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
对“革命”议题的溯流与穷源
中国的史学，通常大意总落在政事风俗人才变迁升降之故，讲究疏通知远、察变观风，我想主持人给我们这一场议定的“贯通”大约多少也包含这个疏通知远、察变观风的意思。
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找一个关键词来贯通、贯穿它的话，那一定就是“革命”。当然，革命史叙事几乎与辛亥以降的中国史学一样长程。但也因为它对于变迁路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化的那些规定，就革命本身，反有许多有关源起、有关脉络、有关纵深的问题，没有深透地了解过。
所以，我想要讲的，有关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贯通问题，就主要围绕“革命”的溯流穷源。
第一，作为线索的“未完成的辛亥”
从甲午到辛亥拉一条线的话，清末知识人的持续激进化，废科举所导致的身份位移，新式媒体羼杂着国族、种族话题的鼓荡，我们现在知道，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由思想、舆论汇聚而来。这是辛亥之所以到来，也是辛亥之所以未完成的很大原因。
在“未完成”的这个线索中，我们来理解北洋的中国，可能会获得多一点想象力，有可能跨越民党与北洋孰是孰非，共和与帝制到底在缠结些什么，法统问题的根本又是什么?跨越这些规定性的思路、框架。民初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建设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各种力量、各种理念的掣肘和塑造。袁世凯个人及广义的袁氏左右，对于国权与民权的构想原本存在许多层次的可能性，而民党在国权构建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他们的不合作对袁世凯和他的国政，有极大的塑造性。宋案发生不久，张謇便议论过，宋教仁无端被害，此必不欲南北调和者为之。也有时论讲，民党中的呶呶不己者，假孙、黄之名，视其为无足轻重之商标，任意冒窃，“暗中播弄搆扇，事成则收推戴之利，不成亦收易亡之利，是以二君为市也。”“思今日中外人情之对于二君，试问此之二年以前、半年以前，等级何如？应易辙而改弦矣。而犹猛进不已，鼓奏不已，岂所以爱二君乎？是则不忠。”甚不愿“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以天与人归始，以天怒人怨终也。”这些，都构成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种种“另面”。此其一。
第二，“换血式”的权力更替
由辛亥到北伐，“大革命”和“党治”时代的到来，实则也在辛亥以降这个“未完成”的线索中，埋下了许多伏笔。北洋时期，是中国从帝制时代过渡到党治时代的一个准备阶级，呈散落、散沙状的一个一个的党派、社团，单零的读书人、个人，他们都是在列宁主义政党形聚的过程中，被组织进来，进而在地方社会获得权力和实力的。而这个组织化的过程，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依托于和镶嵌入晚清以来的地方精英与地方自治组织，而完成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可以从1900年代新政时期一直拉到1926年国民大革命；继而在对抗“土豪劣绅”及其背后支持集团的行动中，新的政治力量最终实现了地方社会的党化和组织化，完成了地方性的权力重组。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换血式”的权力更替，在这个过程当中，晚清人物退出，新的地方精英、政治力量登程。辛亥到这里，基本收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向另一程转弯：从帝政、宪政、法统转向了党治的时代。
第三，“国”与“共”
有关于争夺党统的问题。在1920年代地方力量汇流与重塑的过程中，也已经存在了大体的轮廓、预示了大体的走向。国民党的早期党员，上层的、城市的，其构成，我们现在已经相对清楚，而他的下层党员构成情况是怎样?现在看来，他们中有非常大的比例都是共产党的跨党党员。在县、乡这个层级，公开身份大多是中小学教员和地方报社记者，这批人，可以说，是晚清科举改革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极重要后果——学而优则仕的固定上升渠道取消，被抛入社会，由信仰的动员、生计的困顿和精神的空洞，合力，推入革命大潮。这批县、乡一极的跨党党员终而成为共产党组织最坚定的跟随者，成为群众运动最严密的组织者。运用五卅所掀动的反帝风潮，将农工运动的组织与力量麇集入反帝，从而迅速渗透到地方、区域的各个细部。从“再造共和”到“以党造国”，从“反对帝国主义”到“国民万岁”，在这个脉络中，再来理解中共为什么比民党拥有更强大的底层动员能力，线索和脉络就都更清晰了。
这中间，我们也能理解到，现代中国的起始阶段，“变”与“不变”、“变”与“常”，断裂是在绵延中实现的；而“不变”的、有自足逻辑的传统，又因为历史的“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时代之外，还有学脉、个性
最后拖一个尾梢。来了很多喜欢的师友，我有一点关于写作、呈现与理想的感慨。今天，有好几位都提到刘咸炘，其实，我联想到了思想史上的一些“非著名”人物。比如，最近开始读到一点点的宋育仁、刘咸炘。像宋育仁，虽然非著名，实则在晚清民国历史上，有很强的典型性。接受传统的、经典的儒学养育，继而因国族危机而留心西学、关心洋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又因为入幕杨士骧，有了具体的、丰富的治事经验。入民国，也并非津、沪、青岛，那个政治的、文化类型的“遗老”，而是坚守于地方。我想强调各位注意的，是坚守，而不是困守。他没有在更积极、更多的程度上参与所谓新旧之争。但也就是这个坚守，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足以为我们今天深度发掘和分析的思想资源。
同样，像刘咸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读他，实际上，柳诒徵写《国史要义》就已经把他放在王夫之、章学诚以降中国史学脉络里很重要的位置上。刘咸炘讲，史学有考证事实之史考、论断是非之史论、明史书义例之史法、观史迹风势之史识四端；他又讲，史法明，史识乃生……作史者不知此，则纪传书只是一碑传集，非史矣。读史者不知此，则史论只是一月旦评，非史论矣。……浅陋之学究，专心论人为史学，徒骋己见，固不足贵；而博杂之考据家，专以考事为史学，亦只为拾骨之学。“拾骨之学”四个字，我读来，简直有棒喝功效。
我在想，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风，时代之外，还有学脉，还有个性。许多年来，我们在政治史、新政治史，文化史、新文化史，社会史、新社会史，革命史、新革命史的漩涡里打转。放到晚清以来的学脉里，这几乎也是一种“梁启超式的输入”，任公后来反省，“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我想，是应该更多地回到中国史学的本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意史事的安排去取，体例的设计，史实的穿插，史料的取裁，观察事实始末、风气变迁。这样的史学呈现，至少对于我，是更加理想的一个状态。
