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 使用累积性年度数据计算出从1983到2015年的异质性分值。我们用了二次方模型来预测趋势线。
注意到我们看到的至少某些影响是其他研究报告揭示的招聘扭曲的结果也很重要。因为少数博士授予单位培养了这么超大比例的毕业生获得工作，在说到发表论文的时候看到类似的情况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对于我们研究的名牌刊物来说，在发表论文时，特别偏爱少数单位要比在招聘时的偏爱程度更高。请回顾一项研究，25%的单位培养了所有终身教授的71%到86%。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25%的单位占据了所有发表文章的89%。另外一项就业研究显示，5家单位占据了所有出版物的20%。如果我们用基尼系数的术语观察，就业研究报告的基尼系数是62到76，而我们发现的作者单位和博士单位的不平等基尼系数分别达到74和81。
我们还探讨了研究生院的规模是否对出版数量产生影响的问题。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研究生院规模---以文学领域每年产生的毕业论文数量计算出来---与出版数量的相关关系。自1990年以来的数据，研究生院规模和发表文章数量的相关系数是0.541，这是根据两个或多个随机变量之间的统计学关系测算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一半影响归功于很多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规模很大。比如，有很多更大的研究生院并没有显著的高水平著作出版；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十大高校中的六所并不在研究生院最大的十所高校之中。仅仅拥有更大的博士点并不能保证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更多文章。总体上看，本次研究显示权力和名望的集中在我们从招聘到发表文章的移动中变得愈发严重。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部分影响不是整体是归功于名牌大学也拥有更大研究生院，但这个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能够单独靠研究生院的规模来解释。比如，有很多研究生院规模很大，但在发表论文上并没有显著的高水平；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最多文章的十大高校中有七所并不在研究生院规模最大的十所高校之列。仅仅拥有更大的博士点并不能保证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更多文章。总体上看，本次研究显示权力和名望的集中在我们从招聘到发表文章的移动中变得愈发严重。
性别
所有四家期刊都有主要发表男性投稿者文章的历史（图表5）。家族关系和名望持续维持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2004年之前，比如《代表》和《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都有两年时间发表的女作者文章比男作者多。（《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有四年时间，发表男女作者的文章是一半对一半。）《批判性探索》和《新文学史》都只有一年，女性作者至少占据所发表文章的一半以上。
图5. 我们的数据中四大期刊每年发表的女性作者文章的比例。在1991年，《代表》成为第一家女性作者超过一半的刊物。
2004年标志着某种转折点，至少对《代表》和《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是如此。自从2004年，《代表》有四年，至少一半作者是女性，而《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发生了更显著的变化，12年中有9年显示至少一半以上作者是女性。自2000年以来，《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的女作者比例的总体平均值是50.9%，令人印象深刻，而四本刊物的总体平均值只有38%。
为了检验更多数量的期刊是否讲述了当今人文出版中性别代表的不同故事，我们收集了过去五年里另外16家期刊作者性别的数据。这包括了另外2828篇文章。表2提供了期刊标题显示的研究领域。总体上，我们看到在过去5年里所有期刊女性作者的文章平均值是42.4%，我们补充的16家期刊的平均值是43.2%，也就是说，比我们最初的四本期刊的平均值（38%）高出5.2个百分点。
表2. 在20家文科期刊中，2010-2015年女作者发表文章的比例。此阶段的总体平均值是42%。
我们的数据显示，学术期刊的性别平等在逐渐朝着平分秋色的方向发展，虽然在不同领域中还不是普遍的趋势，这个过程也还没有接近完成。但是，至少在旗舰期刊（《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和作为补充数据的若干其他期刊中，已经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这说明，首先学术出版比其他公共领域如书评等在对女性更包容方面，进步更快。正如“维达”（VIDA一个致力于揭示当代文学文化中性别模式的志愿者组织---译注）的计算所显示，虽然某些书评已经朝向男女更加平等的方向迈进，但是很多还没有。36 在2015年，英国和美国最重要的十大书评平台上的女性作者总体平均值是32.5%，远远落后于我们在学术期刊上看到的数据。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变化的趋势暗示，虽然我们在学术出版中已经在男女平等上有了改善，我们还没有能够通过学术出版对学界名望的机构性过分集中产生任何影响。女权主义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对历史上围绕学术出版的性别不平等方面取得进步。但是，或许因为缺乏意识或者某些更不容易解释的理由，我们的专业领域并没有处理学术出版中思想资本的压倒性的等级森严机构性问题。
