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玛丽·斯特兰奇 著 吴万伟 译
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24岁的时候，他四岁的女儿安妮（Annice）死于肺病。她死在家里，父母和奶奶都在身边。她死亡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才告诉兄弟姐妹。詹姆斯为安妮临终的日子做了一切能安慰她的事，但因为从来没有遭遇过死亡，死亡真的来临，他并没有能马上便认出来。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期待什么，发现很难与妻子玛莎谈论此事。很多人前来吊唁，但葬礼仍然维持私密的形式。丧女之痛常常被描述为最难令人承受的悲痛，它永远地改变了詹姆斯·特纳。
21世纪死亡的典型就体现在这个故事包含的悖论之上。虽然我们通过小说、戏剧、媒体等远距离地贪婪地消费死亡，但是近距离地亲身遭遇死亡事件仍令我们陷入瘫痪般不知所措。1955年，评论家乔佛瑞·戈勒（Geoffrey Gorer）宣称，死亡已经变成比性还更为严重的色情禁忌。他说，这种新禁忌和丧葬活动已经变成“不体面的”东西。从那以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机构性基督教的衰落留下了精神和存在上的真空，而个人物质主义的崛起已经令家庭网络和社区网络碎片化。公开为悲痛辩护的共同的丧葬仪式已经消退，死亡空间已经越来越多地从家庭走向医院。
海德·瓦莱奇博士（Haider Warraich）的《现代死亡：医药如何改变了人生的终点》辨认出这些变化的深远影响，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美国，其次在北欧。瓦莱奇是医生和临床研究者，是观察死亡医疗化泛滥所产生的令人怀疑的糟糕影响的合适人选。很多人渴望死在家里，但是，大部分仍然死在医院里，周围全都是医疗设备。总体上看，与上个世纪相比，人均寿命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使用医药人为延长寿命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死亡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复杂---究竟是以脑功能丧失还是心脏和肺功能丧失为标准？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虽然瓦莱奇称人们对医药的“痴迷”阻止和延迟了死亡，但是，没有人为悲伤的死者家人提供明显的安慰。这个任务期待有人来完成。凯瑟琳·曼尼克斯（Kathryn Mannix）在《心中想着终结：拒绝死亡时代的濒临死亡、死亡和智慧》中暗示，“死亡已经成为一种禁忌”。曼尼克斯认为，经过循序渐进的转型，我们已经丧失了用来描述死亡的词汇，相反求助于委婉语、谎言和模糊性；她渴望我们重新收复死亡语言。
这是七本书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对有些人来说，我们直接谈论死亡和濒临死亡的能力的缺失已经部分成为终结之谜。安德鲁·斯塔克（Andrew Stark）在《死亡的安慰：认识死亡》中辨认出西方宗教的衰落和来生概念是我们面对死亡时缺乏信心的关键。罗伯特·麦克库拉姆（Robert McCrum）在《每个第三重思想：生、死和终结游戏》中设想衰老和死亡成为充满自信的婴儿潮一代人面前的特殊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躲避死亡话题（让我们再找个时间谈论。。。）在《从此到永恒：全世界旅行以找到好的死法》中，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将这个问题扩展成为西方回避死亡的笼统文化---我们躲避有关濒临死亡的笨拙对话，把尸体交给公司专业人士处理，更糟糕的是，把悲伤当作令人尴尬或羞耻之事。凯文·图里斯在《为父亲守灵：爱尔兰人如何教导我们生、爱、死》中描述可证实的“西方死亡机器”，其中，公共服务设施、健康专业人士、媒体和企业机构都竭力要将死亡和濒临死亡从普通人的视野中清除出去。作为曾经的战争记者，图里斯看见过太多的死亡，本书中讨论的内容动摇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自鸣得意。
衡量我们当今拒绝死亡的气候的标准通常以一种被假设的过去作为背景，当时，作为整体，我们对待死亡的方式更好些。这种“黄金时代”即所谓赞美死亡的顶点是在19世纪，宗教帮助解释了死亡，并提供了一套共同的做法来标记死亡过程。消费者文化提供了一种公共媒介用以表达我们的失落感和对丧亲者的哀悼之情，从欣欣向荣的丧葬贸易---表现在位于伦敦摄政街（Regent Street）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死亡超级商店杰伊哀悼货栈（Jays’ Mourning Warehouse）的崛起到写有“致以深切的同情”的吊唁卡片的诞生，现成的哀悼话语战胜了寻找有意义话语的尴尬。最重要的是，高死亡率和对医药的期待降低（姑息疗法之外）意味着家人通常都是在家里体验到亲人的死亡。图里斯最哀叹不已的正是这种熟悉的死亡的丧失，他描述了年迈的父亲在爱尔兰农村家中安静离世的故事，对比了已经消失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传统丧葬礼仪世界－－－哭丧哀号、死亡（或灵魂）助死婆的帮助、擦洗尸体、络绎不绝的吊唁者，他们到来时说着简单的哀悼话语（非常遗憾你丧失了亲人）和我们的“现代”文化，即讲究卫生的、个人主义的和情感含蓄的文化。在表达哪个文化他更喜欢时，作者一点儿都不含蓄。比起盎格鲁撒克逊的死亡低语，“用双手捂住耳朵，用西方的死亡机器把我们遮蔽起来”，但它并不改变任何东西，我们更喜欢爱尔兰传统：“死亡不过让你赤裸裸地暴露在他人面前。”
