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土耳其在避免挑战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核心安全利益的同时，推行与周边国家“零问题”的政策。这一注重经济往来、维护自身利益，拓展安全空间的外交政策与行为清晰地反映出凯末尔的治国理念对当今土耳其的深刻影响。
在近现代外交舞台上，欧洲国家不仅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而且影响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包括当今国家共同遵循的原则与机制——国际法、首脑峰会、国际组织等。即使有其他国家登上这一舞台，那也是来自美国或其领导人提出的政策纲领。结果，无论是现实主义学派还是自由主义学者，很少谈及来自欧洲之外的政治家是如何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并最终实现其追求的国家目标。本文推出100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崭露头角，随后领导并赢得土耳其独立战争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1881-1938），不仅因为他是巴黎和会后第一位成功地挑战《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而且凝聚其外交思想的“凯末尔主义”至今影响着土耳其对外关系。
出生于1881年的凯末尔，目睹了奥斯曼帝国从衰落走向最后的灭亡。面对已经沦为“近东病夫”的帝国，他在军校学习期间力图从欧洲治国方略与科学技术中得到启发，并试图运用这些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来改造奥斯曼帝国。为此，他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在国外任武官期间观察变幻莫测的欧洲局势，并且他提出在未来的欧洲冲突中“土耳其应该奉行完全中立”的主张。当然，凯末尔深信拥有现代化的军队才是帝国安全与立足于国际社会的最根本保障。他亲手撰写了基于德国军事条例的土耳其军队训练大纲。一战开始后，他亲赴前线，因在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中（1915）中勇于担当而荣膺战功。转年，他在高加索战役中再次表现出其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被授予了“帕夏”称号。英国著名作家J.P.D.贝尔福评论说，凯末尔是一战期间唯一没有吃过败仗的土耳其将军。正是这些军事成就与政治影响成为他日后进入土耳其政坛的必要资本和强有力的保障。
▌挑战《色佛尔条约》
一战的结束以及随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开启了奥斯曼帝国的正式解体。1918年10月，战败的奥斯曼被迫签订了屈辱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随后帝国属地面临被战胜国瓜分殆尽的危险。特别是英国借机鼓动昔日帝国的周边地区纷纷独立，以便肢解这个曾经横跨欧亚非地区三洲的奥斯曼帝国。1920年夏，相关国家签署了的《色佛尔条约》，这属于颇有争议的巴黎和会条约体系的一部分。条约内容完全违背了前言中声称的“缔造一个坚实、正义与持久的和平”的原则。相反，奥斯曼帝国不仅失去了自建立以来因扩张而得的全部疆土，甚至连土耳其人世代生存的固有家园也面临被瓜分的险境。由此导致土耳其成为五个战败国中——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唯一奋起使用军事手段挑战《凡尔赛条约》体系的国家。
1920年4月，战胜国要求在名义上控制全国的奥斯曼政府派代表前往巴黎和会进行签约。在“强权政治”时代，战败国代表前往谈判桌只会面临一个下场，那就是在已经准备好的和约上无条件地签字。奥斯曼政府派出了忐忑不安的艾哈迈德·铁菲克赴巴黎谈判。但这位帝国老臣以《色佛尔条约》条款过于苛刻为由而拒绝接受。随后在战胜国的威逼利诱下，7月22日，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决定接受《色佛尔条约》的主要内容。毋庸置疑，这一条约无论是奥斯曼王室的继承者，还是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政权都难以接受。他们失去的不仅是领土和经济利益，还被迫让出治外法权等相关的权益，心理上蒙受的打击更是不言而喻的。
此时，凯末尔已在安卡拉建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并且拒绝接受仅在名义上控制奥斯曼残部的伊斯坦布尔政府。当《色佛尔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回土耳其时，凯末尔呼吁全国民众奋起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建立起由他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面对由西方大国支持的希腊军队以及亚美尼亚武装从东西两侧进攻土耳其的腹地，凯末尔指挥的土耳其军队很快打垮了亚美尼亚人，遏制住了希腊人的进攻。考虑到由于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出现的国内动乱局面以及他实际控制的力量仍很有限，凯末尔必须以果断的军事斗争配合灵活的外交，才能最终赢得“合理”的权益和国家尊严。根据对当时欧洲政局的冷静判断，他决定与历史上曾经胁迫奥斯曼帝国割让领土最多的国家——俄国，即当时的苏联——结成互助关系。
