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萨米特 布莱克·弗米尔 著 吴万伟 译

科学和人文不要再自相残杀了。

20世纪末，我们在斯坦福教书的时候，“技术控”和“模糊虫”等词语成为文化上的试金石：前者指理工专业学生，后者指人文艺术专业学生。教师和管理者谴责这样的词汇，学生则为此激烈争辩，可是这两个说法以及它们描述的分裂已经成为无可撼动的俗套观念。

当然，人文与科学的两极化决不仅仅局限于斯坦福。当政客向公立大学提出挑战，质问把金钱花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之外的院系到底有何用时，我们听到这种声音。当人文学者提出自身领域的价值超越实际应用来反击时，我们也听到这种声音。人文学科的辩护者坚持认为，他们讲授的是基本价值观和技能；人文学科的诋毁者则嘲讽文科学位一点儿价值都没有。

辩论的条款已经变得非常熟悉以至于双方发言者似乎都在阅读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无论他们的论证多么激烈或真诚。这种冲突已经深入骨髓，人们很容易相信它描述了人类知识的根本分野。

我们虽然是搞文学研究的，但在本文中我们并非要捍卫文科反对科学，相反，我们要显示这个历史悠久的辩论究竟如何制造了人文和科学的分裂，并指出超越这种辩论的道路。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现在已经吸收了传统上与积极行动生活（the vita activa）联系在一起的美德：将知识用于实践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强调生产率、功利性和成果；这是一种逐渐被支持者和诋毁者统称为“工具性”的学习途径。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就业做准备？还是培养一种积极的、持续终身的好奇心？

另一方面，人文学科通常被认定为沉思生活（the vita contemplativa）的传统价值观：看重想象力、猜测和反思，认同更高的价值观，而不“仅仅”热衷实用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

从任何一方进入冲突的人似乎都相信，这是一场通过精心准备的论证文章或聪明的反驳就能取胜的辩论。哈佛心理学家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2013年写到，“人们可能认为文科作者会对来自科学的新观点的不断涌现感到欣慰，并因此充满活力，焕发生机。但这是错误的。”《新共和》前文学编辑里昂·韦斯蒂尔（Leon Wieseltier）则反唇相讥，“科学是否属于道德、政治和艺术并不是由科学说了算的。”

我们的信念与此有所不同。把这个冲突看作积极行动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间的古老辩论的残余，可以解释为何双方到现在为止仍然毫无妥协的意思：任何一方都是以对方的存在来定义自身的，任何一方都需要把对方作为对立面。双方都能表达一些价值观，这样的对比令他们在情感上感到满意但是完全不准确：有用对无用，物质对理想，狭隘的职业主义对广泛的学习等。这要这种对立本身仍然不受质疑，任何为人文学科进行的“辩护”都只会强化和延长这种辩论。

如果辩论不过是高眉精英（highbrow）的室内游戏---在漫长历史的不同阶段，一直如此---这就不会造成多大问题，但是，现在的利害关系之高已经到了根本无法忽略的地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和人文学科之间明显的对立源于大学使命核心的更重要和更紧迫的问题：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就业做准备？还是培养一种积极的、持续终身的好奇心、惊奇感、对未知的谦卑、和深刻的公民意识？

在受过教育的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只要我们仍然分为两派而争吵不休，斯诺（C.P. Snow）有关“两种文化”的冲突的著名理论就不会消失。除非我们能够摆脱这个辩论背后根深蒂固的成见和相互对立，否则僵局就依然无法化解。

我们很自然地假设科学天生属于积极行动的生活，而人文学科属于沉思的生活，但是这样的价值判断并非这些学科或者其他学科的内在特征。这些区分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考虑或者服务于学生的教育。相反，他们鼓励学生用分叉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教育即“技术控”和“模糊虫”。

大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定义学科的声誉高低并确定其等级地位，而是如何将不同的学科分支领域集中起来以便激励学生创造更加完整的知识。　

当今将积极行动生活提升到沉思生活之上的趋势使科学享受到了凌驾于人文之上的好处。但是，当前的现实掩盖了行动生活和沉思生活的相对价值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在14世纪的意大利，大学出现了一门新课程，其明确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准备好为社会的实际改善作贡献。这种教学新文化的代表性哲学家是西塞罗，他坚持认为“服务比单纯的理论知识更好。”

如他所说，“人们被吸引去从事远离实际生活的学习，是与道德义务格格不入的。因为美德的整体光荣就在于行动。”这门新课程回应了大学生源的转变，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上大学的目的不再是将来在教会当牧师，而是在政治或司法等世俗领域找到工作。想到这一点，强调切实有用的教育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趋势迅速传播开来。

