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查·伯顿译注《一千零一夜》中国影印版”写序，我首先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以理查·伯顿为主，还是以《一千零一夜》为主？
以伯顿为主的理由是，《一千零一夜》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伯顿其人则一般公众所知不多；以《一千零一夜》为主的理由是，这个英译本和中国已经出版过的任何《一千零一夜》版本都大异其趣。
反复考量下来，我最后决定折衷兼顾，冒险而行——既冒着老生常谈的风险谈谈《一千零一夜》其书，也冒着班门弄斧的风险谈谈伯顿其人。
从一个故事看版本的复杂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很早就引起我困惑的书。
我少年时代读过编译性质的少儿版《一千零一夜》或《天方夜谭》，内容早已不复记忆。我拥有的第一个比较像样的《一千零一夜》版本是纳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共六册三千二百七十四页，是从阿拉伯文直接译出的。
全书开头第一篇《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是整个故事的缘起，任何人都不可能忽略。在纳训译本中我读到，国王沙宰曼出远门去看望在别国为王的兄弟，忽然想起忘了拿东西，就回宫去取，结果看到“王后正跟乐师坐在一起弹唱、嬉戏”，沙宰曼的反应是“宇宙霎时便在他眼前变黑了。……于是拔出佩剑，杀了王后和乐师”。
我当时就有点困惑：你自己出远门了，王后和乐师弹弹琴唱唱歌又怎么了？至于宇宙变黑吗？至于为这点事就杀人吗？
我怀着困惑继续往下看，沙宰曼到了他兄弟山鲁亚尔国王宫中，某一天山鲁亚尔国王出宫打猎，在宫中做客的沙宰曼看见二十个宫女和二十个奴仆，“王后也在他们队中，打扮得格外美丽”，他看见王后和宫女奴仆们“缓步走到喷水池前面坐下，又吃又喝，唱歌跳舞，一直玩到日落”。这番在我当时看来挺正常的景象，让沙宰曼感到“我的患难比起这个来，实在不算什么！”——沙宰曼的“患难”就是他看见自己的王后和乐师弹唱嬉戏。沙宰曼犹犹豫豫地将此事告诉了兄弟山鲁亚尔国王，于是山鲁亚尔国王伪称出猎，躲在宫中和兄弟一起再次见到了那天王后和宫女奴仆们在喷水池边的景象。这回看来他们的宇宙更加黑暗了，因为两位国王连杀人的勇气也没有了——他们五雷轰顶，万念俱灰，感觉“没有脸面再当国王了”，居然就此抛弃王位，一同浪迹天涯了！
这回我的困惑当然更为厉害了。自己的王后和乐师、宫女、奴仆一起吃喝或弹琴唱歌，为什么会是如此严重的事情，以至于可以让国王怒火中烧地杀人，还可以让他们自感没脸再当国王，立马抛弃王位自我放逐呢？
十六年后，另一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放上了我的案头，这回是李唯中的译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共八册四千二百六十一页，护封上标有“善本全译”字样，是从权威的阿拉伯文版译出的。我想起十六年前的困惑，赶紧细看这个版本开头的“国王舍赫亚尔兄弟”一章，这下当年的困惑顿时冰释。
原来国王沙赫泽曼（即纳训译本中的沙宰曼）回宫取物时看到的景象是这样的：“王后正在他的床上，躺在一个黑奴的怀抱之中……”这就难怪他要赫然震怒，“将那一男一女斩杀在床上”了。而两兄弟在国王舍赫亚尔（即纳训译本中的山鲁亚尔）宫中所见喷水池边的景象，竟是“应声走过去一个黑奴，上前拥抱王后，继之二人紧紧搂抱在一块儿，云雨起来，……如此这般，直到夕阳西斜，黄昏将至”。这就难怪两兄弟万念俱灰，立马抛弃王位自我放逐了。
我不厌其烦地回顾上面这段公案，是想用个案来说明一个问题，即《一千零一夜》的版本极为复杂，据李唯中说仅编译的少儿版就超过八十种。而各种版本的文字出入甚大，比如纳训译本三千二百七十四页，而李唯中译本达四千二百六十一页，两书开本相同但前者竟少了近一千页，这一千页的篇幅，得删掉多少类似第一篇中的情节啊！大量的删节，搞得连一些故事的基本情节都变得难以理解了。
关于《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
至于《一千零一夜》本身，在这篇序中似乎已经无需再说什么。对于那些“阿拉伯文学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之类的老生常谈话题，我也没有什么新见解需要补充。只有一个问题，鄙意以为或许还值得略谈数语。
