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　著　吴万伟　译

 中国皇权时代的征兵制显示，即便在压迫性的国家，普通人也能利用政治技巧施加影响力。

我们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想法，以为过去的人没有生活在民主社会，他们肯定没有我们这么多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技能。皇权时代的臣民的确不能像民主选举那样选择自己喜欢的皇帝，但是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国家、代理人和民众之间的全方位、多样性互动关系－－－思考政治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过去的普通人在复杂政治领域的运作方式，他们常常练就了一套极其复杂和高明的政治技巧。历史学家有时候甚至能重新塑造出遥远过去的普通人的老练政治技能。

让我们考虑生活在14世纪末期中国东南沿海的郑氏家族案例。该家族在明朝（1368-1644）初年被确立为军户。在明朝的时候，军户意味着世世代代要为军队输送男性家庭成员当兵。家里的两位成年兄弟要协商让谁去当兵。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是重新阅读早已去世的父亲的遗嘱。不是按法律要求的那样平等分配遗产，两兄弟决定弟弟获得家产的75％，以此作为当兵的补偿。这个协议永久有效，弟弟不仅承诺自己服兵役而且答应子孙后代也这样。一代人之后，这个弟弟的三个儿子开始了另一轮协商。这次，他们以在家族中的相对地位作为协商工具。作为对答应当兵的补偿，老二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赢得了将来家族进行祖先祭祀时的优先权。

郑氏家族的安排与传统的政治理解并不容易吻合起来，但应该如此。真正的问题是家族与国家关系的协商谈判。在最传统和狭隘的意义上，政治主要是有关国家及其统治者的（还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的形式）。在另外一个极端，很多现代人类学家从任何可设想的人类互动角度看待政治。在大部分时间－－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人类社会中，国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互动还存在中间地带。

国家及其代理人构成一种政治的观点并不新鲜。汤普森（E P Thompson）和詹姆斯·司各特（James Scott ）的里程碑式著作显示，分别是18世纪英国农民和20世纪初缅甸和越南农民的情况－－－普通人能够组织起来，协商采取集体行动，如果他们觉得政治精英侵犯了共同体的规范和利益的话。此后大量的历史和人类学研究已经探讨了普通人能够抗拒强者的方式。

虽然这些著作有深刻见解，它们隐含的结盟或抗拒的二分法仍然是狭隘的政治概念。过去的生活就像现在一样，与国家的大部分或者说最绝大部分互动都占据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日常生活政治”的说法是描述这个广阔中间地带的政治策略、冲突和协商的有用方式。正如政治学家本·凯夫里特（Ben Kerkvliet）在2009年所说，日常生活政治涉及到人们“拥抱、适应、调整和抗拒资源生产和分配权威的规范和法则，他们以静悄悄的、庸常的、微妙的言论和行为表现出来。”“日常生活政治”恰恰抓住了郑氏家族所作所为的本质。

日常生活政治能够在任何地方找到，但服兵役是探索这个问题的绝佳场所，因为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国家都拥有军队，都在不同时间和地方寻找能为国家服务的人，服兵役制度能提供可对比的丰富可能性。政治学家玛格利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使用19世纪欧洲的服役史研究建立服兵役制的类型学模式。她认为当时的政府有在征兵问题上有四个基本选择：专业军队（通常从传统精英家庭招募军官，招募志愿者军人，征召入伍或者雇佣兵），世兵制、募兵制和征兵制。如果找到替代者，还有带有可通过金钱购买免付兵役条款的征兵制。

在过去200年中，民主国家中的第三种和第四种制度基本已经消失，利瓦伊说，不是因为军队效率的理由或者民主偏爱，而是因为公民不怎么愿意服从他们觉得不公平的制度。当公民不愿意服兵役时，军队的间接成本就会上升，招募兵员，维持他们在军中防止他们逃避兵役变得更昂贵。因此，19世纪欧洲国家了解到招募军人的最有效办法是一种依靠公民偶然同意的制度，这就排除了国家之前做出的选择。

但是，国家如何才能动员民众参军的问题和民众做出回应的日常生活政治并不是民主社会独有的现象。中国明朝的案例对探索日常生活政治的特别有趣，因为军队的规模和复杂性，因为幸存下来的官僚档案，也因为用来探索普通人不同视角的不寻常丰富资源。

