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斯·霍尔 著 吴万伟 译
当今的自我帮助类书籍严重依赖斯多葛派哲学。但是，亚里士多德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真正的人类幸福何在。
在西方世界，只是从18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在不提及基督教的情况下公开谈论伦理问题。有关道德的现代思想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假定上帝并不存在或者至少并不干预人类的生活。但是，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提出充满活力的伦理思想已经长达千年之久，其哲学学派从第一批鼓吹不可知论者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五世纪）到最后的异教徒思想家丰富多彩。柏拉图主义者的雅典学园直到公元529年才最终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关闭。
道德哲学的悠久历史是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宝贵遗产。它促成了若干当今世俗思想家在面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基督教衰落留下的道德真空时复兴古代思想流派。公元前300年，塞浦路斯人芝诺（Zeno）在雅典创建的斯多葛派有了支持者。大西洋两岸自命的斯多葛派组织开设课程，出版书籍和开办博客，甚至举办一年一度的斯多葛周活动。有些斯多葛派的原则成为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自我帮助经典《如何停止忧虑开始生活》（1948）的基础。他向读者推荐了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但真正的古希腊斯多葛主义是悲观的、和凄惨的，它谴责快乐，要求压制情感和感官欲望。它建议人们顺从地接受不幸，而不是积极参与社会，精心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它很少留下空间让人类保持希望、能动性或者建设性地批判痛苦。
比较不熟悉的是亚里士多德鼓吹接受幸福感（eudaimonia），对此他有很多话要说。在哲学系之外，像菲力帕·福特（Philippa Foot）和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等新亚里士多德派思想家已经主张，其德性伦理学作为功利主义和康德途径的替代品，它本来应该广为人知却被埋没了。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学园（Lyceum）提出了将幸福最大化的模式，该模式可以被个人和整个社会付诸实施，至今仍然有相关意义。它成为“巡回漫游的哲学”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与对话者一起旅游的过程中一直在进行哲学辩论。
巡回漫游哲学的基本教义是这样的：人生目标是通过体现美的的生活将幸福最大化，充分实现你作为人的潜能，与其他人互动---家庭、朋友和同胞公民--参加互利互惠的活动。人类是动物，因此在负责任地满足生理需要（吃、喝、性）中获得快乐是幸福生活的指南。但是，人是高级动物，自然倾向于在共同体中生活在一起（政治），我们是政治动物（zoa politika）。人类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责任，因为上帝是遥远的存在，是维持宇宙运动的“不动的推动者”，他对人类的幸福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施加天意的意图即奖励美德或惩罚恶行。但是，故意想象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是可能的，因为人类有天生的能力促成个人和集体走向繁荣昌盛。这些包括提出世界问题、协商讨论行动计划和激活有意识的回忆过去等倾向。
重新被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乐观和实用的幸福秘诀的时刻已经成熟。它为面临21世纪挑战的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结合体，一方面是世俗的、以美德为基础的道德，一方面是实证科学，两者都不试图在超越人类感官认识之外的理想或形而上学体系中寻求答案。
窗体底端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或者幸福感意味着什么呢？他不相信这能够通过积累人生中的好事－－－包括物质商品、财富、地位或公众的认可等而实现，而是人心内在的、私密的状态。但是，他也不相信幸福是幸福心情的持续出现，因为这可以通过人们一天都在日光浴或宴饮享乐而实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要求人类潜能的实现，这是日光浴或宴饮享乐所无法提供的。他也不相信幸福能靠我们感受快乐所花费的时间比例来确定，就像苏格拉底的学生塞勒尼的亚里斯提布斯（Aristippus of Cyrene希腊哲学家，倡导在巧妙地避开困苦的基础上以寻求快乐为人生目的---译注）所做的那样。
亚里斯提布斯提出了名为“快乐主义”的伦理体系（古希腊表示快乐的词是hedone），他认为我们应该把目标定为将身体和感官的快乐最大化。18世纪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复兴了快乐主义，通过提议道德决策和立法的正确基础是能够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在他的宣言书《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中，边沁实际上列出了将快乐量化的算法，即衡量任何特定行为产生的整体幸福指数。这个算法通常被称为“快乐计量学”（hedonic calculus）。边沁列出了如下变量：快乐的强度？快乐持续的时间？那是我在考虑的行动的必然结果还是可能结果？再过多久会发生？它有生产性或能带来更多快乐吗？能确保没有痛苦的后果吗？多少人能体验到这种快乐？
