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作为志业的社会学强调客观中立，但在40年后下笔谈及当年那场意义广远的高考改革，我脑子里最初顽强地浮现出的标题却是：“1978年颂”。在这场改变了几十万并陆续改变了上百万人命运的高考改革过去40年时，当我们这些受惠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并因此改写了自己人生轨迹的人陆续进入花甲或古稀之年时，这场伟大的变革所具有的社会意蕴确实值得人们探讨和称颂。
一
1975年，我高中毕业。尽管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或造反大潮已经过去，但我们这些中学生依旧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激进特征。激进的特点之一就是高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山下乡，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与否的“试金石”。最初，我与同班的邹进、吴矢想去河南兰考插队，后来邹进去了内蒙插队，尽管因为妈妈的阻止我未能与邹进同行，但我一直没有动摇过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决心。
1975年12月，在妈妈当时所在的南京无线电原件七厂当了三四个月临时工后，我按照户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土桥公社周郎大队插队落户。在农村插队的两年，第一年在知青聚集的林业队，除了剪桑枝、施肥、培土，也常常会被大队抽调打些杂，从写大批判稿、组织批判小分队到担任专案组长， 几乎什么事情都做过。比如，我所负责的专案组，处理的是彭家边13队伪保长儿子的奸淫案，时年我刚刚19岁对男女之事不甚知晓，但凭着正直和热情把嫌犯从其他知青将其吊起的房梁上放下，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其到凌晨3点，促使其低头认罪。记得回城时和父亲谈起，父亲也大吃一惊，惊讶“你们大队怎么让你们干这事?”当时我还反问，“这有什么不能干？我干得很好。”其实，所谓“干得很好”，在当年的秋天就证实是一场冤案。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来了以后，发现真正的元凶其实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几年以后，在“伤痕文学”的大潮中，已经在南京医学院医学系读书的我据此写成了小说《天罪》，以控诉“文革”中盛行的出身论。可以说我对“文革”的反思最早始于这起我参与制造的“冤案”。
在林业队劳动，虽然深秋剪桑叶枝时曾连续几天满手都是血泡，但比起到下面的生产队干农活，毕竟还是轻松的差使，起码一天三顿不用自己烧饭吃。不过，好景不长。自第二年秋天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去比较贫困的第11生产小队蹲点三个月，再留在那里当队长后，日子就苦起来了。那年我刚刚19岁，不但天天要和农民同劳动，而且还担负起了管理133口人吃喝拉撒睡的重任。
我记得当时我们大队一共有70多名知青，其中有几个插队快10年了，来了三年五年的更多。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扎根农村一辈子”，加之当年的我刚到农村插队不过两年，并且自以为“志向远大”，所以一直到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即1977年秋天听说高考制度改革，几乎各种人都能自由地去报考离开农村时，那腔“革命热情”堵在胸中还是几天没有回过劲来。我后面要说到，因为这腔还没有化的“革命热情”，或者说因为多少有些“骑虎难下”——我那时小小年纪，已是生产队小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全县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在后来的考大学复习中倒帮了我大忙。
记得1977年邓小平刚刚“出山”，就立志在当年废除“文革”中推行的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的“十六字方针”，在废除高考10年后恢复了高校考试入学制度。因为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时已是这一年的7月，所以这一年的改革到9月才真正定调，而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出新闻，更是到了初秋的10月。我记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惊愕中报的名，因为大学10年没有公开招生，那一年报名的人一共有570万人。用我们后来戏谑的话说，十年的“陈渣烂谷子”一年都翻了出来。单单我们一个公社，连知青和回乡青年，报名的人竟有500人之多！
几乎所有的知青，在报名后都立即回了南京城。显然，一来城里资料好找，二来一日三餐父母都包了下来，三来可以找中学母校的教师辅导。说句实话，我看到别人都回了家，心里自然也十分渴望，家里毕竟要舒服多了。不过，因为前述“骑虎难下”的原因，也因为队里的农民确实不愿意我回去，我只能选择留下。不过，我心里清楚，虽然我中学时代一直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一者我们那个地处城乡结合部的中学教学质量一般，二者毕竟几十个人才能考上一个，我再像以前那样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玩命复习是肯定不行的。所以，我记得几乎是在报名的当晚，我就召集队委会开会，告诉他们，既然你们都不希望我回去，那我就自己派工了，从现在起我负责看管村边田头的鸡鸭，不让它们吃稻子。这活以往总是派老年妇女去做的，这年成了我的“专利”。
