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署名徐陵撰，这与现存《玉台新咏》署题一致。至于徐陵署陈衔，当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殆后人之所追改”。全书共十卷，收录汉代至南朝梁有关女性题材的诗歌六百多首，许多优秀诗歌赖此书得以保存。
与诗文并收的《文选》相比，此书专收诗歌，且专收与女性有关的诗歌，既显示其特色，也为这一类诗歌作品的存世做出了贡献。在编辑体例上，由于本书古今作品并收，所以执行两种体例：古代（已故诗人）作品按作者的卒年先后编排，主要体现在前六卷中，时代则跨汉、魏、晋、宋、齐及梁，梁代是编者徐陵生活的时代，在体例中属于今（当代），但徐陵编集时，有些入梁的诗人已经故去，所以也列入古代（已故），如第五卷的江淹、丘迟、沈约、何逊等，这些人的作品全部按照卒年先后排列。虽有身为一代帝王的诗人，也不逾越这个体例，如第二卷的魏明帝，就排在曹植之后。又如第十卷中宋孝武帝，也排在谢灵运之后。第八、第九两卷收录当代作品，体例则按照爵位高低排序。第七卷收录萧氏父子作品，梁武帝自然排在首位，其次是萧纲，因为他当时是太子身份，所以题衔称为“皇太子”。又因萧统以太子身份故世，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如果也收录他的作品，导致一个集子中有两个太子，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从阅读层面看，都极不方便，所以本书未收萧统作品。
当然，萧纲与萧统的文学观完全不同，萧纲命徐陵编《玉台新咏》，有与故太子萧统抗衡的目的，这样就更不能收录萧统的作品了。再如萧绎的身份为藩王，是梁武帝第七子，所以排名就需在其兄邵陵王萧纶之下。第九、第十两卷按文体编，第九卷收杂歌，第十卷收绝句，体例仍据前八卷，即属于已故诗人的按卒年先后，见存的诗人按爵位高低。如第九卷自古歌辞至费昶，都是已故诗人，自皇太子萧纲始，则为见存诗人。徐陵编集后为本书写了一篇序，即列在卷首的《玉台新咏集序》，徐陵在《序》中说明他编集的目的是选录“艳歌”及“当今巧制”，这说明了本书的特色，但本书是按照什么体例编辑的，徐陵没有明说，以上解释的体例是当代学者研究的结果，经过验证，完全可以成立。
为什么要编这部书？徐陵在《序》中明确说是选录“艳歌”及“当今巧制”，但为什么要选录艳歌和当今巧制呢？徐陵没有说，唐人刘肃《大唐新语》为之做了解释说：“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据刘肃的说法，萧纲晚年对自己为太子时好作艳诗且流行朝野很后悔，故命徐陵编《玉台新咏》，表明艳诗的写作自古就有。
这个说法中关于萧纲为太子时命徐陵编《玉台新咏》是可信的，但说是晚年就不可信了。萧纲生于梁天监二年（五〇三），卒于梁大宝二年（五五一），不满五十岁，且他自侯景之乱（五四九）就受困于侯景，其时徐陵已于前二年（太清二年，五四八）北使魏，直到萧纲被侯景杀害也没回归南方，所以徐陵只能在太清二年之前有可能帮萧纲编《玉台新咏》。因此，根据萧纲的生平，并不存在“晚年”的说法。事实上，已有的研究表明，萧纲命徐陵编《玉台新咏》，时间在梁中大通六年（五三四）前后，下限在大同元年（五三五），因此，《玉台新咏》的编纂不能用萧纲晚年的说法。
萧纲在中大通六年为什么要命徐陵编《玉台新咏》呢？这与他此时入宫继其兄萧统为太子的政治形势以及他的文学观有关。
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五〇二）被立为太子，中大通三年因病去世。他在太子期间，养德东宫，组织东宫学士做了很多与文学有关的工作，最著名的便是编纂了一部流传至今的《文选》。萧统的文学理想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在他的引导下，梁天监、普通年间便形成了崇尚典雅平正的文学风尚。
这种风尚显然与萧纲的追求不同。萧统为太子的时候，萧纲位为藩王，历任南兖、荆、江、雍等州刺史。萧纲曾在自序中说自己七岁便有诗癖，但所好是艳体，长而不倦。他的这种爱好受他老师徐摛的影响，《南史》本传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他在萧纲七岁时便作为文学侍读陪伴左右，因此萧纲的写作和文学观都受到徐摛的影响。普通四年（五二三）至中大通二年的雍州刺史之任，是萧纲艳体诗写作的高峰期，《玉台新咏》收录了不少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
