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学”到底是一种现实研究还是理论研究？这是学科构建亟需明晰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是指“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知识”，如文学、数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中国周边学”之所以为“学”，首先应该如何分门别类，明确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边界，其次再是进行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建设。有学者曾指出，中国不乏行动导向的理论，但鲜有以知识导向的学理性理论。为突破和避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垄断和解释不足，“中国周边学”应追求的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层理论，围绕中国与周边的互动关系展开形而上的思考，力图在理论化和概念化上作出实质性创新，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真正体现“学”之所在，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经验层面对现实问题进行描述和回应。

一、“中国周边学”的三种观察视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由于受制于“西学东渐”的基本语境，长期以来总体上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生成和发展必然有其在文化和历史上的局限性。“中国周边学”应明确自身的理论定位，立足于中国与周边的特殊关系和现象进行解释，可尝试从以下三种观察视角切入和突破：

一是关系观。万物之间皆有联系。构建“中国周边学”，重点是围绕中国与周边的互动关系展开，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类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圈层演进，大致可包含以下几种关系：一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与周边某个国家之间、中国与周边某个地区之间、中国与整个周边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从中国周边国家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周边国家之间、某一中国周边国家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从中国周边地区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周边地区之间、中国周边地区、其他周边国家与中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四是从整个中国周边环境的角度出发，研究周边环境与全球之间、中国、周边环境与全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是时空观。何为“中国”？近年来，许倬云、葛兆光、王赓武、刘晓原等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的概念都进行了著述，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等问题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边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的界定，不仅涉及到我们的自我认知，也是对“周边”作为“他者”认知的前提。此外，何为“周边”？国内官方和学界对“周边”的界定并不统一。这些困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与“周边”在历史版图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异。事实上，“中国”与“周边”并非是一个彼此分割孤立的静态概念，而是一个相互关联和影响并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但这恰恰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难以解释之处。构建“中国周边学”既要从时空中把握两者在整体以及各阶段的动态变化，更要站在未来发展的高度进行动态调整和长远谋划。

三是议题观。如果说“关系观”与“时空观”是“中国周边学”的基本特征，那么“议题观”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从地理上看，中国与周边之间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实际上都是地球上一块不可分割的整体组成部分，中国与周边在时空动态变化中承载和传递着大量的议题，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民族、边疆等人文社会科学议题之外，还包括水资源、地壳运动、海洋环境、气候变化、疾病传播、生物迁徙等自然科学议题，而且这些议题基于中国与周边的特殊关系而相互交叉作用和影响，对中国与周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中国周边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的重要来源。构建“中国周边学”不仅要对周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究，更要以小见大，认识和总结“中国”与“周边”的互动规律和特征，用科学严谨的理论解释中国与周边的特殊关系、现象和问题。

二、水：中国与周边关系的重要纽带

在中国与周边之间的众多议题中，水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议题。中国是水资源总量较丰富的国家之一，位于中国境内的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是亚洲大陆地区主要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国共有国际河流（湖泊）110多条（个），国际河流的流域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21%，界河长度约占全国陆地边界的1/3。其中，主要国际河流有15条，涉及19个流域国家（其中14个为毗邻接壤国），影响人口近30亿（含中国），约占世界人口的一半。

然而，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增加、环境污染等因素增多，水资源的稀缺性逐渐凸显，周边国家屡屡对处于上游位置的中国进行的排放污染、水电开发等活动进行批评和指责，域外大国则趁机对周边地区纷纷介入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暗中不断分化和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态势。“中国谋求把水资源作为一种政治武器”、“中国是亚洲水霸权”、“水将是亚洲未来的新战场，中印必然进行一场水战争”等煽动性言论一度甚嚣尘上，跨界水资源冲突已成为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在东北地区，我国的跨界水资源主要是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等界河，以及兴凯湖、长白山天池、贝尔湖等界湖，东北亚流域汛期降水量较大，易发生洪灾，沿岸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集中，防洪和防污一直都是中国与俄罗斯、朝鲜和蒙古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西北地区，我国的跨界水资源主要有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等跨界河流以及霍尔果斯河等界河，西北地区为亚欧内陆干旱区，地理环境封闭，降水量少且蒸发强烈，跨界水资源作为该区域主要的淡水来源，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西藏地区，我国的跨界水资源主要是雅鲁藏布江、森格藏布河、巴吉拉提河等跨界河流，西南地区跨界水资源多为巨川上游，山高谷深，水能蕴藏量丰富，地缘战略位置极为突出，由于中印在领土边界问题上的冲突，水也成为了双方激烈博弈的重点领域。