以往国内出版社出版《一千零一夜》或《天方夜谭》时，为了强调是在将一种有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国人，通常都如出一辙地正面介绍其中故事的生动、智慧、美妙、想像力丰富等等，所举之例，当然不外《阿里巴巴四十大盗》《水手辛巴达》《阿拉丁神灯》这些脍炙人口而且已被反复搬上银幕的故事。
在这类介绍中，以我所见，无一例外都对另一个事实缄口不言——即书中大大小小嵌套着的故事中，其实也有不少是平淡无奇或乏善可陈的，有的是比喻意图过于明显，有的是说教色彩过于浓重。对这一事实缄口不言，当然是怕冲淡了读者对此书的兴趣。尽管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如此“隐恶扬善”并非严谨的态度，但介绍适合大众阅读的文学作品时，不拘泥于学术上的严谨，也无可厚非。
然而，现在这个理查·伯顿译注本，所服务的读者对象，当然都是有学术修养和历史情怀的学术界人士，至少也是“学术票友”，非一般读者可比。对这样的人士来说，告诉他们书中的故事并非个个精彩，丝毫不会影响他们披阅这个版本的兴趣——他们本来就不是奔着看几个精彩故事来的，那些故事他们应该早就耳熟能详了。
对这样的读者来说，理查·伯顿在《一千零一夜》译本中所加的大量脚注，以及后面几大卷的“补遗”，才是特别吸引人的内容。阅读这些内容时，故事是否精彩已经完全无关紧要了——事实上，这时故事所起的只是类似“药引”的作用。这恐怕只有我当年阅读霭理士（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的潘光旦译注本时的光景，差能近之。
关于《一千零一夜》的伯顿译注本及其学术价值
读者手中的这个《一千零一夜》译注本（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据说是理查·伯顿穷三十余年之功，从1852年开始，直到1888年才最终完成的，凡十七卷，每卷卷首皆有“伯顿俱乐部印行，仅供私人用户”字样。前十卷为正文，第十卷末还附有研究论文，后七卷被伯顿称为“补遗”（Supplemental Nights to the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全书于1885到1888年间印行完成。
这里先要澄清一个枝节问题：在关于理查·伯顿的史料中，他的《一千零一夜》译注本有时被说成十六卷，有时被说成十七卷，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没错——“补遗”部分的分卷序号是到六卷，这是“十六卷”的依据；但“补遗”的第三卷又被分成了上下两卷（上卷至第304页，下卷页码从第307开始，可以理解为标题页和卷首插图分别占了第305、306页），这是“十七卷”的依据，本文从之。
相传伯顿靠这个《一千零一夜》译注本挣了一万畿尼，成为他挣的第一笔大额稿费，而经过删节的“《一千零一夜》家庭版”的销售则乏善可陈。
不过研究阿拉伯史的权威希提（Philip K.Hitti）认为，“伯顿的译本是以佩恩（John Payne）的译本为蓝本而加以润色的，只有诗句是伯顿自己译的”。希提认为“佩恩的译本是最好的英语译本”，但伯顿的译本“力求更能表达原本的东方风格”。
在这个英译本的大量脚注中，伯顿放进了他多年收集的各种相关材料，包括性爱、生育、阉割、割礼、避孕、春药等等，五花八门，丰富多彩。
伯顿在这个译注本中所做的这番功夫，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渊源有自，这实际上和从希腊化时期，经过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在西方历史上大量出现过的经典作品的“评注本”，至少在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
再进而言之，这种传统甚至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也能找到踪迹——乾嘉学人对前人经典作品所进行的大量笺注、疏证等工作，和西方历史上的“评注本”，以及伯顿的《一千零一夜》译注本，至少在风格上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理查·伯顿的传奇人生
理查·伯顿（Sir RichardFrancis Burton，1821—1890）其人，颇富传奇色彩，其人其事其书，生前身后，国内国外，都颇多争议。