边沁的学生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指出，这种“可量化的快乐主义”并没有区分人的快乐和猪的快乐，因为后者可以通过不间断的感官快乐来提供。所以，密尔引入了快乐存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观点。我们和动物共享的身体快乐如从吃喝性中得到的快乐是“低层次”快乐，而精神快乐如我们从艺术、思想辩论或善良行为中得到快乐是更高层次和更有价值的快乐。这种版本的快乐主义哲学理论通常被称为精明的快乐主义（prudential hedonism）或定性快乐主义（qualitative hedonism）。
训练自己成为可能的最好自我，直到你像自动驾驶仪一样习惯性地做正确之事。
当今有少数哲学家主张享乐主义理论，但是在大众的理解中，当“幸福”没有被定义为拥有一整套“外在的”或“客观的”好东西如金钱和事业成功时，它描述的是主观性的快乐体验---短暂的兴高采烈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两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们忽略了实现个人潜力的重要性。他赞同性地引用了古希腊的原则，人在死亡之前是不能被称为幸福的。没有人希望在临终的病床上相信他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姑息疗法护士布罗妮·瓦莱（Bronnie Ware）在《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2011）一书中准确描述了亚里士多德建议我们回避的危险。濒临死亡者说的是：“我希望我当时有勇气过表里如一的生活，而不是过别人期待我过的那种生活。”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这样总结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在生活给你的范围内，沿着卓越线发挥你最大的生命力量。”
因为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幸福是由某种比令人惬意的体验积累更大的东西或与它不同的东西所构成。要幸福，我们就需要维持建设性的活动，我们相信它们指向某个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对目标和行为进行有意识的分析，要求通过“良好生活”践行“德性伦理学”。它要求得到有效的滋养以便开发出思想和身体的潜能，辨认出你的潜力（亚里士多德对教育有很强烈的主张），训练自己成为可能的最好自我，直到你像自动驾驶仪一样习惯性地做正确之事。如果你故意用友好的方式回应你遇见的每个人，你就开始无意识地做这些事，让你自己和他人都感到快乐。
当然，从历史上看，很多哲学家如自我主义者已经质疑德性是否天生值得向往。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其他人重新恢复了德性伦理学，将焦点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上：不幸的是，这种学界内的兴趣还没有像斯多葛派哲学那样在更广泛的文化中盛行，出现在真正的公众面前。
当今有些思想家区分了美德的两个次范畴：一种是诸如勇气、诚实和正直等美德，它们影响你自己和你的共同体的幸福；一种是诸如友好和关爱等“仁慈美德”，它们给他人带来好处，但是给行动者带来的满足感不怎么明显。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我喜欢是美德的必要条件，他认为美德的确有内在好处，这种观点是他和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和维多利亚时代哲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共同点。在人生的部分时间里，亚里士多德生活在衰败堕落和无情的腓力浦二世（Philip II）的马其顿独裁朝廷统治下，国王的军官和妃子求助于阴谋、敲诈勒索和凶杀等手段争夺自我利益和优势。他知道不道德的人是什么样子，这种人内心常常很痛苦，虽然从外表上看风光无限，有令人艳羡的财富和成功等装饰。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他写到：
没有人会称一个人是理想的幸福状态，如果他没有一丁点儿的勇气或没有一丁点儿的节制或没有正直和体面或没有良好判断力，如果害怕在他周围飞舞的苍蝇，如果不能够克制自己，仍然去做放肆的行为，以满足其吃喝的欲望，或为了少许金钱不惜毁掉最亲密的朋友。
亚里士多德说，如果幸福不是上帝的恩赐，“那么它就是行善的结果，伴随着学习过程和努力而来。”每个人都能践行一种让他更幸福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并不是提供神奇的魔杖，挥动一下就能消除阻碍实现幸福的所有威胁。他承认存在某些种类的优势是你拥有的或者没有拥有的。如果你运气不好，出生于社会经济阶梯的底层，或者你没有子女或家人或亲人，或相貌特别丑陋，你不能避免的环境“污染”了快乐。实现幸福就更加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你不需要物质财富或者身体的力量或者优美的身材才能与亚里士多德一起训练心智，因为他鼓吹的生活方式关注的是道德和心理的卓越而不在物质财富或者强健的身体。他承认存在一些更艰巨的障碍：拥有堕落的孩子或者朋友就是这种的障碍。另外一个是你投入了很多努力的好朋友或者孩子因为死亡而丧失，这是亚里士多德留到最后才提及的人类面对的最痛苦之事。