名望、出版和认识论权威
我们的研究显示，少数名牌大学的霸权持续存在，且远远超过从研究生院毕业后找到终身教授系列工作的招聘领域。少数名牌大学的影响力和权力还延伸到学术出版领域---因而到了更加直接的知识创造和传播领域。如果少数名牌大学毕业生占据影响力颇高的出版著作的过高比例，顺理成章的是，其著作将在领域中施加更大影响（虽然我们很清楚出版和影响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两者未必是同义词）。教育培训的声望持续延伸到学术出版声望，正如哈佛和耶鲁等名校的情况，它们不仅在塑造高等教育上拥有难以匹敌的经济手段，而且对什么被作为知识也产生特大号的影响力。
研究大学教师招聘模式的学者已经得出非常尖锐的结论。克劳塞特（Clauset）及其合作者在其研究中得出结论，该模式“对观点的自由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研究兴趣、合作网络、学界规范常常是在读博士期间形成的。因此，出身于名牌大学的教授岗位的高度集中和名牌大学紧密的相互联系能够通过博士生配置对整个学科的研究议程、研究共同体和院系常态等产生实质性影响力。”37
通过将学界招聘纳入思想平等的框架内，克劳塞特及相关研究的作者提出了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困惑和担忧的问题：认识论平等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成为值得追求的目标吗？
对于当今学界的很多人来说，认识论不平等---本文的数据初步显示的过高比例的机构代表性---肯定比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觉得讨厌和不受欢迎。我们朝着所谓的知识经济方向迈进越多，两者的联系就越发密切。知识是一种关键的资本形式。它能够让权力固定下来。但是，某些人可能认为，名牌大学不过是通过过滤知识而实现其文化作用。我们对学术不平等的反思型厌恶暴露我们所任职的大学本质的虚伪性。在此意义上，大学或许被认为类似于机构型的搜索引擎；他们生产知识生产者，因此，他们的认识论影响力或许是非民主的，帮助组织和整理了知识。如果平等对待所有链接，谷歌就将没有任何用途。按照这种思维路线，知识集中在名牌大学内未必是系统失败的标志；它甚至可能是系统健康的标志，文化资本和赞助人体系的权力旨在将小麦和糠秕区分开来。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确定这种想象的认识论质量不在某种程度上被产生该东西的影响力和赞助人体系污染呢？哈佛、耶鲁和其他名牌大学当然培养出才华洋溢、水平高深的学者。（本文作者也算名校毕业生，分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我们对同学和培养我们的老师的聪明、智慧和才华都极其珍视和尊重）但是，从可观察到的等级体系来看，如果假定名牌大学在过滤知识方面比所有其他大学都要好得多，未免过于天真幼稚。本文的假设此刻还没有被证实，但我们更大课题的真正担忧是这些程度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对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交流将产生破坏性影响。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写到，在评价质量、价值和功德时，“学术生活的所有阶段总会受到在机构性等级体系中占据地位的知识的污染。”38本文的发现说明，有关质量和卓越的声明---持续维持学术机构之间严重的不平等---不一定如价值中立的捍卫者竭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价值中立。
我们的数据和其他类似研究清楚说明的是，名牌大学继续成为定义现代学术知识的实践、技巧、美德和价值的核心。无论是通过学术劳工（人员）或者观点（出版物）的形式，这些机构都在传播这些内容，从集中的核心像更广泛的边缘不断撒播。仍然不清楚的是，该系统与观点的质量和多样性以及质量和多样性可能被想象出来的交叉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
对人文学科的很多人来说，恰恰是首先体现在诸如科学研究卓越框架和谷歌学者等运算机制的韦伯式理性化过程促成了当今体系的种种弊端。他们认为仅仅强调人文研究实践和研究对象的“不可计算性”或者不可言喻性本质就能维持思想探索的健康一直到未来。39 但是，我们在本文中竭力刻画的学术出版历史却告诉我们完全不同的故事：从管理上说，求助于类似科学研究卓越框架这样可测量性练习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颠覆舒服安坐的赞助人体系和拆解机构性偏袒和文化资本等种种控制形式的长期企图的组成部分。求助于计算出版著作数量是本着透明和思想开放性的精神实施的。从原则上看，某些人文学者绝对抗拒这种传统的冲动只会阻碍矫正长期模式的尝试。