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菲希 著 吴万伟 译
人文学科有用的论证是错误的、反人文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人文学科在忍受失败的痛苦。如果对这个命题有任何怀疑的话，威斯康辛大学斯蒂芬斯角分校分校（Stevens Point）的计划将打消所有的疑虑。该计划取消包括历史、艺术、英语、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专业在内的13个专业。管理层引用的理由包括赤字巨大、招生规模太小、渴望增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课程和技术培训。一位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肯·曼宁根（Ken Menningen）赞同这个倡议，宣称大学从人文转向关心职业前景的学生觉得更有吸引力的专业是正确的。如果斯蒂芬角分校是职业技术学院，这个理由或许说得通，但是，至少从其名称和办学理念而言，应该提出的论证是既然办学理念没有实质内容支撑，大学这个名称就应该去掉。
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可能也会这样想。他对大学的描述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地方，不鼓励学生将教育和职业培训混为一谈，也不把教育当作学习贸易技巧、为将来在社会上从事某个职业作准备、或者获得某种道德和智慧装备以便看透人生。”请注意奥克肖特列举了为自由教育辩护和提供合理性时连续快速出现的最常用论述，也注意到他接着马上抛弃它们，认为这些根本不值得考虑。“每当这种终极真理出现之时，教育就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出去了。”
我不愿意成为告诉你这一点的人，但是，过一种将精力集中在伟大著作上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笼统的利益可言。
那个句子中的关键术语是“终极目的”。它意味着曾经构成大学宗旨和指导大学运行的目的之外的目的。也意味着来自其他地方的目的，从另外一个视角看的目的，从这个视角评判教育机构的质量，虽然在该机构工作的人已经认为它不再是他们当前工作的核心。当立法者询问大学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或旅游业做出什么贡献，或者培养出技术工人服务于各个领域时，他或她是在要求大学屈服于一种标准，这个标准已经与人们最初投身教育的初衷没有任何关系了。正是这些理由继续指导教师的职业行为。大学的义务是忠实于教育的本质，抗拒评估和决策体系对大学目的的颠覆，转向与其适当操作格格不入的其他目的。
那么，问题是大学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内在目的是真实的，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辨认出大学的核心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克伦理学》的第10篇提出了观点。那就是沉思。“这个活动似乎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除了沉思之外，从中并没有产生任何东西，”这与依靠影响来评判的“实际活动”形成对比。沉思---翻来覆去思考问题---“具有更高的严肃价值”因为“其目的超越问题本身而没有尽头，它拥有自身的快乐。”
但是，如果与大学合适的价值和快乐完全是内在的，且拒绝采用任何外部标准来评价，当世界其他地方都在鼓吹工具性、评估、成果、就业率和各种指标时，如何为大学辩护呢？这个问题产生了数不清的文章和书籍，其标题往往是“人文学科的危机”、“人文学科还能活下去吗？”、“如何挽救人文学科？”等。这些书籍文章往往不承认一个重要的区分：人文演出的公共场所（诗歌节、电影戏剧民歌节、莎士比亚节、歌剧、交响乐、室内乐、乡村音乐、爵士乐节、图书俱乐部、艺术节、 TED演讲等）和人文演出的学术研究。很少人否认公开上演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但很多人可能怀疑学界研究莎士比亚的产业的价值。更多人会质疑用公共资金支持这种产业的合理性。当我们说到人文学科的危机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即使像威斯康辛大学史第分普颖特分校这样的学校抛弃人文学科，它们仍然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持续繁荣。差别是当你或我去看戏或听音乐会时，我们直接付钱给我们重视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缴纳的税款或向私立大学的捐款被用来资助英语系、哲学系或者古典学系时，它们不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我们该如何塑造为人文学科辩护的论述呢？人文学科足够笼统和强大以满足对人文学者研究的课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兴趣的那些部分公众的需要。合理性论证的候选对象之一是强调语言技能在我们生活中的核心重要性，这些是我们与家人和朋友相处，与合同伙伴协商、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参与政治决策、协商我们与神的关系或者毫无关系、表达我们的快乐、痛苦和渴望时使用到的技能。正如海伦·斯莫尔（Helen Small）在《人文学科的价值》（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中所说，人类文化是“创造意义活动”的集合，如果要出人头地的话，我们必须熟练掌握的实践。通常人文学科特定价值的这种具体化伴随着对硬科学和更具实证性的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有限计算技能或限制性技能的批判。
