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莱特 著 吴万伟 译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著作中有两大主题：一个现在很熟悉，甚至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另外一个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常常被人忽略。熟悉的尼采是个“存在主义者”，他辨认出现代性中最深刻的文化事实：上帝已死，或者更准确地说，信仰上帝还被认为合理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相信上帝－－－相信超自然存在支配下的超验意义和目的－－－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思议，取而代之的是物种进化、运动物质的行为和人类行为和态度的无意识理由等自然主义解释，这事实上解释了这样怪异的信仰最初是如何产生的。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或者超验性目的，我们怎么能够承受我们存在的可怕真相？也就是说，在人生中，痛苦和失望不可避免，随后则是死亡和虚无的深渊。

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尼采与作为非自由主义者的尼采同时并存, 他看到有神论和神学目的论的崩溃在根本上与后基督教现代性的整个道德世界观站不住脚联系在一起。上帝认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价值，都拥有值得上帝喜爱的不朽灵魂。如果没有这样的上帝，我们为何认定人人都值得拥有在道德上得到平等考虑？正如尼采所论证的那样，平等、利他主义和对受苦人的同情的道德性事实上成为人类走向卓越的障碍，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有道德的人，你就再也不能成为贝多芬了，该怎么办呢？尼采的结论非常清晰：如果道德平等是人类走向卓越的障碍，那就别让道德平等再祸害人了。尼采这个常常令人感到吃惊的反平等观点，很多人似乎并不怎么了解。

尼采在上帝和基督教道德观的熏陶下长大。父亲、祖父、外祖父都是路德派牧师，尼采本人上大学时曾经打算学神学。神学研究或许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引人注目的辍学者---后来嘲笑路德是“乡巴佬”，宣称自己是出类拔萃的（par excellence）“反基督教者”。年轻的尼采上大学一年之后转向古典语文学---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的文献和文化，在这方面他取得不俗的成绩，甚至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前就在1869年赢得巴塞尔大学的聘书。很快，他遇见了作曲家理查德·华格纳（Richard Wagner），曾跟随他短暂学习，设想华格纳的音乐将可能拯救欧洲文化，使其脱离基督教道德的不良影响。但几年之后，他对华格纳的热情减退，尼采的成熟哲学观点开始形成，他对华格纳狂热的反犹主义越来越感到幻灭。

尼采的古典学训练已经让他掌握了古代哲学；苏格拉底前的哲学家（拥有简单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是他最喜欢的人，他不赞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种情况在其著作中始终存在。碰巧的是，他在1865年和1866年通过叔本华发现了当代德国哲学，一年后，发现了新康德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ange）。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首次出版于1818年，几十年后才广为人知，可能归功于黑格尔在德国哲学的影响力衰弱。）这本书确立了尼采的存在主义核心主题：考虑到人生持续不断的、毫无道理的痛苦，人生的合理性何在？叔本华作出了“虚无主义者”判决：死了可能更好些。尼采想抗拒这个结论，想“确认”人生的价值，正如他常常说的那样，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拥抱包括所有痛苦在内的“永恒轮回／永劫回归”（eternal recurrence他最著名的说法之一）。

相反，朗格是新康德主义者，也是德国思想界“唯物主义”转向的朋友。前者是黑格尔影响力衰弱后德国哲学“回归康德”的复兴的组成部分，后者是1831年之后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主要反应。这种反应虽然通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和卡尔·马克思而熟悉了当今哲学家，但其主要推动力实际上来自1830年代德国出现的生理学的戏剧性发展。唯物主义在1850年代德国思想界的大爆发的标志是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的《力与物质》（Force and Matter）的出版。它成为出版界的轰动事件，立刻成为畅销书并多次再版。它的信息是“现今时代的研究和发现不再允许我们怀疑人类是像所有其他有机体一样的自然产物，虽然拥有所有心理和肉体器官。”（我们可以设想毕希纳就是19世纪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真正的科学发现的普及者，同时也是手法细腻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尼采首先从朗格那里学到德国唯物主义者，在1866年的信中说，“康德、叔本华，还有朗格的这本书－我再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