当时同样处于外交困境的苏俄政权与土耳其一样，他们不仅需要打开外交孤立而且在军事上更需要相互支持。可圈可点的是，在面对共同威胁时，历史的悲伤记忆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没有妨碍凯末尔对眼下的现实利益以及长远的国家安全的慎重考虑。于是，两个很有可能因为历史问题和地缘政治的猜疑而反目的国家决定走到一起。对此，英国评论家安德鲁·曼戈写道，“凯末尔敏锐地看到，苏俄政权不仅是土耳其在外交上能够用来制衡英、法等国的有效力量，而且是军事上唯一能够提供必要援助的欧洲大国。”这一点在理念上与实践上都是非常明确的。（严格地讲，revisionist state是指那些不满现状、或者拒绝接受某些国际条约的国家。然而，“不满现状”的国家未必具有推翻现状的能力甚至愿望。他们不同于志在“推翻现状”的国家”，即revolutionary state。根据基辛格的解释，后者更明确意在改变游戏规则，乃至不惜通过武力来完成这一目的——作者注。）
▌推动《洛桑条约》的产生
奥斯曼帝国纳入欧洲“均势体系”可以追溯到1535年。当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奥斯曼的苏莱曼大帝缔结了针对强势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同盟，史上称为“第一次基督徒国家和非基督徒帝国之间的非意识形态联盟”。尽管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前奥斯曼帝国就已开始衰微，但它仍是欧洲“集体安全”中的重要一环，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因奥斯曼帝国的生存问题而发生在欧洲大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然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当战胜国轻率地把苏俄政府排除在战后国际体系之外的同时，又盲目地以“民族自决”的原则肢解了奥斯曼帝国。这一做法不仅难以继续维系“集体安全”，而且把双双不满战后秩序的苏俄和土耳其推向一起。
熟谙欧洲外交的凯末尔毫无悬念地请求苏俄政府的帮助，完全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其一，当时的土耳其工业基础落后，更缺乏本土的军工体系，所以苏俄的援助至关重要。在1920年8月，苏俄政府同意向土耳其提供包括德国造重炮在内的军事物资。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其二，他在得到苏联武器装备的同时，主动接受苏俄对亚美尼亚的兼并。这样从地缘上断绝了来自法国对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派系的支持。不过，凯末尔意识到当时苏俄同样需要西方的经济援助。因此，他坚持“与苏俄合作不能失去应有的独立；而与英、法对抗不能放弃任何谈判的机会。”鉴于土耳其面临的威胁来自英、法和意大利三国要在不同程度上肢解奥斯曼帝国，凯末尔决定在西方三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希腊之间打入“楔子”以瓦解他们的合作，同时集中力量对付希腊在原有的奥斯曼帝国境内扩大其领土而产生的威胁。
1920年11月，希腊政权发生更迭。法、意政府借机停止了对希腊的援助。但由于英国坚持建立一个依附它的大希腊以维护东地中海的安全，于是建议在1921年初召开一次由英、法、意三国和希腊、土耳其两国代表参加的伦敦会议。此时驻伊斯坦布尔的西方国家的高级代表主张邀请凯末尔作为奥斯曼代表团的成员一起参加伦敦会议。为了能够让西方国家承认他是土耳其的唯一合法代表，凯末尔设法把在伊斯坦布尔行使政府职责的奥斯曼政权边缘化。1月28日，他向苏丹提议颁布一项诏书，正式解散奥斯曼政府而赋予安卡拉政权履行全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职能，但遭拒绝。随后他加强在战场上的行动，以证明只有他所领导的政府才具备维护国家主权与保卫领土完整的决心、智慧和实力。最终，在伦敦会议期间确立了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政府的合法身份，与他在战场上赢得了对希腊的决定性胜利是分不开的。英国被迫同意与土耳其等国于1922年10月在瑞士洛桑举行谈判，以商讨一个新的协议来取缔《色佛尔条约》。在围绕如何签订新条约的问题上，凯末尔进一步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政治素质与能力。这包括在摩苏尔问题上做出让步，亲自推动《洛桑条约》的签订，以及通过请求国联来展示他领导下的土耳其将是一个遵守国际秩序与惯例的国家。
首先，凯末尔坚持土耳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完全独立，否则任何谈判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摩苏尔问题上，凯末尔政府内部发生了分歧。由于该地区的石油贮存和库尔德族人占多数，这一地区对土耳其的地缘安全和经济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凯末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指出，亟待复兴的土耳其无法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库尔德问题。况且，土耳其军队更是难以实现库尔德族占绝对多数的摩苏尔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和谐。他暗示如果能够确保土耳其的核心利益与外交上的承认，他最后准备放弃摩苏尔地区。