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百安 著 吴万伟 译
2018年 6月17日， 政治评论员安·库尔特（Ann Coulter）在做客《福克斯新闻》时指出，被迫与父母分开的哭泣的移民小孩是‘儿童演员’。这种毫无根据的胡扯值得被给予像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那样多的播放时间吗？科茨阐述的是让美国梦成为可能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富有历史信息的知情论证。
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约旦·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抱怨说，男人没有办法“控制疯狂的女人”，因为男人对在体格上不能成为对手的人“绝对没有任何尊重可言”。这种青少年观点值得听众像关注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凯特·曼尼（Kate Manne）的细腻论述那样关注吗？曼尼阐述的是同情男人（himpathy）在支持厌女癖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或许觉得库尔特和彼得森肯定是错误的，但有人觉得科茨和曼尼是错误的。人人都曾经觉得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就算库尔特和彼得森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自己思考他们的主张，难道不是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为什么错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吗？“是谁说的”与他们的话语的真理性没有很大关系吗？
如果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路线在你看来似乎很有道理，那是因为受到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的影响。密尔有关近乎绝对的言论自由的论证非常简单，却极具诱惑力。人们表达的任何特定观点要么全部为真，要么部分为真，部分为假。
声称一个不受人欢迎的或令人讨厌的观点不可能为真“等于认定自己不可能出错。”如果一个令人讨厌的观点为真，限制该观点的表达对整个社会显然有害。如果一个观点部分为真，我们就应该听一听，因为“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真理的剩余部分才有机会呈现出来。”即便观点为假，社会也可以从考察其虚假的理由中受益。除非被认定为真的观点受到挑战，否则我们都会坚持这个观点，“就像它是一种偏见，我们对其背后的理性基础并没有多少了解或感受。”
密尔论证的问题在于，他认为从启蒙思想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那里继承下来的理性概念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这个概念极其天真。在这些哲学家看来，有一个发现真理的理性方法，它与历史无关。受到适当教育的人在认识这些真理的能力方面基本上是平等的。笛卡尔向我们保证，我们知道“在所有东西中，理性思考/良知（good sense）的分配是最公平的，”因为“即使那些在其他方面最难得到满足的人，在拥有了良知之后绝不再要求更多。”
当然，这个与历史无关的理性方法究竟是什么，密尔和笛卡尔存在根本上的不同，这也是存在这样的方法的启蒙教条让人感到怀疑的理由之一。
如果你的确拥有一种信念，即人人都能接受的普遍的推理方法，那么密尔为绝对的言论自由辩护就是有道理的。如果任何理性的和得到最低限度教育的人在听到显然错误的或者怪异的论证时都能看穿他们的把戏，它们能带来什么危害呢？ 但是，问题在于人类并不像密尔认为的那样理性。我们不应该基于性倾向而歧视任何人，我希望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当今美国副总统并不赞同。桑迪·胡克（Sandy Hook）存在群体性射击的惨重枪击案，我希望人人都知道否认这些证据是不理性的，但是，一个综合性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却依靠提出相反的论述而一炮走红。
从历史上看，密尔的论证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遵循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踪迹，密尔辨认出“多数派暴政”是民主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危险。作为支持女性权利和反对奴隶制的人，密尔知道，很多人甚至认为讨论这些议题都是令人讨厌的。他希望通过将言论自由变成近乎绝对的权利，就能保证这些真实却不受待见的观点能够被在当时的民众中听进去。
但是，我们的处境已经与密尔时代有很大不同。我们看到20世纪德裔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早在1965年就警告过的趋势越来越恶化：“在媒体上没完没了的拖拉辩论中，愚蠢观点被给予像智慧观点一样的尊重，无知者谈论的时间可能像知情者一样长，宣传和教育并行，真理与谬误共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形式的“言论自由”恰恰支持了多数派暴政。
媒体的主要动机是尽可能多地吸引最广大的受众群体。就什么样的争议性视角值得播放，某个议题的“双方观点”是什么，出现了一种遭到扭曲的概念。你在电视上看到引起争议却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玛莎·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露面的频率有多大呢？与此同时，从前的童星柯克·卡梅隆（Kirk Cameron）在电视上胡诌，除非生物学家能提供“鳄鱼鸭”（crocoduck）的证据，否则我们都不应该相信进化论。难怪我们经历了马尔库塞描述的依靠广泛传播和宣传而致使“儿童和成人的系统性痴愚化”。