雍府时期的文学写作使萧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学观，其与在京城的萧统所推行的典雅的、文质彬彬的文风大不相同。因此，当萧纲入宫继位太子时，他显然是踌躇满志的。他在《与湘东王书》中充满豪情地批评了当时京城流行的文风说：“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显然是针对萧统所倡导的文风。萧纲入宫之后就将他在雍府推行的艳体也带到了京城，形成了所谓的宫体。
不过，这种写作引起了朝中群臣的反对，本来梁武帝选他为太子就充满了争议，而他又推行艳体诗风，朝野的议论就更多了。侯景在软禁了梁武帝后，上书批评梁武帝政治之失，其中便有对萧纲的指责：“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侯景这个批评应该是当时朝野的普遍意见。《梁书·徐摛传》记载有梁武帝听闻东宫写作艳诗的事后大怒，遂召徐摛责问的事，虽然史书说徐摛应对得体，萧衍没有进一步追究，但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徐摛便被外放为新安太守，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件事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萧纲命徐陵编撰这样一部《玉台新咏》，表明此体自古便有，以此挽回萧衍对他的不利看法，应该大体不错。
这部编辑目的是“大其体”的诗歌总集，却收集了自汉代以来有关女性题材的诗歌，流传至今。除了第七、第八两卷所选基本以艳情题材为主外，其余作品内容大多健康，风格明快，多为名篇佳作，不可一概以艳情而否定之。尤其当我们从文学文献角度审视，其价值更无可估量。即使是第七、第八卷的艳情诗，也是我们研究南朝文学非常宝贵的材料。而艳情诗中也不乏佳作，其声色之美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南朝诗人巧妙的构思和工丽的笔触，也都在艳情诗里得到很好的表现。《玉台新咏》与《文选》一样，作为现存最早的两部文学总集，保存汉魏六朝时期文学作品有功，其对后代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玉台新咏》编成于梁，编者徐陵由梁入陈，正是南朝最后两个朝代，五八一年，陈被隋所灭，后人总结陈人灭亡的教训，自南朝宋以来流行的华丽绮靡文风也为原因之一，因此，作为宫体诗代表的《玉台新咏》一直受到批评，这也是《玉台新咏》流传不显的原因。
《玉台新咏》的流传有些不绝如缕，我们目前能够见到最早的《玉台新咏》版本，也就是明本，事实上，宋代已经刻印过，而在敦煌出土的卷子中，也有《玉台新咏》残卷。而自隋唐以来的公私藏书目录亦著录不阙，但流至当代，竟然不见明以前版本，还是说明这部总集的尴尬地位，这与《文选》的盛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传世的明、清《玉台新咏》版本可归为两大系统：一是明代通行的版本，主要有明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嘉靖间徐学谟刻本、嘉靖二十一年张世美刻本、万历七年茅元祯刻本、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以及不明年代的陈垣芳刻本等；一是明五云溪馆活字本、明末赵均覆宋陈玉父本，以及清康熙五十三年冯鳌所刻二冯（冯舒、冯班）校本、康熙四十六年孟氏刻本，以及民国时期徐乃昌翻赵氏小宛堂本等。
明代通行本底本来源已不明，而赵均覆宋本的底本则明确为宋陈玉父刻本。因此，《玉台新咏》这两个版本系统略可分为明通行本系统和宋陈玉父本系统。五云溪馆本出现在赵均覆宋本之前，但在明代似乎流行不广，所以没有多少影响，以致明人对五云溪馆本了解不多，所以尽管对明通行本的体例不理解，也没有引证五云溪馆本。宋陈玉父刻本是赵均的父亲赵宧光得到的，当时即在学林引起震动，冯舒随即带人去赵均家里钞写四天，后又细加校定，其校本后由其裔孙冯鳌刊刻印行。
陈玉父本解决了明人对通行本的疑惑，赵均《玉台新咏跋》说：“冯己仓（舒）未见旧本时，常病此书原始梁朝，何缘子山厕入北之诗，孝穆滥擘笺之咏？”关于《玉台新咏》编于梁时还是编于陈时，学术界最近有所讨论。明通行本合于编于陈时的体例，陈玉父本则合于编于梁时体例。其实，《玉台新咏》编于梁时有充分的证据，不知为何还会被视而不见。