明朝军队的确切规模并不清楚，但是大概有两百万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军，比第二名多很多。在明朝的大部分时期，常规军的核心来自被称为军户的特殊家庭类别。军户大概占明朝时期中国总人口的10%左右。一个家庭可以用多种不同方式被登记为军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一批追随者以及被他打败的竞争者的家庭成为最早的军户。第二个群体是在14世纪末期有成员参军的家庭。后来的军户登记变成对某些犯下严重罪行者的惩罚。

不是军户家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当兵。相反，每个军户都有代代相传的永久性义务，向军队输送一个身体健康的兵员。因此，成为军户意味着永久性义务，为国家提供一定量的身体健康的男劳力。一旦家庭被登记为军户，无论其社会环境有任何变化，这个劳动义务就持续下去。

中国悠久的官僚制度和保留档案的传统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东西，比如军户代代相传的服兵役义务如何运行的问题。明朝保留有若干非常详细的机构描述。历史学家依靠它们了解到军户制度的法则。

中国续写家谱的传统意味着，我们也可能从中了解到有关制度实际运作的很多东西。这一点历史学家们似乎没有特别关注。正如该术语隐含意义所示，家谱的主要目的是纪录祖先和后代的传承关系。但是，中国的家谱无论是手写的草稿还是印刷精美的书卷，常常包括与这个庞大家族相关的很多材料，内容五花八门，涉及祖先坟墓的位置、家族名人的生平事迹、管理家族产的法则等。甚至到了今天，中国农村发现的很多家谱仍然拥有家族的明朝祖先服兵役的信息。在有些案例中，军户的家谱甚至包括纪录家族成员就共同的服兵役义务进行协商后签订的正式协议副本。

家族形成了处理服兵役问题的不同方式，这使得兵役处理更加复杂。

这意味着我们既有内容丰富的官方档案，具体说明服兵役的规定，又有民众档案。这个民众档案---司各特可能称为隐蔽文件---则显示人们如何服从和管理他们对国家履行的义务。

明朝最初的政策规定每个军户的长子最终都要传承这个家庭服兵役的义务。从原则上说，这个政策开启了简单的和没有终结的服兵役循环，但在现实中，各个家庭在选择谁当兵这事上形成了不同的方式，从而使情况变得很复杂。很多军户有好几个儿子，其他军户可能一个儿子也没有。为了减少间接成本，国家决定由军户自己选择服兵役的对象。不同家庭在面对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在自家的现实和服兵役的国家义务之间，面对缺少适当选择的问题，家庭提出了众多战略来对付。拥有不止一个儿子的家庭的常见解决办法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几个儿子轮流去当兵。一轮结束之后，循环再重新开始。这种制度能持续好几代人，这是泉州蔡家的做法，我是从村中蔡家保留的家谱中看到这个信息的。

首次当兵的这个人有六个儿子。儿子们同意组织成六个分支，一个分支由一个儿子负责。老大家先负责派人去当兵，服役期十年。服役期结束，责任转移给下一个分支，最终再返回到老大家。他们将协商内容签订成书面协议，家谱随后的每个版本都有协议复制品。1484年，后人同意将服役时间从10年延长到30年。因为个人服役造成的中断或集体传给子孙后代后的不确定性，他们很可能是在寻求一种平衡。因为后代的数量在增长，而特定后代服役的可能性在减少，该家族决定做出改变，以适应新变化。

王家曾设法让一个和尚顶替家人去当兵。

军户也可以通过将当兵的责任集中家族的单一成员来满足服兵役的义务要求。离泉州北部几百英里的福州郭家当他们的家人，一个名叫郭建郎的人犯下杀人罪后，被登记为军户。郭建郎死后，当兵的义务就被传给还活着的亲属。他的儿子还是孩子，太小根本没法当兵，所以家人就靠抽签来决定谁代替他。这些亲属最后同意兵役义务因此应该集中在某个倒霉者身上，此后就由他和他的后代来完成家族的义务。

将义务集中在单个成员身上，这就离寻找不是家庭成员的替代者仅有一步之遥。我最喜欢的案例之一，温州王家曾设法让一个和尚顶替家人去当兵。中间有些神秘的转折，最终达成的共识是这个和尚的后代将采用王家的姓，永远履行服兵役的义务。