合理性论证总是不易成功的游戏，因为它涉及到屈服于人文学科之外的某种评价指标或标准。
这种人文学科合理性论证路线已经呈现出多种形式，通常涉及到身体与灵魂、文字与精神、技术与艺术等的突出区别。很多著名的辩论－－－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斯诺（C.P. Snow）和利维斯（F.R. Leavis）、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和《社会文本》－－参加到长期争论不休的对话中，一方相信科学和科学方法为知识和人类生活的改善提供方法，一方相信没有人文学科的视角的指导精神，科学知识就是一纸空文。（人们能够在所有这些类型的对立中看到理性与信仰之间更大更持久的对立的从属类别。）
我承认我对将人文学科价值具体化的这种方式有某种同情，这部分是因为我的大部分学术生涯就花费在修辞传统上，这个传统痴迷般地记载能让我们思考和行动的种种意义制造方式。但是，最终我并不认为这种论调能说得通。也就是说，我认为告诉大众语言技能支持了我们做的一切，甚至像科学这样从修辞上说与之相反的活动也将说服立法机构打开金库，任命我们作商业和文明的必要承担者。这是很不错的论证，但它是机构内论证，我们需要的是能说服和感动公众的论证。
常常提出的一个论证是功利性论证，即人文学科传授的技能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职责履行非常有用。这在本质上属于市场价值观论证，常常伴随着一种确认，即学习写作是一种成就，它能应用于很多种类的活动。我当然赞同这个观点，但它仅仅论证了人文学科课程讲授的很小部分技能。这更多像一种公共关系策略而非严肃的辩护努力。为写作讲授辩护非常容易，但要为学习拜占庭艺术或德克萨斯女同性恋诗歌（这是反人文主义者攻击时最喜欢使用的攻击对象）或者英国王室复辟时期戏剧的绪论中动物形象的研究属于公共利益来辩护，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才是挑战所在－－－说服公众，尤其是公众中那些掌握财权的人此类活动应该得到纳税人的金钱支持。确认人文研究的功利性工具性论证在经过很短时间以后就被污染了，一旦你抛弃了像写备忘录或报告等可衡量的技能或者添加一列数字或者动作来论证解读圣公会教徒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诗人所写的宗教抒情诗歌所需要的技能，这个游戏就可能失败了。
我怀疑另外一个非常流行的辩护论证会有什么更好的效果，斯莫尔将其描述为“人文学科能够为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幸福做贡献的论证”。斯莫尔解释说，这不是快乐主义论证，这里指的幸福并不等同于纯粹的感官快乐。相反，那是一种在你的心智和情感已经被扩展到这样的程度，你拥有了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更充分生活体验之后获得的幸福。结果，正如这个论证所说，那些阅读接触过来自多种传统文本和艺术品的人因此将变得更具同情心，思想更开放，更少可能将自己狭隘的成见强加在他人身上。
听起来很好，但是我并不敢肯定如此。请让我拿自己做例子（我知道样本太小）。在过去60多年，我一直在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西塞罗、贺拉斯、奥古斯丁、阿里奥斯托(Ariosto 1474-1533) 意大利作家）、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晚期的代表）、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约翰顿（Donne）、本琼生（Ben Jonson）、赫伯特（Herbert）、玛维尔（Marvell清教徒诗人、密尔顿的朋友）、霍布斯、洛克、康德、笛福、斯威夫特、蒲伯、布莱克、奥斯汀、华兹华斯、拜伦、柯勒律治、阿诺德、丁尼生、爱默生、 梅尔维尔、詹姆斯、叶芝、海明威、福克纳、艾略特、华莱士·斯蒂文生（Wallace Stevens）等很多人对话。当然，出现的情况是，我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发表言论，而那些东西对于仅仅是听说过这些作家名字的人来说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与这些人文学者的文本和与之适当的分析思想模式熟悉产生的影响让我变成更友好、更善良、拥有最高尚动机的人吗？让我对我们之间的差别和共同点变得更敏感吗？
我害怕这个影响一直是更具本土色彩的：在标志我能够从事的职业活动内，我能注意到缺乏这方面训练的人可能忽略的意义模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的体验比他们更丰富、更完整，但这种充实和完整从职业上说是划定界线的和狭隘的，它并没有扩展到能标志更开明的人的更普遍完整性。我不愿意成为告诉你这一点的人，即以伟大著作为中心的生活没有什么笼统的好处。有时候人们可能认为，那些一辈子从事优美和严谨的文学和哲学著作的人，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将变成更好的人。任何相信这种观点人肯定没有在英语系或哲学系呆过多长时间。