这活干了半个多月，我每天都坐在村边与稻田交界的地方，赶一阵鸡鸭，做上几道数学题。到了11月，天冷了，稻子也都收割了，看鸡鸭的活自然是无法干了。我就又给自己“派活”，改成看场。从稻子收割入场，到脱粒下来交粮或入库，前后看了有近2个月。我们那个生产队，因为都是丘陵山地，所以虽地处锦绣江南还是穷得厉害，干一整天工分也不过2角7分钱，所以以前的每一茬干部都多吃多占，农民小偷小摸的更是不计其数。我当工作队员时，小队会计曾向我“汇报”，说张三家偷过什么，李四家偷过什么。我当时年轻，既直率单纯，又多少有些恶作剧的心理，随口问道：“那你呢？”他楞了一下，脱口答道：“那，都有一点的”。正因为这样，弄的农民对除我以外的任何本村人都没有信任感；也正因为这样，队里的打谷场和仓库不敢建在村旁边，而是建在了300多亩丘陵地的中央——以免晚上哪个人想偷东西三步两脚就溜过去，土坯垒的仓库撬起来一点都不费劲。
我每天晚上6点上工。吃了饭，自己背着装满书的书包去仓库，迎面是收工的农民。到了仓库，最后走的农民对我做完交代，我就走进仓库，将一张大桌子抵在仓库门口，盯着场上的稻谷，然后铺开书本纸张，点上煤油灯，专心致志地复习迎考，好在队里那条一有动静就乱叫的狗也可以帮我看场。我们村的打谷场原先是一片坟地，后来推平了东面一半，北建仓库、南作打谷场，西面一半还是坟地。每到深夜，嗖嗖的北风，吹打着坟地里的灌木飒飒作响，门外那片景象真称得上是“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我小的时候是在空军的飞机场里长大的，跑道边既是大片无人管理的坟地，到了晚上就是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打仗游戏、“官兵捉强盗”的绝佳“战场”。因为这个缘故，我虽然生得远不算强壮，但胆子一向都大得惊人。这样一来，这和“林冲看草料场”十分相似的境况，对我来说非但一点都不灰暗，更谈不上残酷，反而为我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复习场所。我在那里每夜可以一口气看上12个小时的书，到早上6点农民起来出工的时候，就背着书包回去，在房东家吃了早饭睡觉，一觉睡到下午两三点钟起来后再看两三个小时的书，吃了晚饭和队委交代几句就再去看场。这样，每天的复习时间可以保证在15个小时上下。
后来想想，我真应该感谢前述“骑虎难下”的局面，因为无法回城，虽然少了向中学时代的老师请教的机会，少了和同时报考的同学相互切磋的机会，但却充分获得了时间和精力。尤其是晚上的12个小时，真是除了和坟地里的鬼去聊天，连个搭理你的人也不会有。这种“孤独求学”的好处后来很快体现出来：1977年的高考，因为报考人多，江苏分初试和复试两轮筛选。和我同一个知青户的好友施跃，初试分数比我高，但后来复试却名落孙山，到第二年才考上南京工学院。我觉得毕业于南京四中的他，基础绝对不比我差，可能还是因为回城复习，分散了精力的缘故。
我在中学里学习不错，但以文科见长，本来应该考文科才称得上得心应手。我高中时的班主任龙传贤先生，是1945年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但一生贫病潦倒。1972年，龙先生从南京一中“下放”到我们那个处在城郊结合部的光华门中学任教。他和我们的化学教师也是中央大学毕业、并且同样从一中“下放”来的丁又川先生（丁老师的公子丁方，现在是中国大陆著名的画家），保证了我们在那个不学无术的年代、地处城乡结合部的边缘中学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充分的激励（1977年，我们那一届5个班只有我们一个班有人考上大学，而且是一届5个）。因为爱戴和崇拜自己的老师太甚，也因为内心的悲凉，我记得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辈子什么都可以去做，就是不当中学老师！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我不敢考文科，毕竟考不上南京大学这样一流大学的文史哲三系，充其量最好的就是上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当中学教师。这就是我为什么当时选择了考理科，在后来选填志愿时又填报了医学的缘故。那时的我尽管在农村已经“经风雨、见世面”，但内心还是十分的单纯，认为鲁迅、郭沫若都是弃医从文的，以为选择医学能够为今后从事文学留下一条退路。
初试是在自己公社的中学里考的。那年头政治挂帅，包括高考这样的事情也都是政治任务，所以考完以后自己上没上并不通知你本人，我记得是大队书记去公社开会才知道的。书记回来以后很高兴，因为我们大队初试有三个人通过了，这在全公社16个生产大队里算是名列前茅。初试之后，大概又过了近一个月，复试开始了。那年只考4门课，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考试的地点在我们那个片区的淳化中心小学，记得第一场数学考试结束后，在隔壁考场的施跃已经出了门，站在我们考场的窗前非常兴奋地向我招手。我有一题半没有做出来，当时铃声已经响了，只能站起来等待收卷，看到施跃的样子自己自然非常懊丧。走出考场，往镇里找饭馆去吃饭时，和包括施跃在内的一路人对题都对不上，最后大概对了20个人终于在饭馆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知青对上了。这时，我才确信，除了那一题半外，我的数学题都做对了。而且最重要是，做对的人少之又少！
本来到了这步，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哪里知道1978年的元旦又赶上一场车祸。说起车祸，还是要回到刚才说的我们队里的情况。因为穷，人人爱占小便宜；也因为穷，人人互不相信。所以，我到队里以后，每次去公社粮管所卖粮，社员们都希望我去押车，否则他们怕去的人偷两簸箕稻子在黑市上卖掉下馆子。那时的我除了冬季以外，上身常常穿件破衣服，下身是件补满补丁的蓝军裤，赤着脚，很像农民，只是腰间却挂一条从父亲那里要来的挂钥匙的牛皮手枪带（那是当年的时髦标志）。有一次去粮管所卖粮，一个平日里幺三喝四的粮管员，看看我说了声，“现在是人是鬼的都挂根手枪带”，队里的拖拉机手听了就告诉他，我的父亲是军官。临走时，那人凑上来问我，能不能帮他搞一顶军帽？我自己很少戴帽子，第二次来得时候就把自己的单布军帽给了他。这顶军帽后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原先百般挑剔的这个家伙，后来只要一看我押着拖拉机来，就会大声吆喝，“闪开，闪开，周郎11队的来了”。而我们的稻谷常常也能在他的手上二等变一等、三等变二等。不过，这样一来，卖粮也成了我的“专利”，每一次都非我去不可。1978年元旦，天异常的冷，我和另一位农民坐在用拖拉机上用芦席盘起的高高的粮垛上，车开到离公社还有2里地的地方，因为拖拉机手打哆嗦，车拐弯时翻了，我和那个农民从粮垛上被抛了出去，在沙石铺就的乡间公路上头皮被擦掉一块。以致不久在县里医院体检时，全身都快脱光了，唯独头上还顶了一顶棉军帽。医生让我脱了帽子，看到上面缠的纱布问怎么回事？我不敢说是车祸跌的，以免他要查脑震汤是否留有后遗症，只能说是生了疥疮。
