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界如何看待当今的时代

在2月2日的《科学》杂志上，AAAS主席 、MIT前校长、神经科学家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专门为即将召开的2018AAAS年会撰写社论，题目是“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社会” [2]，表达了美国科学界对当今时代的看法。

文章称，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黄金时代。从未有过如此快速的发现，发展的成就范围如此广泛，对我们认识的改变如此具有革命性。今天的科学有非凡的力量。它揭示了我们宇宙的基本现象，催化了新技术，为新企业提供动力，培育新产业，改善人们的生活。今天的进步和创新预示着一个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想到的未来。

但接下来，文章语气一变：“令人遗憾地是，我们还生活在反科学激进主义(antiscience activism)最强大的新时期。虚假新闻和‘替代事实’比比皆是。……气候变化否认者占据了政治办公室，并决定了环境政策。所有这些，也预示着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想象的未来。”

这听起来像是狄更斯描述他那个时代一段著名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所谓反科学激进主义，具体指的是否认气候变化、反对转基因、反疫苗接种、甚至讨论核风险的思潮和行动，这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但由于代表这些思想的特朗普上台掌权，使反科学激进主义达到顶峰。

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才能确保科学的盛行并继续得到繁荣发展？怎样才能从这个科学的黄金时代得到最大的收益呢？”

答案不是简单的，但思路要变：我们可以从认识到机构在培育科学事业的关键作用开始。很多时候，科学都是根据个人成就来看待的：某人是如何获得诺贝尔奖或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某人为了获得终身职位或启动一个十亿美元的业务而做了什么。这没有什么稀奇。重要的是支持科学研究的机构——大学、研究中心、联邦资助机构和私人慈善机构——是用以旨在促进个人成就，增强个人能力，保护个人努力。

文章最后称：“科学的成功不单是‘我的’或‘你的’，而是‘我们的’，我们共同的责任是捍卫使科学成功发展的机构。”

推进学科交叉汇聚是一个持续的热点

现代科学的突破日益产生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汇聚和融合。从本世纪初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认知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开始，到今天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发展，使学科交叉融合向更广的领域扩展。如何通过促进学科汇聚和融合促进科学前沿的发展，已成为美国科学政策的前沿问题。近几年AAAS年会都有相关的学术报告。在今年年会上，在大会 “推进科学：从发现到应用”的主题之下，霍克菲尔德教授的AAAS主席讲演以“生物学和工程学是下一次科学创造性的融合”为题，突出强调了学科交叉融合的革命性突破和意义。[3]

霍克菲尔德教授追溯了20世纪后半期物理学和工程学富有成效的结合，带来了从智能手机到核能的发展。讲到生物学，她指出，生物学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DNA的发现，奠定了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础；第二次革命是基因组学，对认识人类疾病提供了海量的数据；第三次革命是生物学、物理学和工程的汇聚。霍克菲尔德举了医药、能源和洁净水等重大创新实例，生动说明这些学科汇聚带来的成效。本次年会其他主题讨论如脑科学、传染病和癌症研究也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学科交叉融合对促进科学发展和突破的重要意义。

问题是如何实施？学科交叉融合面临着挑战：学科语言不同、方法不同、制度组织结构不同、资助渠道不同，把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组织带到一起开展研究并不容易。因此，要想办法促进研究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学科之外的同事合作，在他们的工作中分享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目标。作为MIT的第一位女校长（2004-2012），霍克菲尔德分享了MIT科赫研究所综合癌症研究计划的组织方式。科赫研究所综合癌症研究已经有意地把研究人员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在新建筑楼中建立共享实验室空间和共享咖啡馆，将医生、生物学家和工程师带到一起。她说，研究所于2011年推出综合癌症研究计划以来，已经有50个新生物技术和医药公司从合作中产生，其中11个公司现在有临床试验的产品。

霍克菲尔德指出，21世纪我们面临的宏大的挑战，医疗保健、可持续的能源、充分和安全的食物和水，需要汇聚科学与社会的各方面力量共同应对。

2019年AAAS年会的主题是“科学超越边界”(Science Transcending Boundaries)，继续探讨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推进科学的发展，解决人类面临的宏大挑战。

私人基金会的角色日益重要

美国联邦政府长期持续的支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联邦政府研发经费不断走低的情形下，科学家和有见识的政治家常常提起联邦政府对科学长期支持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前副总统拜登在本次年会大会报告论到癌症研究正面临大发展机会时，强调现代美国医学取得的许多重要研究进展以及技术和工具都是以前联邦政府资助的结果。科学界在各种场合呼吁增加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

