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王富仁自己也没有料到，发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上的博士论文摘要《〈呐喊〉〈彷徨〉综论》会引发长达数年的论争。①之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创刊号上即发表陈安湖的批评文章《鲁迅小说“研究系统”商讨》，王富仁刚开始并没有回应，一年之后才发表长篇文章《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分上下两期在《鲁迅研究动态》上登载。此后《鲁迅研究动态》两年之内组织了数篇讨论文章，加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②形成一场不小的学术论争，“在我国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③“引起震动”④。这场论争持续了三年时间，当时鲁迅研究界、现代文学研究界不同代际的学者很多都卷入其中，如陈安湖、陈尚哲、王富仁、袁良骏、林志浩、魏绍馨、刘川鄂等都参与论争，陈涌虽未发表文章，却也牵涉其中⑤。从后来的学术史来看，这次论争可以说开启了新时期鲁迅研究范式的转型。“无论多么好的阐释视角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出现阐释饱和与意义超载。如果不进行视角转换或移位，学术就无法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王富仁站了出来，勇敢地指出现有研究系统的‘偏离角’，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新的研究系统。”⑥这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然而，过去的研究集中于对王富仁影响的评议，而对于论争本身则较少关注。这一论争的焦点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焦点?学术论争与大的政治背景有什么关系?30年后，我们再度梳理这场学术论争的意义与启示何在?本文尝试从以上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
王富仁在论文中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鲜明主张，指出“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⑦。这个研究系统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30年间实际规定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方向。但王富仁发现，这个研究系统与鲁迅原作存在着“偏差角”，它所描绘出来的《呐喊》《彷徨》的思想图示是变了形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导致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二元分离而非统一，创作方法的研究也变得孤立而非综合考虑，甚至可能会对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鲁迅小说产生障碍。王富仁认为有必要调整这个研究系统，“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接下来王富仁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即“《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问题在其中不是被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⑧
陈安湖与其后的批评文章首先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点。陈安湖直接从根本上质疑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新研究系统’，在理论上是否真正站得住脚，是否有利于挖掘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陈安湖引用列宁的话来作为论据，认为还是要参照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话——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认为列宁这里所说的“革命”恰恰就是指的政治革命，“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他不但关心思想革命，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关心政治革命。在他们心目中，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不能分开的，而且思想革命必须服从于政治革命。”陈安湖强调“不能抛弃列宁的原则”。他又继续援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小说是适应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的产物。”认为鲁迅的小说“主要就是揭露辛亥革命的弱点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揭露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揭露他们对农民力量的漠视。他的这些描写客观证明了中国人民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他认为“鲁迅小说反映了人民要求首先进行一场深刻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⑨在陈安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生命力和艺术生命力、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这个方面。
陈安湖最后所得出的关于鲁迅小说的观点，实际是沿用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主导鲁迅研究界的陈涌的观点，出处则是影响深远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彷徨〉研究之一》。这篇经典长文，在一开始即将鲁迅定位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引用毛泽东对于旧民主主义时代的界定，指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全文分析了《呐喊》《彷徨》小说中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证明了鲁迅的小说是证实了毛泽东或列宁对于这些阶级的科学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鲁迅在‘五四’和以后一个时期便以其深刻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力量真实地表现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的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的动力，但农民本身却具有他们的弱点，而知识分子呢?……当他们把自己‘孤独’起来的时候，他们是软弱无力，毫无作为的……无产阶级这种力量……鲁迅在整个写作《呐喊》和《彷徨》的时期，还是没有找到，没有认识到的。”⑩无论从20世纪80年代，还是今天回头来看陈涌的这篇论文，都会发现一种模式，正如魏绍馨批评陈安湖、陈尚哲，“他们常常不是从鲁迅的小说出发，经过具体的分析，论证得出应有的结论，而是先摆出某种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的一般原理，然后再从鲁迅小说中去寻找证据。”(11)在这种研究方法指导下，鲁迅的作品被最大程度地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去解读，突出鲁迅的“伟大的革命家”的身份，很多时候往往陷入为论证而论证，从而扭曲作品，走上了过度阐释的歧路，这集中体现在对于阿Q的解读上。陈涌在文中将阿Q作为鲁迅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的有力证据，“正是在反映中国农民的最可悲的落后性的阿Q身上，鲁迅证实了他的这个看法”。这正是王富仁所指出的“偏差角”。