从这种自我恭维的幻想－－－我读过很多好书，因而我是更好的人－－到斯莫尔所说的“民主需要人文学科”的辩护是短小的一步，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一步。这个观点认为，因为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深刻思想者，学界人文学者拥有特殊的潜能（和义务）纠正那些教育水平不高的人。这是人们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有关学术自由和终审教授岗位的声明中发现的推理路线。这份文件（至今仍然有相关意义）的作者便认出，民主的首要风险在于“公众舆论暴政”。大学教授们因为在更高层次上思考（这种论证所说），能够帮助我们抗拒这种暴政，因而“帮助公共舆论变得更具自我批评精神”，需要教授们“审核大众情感中更鲁莽的或欠考虑的冲动，训练民主变得更具理性。”我们几乎不需要描述这种观点的精英主义色彩。它说存在这样一种高级动物，仅仅因为赢得了高级学位而有权为仅仅上过大学或甚至早早辍学的人芸芸众生提供指南。
将大量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数字人文方面的管理者是谋杀人文学科的帮凶。
我曾经在其他地方为这种观点贴上“学界例外主义”的标签，一年半之前，一群历史学家提供了显示这种傲慢自大的引人注目的例子。他们在写给美国民众的公开信中宣称，唐纳德·特朗普的候选人资格有问题，教导我们投票反对特朗普。事实上，他们把自己作为万能的先知（all-purpose seer），知道我们的毛病是什么，带着他们的智慧前来帮助我们克服毛病。我想起这些历史学家（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将他们与他们准备提供政治智慧指导的人区分开来的东西是拥有高级学位，而不是拥有某种形式的道德或政治优势。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告诉我，她的研究显示某个政策的黑暗面，我会认真聆听，因为这个历史学家至少在这个话题上比我了解得更多。但是，这个知识不能也不应该转变成为我进入投票箱投票时的前进命令。我或许将历史学家告诉我的话作为政治决策的一个因素来考虑，但是，这与承认他们是我的政治卫士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不怎么令人起疑的版本“民主需要我们”论证涉及到这样的主张，学生花费四年时间研究复杂的细腻的文本，将有潜力成为比没有这种经验的人更好的公民。这实际上是同样似是而非的论证，只是因为居于中心的是学生而不是傲慢自大的教授的这个事实而变得愚蠢不那么刺眼罢了。但是，优秀公民素质和实现和实施公民身份所需要的知识并不是只有大学才能教的东西。那些只读过中学就辍学的人仍然能掌握公民义务，并依据对公民义务的理解而采取行动。而且，这是核心论点，优秀公民素质是大学课堂活动的偶然的副产品；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在课堂上讲课者的主要目标，指出其意料之外的效果之一来为某个产业辩护至少让人觉得有些怪异。
如果我已经考察过的辩护被证明从最好处说是不完整的，从最坏处说是虚幻的，那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是奥克肖特提出的立场，这是我一直拥有的立场，斯莫尔命名为“内在价值”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这个立场拥有最大优势，不是提供辩护论证而是把没有这种论证作为一种美德。合理性论证总是徒劳无益的游戏，因为它涉及到屈服于人文学科之外的指标或评判标准。要求我们作为大学教授来论证我们在做的事的合理性的人是在让我们用他们的条款而不是我们的条款来论证我们行为的合理性。一旦迎接这个挑战，我们就输掉了游戏，因为我们是在别人的场地比赛，所有优势和所有相关论证和证据标准都是人家的。为人文学科辩护不仅是个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是个不值得做的事，因为参与这个游戏就等于承认人文学科不能独立存在，也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虽然是间接地承认。当然，确认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拒绝将那个价值附加在任何外在利益之上将让我们回到如下的公共关系问题上：我们该如何说服他人接受我们的观点呢？答案再次是：我们说服不了他人。
接下来怎么办？谁来做？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教育问题或哲学问题；这是当权者的问题，是如何配置什么人或群体以一种方式安排让他们对人文学科的辩护更有效，或许引导我们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和尊重。当然我们不能期待某些职业政客异乎寻常地呼应我们的利益。我们不能给立法者分配去阅读为文科辩护的书的任务，并相信他们最终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唯一的希望（虽然非常渺茫）在于高级管理者的努力，对学术产业有坚定和不可动摇的理解的管理者（基于奥克肖特、纽曼、亚里士多德、马克斯韦伯、康德）和无论采取什么力量---政治的、预算的和文化的力量来保护它的坚定决心。在学术机构中就像在其他多数机构中一样，那些位于管理阶梯顶端的人确定议题和确立指导精神。我认为，说当今的人文学科老师们意志消沉颓废，这绝不是夸大其辞。只有采取几乎好战立场并保证带领我们打持久战的管理者才能成为文科生存的救星。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不得不提到最近出现的更新和复兴的源头之一。我在想数字人文，这个新事物承诺要改善传统的解释性活动，并采用一种为其辩护的方法来做这些，因为它将人文学科的活动与在文化上享受特权的科学和数学活动保持一致。