凯特琳·道蒂发现19世纪的美国有类似于爱尔兰方式的东西，死亡是家庭和社区之事，曼尼克斯则辨认出西方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文化，从近距离观察死亡和濒临死亡中积累的“丰富智慧”。但是，斯达克吸收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历史智慧”，列举了可能在世俗时代提供安慰的四大命题（假设再次是，宗教曾经提供了安慰，这是我们这些“陷入自我和焦虑”之中的后现代人所欠缺的东西）：死亡是仁慈的好事；必然死亡能够模仿有关永生的好东西（著名的是，技术提供方便，让人保存宝贵的记忆，至少给我们虚拟的永生）；永生的希望可能渺茫；生活中充满了一再出现的失落和痛苦，这与死亡并没有太大区别。斯达克得出结论说，毕竟，没有哪个命题真的提供了多少安慰，因此建议，或许唯一真正的安慰来自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在持续不断地一步步走向死亡。但是，正如所有这些作者都暗示的那样，古代人难道不面对同样的困难吗？
在19世纪末，英国人口中只有2%的人举行非宗教葬礼。到了2010年，ICM民意调查的受访者中只有27%渴望将来举行宗教葬礼。在过去，公众对死亡的叙述受到天堂相聚的严重影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死亡上面花费很多金钱，促使卑微的木匠进入庞大的丧葬产业，用豪华的公墓改变了都市风景。
哀悼是一种时尚华丽秀，从裹尸布到黑纱包起来的号角状助听器。放在相框中的死后照片挂在镶有玻璃的“腊菊”展板上，悲痛的家属穿着用逝者头发编织的珠宝。这些做法显然有利于有钱人，但是热衷即兴创作和交流的创造性文化意味着，甚至不怎么富裕的人也能参与某些哀悼活动。消费主义和精神性的结合提供了很多词汇用来交流死亡信息。毫无疑问，在20世纪初停尸房（太平间）兴起之前，很多人都死在家里，在被埋葬之前很多尸体一直都呆在那里。
乔佛瑞·戈勒为这种文化定了调，认为这是出类拔萃的死亡。它得到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法国中世纪史、社会史名家，以对儿童史、家庭史和死亡观念史的研究享誉于世---译注）的强烈赞同，他的《我们的死亡时刻》（1981）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从中世纪到当今时代的西方死亡文化著作。戈勒和阿利埃斯看到19世纪为濒临死亡者和哀悼死者的亲属提供了看得见的心理支持。与此相反，现代死亡是私人的、医学化的、情感上受到障碍的。很显然，图里斯是两种对立的死亡世界的意识形态观点的继承人。他的故事中的真正坏蛋与其说是健康领域从业者、验尸官或者葬礼承办人倒不如说是热衷物质成功和长寿的西方资本主义这个整体。在图里斯看来，具有反讽味道的是，在所有“迫切的资本主义”中没有比丧葬业更激烈的割喉式竞争了：如葬礼定制价格对比网站（FixUpYourFuneral.com）或优步灵车应用程序（UberHearse app）。对此，从图里斯的“西方死亡机器”的前线写作，在洛杉矶经营一家葬礼公司的凯特琳·道蒂表示赞同。美国是当今时代死亡文化最商业化和最公司化的老巢。用道蒂的话，在将悲痛与死者区分开来方面，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美国人已经变得非常娇气，这让死亡变得既代价高昂又在情感上令人很不满意。道蒂站在天使一边：她的家中葬礼观让哀悼者能够用古老的方式对付死亡，让家人和朋友以传统的礼仪对待死者如为尸体擦洗，为尸体穿衣服和打造棺材等。
批评商业化的死亡及其看似虚假的情感，尝试回归过去的做法，这并不新鲜；在19世纪时也非常时髦，作家狄更斯就攻击了被扭曲的优先顺序意识，“金钱能够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所以挥动羽毛，马打响鼻，丝绸和天鹅绒微颤”，但是就像《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中的乔弗里（Chuffey）在他师父的葬礼上做的那样，真正悲痛的哭泣是幼稚可笑和令人尴尬的。颂扬传统死亡礼仪在其他方面也有问题。让更多的人死在家里一直是历届英国政府公开申明的目标。但是，这个观点建立在将死在家里所涉及内容的浪漫化的观点之上。对国家来说，这种做法很便宜，但是给家人造成沉重负担。而且，这里面也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即使有机会获得临终关怀护士的服务，关照濒临死亡者涉及到很繁重的工作，这些通常都由女性来完成。她们还承担了为丧亲者提供情感劳动的大部分工作，更不要说饮食服务了。图里斯在描述中提到抽烟、喝酒、吃女人做的三明治。这些传统礼仪的大部分在当时当地也都是受到质疑的。宗教带来了反责和安慰。