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干支纪年纪日之法，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循环配合，既用以纪年，也用于纪日。从形式上看，此事通常和农历联系在一起，比如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丁酉年”，而新到来的2018年则是“戊戌年”。但公众虽然耳熟能详，其中却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大家不一定都注意到。
一是这种干支纪年的起算点并非公历的元旦，例如，直到2018年2月15日，仍然是“丁酉年”，到2018年2月16日，农历的大年初一，“戊戌年”才算开始。
二是干支配合循环的规律，这只需看下面的表格即可一目了然：
根据上表中的规律，以60为一个循环周期，古代中国人以此纪年和纪日。
古人用干支纪年，主要的效果至少是方便了交流。最初的古代世界，并无统一的纪年方式，较常见的是以本国国君在位的年份来纪年，比如《春秋左传》的纪事始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西方世界也常见“某王统治的第某某年”这样的纪年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本国人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固无问题，但对于不同国家要发生交往时，就容易造成混乱。所以一个在一定范围内通用的纪年方式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干支纪年在古代的汉语文化圈中，正好扮演这样的角色。
至于干支纪日，起源有可能更为古老。现在历史学家们通常都认同这样一个陈述：中国在殷商时代就已经使用干支纪日，而且这样的60天周期循环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过错乱！这个陈述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假定，但在几千年来的历史记载和无数的文物中，都没有发现反例，所以这个假定，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历史时的基本假定之一。
中国古代这个60天周期循环的纪日系统，本质上和今天大家熟悉的星期是一样的，星期其实就是7天周期循环的纪日系统。这个系统在西方也有相当久远的源头，从敦煌卷子中的有关文献可知，这个系统在唐宋时已经由中亚传入中土，并被许多中国人所知。使用的例证也有，最著名的例证之一，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末署的日期是“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其中“大耀森文日”是当时“星期日”的中亚名称的音译，这一天用现今大家习惯的公历来表达，就是公元781年2月4日，这天正是星期日。这说明，西方的7天星期循环纪日系统，至少从唐代到今天也没有错乱。
干支纪年纪日系统所用的元素，一是十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另一个是十二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这22个汉字，在使用干支纪年纪日时，我们通常只将它们视为代号而已。但是，为什么会取这些汉字作代号呢？是随机挑选的吗？还是另有渊源和来历？
早年郭沫若曾写过一篇数万字的长文《释支干》，非常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古代中国天学体系中有十二辰与十二次，都是对周天黄赤道带作十二等分，这和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极为相似。而黄道十二宫创始于古代巴比伦，这一点中外学者均无异议。郭沫若认为：“十二辰本来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为此他作了系统周密的论证。由小见大，从干支入手探讨上古中外天学交流。其说虽未必能全为定论，但提出的各方面证据如此之多，即使并非条条过硬，至少也很难全都以偶然或巧合解释。
他将十二辰、十二次、二十八宿（此三者在古代中国有固定的对应关系，十二辰的名称又正好就是十二地支），上述三者的名称、神秘不可解的十二岁之名、巴比伦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十二宫在苏美尔语及阿卡德语中的名称、十二宫的符号等，一起列为考察对象，然后从文字、图形、语义、字源、发音等方面加以比较和考释，发现“有可惊异者数事”；
比如：卯的甲骨文与狮子宫符号“绝相类似”；巳，古文作“子”，恰对应于十二宫之“双子”；申，古文作与双鱼官符号同为“一线联结二物之形”；酉，本为壶，为液体容器之象形，而恰对应于十二宫之“宝瓶”……
十二辰对应的十二地支还有另一套奇怪的名字，这些名字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外来语的音译：比如丑（赤奋若）、寅（摄提格）、巳（大荒落）、亥（大渊献）之类，郭沫若将这些素来号称无法理解的奇怪名称，视为古巴比伦十二宫的苏美尔语或阿卡德语名称的音译，发现也颇多吻合。
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假说，但至今尚无定论。
作者：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本文原载于《秘书工作》2018年第1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江晓原 | 再谈“正确”与“科学”
江晓原 科学的历程
拙文《必须正确才是科学吗？——以托勒密天文学说为例》在《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30日）上发表后，引起了不少争论。此事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方面都有关系，既然大家有兴趣讨论，我就再说几句，略申前论。