考试结束后，我还在队里劳动了两个月，一直到拿到江苏新医学院医疗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全公社500多人报考，只有4个人录取。后来，等我们走了以后据说77级扩招，又有几个人拿到了录取通知上专科。临走的那天，我父亲要了辆军用吉普来接我，我的东西连同农民兄弟送的近百枚鸡蛋都放在车里，规定要上缴到公社知青办的床和农具车里放不下，村里的农民硬是敲锣打鼓抬着那些东西送了我8里路。我一路和农民走着，除了神志还算清醒，那心里的高兴真的和范进中举一般。
回到家里，正好是春节前，我中学同班的朱宁生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蒋白纯考上了南京大学数学系、邹近考上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唯一录取的女同学贺童英考上了南京邮电学院。我记得寒假里大家去了一趟莫愁湖公园的湖心岛，相互赋诗祝贺。在大学里就参加了诗社、后来曾在《人民文学》担任过诗歌编辑、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书商“北京人天书店”的董事长邹近，为我写了首贺诗，最后的两句是“有朝乘舟去，江上有新医”。遗憾的是，最终，因为对文科的挚爱，进了南京医学院的第二年末我还是改了行，转入马列师资班读哲学，没能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而江苏新医学院，在我们77级进校的时候也开始一分为二，恢复为文革前的南京医学院和南京中医学院。这时，也就是我们真正进校的时候，其实已经是1978年春天。我记得清楚，报到的那天是3月5日，而我在前两天也刚刚过了21岁的生日。
二
这场40年前改变了我和27.8万77级人命运的高考所具有的社会意蕴不言而喻，事实上因为恢复了自1966年“文革”开始被取消了的高考，它从本质上也改变了更多人的历史命运：可以说从77、78和79三级大学生（作者注：这三届大学生因为有许多人入学前都具有插队、做工和当兵等在基层社会工作的经历，年龄更是从15-30岁不等，我一直将这群大学生甚至包括那些年里的中专生和79级第一届“电大生”都统称为广义上的“77级”。）一直到今天的年轻一代都受惠于这场历史性的变革。
我们知道，自1966年，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在与“文革”基本同步的10年“教育革命”期间，不仅取消了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高考”，而且各种新奇甚至荒诞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为了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除了向大中小学派出数量庞大的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外，还派出了由工人、农民或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工农兵讲师团，除了讲政治课外，后来还承担起了包括科学技术和外语在内的各种专业课程，尽管这些“创新”闹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厂、校、社挂钩，办各种“学农”、“学工”基地，不但让学生定期去工厂或人民公社参加工业或农业劳动，而且将教学课程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甚至中学里的物理课就叫“工业基础”，化学课就叫“农业基础”；在学制上，压缩学制，取消考试，或改革考试制度——开卷考试或开门考试(即到工厂或农村等实践第一线，结合问题考试)；在教学上，理工科“结合典型产品教学”，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按照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不同内容的指示和不同指示发表的时间，在城市中，创办面向本单位或本系统职工招生，毕业后回车间的“七·二一”大学，在农村的县、社、队或农场，则创办与此相应的“五·七学校”；而当年最为眩目的“新生事物”则莫过于通过推荐制度而进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1970年即大学停招四年半后，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有3年以上实践工作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招生的程序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此后一直到1976年，7年中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94万人，占1949年后毕业大学生总数的21.4%。
推荐制的盛行，不仅为开后门留出了充分的余地，也导致了生源水平的极度低下。1973年后，为了亡羊补牢，国务院批转同意有关部门提出的高校招生增加文化考查的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为了压制人们对张铁生之流的不屑，最早在辽宁的沈阳医学院对教授们进行了突然袭击式的考试，以证明“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