但是，联邦政府研发经费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存在，到了特朗普这届政府更加明显，看来不是短期能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基金会、州政府以及企业等非联邦的角色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本次年会，私人基金会的展示令人瞩目，不仅有一个专题研究会，还有一个大会报告，让更多地人了解到美国私人基金会做起的作用。据设在加州的科学慈善组织联盟（Science Philanthropy Alliance）介绍，私人基金会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达到23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十分之一，其中84%用在生命科学和医学上。这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虽然比联邦政府的经费少许多，但其目标是独特的：弥补政府资助的差距，资助联邦政府不能覆盖的领域，快捷，灵活，长期的视野，对更长期的研究能提供更多的支持，政治限制少，可以促进政府的资助。科学慈善联盟既包括像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老牌的私人基金会，也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与妻子于2015年创立的“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后者的做法是在未来10年内，将 30 亿美元的资金投注于预防、治疗与解决各类疾病的基础科学研究上，其目标颇具雄心：希望能在本世纪结束前，达成这项目标。据该倡议的首届科学主席，洛克菲勒大学神经学家和遗传学家科里·巴格曼（CoriBargmann ）在大会报告中介绍，该倡议采取两种模式：建立研究组织，设立研究资助资金。如今，该倡议已在旧金山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正在资助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50名顶级研究人员合作，以确定新的传染病病原。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由生物中心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正在与科学家一起开发新的软件平台，以分析他们收集的数据。[4]

私人基金会的项目管理人员大多是从大学专业人员或退休的科学家招聘来的，他们了解科研第一线，并活跃在各种学术会议中，与一线的科学家有紧密的互动，从而选择最优创造性的科学家或创新性想法给予支持。

在美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上，私人科学基金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私人基金会又将发挥新的作用。

国际科学合作如何发展值得关注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中心，与欧日发达国家形成了长期的联系与合作。美国的许多学会的构成和活动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像往届年会一样，本届AAAS年会有一半的会场有国际参与者，会议参加者来自47个国家。

欧盟是AAAS年会的伙伴。此次年会，欧盟代表团不仅作为整体参会，而且一些成员国如挪威、瑞士、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科学资助组织也参加了会议。欧盟设立了8个科学会场和20多场交流活动。英国今年的参与令人瞩目，在上一年与美国签署双边科学技术合作协议之后，打出“美英伙伴关系的力量”口号，资助国内科研和国际合作的两大机构——英国科研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和英国科学与创新网络（UK Science and Innovation Network）都来参与，设立了多个会议专场。UKRI还慷慨地资助了国际Reception，UKRI首席执行官、前首相科学顾问马克·沃尔波特（MarkWalport）在致辞中称所有参会的人是推进科学发展的伙伴和朋友。沃尔波特还担任了一个科学会场的普通主持人。英国作为一个单独伙伴参与AAAS并不是在2016年6月脱欧公投之后，例如在2106年2月召开的AAAS2018年会上，英国设立和作为主要参与者参加的会场就有24个。日本则一如既往的参与AAAS年会，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世界顶级研究中心计划（WPI）和若干大学参加了年会的展览。

AAAS年会显示的美国国际伙伴和合作关系，是美国长期领先世界的一个宝贵资源。由于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美国长期并不刻意强调国际合作，美国的国际合作大都是自下而上由科研人员促动的。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政府科学资助和实力的下滑，美国科学界开始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5]近年来，美国国际合作的论文也在增长，从25%左右上升到近40%，最大的合作者是中国。在2016年，中国占美国国际合作者的22.9%，而在中国的国际科学合作者中，46.1%是美国伙伴，彼此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伙伴。[6]针对美国政府限制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的做法，美国科学界人士批评政府的短视，称合作对双方是互利的。事实上，美国科学界与中国科学界的合作密切，从合作论文的情况就可看出。在年会的中英会场，我遇到一位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科研管理人员，她说，现在科研人员都重视国际合作。现在在科学基金方面已有中美合作、中英合作和英美合作，如果有个美英中三方合作就好了。我告诉她，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有中日韩三方合作，她非常感兴趣。

虽然特朗普政府采取不鼓励国际科技合作的政策，如移民政策力图限制外国学者的流入，取消NIH对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经费，但美国科技合作许多是在州、大学、企业这些水平上，且许多是自下而上开展的，与许多国家已建立了深厚的合作联系，有着内在的动力和需求，因此，联邦政府的政策对美国国际科技合作的开展有多大实际影响，还有待观察。

科学界加强对政府科学政策施加政治影响

AAAS第三任主席，物理学家、近代美国的科学领袖历山大·贝奇（Alexander Dallas Bache，1806—1867）在1851年曾说过一句名言：“科学如果不组织起来，就没有力量。”在2018年年会上，AAAS第172任主席霍克菲尔德重申贝奇这段名言，并称科学家也要开展政治活动，对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施加政治影响。