阮清华
从人口城乡迁移看20世纪中国历史的通与断
这一场讨论“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贯通”问题，在我看来无非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思维定势中，20世纪中国史被分割成了一段段的历史，一些标志性的时间如1911、1919、1927、1949年等都在不同的历史分期中成了历史断代的时间节点。这样以某一时间为历史分期的断点，诚然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史的阶段性特点，但是这种人为切断也模糊了历史的延续性与贯通性，因而引起了学界的警觉。实在上，在上个世纪90时代以前大家谈20世纪中国史，重点会去关注1949年等时间节点的断代意义；但从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要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中国史，强调历史的贯通性，强调1949年前后历史的延续性问题。因此，今天讨论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贯通，我以为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强调20世纪中国史的延续性问题，还要特别关注那些延续性背后的表象与实质问题。
由于我本人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关注城市人口的流动问题，这里就以20世纪人口的城乡流动为视角，来谈谈自己对20世纪中国史的通与断问题的粗浅看法，请大家批评。
人口流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近代以前当然就存在各种类型的人口流动与迁移，但其规模、频率、范围和种类等都无法与20世纪以来的人口流动相比。20世纪早期的人口流动与19世纪晚期的人口流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那就是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主要源于个体自主选择，这中间又包含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不同：部分人口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获取发展机会而主动流动，或外出务工，或外出求学，如此等等；另外很大部分人口流动则可能由于各种天灾人祸迫使他们不得不外出求生。但不管是因为什么离开故土去迁移、流动，一般而言，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于人口的流动没有强制性规定，很少有强制性迁移事件发生。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期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除了向地广人稀的地区流动外，向城市尤其是向东南沿海口岸城市的流动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方向。当然，此前也有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不过在开埠之前，中国城市规模有限，而且城市经济不发达，就业门路不多，不可能容纳大量外来人口就业。自从对外开埠以后，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大量商品，口岸城市贸易随之兴盛，并很快产生机器生产，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兴起，总之是一个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开始出现。而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涨船高的是人口的大量涌入。
人口大量涌入口岸城市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因素当然是其中之一，但对于阶段性城市人口增长高潮来说，战争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从上海开埠以后的人口史来说，上海人口增长的几次高潮都跟战争有关：太平天国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都是上海人口大增时期。但是对于战后人口是否留在上海，则可能主要基于经济因素。上海这个不断发展起来的大都市给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因此哪怕战争已经结束，许多原本是作为战争难民流入上海的人，也选择就地就业谋生，从而逐渐成为上海人。只有那些在上海实在无法谋生的人会选择离开；另外也有一些人会权衡利弊，回家乡当乡绅比在上海舒服的也会回去，像瞿骏兄讲的那些“入城又回乡”的人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不管怎么说，选择离开的人大部分也是自愿的，也许心有不甘，但是在没有人逼迫的情况下还是会选择回归家乡。
当然，在20世纪上半期，偶尔也会有动员人口离开城市的时候，尤其是在城市面临战争的紧急状态下，如日占时期就有日伪政府大量动员难民回乡，内战时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甚至动用军警力量驱赶人口离沪。但这些措施都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施，并且也没有产生多大效果，疏散人口数量极为有限。
共产党接管上海以后，一方面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人民享有自由迁徙权，而且的确在建国初期有几年时间迁移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几乎同时期就有大量城市人口疏散。不过事实上，1953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1955年以后，许多大城市开始收紧户口管理，上海要求疏散100万人口。1958年国务院颁布《户口登记条例》，进一步从中央层面鼓励城市人口迁出，限制人口流入城市。但由于当时正在搞“大跃进”，各行各业拼命扩大招工，因此并没有严格执行《户口登记条例》。随后，由于疏散城市人口成为缓解城市粮食危机的重要措施，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得到严格实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大门正式关上，此后只留下一张窄窄的小门了。与此同时，将城市人口疏散去农村，成为解决城市人口就业和各种问题的主要手段。此后二十余年，人口城乡之间的迁移方向主要是从城市向农村迁移，包括疏散城镇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而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则受到种种限制，迁移规模和速度都急剧缩小。