这场长达10年的“教育革命”，以及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颠倒了师生关系或者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关系，损害了数千万青年正常就业和受教育的权力。在社会学家周雪光和侯立仁进行的一项涉及6个省份、20个城市的较大规模的抽样研究中，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平均插队时间为6年，其中10年以上的达19.3%，5－10年的达39.3%，5或5年以下的为41.4%。而随后的描述性统计发现，三类城市青年群体中，后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最低的是无下乡经历的青年群体(8.4%)，最高的是在农村插队不到6年的知青群体(14.2%)，而超过6年以上的知青群体则明显低于6年以下的群体(仅为9.5%)。研究者认为，插队6年不到的知青群体上大学的比例所以最高，“也许和知青们艰苦的生活经历激励他们下定决心要通过教育途径重新找到他们的社会位置有关，但1977年恢复高考对那些在农村呆了6年以上的人来说却来得太迟了”。确实，太长时间的风吹雨打、艰苦劳作在摧毁了他们的人生志向的同时，掏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77级里那些30岁左右的年长同学，在中学时代一定都是凤毛麟角的“学霸”。
其实，“文革”10年也同样给那些因各种各样理由而留在城里的青年群体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在那些年里，留在城市里的高初中毕业生所分配的单位也大多是饭馆、菜场或街道办的小企业。我到现在还记得，中学同班同学姬宏被分配到街道办的金属丝网厂，当18岁的他怀揣美好的人生理想第一次跨进厂门时，看到逼窄的院内满是席地而坐、靠手工编制金属丝网的中老年妇女时，禁不住流出了绝望的眼泪——比较而言，我们插队农村虽然艰苦一些，施展的天地还真的要广阔得多。
2017年10月我去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参加会议，专程就此访谈了海波因特（High Point）大学历史系的邓鹏教授。1964年16岁就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去大巴山里插队的邓鹏，撰有英文著作《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知青的精神炼狱》（2015），是知青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也说道，虽然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动员和红色“革命”信念是促使他下乡的主要动机，但因为初中时代学习名列全班第一，因此心高气傲，不愿等在家里，或去小饭店或菜场就业也是他选择上山下乡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埃尔德在《大萧条中的孩子们》一书中，欲图通过研究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影响来研究变迁过程，他注意到“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这种塑造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我们承认也看到了“文革”和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其参与者的积极塑造，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1977年后考上大学的人——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教授，或者成为政府部门和工业组织中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中共“十八大”后，同样出自知青群体的习近平、李克强等人甚至成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早年在农村以及工厂劳动锻炼的经历，为他们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奠定了基础。一如周雪光和侯立仁所说，“通过各种重要的途径，知识青年已经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做出了贡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上山下乡带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积极影响相比，消极的影响同样鲜明，而上述成功者也毕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我们这里所讨论的77年的高考改革，在当时真正能够改变的也只是极少一部分人的命运，许多年轻人在经历返城、就业、结婚、生子的人生历程之时，也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经历了改制、下岗甚至失业的种种心酸。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的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获得了比他们的父母多得多的受教育机会，每年上大学的人从1977年的27.8万上升到现在的近700万！从这个意义上说，1977年高等教育的这场变革，为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并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赢得了希望。
结语
40年过去了。当时的77级里30岁的老大哥们已经步入古稀之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时20岁左右的小弟弟们也开始年逾花甲。感谢我们的时代和历时40载的变革，它让中国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有了全新的人生和意义非凡的生活。今天，我们称颂1978年，不仅在于那一年我们自己的命运有了改变，也在于从那时开始中国社会迈向进步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