在西南地区，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跨界水资源主要有澜沧江、怒江、大金沙江、独龙江、元江等跨界河流，西南地区流域沿岸国家众多，由于上下游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且长期处于分离状态，美日欧等国进行了深度介入，各国在开发和利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矛盾不断。

作为一种预防和化解争端、开展合作的新兴外交形式，“水外交”以其独特作用和战略意义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水外交”从广义上是指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水资源问题展开的涉外活动，狭义上是指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界水资源或国际河流水资源问题展开的涉外活动。作为周边外交的一部分，周边水外交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跨界水资源争端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合作平台。近年来，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重要理念指导下，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水外交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周边水外交逐渐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缩影。

三、“中国周边学”视角下的周边水外交

关系、时空与议题是“中国周边学”的三种观察视角，有利于将中国与周边的某个问题置于其中进行抽象化处理，又可以为“中国周边学”在中层理论上的形成提供更多现实素材。“中国周边学”视角下的周边水外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从关系观来看，中国、周边国家、周边地区、整个周边环境以及全球共同形成了若干个中心圈，为周边水外交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空间。例如，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可研究中国与周边具体某个国家之间、中国与周边某个地区之间、中国与整个周边环境之间的跨界水资源关系等；从中国周边国家的角度出发，可研究中国周边国家之间、某一周边国家与中国周边地区之间的跨界水资源关系等。此外，周边水外交中的国内与国外之间是什么关系、周边流域国家与非流域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水在中国、周边与全球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其次，从时空观来看，中国国土面积广大，水量时空分布不均且随时间而发生变化，需要用一种动态的视角对周边跨界水资源问题进行全面审视。以界河改道为例，从历史的时空变化来看，河流改道多为一个长时间的自然过程，如河流袭夺、河床淤高等，由于在古代中国没有“边界”的概念，河流改道一般来说不易引起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而民族国家建立后全面划定“边界”，界河地段多以河道中心线为界，人为因素逐渐增多，改道不仅会导致水流冲刷性加大，水土流失加剧，还会使河道中心线发生偏移，引发国土主权争端。未来中国周边水外交研究不仅要关注当前的跨界水资源问题，还要探寻水在中国与周边时空互动中的演变、作用、影响和趋势等问题。

再次，从议题观来看，未来中国周边水外交除了要研究相关跨界水资源问题之外，还应置之于中国与周边的互动变化中，寻找与其他议题之间的联系，有效整合国际关系、历史文化、遥感测绘、环境保护等专业的学科力量，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例如，可研究周边水外交的资源配置、水在中国与周边的生态环境中的角色，气候变化下的跨界水资源如何影响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周边水外交中如何促进人文交流等。国内有学者曾对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周边游牧民族侵扰状况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发现在降水量减少的年份，中原王朝和周边游牧民族的冲突会上升，而雪灾则会大幅提升周边游牧民族侵扰发生的概率。

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反作用于实践。学界当前对“中国周边学”的探讨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将“中国周边学”直接等同于“中国周边外交”或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又习惯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宏大叙事逻辑进行植入和填充，实际上既未能体现出“学”之要义，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周边学”定位和期待过高。“中国周边学”具有特定的范围和对象，是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际需要作出的理性选择和探索。“中国周边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学科，既需要在学界引起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和参与，更有必要发起多次较大的争论和探讨，从具体议题上升为抽象理论，通过群策群力逐步加以完善，这也是“中国周边学”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