从陈涌以下主导前30年的鲁迅研究模式的理论根基在于“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12)，这实质上是发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念，“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3)，在文艺批评标准上，也是“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4)。这种文学观念与批评标准在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中，日益激进、公式化与窄化。
陈安湖等所维护的正是王富仁所要破除和反对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争执的关键也正在此。王富仁将鲁迅研究从“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转换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高呼“回到鲁迅那里去”，要破除和反对的正是将文学从属于政治，过分突出鲁迅“革命家”的身份，而忽略了他原本更主要是“文学家”“思想家”的做法。
应该看到，王富仁的这种反思也只有在新时期才能出现，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对于前30年总的反思与思想解放思潮背景下展开的。“在王富仁的命题提出之前，文学界出现了三场大讨论、大论争：1979年初开始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讨论，1980年开始的‘关于马列、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讨论，1980年出现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这些讨论和论争，对包括王富仁在内的年青学者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们面对着社会的冲击和文学的反思，开始反思自己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式，以此作为对已有成果超越的契机。”(15)而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王富仁的许多观点也并非横空出世，是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例如，对于建国以后的研究中过分强调阿Q革命的一面，淡化其消极意义，王富仁指出这与鲁迅原作的艺术构成在整体面貌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观点应是受到了支克坚文章(16)的影响，但与支克坚不同的地方在于王富仁并不满足于在局部中谈论问题，不是以鲁迅否定阿Q的革命而与鲁迅赞成革命这样的观点对立，而是跳出简单的肯定与否定的评价，要求更换整个研究系统。由此可见，对于原有研究系统的突破从“文革”结束后即已开始，但都是局部的，王富仁则是第一次喊出要重新调整整个研究系统，“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的研究系统”。且不论“代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成为此后批评的焦点之一)，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也是意义非凡的。
二、“反资产阶级”还是“反封建”
陈安湖在质疑完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孰轻孰重之后，又提出了一个争议的主题，即“反资产阶级”还是“反封建”?“鲁迅在反映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批判，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样一些对中国革命来说非常重大、非常深刻，并且影响非常深远的内容，并不属于反对封建思想的范围，而是属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范围。”(17)陈安湖认为鲁迅《呐喊》《彷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描写也是属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范围，与鲁迅对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批判是相通的；王富仁将鲁迅小说说成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并不反映它们的实际情况，不是提高，而是贬低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价值高低的判断，反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比反封建思想革命更有政治意义的，价值更高。在这里，“反资产阶级”和“反封建”是相对立的概念，林志浩的文章中也能找到呼应处。林文中批评王富仁：“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指导思想，使他对鲁迅小说的分析，在某些地方也成了‘一个变了形的思想图式’。”(18)林将反封建思想革命指认为“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这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是很能使论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应的，魏绍馨则批评陈安湖“为了批驳王富仁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说”，“夸大了这两本小说集的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容”。(19)
王富仁之所以关注到“反封建”，首先是与其观察到鲁迅的前期小说没有直接涉及“反帝”的内容有关。“中国的鲁迅研究者，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就主要着眼于中国的政治革命，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从其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紧密联系得到高度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的。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归纳为‘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这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鲁迅研究界，更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指导纲领。”(20)另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革”结束后国内的“反封建”思潮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提倡。“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走出来，连当时的政治领袖人物也大力倡导反对封建思想，这无疑也是支持我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的重要原因。”(21)根据已有的研究，最早提出从“反封建”角度反思“文革”的是史学界，著名历史学家黎澍较早地提出了反封建的问题。黎澍1978年底写就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发表在1979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他提出“人们多年来警惕地注视着资本主义复辟还不是主要的、大量的，真正复了辟的倒是从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者前赴后继反了几辈子的封建主义。”