这种新教育哲学的支持者中就有西班牙人文学者胡安·卢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他坚持认为，受过教育者应该有责任将其教育“应用在为他人带来用途和好处的事业上”。他宣称，“拥有了知识之后，我们必须将其变成有用的东西，使其为公共利益服务。”

维韦斯及其同代人的心中并没有想到科学－－当时它还没有被承认为大学的研究领域－－－而文科不仅讲授律师和政客必不可少的交流技能，而且讲授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便在当下做出道德决策。这门强调文学、历史、语言和修辞的新课程逐渐被称为人文学（the studia humanitatis）。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首先与积极行动生活联系起来的是人文学科，它的“用途”和应用于“公共利益”的价值使其成为培养世俗的官僚新阶级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在“科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前很久，人文学就确定了一种有用学习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后来被科学窃为己有。

在17世纪的英格兰，新科学的摇篮是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那是业余学者的聚会，他们定期团聚用以分享和交流他们的试验和发现。该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聪明和博学的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1659年的文章中写道，他们曾计划按中世纪的修道院或静观修道会的模式创建学会总部。他设想了“类似于嘉尔笃会隐修士（Carthusians）的方式为学会的成员提供六个公寓或者单间。”（中世纪僧侣中最严格和最具远见的命令之一）

当现代人文学科拥抱其“无用的”或者“沉思默想的”学科等定义时，他们拒绝了在自身历史上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品质。

本着类似的精神，化学家先驱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将自己比作一门心思追求科学研究的“隐士”，“完全回避社会需求。”在这两个案例中，科学家的世界似乎正是心系公民社会的人文学者的对立面。这些早期的科学家之所以借用“沉思生活”等术语，部分原因就是要与人文学者区别开来。

这或许是一种战略：意大利人文学者是著名的共和派，而将国王拉下马的英国内战在英国短命的政治动荡的过渡时期，给予人文学者如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机会在公共领域实践其修辞技能。另一方面，科学家能够依靠宣传称更具思辨色彩的立场，确认其政治上的中立性，刻意与政治动荡保持距离。

1660年英国君主制的恢复标志着新科学话语的转折点，其实践者开始确认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用途。在《公共就业和行动生活比独处更好》(1667)中，伊夫林通过恢复西塞罗在《论责任》（De Officiis）中提出的积极行动生活论证强调了新科学为公民带来的好处。这些观点因为一代又一代人文学者的传播而广为人知。推翻了早先将科学界比作修道院的隐居生活，他坚持认为“最聪明的人不是在堆满了书架的小屋或密室里培养出来的，而是依靠习性和积极对话。”他建议人文学者而不是科学家退回到书房，专心从事研究，与世界隔绝。与这些书呆子人文学者相反，伊夫林坚持认为“行动是科学的适当成果。”

因为人文和科学在当今大学呈现为知识的两个独立分支，两者的对立赋予它们性格特征甚至目的。被称为人文学科的学科领域是直接提及早先的现代人文学而组织起来和命名的，到了20世纪上半叶，那些领域作为抗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机构性存在的地位而逐渐巩固，逐渐变成了机构性实体。

哈佛一个委员会在《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1945）中这样描述人文学科的使命：“人文学科的目的是让人能够结合自己也就是说理解其内在的渴望和理想而认识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合理性论证包含了隐含的但非常突出的自我辩护。正如哲学家教育家拉尔夫·巴顿·佩里（Ralph Barton Perry）在“人文学科的定义”（1938）中解释的那样，“人文主义证明了人凌驾于其他创造之上的突出地位，”人文学科的地位高于科学，因为它专门研究人，高于专门研究自然运行规律的科学。这种隐含着与科学进行对比的定义仍然被重复提及，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Geoffrey Galt Harpham）写到，“其他学科提供有关事物的知识，人文学科提供有关人的知识。”这种定义将人文学科置于特权地位，与非人化的科学空间形成对比。不用说，这种二分法受到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挑战。它们对我们理解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或者它忽略了研究人的整个社会科学如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

但是，现代人文学科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的差距在于某些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对跨越学科壁垒的共同智慧视野的承诺。当今的人文学科辩护者强调人文学科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的独特性，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则强调学科间相互联系的必要性。

正如人文教育者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在1450年注意到的那样，“学科相互交叉，除非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否则他不可能精通某个学科。”其他人将人文学科的范围扩大到将哲学领域的数学和生物学包括进来，从而充实了人们对它的理解。亨利·萨魏里（Henry Savile）在1570年有关天文学的演讲中坚持认为，“应该考虑这些科学，它们事实上属于人文学科。”近代人文学者没有当今为人文学科辩护的那些人的边缘化感受，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学科是共同的智慧产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在研究实践、研究对象等方面越来越需要精心保护势力范围的独特领域。