服兵役提供了某种社会流动或出人头地的可能性，但危险大于潜在的利益；很多家庭把当兵作为一种竭力要避免的职业选择。那究竟是什么说服了和尚代替王家人去当兵呢？为什么抽到那根倒霉签的郭家成员同意去当兵呢？显然，这里面涉及到金钱。郭家家谱委婉地说，“整个家族都赞赏他的正义行动，所以给他一定奖励作为表彰和鼓励。”那个和尚呢？王家家谱解释说，该家族的一个有钱人捐赠一块儿地产作为集体财产。这块地被拿来出租，租金收入被用来补偿这位和尚及其后代。

补偿措施几乎总是涉及集中和替代战略的一部分，但它也常常出现在使用轮流策略的家族记载中。毕竟，如果轮到某个人，他却不履行义务，整个计划就可能前功尽弃。毫不留情的征兵官员可能下来找到这家人，抓走身体健康的男丁去当兵。所以家族的其他人都想让当兵的家人一直当下去。家庭找到的补偿方法各有不同：或通过每年对所有成年男性收取补偿金来筹集资金；或捐赠出永久性的不动产，该不动产带来的收益被拿来交给当兵者（上文的例子）；或筹措地产交托给当兵者由他自己决定如何使用。

除了解决哪个家庭成员去当兵的战略之外，明朝时期军户的成员还有使用很多其他政治战略来谋取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东南沿海水军官员的家属常常利用家族纽带参与走私，甚至海盗活动。他们把自己与海岸防卫队有关系的事实变成获取私人利益的来源。

总体上说，这些战略寻求的是将服兵役义务变得更容易预测，减少自己被突然征召开往前线打仗的可能性。军户也常常将服兵役的义务变成金钱交易，把无限的义务转变为清晰的、具体的买卖协议。这样的战略类似于人们在不同背景下使用的技巧：对付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提出了明朝历史上的有趣问题。１６世纪中期的中国是商业活动频繁和繁荣发达的地方，这部分归功于从新世界涌入的大量银元。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和金融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普通中国人将自己的市场技能和经验应用在日常生活政治中吗？或者更有意思和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且波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他们基于市场经验设计的对付国家的战略有用吗？

所有这些都旨在将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战略实现利益最大化，将最大限度地获得作为国家制度的利益，并尽量减少自己的成本，当然是在不违反国家法规的情况下。

普通人获取政治优势的平常努力可能产生很大的后果。

他们很多人可能用现代金融术语“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来描述。监管套利背后的基本观点很简单。套利意味着利用两个或多个市场的不同。同样的资产－－－同样的东西－－在不同市场上有不同的价值。在不昂贵的市场上购买资产，在更昂贵的市场上将资产卖出去，换句话说，“便宜买高价卖”就是套利的基本形式。经济学中的监管套利指的是利用监管立场和经济实质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利用管理者如何看待和个人实际情况的差异来牟利。监管套利是明朝军户日常生活政治的最主要特征。

日常生活政治－－－普通人在他们很少能有主动性的制度中获得政治利益的“静悄悄的、平常的、微妙的”努力－－可能产生巨大的后果。军队历史上传统的主题如哗变、反抗等在明朝军队中的确出现过，但是，对明朝的最终命运产生更重要影响的可能是士兵数量和质量的下降，这正是上文描述的日常生活政治产生的后果。在14世纪和17世纪中间，军户在服兵役义务上的成功运作最终迫使皇帝越来越多地依靠雇佣军士兵。明朝的财政负担是导致王朝最终覆灭的显著因素之一。

关于明朝灭亡以及后继者满清王朝崛起的理由，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吵不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明朝的臣民并没有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他们为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带来了实质性的、组织性、和文化的资源，并实施了复杂和高超的政治交易模式。他们这样做重新塑造了社会世界，并改变了历史。明朝的军户提醒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道理，政治可能呈现出很多不同的形式，不仅是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人才拥有和使用政治技能。明朝军户的政治战略甚至能够为当今代人提供资源－－或至少灵感，因为我们也必须对付强势的国家及其代理人有时候变化无常的要求。

本文选自：宋怡明著《为民之术：中国皇权时代的日常生活政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７年）：Michael Szonyi,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作者简介：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专修明清时期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最新著作是《中国问题：崛起大国的关键》（2018）和《为民之术：中国皇权时代的日常生活政治》（2017）。

译自：Everyday politics by Michael Szonyi

https://aeon.co/essays/the-junhu-and-the-art-of-everyday-politics-in-imperial-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