“不重视对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22)黎澍的文章产生很大反响，引发思想界热议，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一时形成了一股批判封建主义的风潮。(23)但“反封建”进入中共领导视野，其中的关键人物则是中共元老李维汉。1980年6月19日，李维汉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宁培芬的采访，提及此前李维汉曾向邓小平建议，由邓小平出面来提倡全党反封建，因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的决议，我都是拥护的。但有些问题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走向自己的反面?这问题怎样解释?”在李维汉看来，“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在谈话中，李维汉联系历史和现实，指出封建残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几位领袖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在当下现实中表现为等级制、家长制、干部终身制、个人崇拜等多种形态，在历史中，“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这是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的大暴露。林彪、‘四人帮’的纲领口号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等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24)在这里，李维汉已经提出了将“反封建”作为反思“文革”的思想方向。邓小平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在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就是著名的“8·18”讲话中将“反封建”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25)“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26)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将“文革”归为“封建主义残余尚未肃清的表现”，正式提出要“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于不可能不涉及的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很睿智地判定：“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7)这些观点而后以党的文件固化，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封建残余作为“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28)在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知识界积极跟进，李泽厚与王元化高举“新启蒙主义”的旗帜，金观涛、刘青峰合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学理上论证了封建主义长期存在的根基，影响广泛。从当时的文学评论也可以看出(29)，文学作品以反封建为突破口来揭示、反思“文革”，呈现出主题突出的特点。正是这种“反封建”思潮支持王富仁大胆提出新的研究系统。
然而，尽管王富仁看到了当时的政治领袖人物也在倡导“反封建”，多年以后他再度提起，其中也有着某种疑问——那为何他仍遭到质疑与批评?这依然可从邓小平“8·18”讲话看出端倪。“反封建”既是一种对于“文革”反思方向的指引，也是一种限制与规定。邓小平强调在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时，“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更为复杂性的一面在于，讲话在第四节的最后用较大篇幅来提醒“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30)这是胡乔木在给邓小平起草讲话时加上的。(31)此前在反封建讨论中，《人民日报》曾受到过很大压力。先是胡乔木出面阻止，后是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出面干预。这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不单独提反封建主义，还是提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32)胡乔木与这位负责人的想法是一致的，1980年6月25日，胡乔木在给胡耀邦的信中说道：“现在只提反封建主义，易放松反对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和各种恶性腐化现象，也不妥当。”(33)中宣部印发了这封信并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由此反封建的提法被暂时搁置，直到邓小平讲话再度提起。而由胡乔木、邓力群起草的“8·18”讲话稿能看出与上封信观点的一致性，都在强调反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后，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信中也在强调中国发生“波兰事件”的可能性，强调要注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于当时因邓小平“8·18”讲话引起的肃清反封建残余以及政治制度改革造成了消极的影响。1980年末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胡乔木给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更加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34)这是“文革”后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数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先声。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因为各种原因很快就结束了，但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持续时间较长。“《呐喊》《彷徨》综论”论争主要是在1987、1988年，正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高潮时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论争双方各自侧重“反资产阶级”和“反封建”的提法。
三、“旧”与“新”
在以“思想革命”替换“政治革命”，以“反封建”替换“反资产阶级”这两点上，论争的多数派是支持王富仁的，但在另一点上，几乎所有参与论争者都批评他，这就是其片面性与绝对化。反对方陈安湖、陈尚哲、林志浩等人一致批评王富仁的结论：“《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如林志浩的观点，这样逻辑推演下去，则必须用思想革命的镜子来代替政治革命的镜子，才符合鲁迅“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这就“把问题推向了极端，产生了片面性”(35)。尽管王富仁在论文中曾经提及鲁迅小说“所涉及的是绝不仅止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问题”，他也“绝不反对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客观政治意义”，但具体论述时确实主要集中于思想革命，没有去探讨小说的政治意义，这就被抓住了漏洞。