之所以说这是傻瓜的金子（徒劳无功的探索）有若干理由。首先，数字人文不能基于很多人向传统的人文学者推荐做这种研究的人所主张的那样取得进展，即数据挖掘将提供更加可靠的基础，供人文学者解读文本--文学的、历史的、法律的或者其他别的什么。正如数字人文学者论证的那样，已经被数字化的数据库的确可以被用来搜索以找到裸眼根本不可能辨认出的模式---频率模型、连贯性模型、搭配模型（一起出现的词汇）。问题是，一旦这些模型被辨认出来，没有合理的途径从它们走向对文本的解释。考虑到字母表中字母的有限数量和它们组合的有限方式，模式-规律性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什么的话，窍门是决定它们意味着什么，诀窍是在表演时不可能不事先确定有人在使用它们来传递一个信息。如果没有那个信息，数据不能自动传达，除了自己的形状之外，模式将仍然坐在那里什么也传达不出来。
想想远处山脊上看到的袅袅炊烟，它们可能是一股股烟雾，也可能是烟雾信号。你怎么知道？不是靠仅仅观看它们；只有在你被说服的时候---不是因为数据而是靠文本之外的信息---一个特别的人设计了顺序，你会问友人可能想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解释不可能在没有事先辨认出意图代理人和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开始，无论它是如何被切片与切丁的，不可能产生那种认同本身。所以，当相当数量的数字人文机器被加快之后，从解释的角度看，它产生的作品是迟钝的。
但是，数字人文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它是反人文主义工程，这个工程的希望是机器，除了了不起的运算能力之外，对解读人类产生的文本没有任何帮助。要让它发挥作用，这个工程要求数字辞典---在形式模式和它们通常传达的意义之间形成一套固定的相关关系。没有这样的辞典，虽然如果有一本这样的辞典的话，读者和译者的行为能被免除或者被绕过去；人们能够仅仅数物品的数量，直接从这个结果到《失乐园》意味着什么的解释。那是数字人文工程的圣杯。至少就阐释而言是如此。通过清除模型中他们产生的所有人类痕迹，它想摆脱片面的、有限的人类的不方便。那是一个永远在被更新的古老游戏，但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注定是失败者。
最后，数字人文是“狗毛”治疗的版本，还有那个格言，如果打不过他们，你那就加入他们。按照大部分的描述，人文学科的衰落伴随着（1）社会对科学知识的高度评价，同时伴随着一种信念，只有能够被测量的东西才是值得知道的东西，（2）教育者和学生支持提供通往待遇优厚工作的直接途径的课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数字人文检查了两个选择框：它们是科学性的；因为它们看起来像其他更受欢迎的知识课题；管理者将给予他们资源，本来中世纪历史和拜占庭艺术等是得不到资助的。
本人作为数字人文学者的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担忧“数字人文课题可能充当了某种类似先导药的作用，管理者已经对快速见效的药物和当今高等教育面对的结构性问题的底线途径上瘾了。”当数字人文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结构性问题将依然存在，人文学科仍然处于被淘汰的危险中。为数字人文投入资金和资源的管理者是杀死人文学科的帮凶。数字人文将赢得资金支持和创造某些就业岗位，但其成功将以更进一步地腐蚀人文主义长期以来代表的那种价值为标志。
所以本文考察的所有辩护论证都不起作用。从长远看，人文学科向传统的敌人投降也无济于事。不是漂亮的画面，天啊，在本文的末尾并没有出现意料之中的转折，其他人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我也没有。除了敦促恢复严厉的学分分配要求，强迫学生上课，如果让他们自愿选择，肯定不愿选择的。从前就是这样子。我想不出能够让人文学科重新恢复到从前的辉煌的计划。如果人文学者同行想出什么好办法，他们现在应该说出来，否则他们无论是否愿意就不得不永远保持平静了。如果情况像这样持续下去，最终我们都将走上威斯康辛大学斯蒂芬斯角分校关闭人文学科的道路。
作者简介：
斯坦利·菲希（Stanley Fish），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学教授，耶什华大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卡多佐法学院（Cardozo Law School）访问教授。
译自：Stop Trying to Sell the Humanities By Stanley Fish June 17, 2018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Stop-Trying-to-Sell-the/243643?key=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