到现在为止，求助于不可计算性恰恰变成了高度有效的手段来维持等级体系和权力、名望和赞助人---各种文化资本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对所收集的人文学科过去半个世纪学术出版的数据的解释是，显示过去和现代的尝试统统失败了---之前通过印刷品和现在通过数字印刷体系来颠覆赞助人体系和文化资本影响力的尝试全都失败。权力和名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精英圈子的趋势仍然持续进行，虽然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从最初的近代文人圈子到家族大学到当今学术界。求助于克劳塞特等人的观点“自由”交流---拆除来自系统的过滤---忽略了学术出版系统总是在内部编码各种偏见和选择的清晰方式。知识的传播从来都不是自由的，总要受到机构、技术、传统和规范的制约。“观点的自由交流”要求媒体---事物、概念、技术、实践、机构---干预和卷入。无论是早期现代大学的赞助人体系还是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官僚体系或者当今大学的混合体系，任何传播和交流体系都不可能免于斡旋和调解过程。
怎么办？
我们认为，答案既不是返回到不可计算的理想也不是相信自由知识的威力。使用新的数字技术和方法更好地理解学术机构并不一定能够让人成为“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帮凶或恶化“数字人文的‘有钱人’和主流人文学科的‘没钱人’的不平等。”40 如果用得聪明些，这些技术和方法能够帮助揭示这种贫富差距悬殊是多么长久存在，多么持续不断和难以追踪。本文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量化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少斡旋干预而是不同种类的斡旋干预。仅仅要求思想的多样性并假定它会带来好处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新方式来衡量、滋养、评价和最终设想思想多样性。我们需要探索、发现和培养思想差异性的替代系统。我们需要并不单纯复制现有过分集中的赞助人体系的新传播平台，正如我们需要更少依靠集中度和数量而更多看内容和差异性的新出版和影响力系统指标。
洪堡特和其他大学改革者认为，印刷出版物是破解困扰19世纪新旧交替时德国大学赞助人体系的良方。今天，我们手头拥有了新工具能够允许我们开发出衡量学术成果重要性的替代性方法，而不仅仅是计算论文数量或引用数量等影响因子。在内容分析和文化分析领域已经做出的巨大进步让我们能够重新设计计算影响力的方法，以便纳入多样性和新颖性而不仅仅是权力和名望。现在到了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虽然这显然是未来的重大研究挑战，我们至少能够开始仔细查看继续围绕在人文学科教师聘任和学术出版上存在的机构性不平等问题，以及帮助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根源。历史一再证明，改革的第一步总是承认我们存在的问题。
原文注释：
我们感谢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项目资助。我们也感谢艾斯特·维纳洛夫（Esther Vinarov）、绍沙纳·施瓦布（Shoshana Schwebel）和安妮·马纳舍（Anne Manasché）等人的工作，他们负责数据的收集和准备。本项目的所有数据和语码可以参阅：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4558072.v3
[1] Se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2014), www.ref.ac.uk
[2] See, Academic Analytics: Benchmarking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www.academicanalytics.com
[3] See, for example, Wendy Brown,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2015).
[4]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 Max Weber, Schriften zur Wissenschaftslehre (Stuttgart, 1991), p. 250.
[5] 结论部分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这些术语。有关学术界文化资本的标准讨论，请参阅： 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Calif., 1990).
[6] 有关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大学的口头演讲问题，请参阅：Walter Ong, “Agonistic Structures in Academia: Past to Present,” Daedalus 103 (Fall 1974): 227–38, and William 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Chicago, 2006), esp. 68-92; 以下简称AC. 有关口头实践持续存在直到19世纪的情况，请参阅：Sean Franzel, Connected by the Ear: The Media, Pedagogy, and Politics of the Romantic Lecture (Evanston, Ill., 2013).
