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在我们的命运中，偶然性发挥的作用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虽然这并不能减少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毕竟，每个决策都必须在特定环境下做出，而这通常并非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能设想这样一种生活吗？我们的行为和周围环境完全由自己选择和决定？总是按照我们能够做的最佳方案来行动是我们的生存负担（还是光荣？）
有一天我碰巧经过一家慈善商店，店门口有个箱子，里面是一些贴了价签的廉价书。其中有一本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复仇女神》（Nemesis），我拿起来开始阅读。除了话题有趣之外－－1944年纽瓦克（Newark）的脊髓灰质炎疫情，70便士的价格也鼓励我买下它。当然，这个决定是我做出的，但偶然性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本书的情节很简单。主人公（最初）是个健康、乐观、鲁莽的年轻人，很优秀、很尽职虽然不是很聪明，他想当兵，却在战争期间因为严重的近视而被军方拒绝。因为热爱体育活动，他当了体育老师，脊髓灰质炎疫情爆发时，他负责一个操场。传染案例越来越多，有些人病情严重，最终他的女朋友和未婚妻劝说他离开纽瓦克，到附近山区的儿童和青少年夏令营找个工作，那样更安全些。但他已经感染了疫情，很快传染病就在夏令营爆发了。他本人染上疾病，患上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他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他一直非常喜欢她，虽然她并不想让他这么做，因为他觉得不这样做将让她陷入照顾瘸子的生活陷阱中。对他来说，这是对其承诺的背叛：首先因为不适合当兵，从军事上说背叛了国家，其次在传染病肆虐时抛弃了纽瓦克操场（虽然他根本无力阻碍它的蔓延），第三，他将脊髓灰质炎病毒带到了夏令营中。
到了书的结尾时，我们得知在此之前一直隐藏在背景中的叙述者本人就是主人公操场上的孩子之一，比他小几岁，他也在这次疫情中传染上脊髓灰质炎病毒。他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视角写的，当时他再次碰见了主人公。两人之间的对比非常显著。虽然叙述者已经结婚，生了孩子，有了工作，也就是说生活中应该有的，他几乎都有了；而主人公事实上从生活中隐退了。他得到的是苦不堪言的办公室工作，没有结婚，也没有任何浪漫的爱情故事，社交生活极其有限。他几乎已经认定自己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在等死而已，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他的罪过。他责怪自己造成了灾难，虽然从道德上说，他对此没有责任。说到传染病和预防脊髓灰质炎疫情，他听任偶然性和无知（不仅是他的无知，而是当时几乎所有人的无知）毁掉自己的生活。
这个故事对我来说特别具有冲击力，因为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他就住在离我们家几个门的距离，我们形影不离。就在那年之前或者就在那年，有了疫苗可以用（我记得排队领取，加一块儿方糖冲服。）一下子就消除了这种疾病。我的朋友可能是最后一批病例；如果有人有理由感到痛苦和倒霉，那肯定就是他了。
我的父母肯定对我非常担忧，虽然他们后来从来没有谈起过。我当然根本想不到他们有多么焦虑。孩子们通常都不考虑父母的担忧，因为他们觉得一切都再正常不过，没有什么是与现状相反的。相反，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现成的，后来，当他们意识到并非如此时，开始忙于其他事情，所以也无暇顾及父母从前的焦虑了。事实上，只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当时有多么担忧，以及他们对患上小儿麻痹症的朋友是多么友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尽一切可能将他吸纳进来，既没有任何大惊小怪，更没有虚情假意的同情表现（无论这种表现可能多么有道理）。因此，在我朋友后来的人生和事业的巨大成功中，我的父母发挥了小小的和可敬的作用，虽然或许矛盾的是，正是因为他母亲相信的基督教科学真正阻止他不去尝试拒绝充分参与到生活之中，认为这个疾病是因为缺乏信仰造成的错误和幻觉，事实上，他比其他多数人都更加充分地投入到生活中去。
回顾这件事，我的头脑中仍然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为什么得病的人是他而不是我？当然，这个问题有一个常见的回答：我们对病毒的抵抗力不同，或者因为某种生理的或免疫系统的理由，我们对病毒影响的接受程度不同，这些从理论上说都可以从实证性的科学调查后发现。这个答案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没有人去寻找它，而且已经太晚了。但这样的答案中将没有天生的神秘性可言。
不过，即使我找到这样的答案，我可能仍然认为最初的疑问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毫无疑问，有一些哲学家宣称这个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答案：比如，如果发现我们拥有不同的血型群体，不同的血型群体对脊髓灰质炎的感受性不同，舍此之外仍然没有更多话要说。如果我当时问，我们为什么有不同的血型，答案可能指向父母的DNA等。这样的问题可能有无限的递归，没有最终解释，没有最终端点，每个答案都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实践中，我们的探索必须在某个地方终止，我们的好奇心是有限的，就很多目的而言，我们不妨满足于找到的第一个答案。