但是，从潜在的角度看，甚至天生处于劣势的人或者经历了可怕人生苦难的人也可以过得很幸福。经历显然难以忍受的灾难，但仍然能够生活得很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在灾难中，善良仍然能闪亮发光，有人能够用耐心承受一再出现的严重不幸；这不是归功于情感麻木而是归功于慷慨大度和灵魂的伟大。”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体系是深刻的乐观主义。它对每个人都具有现实意义，隐含在亚里士多德使用了包容一切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这种哲学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哲学，因为我们询问善良是什么不仅仅为了知道它是什么，而是树立了要成为善人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我们的努力探索就没有了意义。”事实上，成为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做善事，总是公平地对待他人。
亚里士多德坚持说渴望公平对待他人的人需要爱自己。
友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非常重要，采用德性伦理学不需要打破你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式的目标是道德上的自我满足，这样你就不会脆弱地受到别人对你进行的心理操控，他还认识到甚至最自我满足的人的生活也会因为拥有朋友而更美好，他写了很多精彩文章谈及不同种类的人际关系，从婚姻或类似的相互关系到同事或同胞之间的相互合作。我们或许能独自做事，但我们为什么选择独处呢？在美德问题上，你不需要“天赋”，亚里士多德事实上说，我们生下来是无所谓好坏的。从来不算太晚：你能在人生的任何时候决定维持你的道德立场。最有吸引力的是，亚里士多德坚持说，渴望公平对待他人的人需要爱自己。在他的人性体系中，没有自我仇恨、自我鞭笞、自我剥夺的存在空间。亚里士多德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前很久就看到我们的生物学本能是天生的而不是道德上卑劣的。这使得他的伦理学与现代心理分析和谐一致。
一个独创性的亚里士多德观点认为，本应该受到谴责的情感---甚至愤怒和报复---对于人的健康心理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斯多葛派哲学观点形成对比，他们认为愤怒是不理性的，是一种应该被消除的临时性疯狂。这种情感需要适当数量“中间的”或“温和的”可以说是公平的。因为人是动物，性欲比例恰当非常重要。性欲过剩或者性欲不足都容易造成不幸福。愤怒对于个性的发展也非常重要。一个从来不会生气的冷漠者不会为了她自己或亲人在适当时候奋起反抗，也不能实现幸福。但是，愤怒过度或针对错误的人发火就是罪恶。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天生是灵活的。没有严格的教义，意图总是正确行为的关键标准。他的文笔透彻，分析为利他主义目标而要求不道德的手段所产生的问题。但是，每个道德处境都是不同的，一个人可能没有票跳上火车，因为他急匆匆要去看望住院的孩子；另外一个人可能巧妙地逃票，虽然她有待遇优厚的工作需要乘通勤车。亚里士多德认为普遍原则是重要的，但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况，尤其是意图的话，普遍原则可能令人误入歧途。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相信固定的惩罚。他相信平等原则需要被纳入到司法体系中，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自称“道德特殊论者。”每个困境都要求对特殊情况的螺栓螺母的更详细参与。说到伦理学，魔鬼真的可能就藏在细节之中。
从政治上说，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本教育能够对人类整体带来好处。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持积极态度，他发现民主的毛病比其他机构要少得多。持精英主义观点的导师柏拉图对下层阶级的智慧持怀疑态度，与他不同，亚里士多德相信在任何特定的话题上的最伟大专家（如动物学，他是公认的创始人）可能是在那个话题上积累了最多体验的人（如农民、捕鸟者、放牧者或渔民），无论其社会地位多么低。学术研究必须依靠他们说的话来指导。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普遍善良的信任让他能设想出“聪明的暴民”的原型---一个不愿意按照群体的粗野模式行动的群体，他们使用普遍分配的智慧用最大化的效率来行动。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在《聪明的暴民》（2003）中提出的观点的前身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观点：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协商，变成“拥有很多脚、很多手和很多感官的单个人，就道德和智慧才能而言，它也变成了单个人。”
亚里士多德是明确区分因为疏忽做错事和故意做错事之间差别的第一位哲学家。本来该做却不做和故意做坏事产生同样恶劣的影响。当我们来评估公共人物时，这个重要的伦理原则具有重要的隐含意义。我们的确询问政客是否犯了错。但是，我们多么频繁地询问他们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来做一些能够改善社会和民众幸福生活的事？我们也没有足够多地询问政客、商界领袖、大学校长和基金会主任什么事该做却没有做，从来没有开启的规划，它们作为领袖可以说是渎职。亚里士多德也非常清楚那些不用自己巨额财富帮助他人的富豪是不幸福的（因为他们没有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和金融上的吝啬之间依据美德的要求行动。）但是，他们犯下了错误，没有依据公平的美德行动。