理查·伯顿外表有点像东方人，这一点被认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姐们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他那突起的颧骨使他看来像个阿拉伯人，那双吸引人的眼睛又像吉普赛人那样带着阴郁，……从他的脸上找不到什么漂亮的地方，但却反映出一种惊人的兽欲、一种压抑的残暴和魔鬼般的魅力”。照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的说法，伯顿太太，一位出身名门的美女，当年就是被伯顿的眼睛迷住的。他们拍拖了五年才订婚，伯顿太太后来说：“我希望我是男人，要真是的话就当理查·伯顿；可惜我是个女人，只好当伯顿太太。”
伯顿太太可不是好当的，因为伯顿相信“禁欲是纯粹的罪恶”，在他心目中，多配偶才是“本能的自然法则”，所以他从年轻时起就“喜欢淫荡的生活”，中年时又对美国实行多妻的摩门教心往神驰，甚至专程去了一趟盐湖城；而且他勇于探险热衷远游，夫妻难免聚少离多；况且他还是个双性恋者，更兼天赋异秉极为有才，遇到如此自称已经“触犯了十诫中每一诫”的风流才子兼无行浪子，一般女子如何消受得起？不整天以泪洗面才怪。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理查·伯顿的头衔是“英国杰出的学者、探险家和东方学家”，他作为探险家载入史册的勋业有三项，第一项是“第一位发现非洲坦噶尼喀湖的欧洲人”，第二项是“考察索马里兰穆斯林的禁城”，第三项就相当奇怪了：是“穿过不开放的麦加和麦地那城”——他化装成穆斯林才完成了这项侵犯当地主权、冒犯当地宗教尊严的“勋业”，伯顿身上那种勇于冒险敢于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浪子本色在此事上表露无遗。当然，作为学者，他此行也留下了《麦地那和麦加朝觐记》，被认为“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冒险记事，也是对穆斯林生活和礼仪等的经典论述”。
理查·伯顿有语言天赋，1840年他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之前，已经通晓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至少两种欧洲方言。不料入学两年，他就因违反校规被牛津大学开除，于是进入英军在印度的孟买步兵团，任步兵少尉。他在印度生活了八年，学会了印地语、马拉塔语、信德语、旁遮普语、泰卢固语、普什图语、木尔坦语、古吉拉特语，他还熟练掌握了梵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伯顿总共通晓二十五种语言，如果算上方言的话，总计超过四十种语言。
伯顿在印度期间，迷恋上了东方文化，虽然他游历多方，但他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是东方式的。他一生总共出版了探险游记四十三卷，译作约三十卷。中国自古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语，伯顿可谓近之矣。但他最著名的著述，通常认为还是他译注的《一千零一夜》。
1886年，英国女王为表彰理查·伯顿“服务于帝国”的贡献，授予他圣米格尔及圣乔治二等爵士勋位，遂得在姓名前冠以“Sir”字样。四年后伯顿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今属意大利，当时属奥匈帝国）逝世。
理查·伯顿与古代性学经典
理查·伯顿晚年和友人组织了“爱经圣典协会”（KamaShastra Society），这个协会有一个梵文名字，还有一个虚构的总部——从来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坐落于何处。
1883年“爱经圣典协会”刊行了由理查·伯顿翻译的印度《爱经》，即《印度爱经》或《欲经》；因书名的发音（Kama Shastra，有时也拼写成Kama Sutra），又被称为《伽摩经》《迦玛经》等。作者筏磋衍那（Vatsyayana），后人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生活于公元1世纪至6世纪之间。《爱经》英译本初版书名是《译自梵文的筏磋衍那爱经》，并有版本说明“科斯莫波利斯，1883，仅供伦敦和贝拿勒斯的爱经圣典协会非公开发行”等字样。