[7] 有关辩论及其多样的媒体形式，请参阅：Alex J. Novikoff, The Medieval Culture of Disputation: Pedagogy,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2013), pp. 133–71.
[8] Kristine Haugen,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ld Regime,” review of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by William Clark,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22, no. 1 (2007): 210.
[9] See ibid.
[10] See Charles B. Schmitt, “The Rise of the Philosophical Textbook,”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 ed. Schmitt and Quentin Skinner (New York, 1988), pp. 792–804, and Scholarly Knowledge: Textbook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Emidio Campi et al. (Geneva, 2008). 有关参考著作的泛滥，请参阅：Ann Blair,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onn., 2010).
[11] Johann Burkhard Mencken, The Charlatanry of the Learned, trans. Francis E. Litz (New York, 1937), p. 49.
[12] 有关印刷品泛滥及其对广泛的知识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担忧，请参阅拙著Chad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Baltimore, 2015).
[13] See 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nd R. Steven Turner, “Prussian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cept of Research,” 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5 (1980): 68-93 and “University Reformers and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Germany, 1760-1806,” in Europe, Scot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th Century, vol. 2 of University in Society, ed. Lawrence Stone (Princeton, N.J., 1974), pp. 495–531.
[14] See, in particular, Peter Moraw, Gesammelte Beiträge zu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Leiden, 2008), pp. 3–54.
[15] 案例研究，请参阅：Peter Moraw, Kleine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Gießen 1607-1982 (Gießen, 1982), pp. 42–54. See also Marita Baumgarten, Professoren und Universitäten im 19. Jahrhundert: Zur Sozialgeschichte deutscher Geistes- und Naturwissenschaftler (Göttingen, 1997), p. 21.
[16] See Moraw, “Vom Lebensweg des deutschen Professors,”Mitteilungen der DFG 4 (1988): 1-12.
[17] See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pp. 220–27.
[18] See Andrew Wakefield, The Disordered Police State: German Cameralism as Science and Practice (Chicago, 2009), pp. 49–80.
[19]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Die Beschaffenheit und Verfassung der Republik der Gelehrten,” Scherzhafte und Satyrische Schriften, 2 vols. (Berlin, 1760), 2:341–74, 359.
[20] Quoted in Barbara Dölemeyer, “Die Universität als gelehrte Manufactur in Reformideen des aufgeklärten Absolutismus in Hessen-Darmstadt und Hessen-Kassel,” Reich, Regionen, und Europa i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Berlin, 2000), p. 365.
[21] See also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N.J., 2011), pp. 23–79, and 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1994), pp. 21–148.
[22] 但是，口头的魔鬼仍然存在于机器中。演讲在18世纪末期和整个19世纪的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角色，请参阅：Franzel, The Romantic Lecture as Literary, Scholarly, and Political Form around 1800 (Ithaca, N.Y., 2008).
[23] Shapin and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p. 60.
[24] See Lisa Jardine, Erasmus, Man of Letters s: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isma in Print (Princeton, N.J., 1993).
[25] Wilhelm von Humboldt, “Bericht der Sektion des Kultus und Unterrichts an den König,” (1809), Wilhelm Humbolts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Bruno Gebhardt, 17 vols. (Berlin, 1968), 10:180, 182, 187.
[26] See John C. French,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Founded by Johns Hopkins (Baltimore, 1946), pp. 33–39.
[27] See Robert McCaughey, Stand Columbia: A Histo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1754-2004 (New York, 2003), p.145.
[28]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2 vols. (Tübingen, 1976), 1:128-29.
[29] See, for example, Daniel Allington, Sarah Brouillette, and David Golumbia, “The L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1 May 2016, 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eoliberal-tools-archives-political-history-digital-humanities/
[30] Aaron Clauset, Samuel Arbesman, and Daniel B. Larremore, “Systematic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Faculty Hiring Networks,” Science Advances, 12 Feb. 2015, 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1/1/e1400005
[31] Robert L. Oprisko, “Superpowers: The American Academic Elite,” Georgetown Policy Review, 3 Dec. 2012, gppreview.com/2012/12/03/superpowers-the-american-academic-elite/
[32] Natalie Masuoka, Bernard Grofman, and Scott L. Feld, “The Production and Place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Ph.D.s 1902-2000,” PS 40, no. 2 (2007): 361-66.
