成为秩序。当这一国际体系中的“熵”超过一定的数值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变达到一定的度从而转变为质变时，国际体系将发生重大变革。例如，在普鲁士建立德意志帝国的过程中，普鲁士就是原有的维也纳体系的“熵”。普鲁士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即通常所说的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意志帝国自上而下的统一，深刻地改变了当时国际体系格局，使维也纳体系中“熵”的数值达到了质变的标准，维也纳体系也就随之瓦解，新的国际体系——俾斯麦体系得以建立。在俾斯麦体系中，原有国际体系的“熵”转而成为现有体系的有效能量，对与之相应的国际体系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二)对地缘政治理论终结的哲学思考——客观物质条件的绝对化
尽管1899年就创造了“地缘政治”这个词汇，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不再使用这一术语，转而使用地理政治，其原因就在于地缘政治中的德国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豪斯浩弗，其地缘政治理论为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所赏识，并被应用到了纳粹德国的对外政策当中，成为希特勒决策的理论依据。但是，这并不是地缘政治学本身的错，也不是德国学派的错，当然也不可能是某位地缘政治学者个人的错。战后人们把豪斯浩弗当作纳粹的帮凶进行审判，而一代地缘政治大师豪斯浩弗则不甘受辱，以死明志。尽管如此，在其后多年，人们也不愿使用地缘政治这一术语，很多国家都将地缘政治作为替帝国主义侵略张目的伪科学加以批判，并且一直使用“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代替“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长达数十年。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重新开始使用“地缘政治学”这一学术用语。
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使用“地缘政治学”更能体现出该学科的本质特征。在汉语表述中，“地缘政治学”一词里，最能体现地缘政治特点的就是其中的“缘”字，这个汉字将“地缘政治学”的优点和缺点集于一身，同时体现出来。宿命论通常认为，“缘”指的是命运，是事物预先注定的进程，也可以说是人或事物之间发生某种联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先天的规定性。在“地缘政治学”中，这种规定性可以帮助人们从地理的角度更形象地理解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地理条件的先天规定性，并将这种规定性绝对化，那么我们就会犯地理决定论的错误。这是17、18世纪出现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种体现，所以，很多地缘政治理论家才会将决定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所谓“枢纽”仅仅归结于地理条件，或者说仅仅归结于客观的物质条件。因此，这样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实践意义必然是不完整和十分有限的。
随着人类智识的不断进步，除了对客观的物质条件进行相应的考察之外，随着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的兴起，对主观意识的考察也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国家通过相互尊重彼此的主权、通过承认对武力使用的限定、通过接受国家间的协议、通过外交谈判等一系列准则来消除双方的分歧，减缓安全困境，达到增进相互间国家利益目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可以借助制度达成合作，这种互动在很多情况下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的局面。建构主义学派则认为:“对观念性因素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物质因素，比如观念、自我和他者形象等......强调一种可以将相互建构的实践、信念和预期联系起来的良性循环”。但是，对国际体系客观的物质结构重视不够，尽管不否定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但几乎完全忽视了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的作用。当然，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国际体系和意识层面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进步，但是这也并不能说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解释所有国际关系问题方面的作用是完美无缺的。
很显然，地缘政治理论完全依赖客观的地理条件、无视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做法和新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过分强调主观要素的做法都存在重大的缺陷。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对物质与意识关系有着极为明确地阐述。美国建构主义学派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看重物质基础，把物质基础看作是最终决定性的，但“仅凭物质基础是不能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果的”。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人的意识能够为实践活动创造未来世界的蓝图，指导实践，使实践活动成为有目的、有计划的创造性活动，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强调物质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对物质的强大的能动作用和巨大影响。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不但可以考察地缘政治这样的物质条件，也可以考察主观因素。
(三)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扬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下对新变量的考察
地缘政治学对国际关系的考察完全是建立在地缘条件基础之上的，而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则几乎完全忽视了物质条件的作用，而特别强调意识或精神的作用。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国际关系研究时，则既要考察物质条件的作用，因为任何国际关系事件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空间之内的;同时，也要重视主观意识的作用，这是由于国际关系主体的行为归根到底都是由人来决策和实施的，而对人的考察必然离不开主观意识领域。人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复杂性，使得国际关系发展过程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预期。
在任何一个体系中，所有的行为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行为体之间必然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动。地缘政治体系中，各地缘政治主体间的互动自然也不会例外，地缘条件为它们之间互动提供了某种形式上的框架。可以这样说，在国际关系领域地缘条件是地缘政治主体间互动的物质承担者，各个主体的地缘政治特点和博弈模式能够直接决定互动的宏观架构或互动平台的构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理论，通过认识论和实践论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理解地缘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因此，我们可以对其归结为两个维度来进行考察，即国家决策者的“认识”和国家实践。国家决策者的“认识”来源于国家实践，国家实践是国家决策者“认识”的基础，国家实践对国家决策者的“认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决策者的“认识”对国家实践具有反作用。国家决策者的意识支配着国家实践，这种本质特性决定国家实践不能离开国家决策者“认识”的指导。国家决策者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其特有的活动方式和发展规律。国家决策者的“认识”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国家实践，或促进或阻碍国家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国家实践与国家决策者的“认识”要相统一，使二者紧密结合和相辅相成。
国家决策者的认识过程与国家实践过程相结合就是互动的过程。国家决策者在国家实践的运行过程中实现对国家实践的掌控，它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环节:一是国家实践目的和行为方案的确立;二是依据目的和方案，国家决策者通过一定手段对国家实践的客体施加影响;三是完成、检验和评价国家实践的结果，并根据其结果修正国家实践的目的和方案，从而实现反馈和调节国家实践。国家决策者的“认识”的运行过程与国家实践的运行过程在要素和运作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突破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观点，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智识整体上的进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三个共同体理念，倡导政治、经济、安全新秩序等新理论新观点，同时将其应用于我国的外交实践当中，为形成地缘政治良性互动、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地缘政治悲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