1886年“爱经圣典协会”又刊行了由理查·伯顿整理翻译的《香园》（The Perfumed Garden）——当时的书名是《酋长的芳香花园，或16世纪阿拉伯人的爱之艺术》。这是目前西方最权威的英译版本，不但内容齐全，且就此书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尽的介绍，对于性学或文化研究者来说，尤有重要意义。伯顿表明自己翻译《香园》的原因时说：原因只在于该书引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许道出了理查·伯顿自己的心声：
我对真主发誓，毫无疑问，这本书中的知识是必要的。只有可耻的无知之辈、所有科学的敌人才会对之无动于衷，或冷嘲热讽。
理查·伯顿还翻译了《欲海情舟》（AnangaRanga，又名《爱之驿》），原作由诗人库连穆尔（Kullianmull）编写，据说是用以讨好阿赫姆德·洛迪（Ahmed Lodi）之子拉克罕（Ladkhan）的——人们认为他是公元1450至1526年间统治印度的洛迪家族的成员或亲戚。《欲海情舟》应成书于15至16世纪。此书可视为《爱经》的升华本，是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加以概括而形成的，因而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理论性。
此次影印的理查·伯顿译注本《一千零一夜》，或许是“爱经圣典协会”印行的古代经典中最重要的一种。此外“爱经圣典协会”还刊行了一些与性爱有关的书籍。
伯顿太太的焚书和伯顿的身后是非
理查·伯顿在《一千零一夜》和《香园》等书的翻译上花了大量心血，给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他死后，伯顿太太虽然接受了六千畿尼的《香园》稿费，却将伯顿的《香园》译稿焚毁，并且连同伯顿的日记、笔记和其他译稿，全部付之一炬。她为自己这种疯狂行为辩护，据说这样做是为了“让理查·伯顿的名誉永远无瑕疵地存在”。也就是说，伯顿太太认为，伯顿对这些性爱经典的研究和翻译，都是有损他名誉的。周作人评论此事说：伯顿太太“这样凶猛地毁灭贵重的文稿，其动机是以中产阶级道德为依据”。
伯顿在《爱经》英译本序中说：
当大众忽视一门学科的知识，把它们当作难以理解或根本不值得考虑的问题时，完全的无知已经非常不幸地毁掉了许许多多的男女。
事实上，关于情爱的知识与情爱本身一样重要，只有通过性与爱的教育，才可能有美好的生活。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有“美好的生活由爱而激发，由知识而引导”之语，正是此意。而从理查·伯顿翻译的几种性学经典来看，它们都能够坦然地讨论、研究性和性爱，而不搞那些遮遮掩掩、假装正经的把戏。
周作人对《香园》以及理查·伯顿翻译这些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大胆和率真十分欣赏，在谈到《香园》时曾大发议论：
中国的无聊文人做出一部淫书，无论内容怎样恣肆，他在书的首尾一定要说些谎话，说本意在于阐发福善祸淫之旨，即使下意识里仍然是出于纵欲思想，表面上总是劝惩。
在周作人看来，《爱经》《香园》等作品，其中有些内容和中国古代房中术有相似之处，但《爱经》《香园》等作品中却完全没有“选鼎炼丹、白昼飞升”等等的荒唐思想，所以周作人的结论是：
因此感到一件事实，便是中国人在东方民族中特别是落后，……中国人落在礼教与迷信的两重网里（虽然讲到底这二者都出自萨满教，其实还是一个），永久跳不出来。
不过周作人有他自己的知识局限，他对于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有相当严重的误解，因为在主流的、同时也是历史最久远的中国经典房中术理论中，本来就没有“选鼎炼丹、白昼飞升”等等的荒唐思想（这些属于较晚出现的支流）。而在今天看来，周作人的上述感叹则是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比如这个伯顿译注《一千零一夜》中国影印版的印行，本身就是“跳出来”的表现之一。
理查·伯顿的这些翻译工作，连同他的大量其他作品，包括游记之类，因为都表现出对性的强烈兴趣，难免让卫道之士暗暗皱眉甚至义愤填膺；他还被牵涉进一些关于同性恋的指控中，这些在他生前曾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不过总体来说，还算有惊无险，伯顿的晚年是在财富和荣誉的簇拥下度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