尼采很快就对康德感到厌烦了，虽然康德和柏拉图仍然是他在写作中最经常引用的“哲学的”对手，就尼采的批判方法而言，“哲学的”这个说法或许产生误导。有名的是，尼采的独特写作风格非常类似伟大哲学家的经典：他的写作总是带有个人特色，格言警句不断，充满辩论和抒情色彩；他可能在同一篇文章里开玩笑，辛辣嘲讽，时而粗暴无礼，时而循规蹈矩，时而毫不留情地尖刻攻击。他完全回避了哲学论证的理性话语形式。在考察哲学话题（道德、自由意志、知识）的过程中，尼采求助于历史的、心理的、语文的和人类学的观点，但从来没有求助于本能或先验性a priori 的知识，更不要说三段论了（他曾经在《偶像的黄昏》中说俏皮话“没有什么比辩证效应更容易被消除了。”）

受到唯物主义和叔本华的影响，尼采认为意识和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信念和价值观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我们的无意识和下意识本能和情感生活则更加重要得多。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写到激发伟大哲学家的“不信任和嘲讽”是

他们都表现出一种样子，似乎他们依靠冷冰冰的、纯粹的、神圣的冷漠辩证法的自我发展已经发现了真正的信念，其实不过是他们的猜想、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或者更典型的情况是他们筛选并进行适当抽象后的某种狂热的希望－－他们用事实之后的理性化过程来为其辩护。他们鼓吹这些东西，却不想被看作这样的人。

回顾一下，甚至康德最终都承认他的目标是给理性设置边界，“为上帝和道德信仰留出空间”。但是，尼采将不参与这种伪装活动，为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主题提供事实后理性化过程的解释，那些主题的动机是哲学家或道德的或非道德的意图，“构成了真正的萌芽，从中整个植物（哲学体系）才能长成。”尼采自己承认，他的动机是不道德的。

认为尼采为“权力意志”辩护的肤浅读者肯定忽略了他自己对这种哲学奢侈品的“怀疑和嘲讽”：正如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说，获得一种“权力感”是重要的人类动机，但那是心理学观点而非形而上学观点。在作为心理学家的尼采看来，哲学家的道德观点也“产生能说明他是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确凿证据--这意味着，在他的天性中最深刻动机相互之间以什么样的顺序排列。”但是，非理性动机可能产生强大的影响，主要靠非理性手段重新调整方向：如果你挑衅读者，娱乐读者，惹恼读者，你就将他们的情感调动起来了（在尼采看来，动机是指拥有某种情感反应的习性）。因此，尼采的写作方式源自他的人性观，即包括哲学家在内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观点看来，我们意识到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尼采在《看这个人》中说“意识是表面，”掩盖因果关系的有效的但意识不到的动机。“我们精神活动的最大部分仍然是无意识的和感受不到的”（《快乐的科学》）而“我们意识到的一切。。不会引起任何变化。”（《权力意志》）在说到“意志”或行动之前的“动机”时，我们不过是谈论“错误”、“怪异”和“意识的表面现象而已－－－与行动并排的东西，很可能掩盖行动的先兆而不是代表行动”（《偶像的黄昏》）。在尼采看来，人不是自由的，也不能从道德上为其行动负责。

但是，自由意志的幻觉不是他排斥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主要原因。正如他在极具风格的自传《看这个人》中所说，“它不是作为错误的错误”，他反对这种道德。尼采反对道德的核心主张更为激进和不自由：犹太教基督教道德或其它美学的或否认生活的道德支配下的任何文化都不利于实现人类的卓越潜力。正如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说，“如果可能的最高权力和最杰出超人从来都不能变为现实，道德本身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道德本身要受到谴责，”该怎么办呢？

那种要求我们消除痛苦和推动幸福的道德观点，他表示反对。在《黎明》中，他写道“带着消除人生中所有锋利的棱角这个巨大目标，我们难道不是走在把人变成沙子的道路上吗？我们都成了沙子，微小的、柔软的、滚圆的、无边无尽的沙子。这是你的理想吗？充满同情的情感预报者？”在几年后的《善恶的彼岸》中，他反对功利主义者，“正如你明白的那样，幸福绝不是目标，在我们看来是个尽头，一种很快就让人变得荒谬和可鄙的状态。”

一门心思追求幸福真的让人变得荒谬和可鄙吗？尼采在《善恶的彼岸》给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解释：