详尽的丧葬模式创造了有些人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压迫性情感体系。对其他人而言，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个人的悲痛和失落的确无法容忍。有些陷入丧亲之痛的家庭感受到前来吊唁者的支持，其他人则深感怨恨，讨厌他人的闯入，却要花费很大功夫表现出热情招待客人的样子。如果哀悼的公共本性制造出悲痛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物质期待，它也提供了用以最残忍地制造出社会排他性的范围。那些买不起坟墓空间的家庭将遭受羞辱，因为他们不得不将死去的亲人放置在公墓中。线索就在名字上：公墓就在于它们包含很多毫不相干的尸体，唯一的联系是死者都很贫困。将亲属埋在公墓就是把家族的耻辱昭告天下。
最后，共同体的概念也具有深刻的模糊性。害怕传染妨碍了共同体的实现，有些家人对濒临死亡者感到恐惧，患上极端疾病的濒临死亡者的相貌扭曲得可能都认不出来了。正如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显示的那样，过去很多人孤独地死在家里，虽然共同体的确存在，那通常都是迫不得已，而非主动的选择。在此背景下，米勒通过从医院提取的病人叙述序列探索了人生尽头的社会关系和对来自农村地区的人的偏见。他的叙述者中有些似乎相对孤独和在社交上孤立无助，部分源于他们更喜欢独处、独立和不愿意干涉他人的欲望。米勒作为人类学家是少数挑战了我们有些怀旧色彩的好死亡观的作家之一，我们很多人将濒临死亡和孤独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最近的社会碎片化的表现，但他对其相关程度是感到怀疑的。一方面，《民众的安慰》提醒我们意识到，“共同体”常常是贫困的结果，因而需要资源共享；它牺牲了隐私和独立性。它未必与情感救助和支持形成相关关系。
简而言之，从来没有一个时间是我们死得很好。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是在1882年的哈里法克斯（Halifax）失去了女儿的，不是在2018年。在孩子们可能不到一岁就夭折的环境下，一个没有技术的劳动者可能被期待对死亡并不陌生。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他不愿意谈论死亡，他不愿意邻居刺探，他不上教堂礼拜，只有最亲近的家人参加葬礼。我们知道这些时因为他在日记中写了下来。他不是例外情况。在社会范围的另外一端，家庭同样陷入两方的拉扯之中，一边是要求精神悔罪和“庆祝”的社会脚本，一边是痛苦、愤怒和宗教怀疑的个人内心的精神挣扎过程。这里的有些作者很策略地承认，如果能摆脱怀旧文化的束缚，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死亡，因为那些内容从一开始可能就根本不存在。
对于道蒂来说，挑战并不在于回归过去，而是如何投身于她发现的“特别的”离世礼仪：包括在塔纳托拉雅（Tana Toraja印度尼西亚）定期清洗没有被包裹起来的风干尸体，玻利维亚拉巴斯（La Paz）的人类颅骨崇拜（the Fiesta de la Ñatitas）和生态革新如北卡罗来纳州的尸体堆肥。这个最后的做法仍然处于设计阶段，将把人类尸体在六个星期之内转变成营养丰富的土壤，减少土地使用（埋葬）和毒气污染（焚烧）。因为道蒂是葬礼承办人，她的主要兴趣在于我们处理尸体的方式并不令人吃惊，她对多重选择的热情极具感染力。虽然对商业化感到哀叹，但她的调查包括了充满技术味道的尸体处理途径，著名的是东京的永代供養納骨堂“琉璃殿”（Ruriden columbarium），那里智能卡让参观者能够在拥有数千佛龛中辨认出个别人的尸骨，一旦激活，照亮的佛将发出信号表明佛骨的位置，给予哀悼者能关注的焦点。如果她的目标是清除一种神经质的文化，那么她对这种行为的描述就是第一拨的打击。但是，道蒂的要点是西方风俗习惯并没有创造出她称为的“保持空间”（holding space）---时间上、情感上和空间上的插曲---丧亲者能够“公开地、诚实地表达悲痛，而无需担任被人指指点点”。其他社会中的做法显示出我们自己的缺点或荒谬之处。
凯瑟琳·曼尼克斯并没有建议返回到从前时代的死亡丧葬礼仪。她说，拒绝源于恐惧和无知，当濒临死亡被去神秘化，就不那么令人恐惧了。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直面死亡宣言扎根于个人的而非历史的经验。《心中想着终结》集合了凯瑟琳·曼尼克斯从事临终关怀职业的案例历史以便阐明标志着死亡不同阶段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模式，包括探索有关濒临死亡的对话时的情感挑战，设想我们留下的遗产，最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曼尼克斯将故事置于可能遭遇教化式的解释性框架之中。事实上，她的口吻是聪明的讲故事者的，给我们讲了患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的年轻人丹（Dan）克服了自杀倾向，更愿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活出生命的意义，与携带脆弱冬青的家人和朋友的生机活力联系起来，在死亡前的几个小时因为躁狂能量而坐卧不宁，从她的低层建筑公寓到即兴派对聚会；接着把我们介绍给结婚50年的纳利Nelly和乔（Joe），他们相信个人拒绝提及死亡是在保护对方免予接受让人受不了的真相。