但迫于公共压力，摩苏尔地区的归属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时至1926年，双方根据《英土协议》同意把拥有石油资源的摩苏尔划给了当时对伊拉克拥有托管权的英国代管。因此，后人对凯末尔的这一决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其次，1923年7月，土耳其政府与英、法、意和希腊等欧亚七国签订了《洛桑条约》（共143条）。其主要内容是承认土耳其共和国接替奥斯曼帝国成为平等的主权国家，并在条约前言中明确指出“正常的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尊重各国独立与主权”的原则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条约开启了土耳其的新外交。但由于当时土耳其国内政治派系纷杂而引起政局不稳，谁将最终承担责任来签署这一关乎国家利益的条约实属艰难的抉择。在此关键时刻，凯末尔能够在核心问题上与昔日帝国的老臣和共和国的年轻斗士们耐心沟通，平衡各方的利益与诉求并最终承担了历史赋予他的责任。在条约签署前夕，他果断授权在谈判桌旁焦急等待的土耳其首席代表伊兹米特在《洛桑条约》上正式签字。
这无疑是土耳其外交史上的空前胜利。它不仅让土耳其具备了国际社会认可的“合法身份”，随后更是打开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正常交往的局面。这样，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有了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可以利用外交惯例与国际法规去申诉它的权益等。诚如凯末尔期待的那样，《洛桑条约》结束了土耳其在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国际社会对《洛桑条约》的评价也是积极的。当年英国谈判代表拉姆博尔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即使该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不是最公允的，但也是一战后签署的所有条约中最具生命力的。《洛桑条约》让土耳其真正地享有了最惠国待遇，并且鼓舞了土耳其人从战败国的心理阴影中走出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与先前的《色佛尔条约》相比，《洛桑条约》确实是奥斯曼帝国史上最成功的政治胜利。
《洛桑条约》与同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为凯末尔渴望加入当时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联——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与更大的动力。早在洛桑会议上，英土双方在摩苏尔问题上就难以达成一致。虽然土耳其不是国联的成员，但凯末尔同意将该问题提交国联进行仲裁解决。1932年，土耳其受邀成为国联的正式成员。他明确表示支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同年，他即支持国联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1935年参加国联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制裁。与此同时，凯末尔为土耳其制定了严格的和平、中立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例如，在继续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土耳其积极改善并加强与西方国家和邻国的关系。在战略层面，他促进了两个区域性和平条约的缔结：第一个是与当时的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等国签订的《巴尔干条约》；第二个是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组成的《萨达巴特条约》集团。尤其是凯末尔积极推动了与英、法、希、苏等有关国家通过了新的海峡制度公约，即《蒙特洛公约》。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与世长辞。尽管当时的土耳其经济上仍不发达、社会上也充满矛盾，但是他的政治遗嘱是明确的：即“国内秩序必须稳定、政府必须行其职能、共和国必须永存。”由于土耳其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而历史上它与欧洲大国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凯末尔的继任人始终恪守他的遗言。为此，二战后土耳其的外交重心一直建立在维护与西方的关系上，即在与美国保持密切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加强与欧盟大家庭的联系。近年来，由于地区与世界格局的巨变，土耳其在避免挑战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核心安全利益的同时，推行与周边国家“零问题”的政策。这一注重经济往来、维护自身利益，拓展安全空间的外交政策与行为清晰地反映出凯末尔的治国理念对当今土耳其的深刻影响。
（本文为王黎教授谈“近代以来欧洲的外交艺术”系列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一枚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