痛苦和巨大痛苦的训练--难道你不知道只有靠这种训练才创造出人类到现在为止的所有进步？不幸磨练意志，其战栗直面巨大的灾难，在忍受、保持、阐释和利用痛苦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和勇气，以及不幸赋予的深度、秘密、面具、精神、机敏、伟大---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痛苦所给予的吗？通过极度痛苦的训练而给予的吗？

大部分痛苦不过是主体感受到的痛苦，大部分幸福的“舒适的”人并不是人类卓越的典范。尼采当然知道这些。（说到痛苦，他绝非“游客”－－在他1879年从巴塞尔大学因病退休之前，一直到他1889年最终精神崩溃，他都承受了身体疾病的极度痛苦，很可能是因为梅毒没有治好）。尼采注意到痛苦可能是非同寻常的创造性刺激，至少在某些人身上的痛苦（包括他自己在内）是如此－－－只要读一读贝多芬的传记就能看到这种典型案例。但是，即使尼采正确地诊断出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为什么同情痛苦的道德会成为承受痛苦者认识其创造潜力的障碍呢？尼采的关键思想是，在一个执着于追求幸福和消除痛苦为目标的文化中，年轻的尼采和贝多芬们将挥霍自己的潜力以追求这两个目标，而不是仅仅追求创造性的工作。毕竟，如果承受痛苦很糟糕，那么你的所有努力就是要竭力避免痛苦；如果幸福是好事，那么它就应该成为我们做一切事的目标。但是，人类的卓越不仅与追求幸福格格不入，而且也与逃避痛苦格格不入。

如果尼采的猜测性心理学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讲究快乐和充满同情的文化贬低痛苦的价值，优先考虑如何消除痛苦，因此，人类天才的光荣场景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没有贝多芬，没有尼采，没有哥德。但是，如果缺乏这些创造天才，尼采认为，我们就无法对叔本华的存在挑战作出回应。

回顾起来，叔本华认为，如果考虑到人类毫无道理可言的痛苦的必然性，这样的生活就不值得过。作为对叔本华的回应，尼采在其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都非常稳定地提出了充满活力的观点：正如他在《悲剧的诞生》1886年的新序言中所说，“世界的存在只有在作为美学现象的情况下才有可辩护的理由，”这样一种世界“诱惑人们持续活下去。”最关键的是，尼采对美学体验的描述完全与康德的观点相反，康德觉得审美体验“与利益关系考虑无关”。尼采赞同司汤达（Stendahl）的美学体验公式，即“幸福的美妙承诺”，也就是它产生“意志（利益）的觉醒”：尼采在后来的《道德的谱系》中写道“特别的甜蜜和美学条件的完整特征的根源或许就源于“肉欲”（sensuality），虽然它现在被转化，不再作为性刺激进入意识领域了。”

简而言之，审美体验是一种升华了的性体验。“艺术是人生的最大刺激”（《偶像的黄昏》），一种激发情感的东西，让当事人有一种活着的愿望。但是，人生只有在我们持续享受天才场景的情况下才能是感受到审美的愉悦，这恰恰是尼采认为的带来威胁的犹太教-基督教道德。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写道，“让地球上的人生值得过的”是“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智慧”等，这是能改造能净化幻觉和神圣的东西。如果这些种类的人类卓越成就在追求快乐满足和消除一切痛苦（从微不足道的到非常严重的痛苦）的文化中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叔本华的虚无主义作出回应。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设想了一种文化，他称为“最后之人”支配下的文化，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爱”、“创造”、“渴望”，他们不会因为“可鄙的满足”而“蔑视”自我，而是陶醉在自己的平庸中。最后之人“知道已经发生的一切：所以嘲讽没完没了。”“人人都渴望同样的东西，人人都一样：无论是谁如果感到与众不同就会自愿进入疯人院。”最后之人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幸福，他们眨了眨眼。”

这里，尼采辨认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唐纳德·特朗普现在是其统治者，一天24小时每周7天在推特上发布“嘲讽的帖子”作为其附属品，这个世界市场告诉我们“幸福”真的是什么以及它的价格是多少。在这样的世界，叔本华的观点不对吗？

作者简介：

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芝加哥大学法学、哲学和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主任。新书《尼采的道德心理学》即将出版。　

译自：Friedrich Nietzsche: The truth is terrible by BRIAN LEITER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public/friedrich-nietzsche-truth-terr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