马尔库塞辨认出问题显示了他了不起的敏锐眼光，但是他建议的部分解决办法是压制右翼视角。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部分因为这样做不可能不使用恐怖手段）和不切实际的（考虑到因特网的创造动机就是确保信息网络不受限制的流动）。因此，我建议我们再往前迈出一大步，将言论自由与公平传播(just access)区分开来。依靠像电视台、报纸、杂志、大学讲座等机构授权将观点传播给广大民众是有限的资源。就像任何有限的好处一样，一个观点是否有机会利用机构来传播应该取决于观点本身的优劣以及是否能给整个共同体带来利益，这是公平正义的要求。
审查某人的言论与拒绝给予他机构性资源来传播观点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纳撒尼尔·亚伯拉罕（Nathaniel Abraham）因为向雇主承认他不相信进化论，在2004年被辞去伍兹·霍尔海洋科学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e）的职务，这就不是令人讨厌的观点遭受审查的案例。亚伯拉罕认为，他比其他科学家知道得更多（比其他基督徒如教皇弗朗西斯知道得更多，此人仍然相信上帝不是“拥有神奇魔力的魔术师”。）亚伯拉罕有权表达其无知的观点，只要有听众愿意听。但是，亚伯拉罕无权要求像伍兹·霍尔海洋科学研究所这样著名的科研机构的智慧资本份额。
同样道理，邀请查尔斯·默瑞（Charles Murray）分享其为种族之间智慧差异辩护的伪科学观点的名牌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并不是在推动公平和平衡的话语权。而拒绝给默瑞演讲机会的名牌大学不过是承担起作为理性话语看门人的信托责任。我们已经看到了显示我上文所说的“公平传播”的真实案例：美国广播公司（ABC）做出了勇敢的决定，取消了散布种族歧视言论的罗斯安妮（Roseanne）的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在电视剧中扮演角色不是权利而是一种特权。罗斯安妮把黑人比作猿猴。允许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电视剧继续播放，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心照不宣地默许种族主义想象，即认定其观点是有道理的主流意见辩论的组成部分。
先作为候选人后作为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是另一个案例。有责任心的记者必须报道他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将其置于辩论的背景下。研究显示，反复听某个明显被认为是虚假的论述会增加人们相信其价值的可能性。因此，当记者连篇累牍报道特朗普的谎言时，他们实际上增加了民众相信其谎言的可能性。
即使当记者的责任要求必须报道特朗普观点时，也并不意味着将其说的每句话都报道给受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的“你早乔”开启了确保公平传播的很好先例，禁止显示总统顾问凯利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随意性地说出“另类事实”。
马尔库塞令人不安地提出了我们不应该“放弃针对暴力的先验性暴力”的建议。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看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在采访时被人撑了一拳，我不由自主地欢呼。但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注意到的那样，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牧师向我们显示非暴力抗议不仅是符合道德的要求；而且是最高级的战略技巧。因为暴力会落入对手的手中，他们利用机会扮演殉道者的角色。
因此，虽然米德尔伯理学院邀请默瑞前去演讲是错误的，但是学生攻击默瑞和陪同他穿过校园的教授则是错上加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事故中受伤的教授正是默瑞的批评者，他提出了密尔式的辩护，要求允许人家在校园里发表自己并不赞同的言论。）
从积极政策角度看，公平传播意味着什么呢？作为公众看门人的机构应该承担起信托责任，替民众把好关，根据观点和思想家的优劣选择传播的内容。给予胡说什么女权主义者“拥有残酷的男性支配权的一种无意识的希望”的彼得森之流在大学演讲大厅的发言机会；或者让库尔特之流在电视上新闻节目上说什么在理想的社会中，所有美国人都将转变为基督徒；或者给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这样的四流演员接受采访的机会，谈论科学家有关接种的公共健康利益观点是错误的，所有这些并没有展示出令人钦佩的思想开放性。相反，这等于采取了一种积极的立场，承认这些观点属于可辩护的理性话语范围之内，这些人值得被当作思想家来认真对待。
但是，这种认识大错特错。这些观点似是而非，传播这些观点的人从最好处说是无知，从最坏处说，就是诡辩家。无法辩驳的无知者和思想骗子有权表达其观点，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并不等于有权要求别人必须认真倾听。
作者简介：
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泛瑟学院（Vassar College）教授，著有《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宣言》。
译自：The Ignorant Do Not Have a Right to an Audience by Bryan W. Van Norden June 2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5/opinion/free-speech-just-acces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