亚里士多德是个乌托邦主义者。他想象了将来有一天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潜力和充分利用自己潜能的可能性（按照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独特的亚里士多德原则）。亚里士多德设想了一个未来世界，其中技术进步将让人类劳动变得不必要。他记得神秘的匠人代达罗斯（Daedalus）和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制造能听话工作的机器人：“如果任何工具都能在命令下工作，或者看到之前要做的事，就像故事中的代达罗斯雕像或赫菲斯托斯的自动三脚凳。。如果梭子像这样编织，拔子轻轻弹奏琴弦，能工巧匠将不需要助手，主人不需要奴隶。”几乎可以说，他预测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非常灵活。你可以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是商人或慈善事业工作者，几乎可以投票支持任何政党，但仍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是，亚里士多德式资本主义者会发现同胞的贫困无法容忍。亚里士多德知道当物品稀缺时，人们就会争抢和冲突。“贫穷是革命和犯罪之母。”坚持将政治理论建立在人性的基本需要之上，亚里士多德设想了能在他那个时代出现的最先进经济观点，难怪赢得卡尔·马克思的敬佩。亚里士多德赞同柏拉图法律中的建议，公民拥有的财产上的极端不平等产生制造分裂的诉讼和针对超级富豪令人作呕的谄媚，但是亚里士多德式社会主义者承认将强迫性的公共所有权扩展到家庭行不通。人们关照事物是因为他们享受私人所有权的意识，因为事物对他们来说有价值，如果与他人分享，这两个特征都将被稀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人都会爱某个东西更多，如果它来之不易的话。”
科学家和古典主义者的共识：亚里士多德在当今可能是环保主义者。
气候变化否认者可能无法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鼓舞。作为相信一丝不苟的研究的自然科学家，科研要建立在实证性观察和严格检验假设的基础上，人类引起的环境破坏的证据可能令他感到警惕和担忧。人类活动（过度捕捞）造成物种灭绝的第一个证据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动物的历史》中。将人看作动物，他启动了我们与物质世界的伦理关系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变。他以精心设计的方式过规划好生活的承诺令他成为当今的环保主义者，科学家和古典主义者的共识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对身体的生存和心理幸福承担起长期和全面的责任。只有人才有道德能动性，因此，作为与惊人数量的植物和动物共同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我们有保护环境的独特责任。但是，人类因为其独特的心理天赋也有潜力造成可怕的灾难：正如亚里士多德做出的令人胆寒的区分，他说，坏人造成的伤害要比动物严重一万倍。
将亚里士多德的整体性伦理和科学观用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比如神权政治和污染促使人们询问公众为何对他的观点了解如此之少？其中之一当然是被人广泛引用的歧视女性和奴隶的偏见。他是个富有的男性持家者，在《政治学》中，他支持奴隶制，支持希腊人奴役非希腊人，表明女性没有能力进行理性协商。但他本来可能拥有相反的理论辩论，如果得到实证性证据支持的话。在任何知识领域，他认为所有观念都必须永远处于可调整的状态：“医药已经因为不同于古老的体系、体育训练方式以及笼统的艺术和官能而有所改善。”希腊人生活中使用的法律“过于简单和粗野”：他引用购买妻子和公民拥有武器等过时的做法作为例子，坚持认为法典需要修改，“因为国家结构不可能被正确确定下来在所有细节上都吻合实际情况。”
但是，亚里士多德令人觉得陌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遗留下来的著作是用专门的学术语言写成的面向同事和学生的深奥专著。事实上，他的确为公众写过若干著名作品，流畅的文笔在过去一千多年里鼓励了数以千计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人成为践行德性伦理学的人。这些人包括农民、皮匠、国王和官员。这是因为，正如最伟大的古代亚里士多德评论家塞米斯丢斯（Themistius）所说，他比其他任何思想家都更多地成为“普通民众的好帮手”。这个说法至今仍然有效。哲学家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J Anderson）写道：“没有哪个哲学家比亚里士多德更直接地谈及当代人生活中的担忧和焦虑。我们也不清楚哪个现代哲学家为生活在不确定时期的人提供了像他一样多的内容”。
斯多葛派在今天得以复兴的原因之一是它对很多道德问题提出了具体答案。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包含了很少清晰可见的行动指南。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需要承担起充分的责任来决定正确的行为方式是什么，且要不停地重复做出自己的判断。亚里士多德能在当今赋予我们的主要好处是他对“幸福”的另外一种概念，这让他的理论非常有用，并能应用在实践中。幸福不能依靠快乐的经验来获得，而只能依靠在具体环境中辨认出和实现自己在道德上和创造性上的潜能，与家人、朋友、同事一起并帮助别人实现潜能。我们需要评估选择要做的事和避免要做的事，因为忽略而造成的错误与我们故意犯下的错误同样具有破坏性。这涉及到拥抱情感冲动，同时确保我们使用这些作为指南，指导我们做正确之事而不是让情感支配行动。我们需要持续做这些事，因为培养美德以及伴随着这种人生方式而来的幸福从来就是一辈子的目标。
作者简介：
伊迪斯·霍尔（Edith Hall），伦敦国王学院古典学系和希腊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著作20多本，经常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言，在主流媒体和学术报刊上发表作品。最新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方式》2018年。
译自：Why read Aristotle today? By Edith Hall
https://aeon.co/essays/what-can-aristotle-teach-us-about-the-routes-to-happ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