我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要求更加深刻的答案，不仅仅是他的病毒载量比我的更大。我想要的是另外一种答案，即使我接受可能不止一个答案。我渴望一种答案，它隐含了差别背后的目的，虽然我真的不能想象它究竟是什么。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目的，那么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人生就成为一个接一个的倒霉事：因为我在一开始就说过了，偶然性在我们的命运中发挥的作用要比我们预想的大得多。
就我童年时代的朋友的案例而言（我与他失去联系已经很多年，在分开40多年后再次短暂地见过一面，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大，根本无法恢复到当初分开的场景。）我无法想象，他的疾病是被派来考验他的，虽然的确考验了他，他通过了考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五六岁的孩子患上这样的疾病的可能目的是什么，不比他更贤能或者更不贤能。或许这样看似任意性之事发生的世界可能比没有任意性之事发生的世界更好，但我不愿意在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这样可怕疾病的人身上验证这种论证，这种疾病可能让人生变成一种折磨。
我回顾人生想到自己非常幸运，甚至到了我一直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地步。毫无疑问，有很多人更加幸运：漂亮、聪明、才华横溢，但在存在的幸运抽奖中，我的运气也不坏，赢得了或许第1,278,563名的大奖。在数十亿人的生活中，这并不算太坏啊。
菲利普·罗斯的主人公是反对上帝的人，并不是说他是个简单的无神论者，而是在此意义上，他既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又憎恨上帝对他所做的一切。有人（我猜能够在因特网上找到）曾经说过，在黑暗中没有人是无神论者。我们或许还可以添加一句话，在面对飞来横祸之时，没有人是无神论者。一个不相信他的花园地下生活着神仙的人不会浪费时间和心思来谴责其道德品质的缺陷或者其行为所造成的破坏。
换句话说，有个比我们某些人想象的更多的总体目的或者意图，去除这个错误想法会更加困难。或许，这是因为我们是追求目的的人，我们发现设想某些事件没有任何目的是极其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的。我已经注意到，在否认总体目的的进化论者的很多书中，他们激烈地反对任何东西的目的论观点，很少能从其语言惯用语中消除目的或者终极目标。他们说“进化做了这个，或者进化这样安排的”等等。似乎他们将进化设想为一种携带了现成计划的造物主。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真实存在着这样一个计划，一切都在朝着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真理性的宏大结局前进，并非实证性证据（除非有人在旁边观察的话）。我只是指出，在把目的从我们有关生存的思想中消除掉时，存在多么大的心理困难。同样道理，我也很难想象这样的目的对上帝（Supreme Being）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当然仅仅指向我的理解力缺陷；毕竟，即使在稀松平常的层次上，也有很多东西我并不明白，比如为什么智慧的人竟然想要图腾。
有些哲学家，尤其是最近的哲学家认为，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寻找人生的意义，而不是寻求适应我们相信的东西，那是在不充分的证据下的具有超验性目的的东西。在此观点看来，人生目标没有好坏之分，除非将目标置于某种贤能或者重要性的等级体系之中，目标本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我能说的是，虽然很多哲学家或许说他们相信这一点，我怀疑很多人在实际生活中会对自己的孩子将其作为人生目标时能完全无动于衷：换句话说，他们这些哲学家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仍然相信有好坏和高低之分，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目标导致世俗的幸福，另一个没有。的确存在很多东西可能让恶人获得幸福，但哲学家不会因此容忍或者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追求这些东西。
菲利普·罗斯自称是无神论者，他曾经说过，如果人们，所有人都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的话，人类生活可能会更加幸福。但是，他的小说非常接近于对神义论（theodicy是一个神学和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探究上帝内在或基本的至善（或称全善）、全知和全能的性质与罪恶的普遍存在的矛盾关系，这个术语来源于希腊语theos（表示“上帝”）和dike（表示“义”）。由于对其各自对圣典的强调，神义论通常与亚伯拉罕诸教，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相关联。神义论的根本论点在于人的罪恶问题：它持续的存在与上帝消灭罪恶的意愿之间的矛盾。--译注）的反思。
译自：The Challenge of Chance by Theodore Dalrymple (June 2018)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89273&sec_id=189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