袁良骏可谓王富仁强有力的支持者。对于陈安湖批评王富仁的基本论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政治错误，袁良骏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予以否定，认为陈安湖“以偏概全、过于草率”，局部的正确意见都被纳入到那个吓人的框架中了。在这里，袁良骏将学术论争与政治论争分开，指出王富仁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鲁迅小说，并非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是否以毛泽东的政治论断为纲来分析鲁迅的小说并不代表不同的政治路线，不能以反证法来下政治判断——这是陈安湖等喜欢用的论证方式，比如不按照毛泽东的政治论断为纲就是“反毛泽东思想”之类。袁良骏甚至大胆地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某些具体论断，甚至马列主义的某些具体论断，也都是可以研究、讨论和商榷的。可以说，袁良骏是为王富仁辩护最力的一位，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王富仁。但爱之深责之切，袁文用一半篇幅为其辩护的同时，用另一半篇幅严厉地批评王富仁，意见也主要集中在片面性与绝对化上。袁良骏认为王富仁的基本论断有其偏颇性，在这一点上他赞同陈安湖的观点，“正如陈安湖同志曾经正确指出过的那样：《镜子》割裂了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必然联系，并使它们人为地对立起来……这就从真理走向了谬误，从辩证法走向形而上学了”。在表述上王富仁则有绝对化的倾向，论文中“反封建思想革命便成了《呐喊》《彷徨》一切艺术特色的总根源、总纲。‘纲举目张’，只要抓住它，对一切艺术特色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在这里，王富仁与其所反对的“旧系统”的思维模式并无二致，“旧系统”是“政治革命”决定一切，“新系统”是“反封建思想革命”决定一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之，袁良骏指出了王富仁的“新研究系统”的问题，“如果说《镜子》代表了新的‘研究系统’，也只能说这个系统把《呐喊》《彷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意义强调得过了分”“新、旧两个‘研究系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们只存在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不存在什么势不两立的关系。如果说旧的‘研究系统’有什么‘偏离角’，那么，新的‘研究系统’同样有‘偏离角’，只不过‘偏离’的角度不同而已!”(36)这一点魏绍馨也发现了，“象陈安湖同志所说的作者在《彷徨》中主要是理智的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各种弱点’，或者象王富仁所说的作者既‘否定离开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更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那都是把小说这种文学作品误认为是思想批判的论文”(37)。年轻的学者刘川鄂在强烈批评“旧系统”的缺点、高度肯定王富仁“新系统”的同时，却也不同意“新系统”代替“旧系统”的提法。在刘川鄂看来，两者都是社会历史批评，仍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宜全盘否定。(38)论争到最后，大家发现所谓“新”“旧”系统本质上并无不同，它们有着同质的理论前提、思维模式，但关于这点大家只是提及，并未进行展开。
几乎与此同时，汪晖对“新”“旧”研究系统都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深挖两种研究系统背后的思维方法，“我所说的思维方法的局限更主要地体现在他的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和由这种决定论方法建立起来的完整体系之中”。他指出，王富仁论文的庞大体系建立在双重因果决定关系上：时代的思想革命决定了作家的意识倾向，而后者又决定了作品的意义、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思想革命成为王富仁论述的起点，也成为他的终点，甚至连艺术方法及技巧都由思想革命决定。“从陈涌到王富仁，他们的小说研究无意于探讨鲁迅与现代文化思潮的复杂联系，无意于探讨鲁迅的文化心理在艺术中的呈现，因为这一切都在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历史的‘本质规律’之外。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王富仁与他的批判对象之间的思维模式上的内在联系。”(39)王富仁在批判“旧系统”，树立“新系统”的时候，却并没有摆脱“旧系统”的思维模式，仍旧在此窠臼之中。因而，他虽然高举反叛的旗帜，但对于原有系统并未真正打破。“在王富仁最富有革命性的地方，我们发现他的思维模式没有得到真正的革命性的改造。”(40)王富仁提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希望以此来否定鲁迅研究的“政治革命”论，这里的理论预设是鲁迅自身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系统，研究者可以摆脱主观的意识形态世界，“回到”客观的鲁迅的世界，而且“首先”就意味着这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出发点，这与“旧系统”的思维模式是如出一辙的。但鲁迅的世界当然不是自足的客观的世界，研究者总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视角，受到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事实上，“反封建思想革命”落脚点还在“革命”上，仍然是属于先验的理念，王富仁虽然提出了口号，但也并未“回到”鲁迅那里。
对于鲁迅研究进一步的突破来自于汪晖的“中间物”的概念，“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从而展现鲁迅作品的心理内容，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41)。不仅如此，“中间物”的概念解决了鲁迅研究中众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中间物”意味着鲁迅个人是处“在进化的链子上”，是过渡而非最终的状态，这样就解构了鲁迅的绝对神化与“圣化”，打破了过去单一、静止、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和阐释方法，再现了鲁迅丰富、复杂的多面性。“中间物”概念影响到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汪晖自己《反抗绝望》、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被学界公认并接纳为阐释鲁迅的有效精神哲学概念。可以说，汪晖是继王富仁“首义第一枪”之后的又一冲决旧有研究系统与思维模式的“大动作”(42)者，正是在汪晖及其后的一批学者继续不断努力突破下，鲁迅研究界才真正走出了原有的决定论思维模式的研究系统，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的导引下，逐渐走向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视野。
30年后，回头梳理这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关注论争的几个焦点及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发现其与20世纪80年代大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与政治脉搏同步振荡，既因其而兴起，又因其受限。只有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才产生了挣脱“政治革命”论的呼喊。在国家意识形态倡导“反封建”的指引下，王富仁提出了“反封建”的命题，同时却也因国家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受到批评。王富仁试图颠覆“旧系统”、建立“新系统”，但也终究落入“旧系统”的思维窠臼，“新”“旧”系统本质上并无不同，完全突破则需要等到汪晖及其后来者的奋戈一击。