美国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和社会力量，在历史上许多时候为了坚持国民的利益和科学界的价值观，反对联邦政府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科学家反对越战，80年代反对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20世纪初反对小布什政府干涉科学。2018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禁止科学家在气候变化发声以及其政策和在政府人员任命中对科学的漠视态度，引起科学界强烈抗议。2017年4月22日，数千名美国科学家在华盛顿冒雨举行“为科学的游行”（March for Science），当天全球600多个城市共有一百万科学家和社会活动人士走上街。火箭科学家、前众议院议员、AAAS首席执行官小拉什·霍尔特（Rush Holt）身穿印有“我是支持科学的力量”的T恤衫，发表讲演。他说：科学事业能得到蓬勃发展，是因为有一个好的环境，欢迎不同的群体、鼓励不同的观点、支持合作，并享受强有力的公共资助。但是，这些条件今天受到了威胁。我们必须保护它们。霍尔特称科学并不能取代个人信仰或人文研究或诗歌，但在所有的公共事务中，决策都应该基于证据，而不是痴心妄想或僵化的意识形态。他说：“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科学证明的证据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唯一可靠途径，这一政策在各个方面都触及了我们的生活——健康、经济、环境、交通和安全。”，霍尔特宣称“科学是社会最好的朋友，科学是我们政府的最好的朋友，科学是文明的最好朋友，科学属于所有的人。”[7]

2017年的“为科学游行”，焦点不仅在于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还在于科学家在决策中的作用。游行之后，科学家如何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决策过程中扮演适当角色的问题走向前台。科学共同体开始在美国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开展积极活动，为科学争取权益。AAAS开展“AAAS是科学的力量”活动（并2008年在年会上打出“成为科学的力量”标语），在“以证据为基础的科学政策”和“科学资助”两个方面开展影响政府的活动。在第一个方面，通过董事会发表声明表明立场，给国会和其他公共机构写信，在报纸发表社论，接受媒体采访表明立场。AAAS召开研讨会和活动，汇集科学家、决策和公众交流。在第二个方面，在国会辩论2018财年期间，AAAS鼓励科学家给自己地区的议员写信，说明开展科学的重要性，并用其公共参与科学技术中心开展各种宣传活动。[8]

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不同寻常地吸引了美国科学共同体的极大兴趣，美国科学界的一些人已决定参选。AAAS的《科学》网上提出了一些参加州初选的科学家名单（全是民主党）。这个表格提供了一些参选人和竞选日期的缩略草图，这些是由他们的州初选日期安排的。[9]

曾何几时，美国科学共同体激烈批评联邦政府把科学政治化，如今科学共同体自己开始搞政治了！世事所变，也没办法。其实，美国科学共同体一直为争取自己的权益开展政治活动，只不过不像今天这样旗帜鲜明。这也不稀奇。科学学的奠基人贝尔纳早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就说：“......无论是政治家们或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本身都无法充分理解或者明白如何发挥科学的潜力，必须由某些对科学和政治都具备充沛知识、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科学家来协助他们。”[10]

参考文献

[1] 樊春良. 特朗普政府一年来的科技政策分析与展望.《科学学与科技管理》.2018(2):3-10.

（三思派公众号1月24日：特朗普政府一年来的科技政策分析与展望）

[2] Susan Hockfield. Our science, our society. Science  02 Feb 2018:Vol. 359, Issue 6375, pp. 499

[3] Biology and Engineering Are the Next Creative Science Convergence

https://www.aaas.org/news/biology-and-engineering-are-next-creative-science-convergence

[4]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Takes Dual Approach to End Disease.

https://www.aaas.org/news/chan-zuckerberg-initiative-takes-dual-approach-end-disease

[5] National Science Board,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artnerships: A Priority for U.S.Foreign Policy and Our Nation’s Innovation Enterprise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2008).

[6]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5-124

[7] Science Makes Its Voice Heard In Washington and Beyond

https://www.forceforscience.org/march-for-science/

[8] https://www.forceforscience.org/evidence-based-policy

[9] The science candidates: races to watch in 2018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8/02/science-candidates-races-watch-2018

[10]J.D.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 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537页

作者简介

樊春良，男，博士，博导，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科技政策；科学与社会。樊春良长期从事科技政策及相关领域方面的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重要课题研究。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重要研究有：《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战略研究》16专题组（主要成员），《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配套政策研究》（主要成员），《科技进步法修订》（专家组成员）。樊春良现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科技政策专业委员会主任，《科学学研究》编委。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2001）和佐治亚理工访问学者（2011.8-2012.2）。出版专著《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翻译（合译）：《超越斯普尼克——21世纪美国科学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