《玉台新咏》编成后，对唐人还是有影响的，唐李康成模仿《玉台新咏》编有《玉台后集》，明确说收录诗人的时间体例是从太清以后开始。《玉台后集序》说：“太清之后，以迄今朝，虽未直置，简我古人，而凝艳过之远矣。”这是明言上接《玉台新咏》集的意思。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玉台新咏十卷”条引李康成《玉台后集序》称：“昔（徐）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及“玉台后集十卷”条所记：“《玉台后集》十卷，右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序编谓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唯庾信、徐陵仕周、陈，既为异代，理不可遗云。”所言更为明确，即谓李康成编《玉台后集》，时代继徐陵《玉台新咏》之后，采萧子范以下至唐张赴共二百零九人，其中庾信、徐陵二人虽已收录在《玉台新咏》中，但二人后来分别仕周和陈，其仕于周、陈时的作品与二人在梁代所作不同，既为异代，故亦收录在《后集》中。论者或许强辩说，虽然据李康成的《序》证明徐陵《玉台新咏》收录作家作品限于梁太清之前，也并不影响徐陵在陈时编此集就是如此体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徐陵在陈时编此集，为什么要采取仅限于梁太清之前的体例呢？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至于李康成说《玉台后集》的性质是乐府歌诗，有研究者据此论徐陵《玉台新咏》亦是乐府歌诗，我们认为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已佚，不好讨论，但徐陵的《玉台新咏》绝不是乐府歌诗集，集中所收诗多为不能入乐者，如阮籍《咏怀诗》、张协《杂诗》、陆机《拟古》、江淹《杂体诗》等，从未有材料证明其为乐府。
《玉台新咏》除明版以外，再早的版本已经难以见到了，但是我们在宋人所引《玉台新咏》中证实了宋人所见与陈玉父本完全相合。这些材料可见宋初晏殊组织门客所编《类要》，我在《由〈类要〉见玉台新咏原貌》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见出。一是《类要》所引作者署名与陈玉父本相合。《玉台新咏》这两个系统的本子，最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对萧纲、萧绎的不同题名，一是梁武帝父子作品所置卷的不同。明通行本将梁武帝父子作品排在第五卷，并对萧纲和萧绎分别题作“梁简文帝”和“梁元帝”，陈玉父本则将梁武帝父子列于第七卷，对萧纲和萧绎分别题作“皇太子”和“湘东王”。此外部分诗人入卷不同，如陈琳和徐干，明通行本入于第二卷，陈玉父本则入于第一卷。又如傅玄，明通行本入于第三卷，陈玉父本则入于第二卷。这两个版本系统的不同，哪一个才是徐陵原貌呢？我们曾对这两种不同的体例做过细致的研究分析，证明陈玉父本是合于徐陵原貌的，即陈本的体例可以贯穿全书，但明通行本的体例却不能。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研究，如果能够找到明以前，甚至宋以前的《玉台新咏》版本，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目前宋版是不可能见到的，但若宋前有引用《玉台新咏》的材料，且能够见到版本特征的，也同样可以解决问题，很幸运，我们在宋初晏殊所编《类要》里发现了材料。《类要》引《玉台新咏》材料有不少，涉及版本特征的材料有十余条，略引几条于下：
关于萧纲、萧绎的题名材料：
（一）《类要》卷二十八“马脑钟”条：“（《玉壶（台）》湘东王《栖乌曲》云：‘掘申（当作“握中”）清酒马脑钟，（裙）边杂佩琥珀龙。’”
（二）同卷“雕胡”条：“《玉台》皇太子《紫骝马》云：‘雕胡幸可荐，故心君莫违。’当考。”
（三）卷二十九“挽强用牛螉”条：“《玉台》皇太子诗曰：‘左把苏合弭，傍持大屈弓。控弦因鹊血，挽强用牛螉。’”
以上湘东王诗见赵均覆宋本卷九，题作《乐府乌栖曲应令》，萧纲诗均见赵本卷七，前题《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后题《艳歌篇十八韵》。这些足以说明徐陵原本确是题“皇太子”和“湘东王”。
关于《玉台新咏》所录诗人入卷的材料：
（一）《类要》卷二十二“堕地自生神”条：“《玉台新咏》二傅玄曰：‘若恨（今本作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案，此最能证明赵均覆宋陈玉父本合于《类要》所引，因为赵均覆宋本以傅玄诗置于卷二，而明通行本如徐学谟本、郑玄抚本皆置于卷三。
（二）《类要》卷三十六《总叙边情》“独不见，长城不（下），死人骸骨相撑柱”条：“《玉台新咏》一陈琳《饮马长城窟侍（行）》：‘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腑。’”案，赵本以陈琳此诗列于卷一，与《类要》引用本合，徐本、郑本则列于卷二，与《类要》引用本不合。
以上证据充分表明陈玉父刻本最合徐陵原貌，明通行本当是后人改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