相反，当今的人文学科辩护者比如斯坦利·菲希（Stanley Fish）更有可能接受其研究的“无用性”，如果和认同实用性和工具性定位的科学对比。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承认构成人文学科基石的实用的和专业性的技能。当辩护者宣称人文学科推动了“作为人意味着什么的研究、反思和探索”的进步时，他们提升了沉思性知识的地位，同时却把方程的另外一半抛弃了。

事实上，最近有些为人文学科辩护的文章公然将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或工具性教育）割裂开来。但是，人文学科的深厚历史鼓励我们把人文学科看作知识（episteme）和技术（technê）之间长期的辩证关系，我们需要保持两个极端的平衡，虽然这有些困难。当现代人文学科拥抱文科是“无用的、沉思的、不实际的、非技术的”等定义时，不仅将导致学科分裂的僵局永久化，而且将实用性的公民意识培养的使命拱手让给了科学，而这些曾经在人文学科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科学家应该回顾本领域的先辈在特别强调实践比理论更重要之前是如何将科学探索与沉思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反对理论物理学的学科偏见推迟了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的时间，他曾经被多次提名，但直到1922年才最终被授予这个奖（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光电效应假说得到实验的证实）。今天，绝大部分学科包含了实证性和理论性方法的广泛融合。有些学科如经济学拥有广泛的理论传统，但现在明显被视为实证性方法凌驾于理论性方法之上---这种趋势就是“物理嫉妒”（physics envy）这个绰号描述的东西。

但是，在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这种贬低理论的倾向忽略了理论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它可能对实际进步做出的贡献。因此，积极行动生活和沉思生活的对立不仅将学科割裂开来，而且制造出学科本身内部的分裂。理论和实践的区分一旦启动，这个过程可以自我复制，将各学科切分成更小的分支，导致学科内部拥有众多微型分支的荒谬状况，相互之间谁也瞧不起谁。

虽然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对立分割和进一步切分学科，但是，这些切分并不代表当今大学的知识形态。新出现的学术领域越来越多地将两个或多个学科的深刻见解集中起来构成新探索路线：生物伦理学（生物学和哲学）、数字人文（历史和文学中的计算方法）、心智哲学（哲学、神经科学和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科学）等。光遗传学新领域将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绘制大脑的运行图，这是具有可持续性的最时髦的新领域之一，将历史、地理、经济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社会学、人类学和工程等结合起来。

20世纪的学科通过区别性特征来定义自身，21世纪的新领域则通过融合而被产生出来。这些领域及其代表的知识形式证明了“跨学科思维”的出现。正如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解释的那样，“跨学科性不仅仅是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集中起来组成跨学科研究团队，还意味着教育能够使用多学科语言的研究者。”不仅是具体学科的集合（如多学科或跨学科等构成形式所暗示的那样），跨学科思维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能够从众多学科选择视角、途径和见解，并策略地部署它们。

正如未来研究所的研究者在其“2020未来工作技能”报告中建议的那样，“虽然在整个20世纪，越来越大的专业化倾向得到鼓励，但新世纪将看到跨学科思维研究途径将占据核心舞台。”有些课题将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以搭建桥梁沟通传统学科边界的方式集中起来，以便产生解决复杂问题的新途径。新知识要求新形式的教育。虽然20世纪的教学范式强调学科专业化，如果引用道格拉斯·托马斯（Douglas Thomas）和约翰·希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2011年的著作题目的话，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学习文化”。

作为教育者，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恢复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他们已经逐渐把教育与缺乏这些品质联系在了一起。不仅仅提供口头上的优惠或者做点装潢门面的功夫，我们需要采取步骤摆脱当今占支配地位的学习、思考和生活模式的束缚。教育者肯·罗宾逊（Ken Robinson）注意到，学校打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积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某些学科提升到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倾向实现的。要抗拒这种趋势，他建议“我们需要消除现有学科地位差别明显的等级体系。”　　

不是强化学科之间的边界和维持这种边界的包含价值观的等级体系，我们需要接受这个观点：对于工作和公民素质而言，“想象力”和“人性”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比“事实”和“机器”研究更少。现在到了人文学者和科学家，技术控和模糊虫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们要克服将其区分开来的知识、文化和价值观的分裂。这样做不仅能改造学科本身，还能拆除很久以来定义和分裂它们的对抗性框架体系。

作者简介：

詹妮弗·萨米特（Jennifer Summit），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务长和主管学科事务的副校长；布莱克·弗米尔（Blakey Vermeule）斯坦福大学英语教授。本文选自他们的新书《行动对沉思：古老的辩论为何仍然重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译自：The ‘Two Cultures’ Fallacy By Jennifer Summit and Blakey Vermeule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Two-Cultures-Fall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