改革开放以后，先是部分下放干部回城，然后知识青年回城，然后又是下放城镇职工子女回城等等，大批人口开始从农村回流城市。随之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各路人马纷纷从不同途径进入城市，终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化热潮。
农民工进城似乎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事物，但是我们稍微把目光投向前面一点，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被人为中断过程的继续。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民进城，与60年代以前的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都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一表象之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又具有与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不一样的内涵。
从历史来看，不同时期人口流入城市与迁出城市具有相当大不同之处。20世纪前半期流入城市的人口大多属于自动选择，城市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此城市对于流入人口的数量、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等都难以直接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当然城市也可以通过自身可以提供的就业、谋生条件来选择，但并非特别有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城市对于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她选择需要的人口容纳进城市，同时将另一部分人口疏散出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几次大出大进的人口流动，对城市原有居民结构、文化水平、居住空间、邻里关系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加速，城市又一次成为流动人口进入的大容器。但是在新一轮的城市大规模接纳流动人口的同时，虽然城市不可能像八十年代以前那样对人口进行精细化选择，但其选择权依然存在。因此在新的阶段，流入和接纳双方都既与五十年代以前不一样，也与五十至八十年代之间的选择不一样。这一时期一方面城市接收了大量农村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使之成为一群特殊的农民工或长期的外来人口。当然，这一时期的选择，主要途径就是落户政策，除了解决此前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外（如知青返城、下放职工子女回城等），更主要地是选择吸引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包括大学生落户，各种高尖端人才引进等等。因此新时期的农村人口入城有两大通道，一是普通农民工入城，寻找各种就业谋生机会；另一种则是通过入学并留沪或者通过在国内外其他地方获得较高的文凭，成为“人才”而落户。虽然都是农村人进城，但待遇和影响则差别甚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20世纪人口的城乡流动中，历史既如影随形，又分分合合。人口的城乡流动，不仅仅对流动着的人群本身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整个现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关于这些影响，现在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对城市产生的影响，以及对这些流入者的影响；而对于城市人口下放或者疏散或者外迁到农村地区对农村本身的影响，以及对农村其他人员的影响，研究极为缺乏。这可能是我们以后可以研究的课题之一。城里人下乡，会带去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也会带去各种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这对农村人口会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城里人下乡以后仍然大多与在城的亲戚朋友保持联系，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而返回大城市，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来回迁移流动，这种流动在信息不发达年代成为中国城乡居民相互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城乡人口的这种来回流动，在事实上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悖论的结果：一方面加深了城乡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彼此的鸿沟和区隔。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兴起的个体户，首先就是在这些频繁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人口中产生的。此后逐渐兴起的各种承包、与城乡合作有关的事项，许多也是由这些人牵线搭桥促成的。可以说六七十年代城乡之间的那批流动者，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轮经济发展大潮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做研究的，也是探讨整个20世纪中国史连续性的重要方面。
因此，我们在讨论20世纪中国史的贯通问题时，一方面要注意到历史断裂中的各种延续性，但同时也要注意在历史的贯通之中也蕴含着种种变迁与变异，只有对二者都加以重视，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和把握20世纪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