[33] JSTOR数据库选择的只是五页及以上的研究论文。我们手工添加的内容旨在包括论文而不是书评，但是这可能包括诸如批评性回应的更短文章。我们的目标是抓住这些期刊的尽可能广泛的投稿者范围。我们取掉了编辑介绍和采访记。我们也自动去掉了题目中包含“编辑的”、“采访”、“声明”等字眼的文件，这是辨认非论文的过滤方法。
[34] 这里能够使用的另外一个衡量标准是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所谓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它主要用来测量特定经济领域是多么开放还是多么单一性。整个市场份额越多地被少数行动者支配，它似乎就越集中。在我们的案例中，一个期刊将被视为一种产业，大学被视为公司。一个期刊被少数公司（大学）支配得越多，它就变得越来越集中和越来越少的异质性。这种测量的价值是它能解释扭曲；我们的测量并不能解释一个机构在一年中比另外一年中发表更多论文的事实。它只是解释机构的总体的文章发表数量。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用更加敏感的方式抓住了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但是，这种衡量的问题是它将行动者的集中视为具有内在优点的东西的方式。比如，如果你有10篇论文来自10个大学，这就是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0.1（1就等于是绝对垄断）。如果你有5篇论文来自5个大学---对我们来说是文章和机构的平等比的同样场景，或者异质性数值为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将升到0.2或者刚才数值的两倍。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与文章数量形成负相关关系，就像异质性数值一样，意味着让发表文章多和内在更大多样性的期刊占优势。总体上，我们的数值显示与每年发表文章的总数的相关性不高。但是，重要的是没有哪个数值能解释整个问题。每个数值抓住了问题的某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他方面。我们非常感谢司各特 • 甘茨（Scott Ganz）和约旦 • 布洛尔（Jordan Brower）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个数值是观察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
[35] 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经过一段时间的异质性，我们看到1983-2016这个阶段的作者机构（F1,31 = 0.9531, adjusted R2 = -0.0015, p = 0.337)或者博士机构(F1,31 = 0.0077, adjusted R2 = -0.032, p = 0.931)都没有显著的变化。使用二次模型途径计算两种情况下的显著性 (分别为F1,31 = 2.757, adjusted R2 = 0.099, p = 0.079 和 F1,31 = 3.782, adjusted R2 = 0.1481, p = 0.034),说明我们或许见证了多样性的上升随后是下降。使用模式选择的贝叶斯信息准则(BIC) 显示，二次模型途径稍微更好地吻合(对作者机构和博士机构分别是-76.59 and -77.67 和 -102.86 and -106.77).就1990-2016年这个阶段，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发现作者机构有显著的下降(F1,24 = 7.963, adjusted R2 = 0.218, p = 0.009)，但是博士机构则没有显著变化(F1,24 = 2.009, adjusted R2 = 0.038, p = 0.169).
[36] Amy King, “Three Cheers for Three VIDA Counts!” www.vidaweb.org/2014-vida-count/
[37] Clauset, Arbesman, and Larremore, “Systematic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Faculty Hiring Networks.”
[38] Pierre Bourdieu,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 trans. Richard Nice, Sociology of Science 14, no. 6 (1975): 20. See also Bourdieu, “The Peculiar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ason,” Sociological Forum 6, no. 1 (1991): 3–26.
[39] 对于人文学科的计算化的最广泛的批评之一，请参阅一期特刊：“In the Shadow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Differences 25, no. 1 (2014).
[40] Richard Grusin, “The Dark Sid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Differences 25, no. 1 (2014): 83.
译自：Publication, Power, and Patronage: On Inequality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Chad Wellmon and Andrew Piper
作者简介：
查德·维尔蒙（Chad Wellmon），弗吉尼亚大学德语副教授，最新著作《有组织的启蒙：信息过载和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发明》和与人合编《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读本》。安德鲁·派普尔（Andrew Piper），麦基尔大学教授和语言文学和文化威廉·道森学者（William Dawson Scholar）。他是数字人文实验室“文本实验室”主任，著有《书在那里：阅读电子版时报》.译者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
本文的修改删节稿曾发表在《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2期，第105－112页。
－－－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