每个叙述读起来就像寓言，显示出在面对死亡时人性不可思议的足智多谋。这些故事以其简单性的影响力支持了曼尼克斯的观点，即死亡有可辨认出的模式，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管理它的更好策略。她的很多故事都很感人，因为它们见证了病人及其亲属广泛的情感依恋，有时候甚至包括宠物。在其中一个描述中，沃尔特逐渐走向死亡，支持他的有伙伴、成年子女和忠诚的狗（Sweep）。这条狗一连几天都拒绝离开他的床。在另外一个故事中，鲍勃（Bob）显然的反社会者，患上了舌癌，却拒绝医生的治疗，因为害怕离开自己的猫。结果，猫跟随他来到医院，在鲍勃死时就躺在他身边。
虽然频繁提到越来越明显的死亡禁忌，但这些书清楚说明的一点是，存在有关死亡对话的悠久历史---虽然它倾向于绝大多数以日记的形式写成，就像詹姆斯·特纳的日记那样。文学批评家麦克库拉姆（McCrum）的小书有助于确定现在有关死亡的对话（包括外科医生亨利·马什（Henry Marsh）和神经学家安德鲁·里斯（Andrew Lees）在丰富的文学装饰图案中的位置，包括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快嘴桂嫂（Mistress Quickly）对福斯塔夫（Falstaff）之死的信仰之谜，诗人约翰顿（Donne）的“荒凉公式”，“一个没有通过痛苦磨练成熟的人没有得到足够的痛苦。”（此句译文借自豆瓣网友的文章：John Donne: Meditation Donne, John. The Works of John Donne. vol III.Henry Alford, ed.London: John W. Parker, 1839. 574-5. https://www.douban.com/note/11614672/?type=like－－译注）（考虑到麦克库拉姆在42岁的时候因为一次中风而幸存下来的经历，这是适当的）还有不够虔敬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记录的东西，休谟在临终的病床上不愿意谴责罪恶，因为“现在不是制造新敌人的时候。”写作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吗？《现代死亡》和《民众的安慰》指向社交媒体的大量使用让人们能接触到有关人生终结和死后可能性的信息讨论，将濒临死亡与他们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将纪念扩展到时间和空间之外。这是一种新的共同体，非常不同于丹尼尔·米勒描述的有问题的共同体。就凯特琳·道蒂而言，她希望我们真诚地感到悲痛，这也意味着创造愤怒、矛盾和怨恨的空间。社交媒体虽然有严重缺陷却也为这些提供了平台。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公开谈论死亡了，只不过用来谈论死亡的语言和空间在不断发生变化而已。错误在于认定这些空间并不复杂，教训是我们应该停止跟自己过不去。死亡已经够令人痛苦的了。
作者简介：
朱利安·玛丽·斯特兰奇（JULIE-MARIE STRANGE），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英国历史教授，系主任。
本文评论的几本书：
Haider Warraich
How medicine changed the end of life 324pp. Duckworth. £20. US: St Martin’s Griffin. $18.99. 978 1 250 16084 3
Kathryn Mannix
Dying, death and wisdom in an age of denial 341pp. Collins. £16.99.
Andrew Stark
Making sense of death 288p. Yale University Press. £25 (US $30).
Robert McCrum
On life, death and the endgame 245pp. Picador. £14.99.
Caitlin Doughty
FROM HERE TO ETERNITY
Travelling the world to find the good death
248pp.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4.99.
Kevin Toolis
MY FATHER’S WAKE How the Irish teach us to live, love and die
275pp.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6.99.
Daniel Miller
THE COMFORT OF PEOPLE
236pp. Polity. £15.99.
译自：Have we forgotten how to die? By JULIE-MARIE STRANGE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public/grave-expectations-de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