首先要请注意，“试论托勒密的天文学说是不是科学？”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道论述题，而不是简单的“是”或“否”的选择题。正像有些评论者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题中的“正确”、“科学”、“托勒密天文学说”等概念，都可以有不同的界定，而该题要考察的方面之一，就是考生能否注意到概念的界定问题。他们可以自行给出不同的界定，由此展开自己的见解。
在拙文引起的争议中，刘华杰博士给出了一个听起来似乎离经叛道的陈述：“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其实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陈述。这一陈述中的“正确”，当然是指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正确——“正确”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
不妨仍以托勒密的天文学说为例，稍作说明：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计算值，再往后是牛顿的计算值、拉普拉斯的计算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天文学。在其他许多科学门类中（比如物理学），同样的过程也一直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争论中有人提出，所有今天已经知道是不正确的东西，都应该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甚至认为“理论物理每年发表的无数的论文中有各种各样的模型，这些模型中绝大多数自然是错的，这些错的模型虽然常常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们不会被称为科学。”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因为这将导致科学完全失去自身的历史。
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模型（以及方案、数据、结论等等）是永恒的，今天被认为“正确”的模型，随时都可能被新的、更“正确”的模型所取代，就如托勒密模型被哥白尼模型所取代，哥白尼模型被开普勒模型所取代一样。如果一种模型一旦被取代，就要从科学殿堂中被踢出去，那科学就将永远只能存在于此时一瞬，它就将完全失去自身的历史。而我们都知道，科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古希腊算起），它有着成长、发展的过程，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是在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这些后来被证明不正确的内容，好比学生作业中做错的题，题虽做错了，你却不能说那不是作业的一部分；模型（以及方案、数据、结论等等）虽被放弃了，你同样不能说那不是科学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前述拙文中强调指出：“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
我们还可以明确地说：有许多正确的东西，特别是永远正确的东西，却分明不是科学。比如“公元2003年5月15日中午江晓原吃了饺子”，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陈述，而且是一个“永远正确”的陈述，但谁也不会认为这是科学。
科学又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的，同时也是可以、而且应该被讨论的——归根结底它是由人创造出来、发展起来的。那种将今日的科学神化为天启真理，不容对它进行任何讨论（更不用说质疑了），不容谈论它的有效疆界（因为认定科学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都是和“公众理解科学”这一当代社会活动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因为对于一个已经被认定的天启真理，理解就是不必要的——既然是真理，你照办就是。当年“文革”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名言，隐含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还有的人士认为拙文是一个“陷阱”，是“搅浑了水”等等，这就不是理性的批评，而近于感情的宣泄了，对此也就只能做一点感性的回应。
我原先当然没有这些动机，但是倘若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也未尝不是好事——只是我总觉得我不太可能有那样大的能耐。
所谓“搅浑了水”，无非就是对原先深信不疑的观念产生了质疑，或是对现有的权威观念提出了挑战等等，这都有启发思考的积极作用。
其实“浑水”有什么不好？“清水”又有什么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的老生常谈，就不去说了，让我们模仿王蒙的文风，来看看两者可能的比较吧：
“清水”何物也？它多半是单调，是狭隘，是小黑板，是单声道，是一言堂，是冰冷刺骨，是怒气冲冲，是妄自尊大，是计划经济，是思想管制，是缺乏人情味的……
“浑水”又如何？它可以是复杂，是开阔，是多媒体，是立体声，是多元论，是碧波荡漾，是温情脉脉，是谦虚宽容，是市场经济，是百家争鸣，是富有人情味的……
——当然，这就只是文字游戏了，既非科学，也无所谓“正确”。
2003年5月31日加入
【本文原载2003年5月28日《中华读书报》，转载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