然而，无论这场论争述及王富仁论文中多少漏洞与不足，都丝毫并不妨碍它在鲁迅研究史上的影响与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他是新时期鲁迅研究范式转型的开启者。陈平原在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时自谦地说道：“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十年代学术’的特征：虽则粗疏，但生气淋漓。”(43)借用过来，王富仁的这篇论文当然并不粗疏，但确是生气淋漓。今天的学术精耕细作，却似乎缺乏20世纪80年代学术的那种淋漓的生气。因之，回首30年前的这场学术论争，对于当下仍是自有其意义与启示。
注释：
①本文将其定义为学术论争，原因有三：第一，持续时间较长，从1985年直到1988年，余波甚至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的人事纠葛。第二，参加的刊物级别较高。先后涉及的刊物包括《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鲁迅研究动态》等核心刊物。第三，参与的学者不少，且多为知名学者。
②参与论争的文章主要包括陈安湖：《鲁迅小说“研究系统”商讨》，《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1期。陈尚哲：《关于鲁迅小说研究方法的模式——与王富仁同志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3期。魏绍馨：《鲁迅小说研究视角的转换——评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及其批评者的批评》，《东岳论丛》1987年第6期。王富仁：《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6期。王富仁：《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续完》，《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7期。林志浩：《关于〈呐喊〉〈彷徨〉的评论与争鸣——与王富仁同志商榷》，《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陈安湖：《写在王富仁同志答辩之后》，《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9期。刘川鄂：《略评〈呐喊〉〈彷徨〉的两个研究系统》，《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周光迅：《对有关〈《呐喊》《彷徨》综论〉的争论之管见》，《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李彪：《善意的批评有益的启示：读袁良骏对王富仁“镜子说”的评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陈尚哲：《谈谈鲁迅小说研究系统》，《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4期。刘炎生：《怎样评价鲁迅有关辛亥革命的小说——与王富仁同志商榷》，《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8年第4期。陈安湖：《再谈鲁迅小说“新研究系统”》，《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
③周光迅：《对有关〈《呐喊》《彷徨》综论〉的争论之管见》，《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
④(38)刘川鄂：《略评〈呐喊〉〈彷徨〉的两个研究系统》，《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
⑤王富仁在一年之后才写作文章回应，正是因为陈涌等在座谈会上将王富仁的观点与当时被批判的“全盘西化”的某些提法等同起来，王富仁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见王富仁：《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6期。
⑥(41)(42)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632、633页。
⑦⑧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上)》，《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⑨(17)陈安湖：《鲁迅小说“研究系统”商讨》，《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1期。
⑩(12)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
(11)(19)(37)魏绍馨：《鲁迅小说研究视角的转换——评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及其批评者的批评》，《东岳论丛》1987年第6期。
(13)(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869页。
(15)袁向东：《简论“王富仁现象”》，《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91年第3期。
(16)支克坚：《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4辑。文章发表后引发讨论和很大反响。
(18)(35)林志浩：《关于〈呐喊〉〈彷徨〉的评论与争鸣——与王富仁同志商榷》，《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20)(21)王富仁：《再版后记》，《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458页。
(22)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3)参见刘济生：《从反封建的提出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运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4)(32)余焕椿：《一篇尘封二十多年的访谈录——李维汉建议邓小平反封建》，《同舟共进》2003年第2期。
(25)(26)(27)(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4、335、334、335-337页。
(28)中共中央文献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9)如房德胜：《论当前文艺作品中反封建残余的创作倾向》，《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5期。《反封建是当前文艺创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缪俊杰：《封建主义的幽灵与时代意识的觉醒——读近年来部分反封建主题的小说》，《小说评论》1986年第4期。在这些评论里都能看到邓小平讲话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同程度的影响。
(31)(34)张成洁：《胡乔木与1980年政治制度改革》，《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
(33)《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36)袁良骏：《论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兼谈陈安湖同志对他的批评》，《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1期。
(39)(40)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43)陈平原：《小书背后的大时代——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说起》，《读书》201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