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向来为中外观瞻所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接管前倾注大力气进行研究和准备的大城市。新政权在接管上海之前，已经开始总结接收北方城市的经验与教训，先后形成城市接管中的“石家庄经验”、“沈阳经验”和“北平经验”等范例并下发给各前线部队作为接管城市的参考。同时，华东局为了顺利接管上海，在上海尚未解放之前即专门组织了五千多人的接管干部在江苏丹阳进行集训，交待入城政策及布置接管任务，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再次公开亮相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因此，共产党成功接管大上海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壮举”，也是一次对共产党革命“胜利的考验”。

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大的考验其实还在如何管理城市。共产党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创造“壮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城市社会中寻找“朋友”，同时清除“敌人”的过程。只是城市社会过于复杂，“朋友”与“敌人”也并不容易清晰区分，尤其在上海这个藏龙卧虎之地，或称之为藏污纳垢之所，情况更为复杂。王安忆《长恨歌》开头有云：“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上海的光与暗，上海的黑与白，其实总是相对而存在，彼此依存，长久不息。共产党人接管上海以后，首先要适应这光与暗，同时也要在光里找暗，亦要凿暗透光。这是一项细致而精微的手工活，不过共产党人有耐心也有毅力，像雕刻家一样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对上海的光与暗进行精雕细刻。张济顺先生的新书《远去的都市：一九五〇年代的上海》为我们重现了这一雕琢之旅，尤其是对我们了解共产党人进入城市以后如何灵活贯彻其阶级路线，如何灵活区分“朋友”与“敌人”以及如何对不同的“朋友”与“敌人”采取不同的规训方式等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切入口。

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初基本上被破坏殆尽，直到抗战爆发以后，共产党才利用国民党撤出上海的机会，重建党的地下组织，重新发展党员，到抗战结束之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逐步恢复，党员人数发展到两千余人（王小莉：《抗战时期上海基层党组织的重建及发展》）。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南京等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虽然也有发展，但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与上海普通民众的接触并不多，因此解放战争后期即将进入大上海的共产党人在上海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对上海的纷繁复杂心存疑虑。虽然中国近现代工业企业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上海，但在共产党人看来上海仍然是一个消费的中心，是个畸形的消费城市，共产党要把大上海改造成人民的上海，改造成一个生产基地。为着这个目标的实现，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就有条不紊但坚定有力地掀起了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在大上海寻找可以与新政权合作的“朋友”，同时消灭可能存在的“敌人”，改造或清理那些麻烦制造者。

理论上，上海社会的中上层应该是革命的对象，而中下层尤其是底层民众应该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应该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但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去甚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集中在上海，他们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解放战争中后期，大多数开始与中共合作或表达了合作意向，这些人中的上层分子部分被共产党吸收进入各级政府机关或其他群众团体。大多数中下层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则在事实上被闲置或自我闲置起来，他们不喜欢与新政权基层干部打交道，对与其直接打交道的新政权的最基层代表—居民委员会的态度相对冷漠。“高级住宅区的殷实富裕人家，极力躲避政治风浪，以保持家庭往日的平静。”因此他们对居委会的日常活动，一般“不屑一顾，敷衍应对”。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涉及切身利害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政府明示要求参加的运动，则“拎得清”，“认真对待、积极参与”。

反而是那些应该可以依靠的上海底层劳动人民，其处理难度远远超出那些原本应该是革命对象的中上层阶层。与共产党人熟悉的乡村社会不同，上海都市社会具有居住密集、流动频繁的特点；作为移民城市，上海里弄在五方杂处的同时又有同乡隔邻而居的特点，邻里关系十分复杂。无论是日伪还是国民党政权，都试图通过强调保甲制度的“联保连坐”特征来实现邻里相互监视、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的功能，但都市社会居民流动不居的特点却又使得这种“联保连坐”无法实现。更有甚者，保甲反而成为基层社会试图脱离和对抗政府控制的工具，一些保甲长更是将保甲变成了个人的独立王国，成为法外之地，专与上级机关作对。共产党人进入上海后首先宣布废除臭名昭著的保甲制度，但马上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既有别于保甲，又能有效地掌控社会，依靠哪些人去取代保甲，去建立与运行这样的组织”。

对人群加以分类，是熟悉的阶级分析法题中应有之义。新政权很快发现，城市居民实际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那些有工作单位之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是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固定单位的家属、失业工人、无业游民、独立劳动者以及部分小生产者等非单位人，占到全上海人口的三分之二。单位中人可以通过大大小小的单位进行管理，国家政策、法令也主要在单位内和他们见面，管理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于量大面广的非单位人来说，国家对他们而言向来都有点天高皇帝远的味道。人民政府要把上海改造成为一个生产基地，则不能容忍非单位人群再远离政府管辖，何况这个人群过于复杂，各种分子皆隐藏其中，也可能是阶级敌人藏身之所，必须加以清理。

新政权成立以后，首先编织起一张张直接深入底层社会的组织网络，通过这些网络来筛选出“朋友”和“敌人”。例如，通过发动清洁卫生运动建立起从市到区再到街道里弄遍布全上海的“清洁卫生组织”，全面清理街道垃圾；通过发动冬令救济运动建立起从市到区再到街道里弄的冬防组织。一九五○年一月，为了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建立由陈毅市长任主任委员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然后各区建立分会，各街道里弄建立支会和推销小组；与此同时，各界别也分别建立分会、支会和推销小组，如工商界分会，下辖金融、贸易等各推销支会，然后在各单位建立推销小组。另外，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委员会、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或固定或临时的组织网络一层复一层地建立起来。这些组织网都是从上到下，从市到区到街道再到里弄进行纵向编织，然后从各单位、各界别、各系统进行横向编织。每张网都有特定的任务和目标，但又都以不同理由覆盖全上海每一个角落。通过这样的纵横交错的编织，新政权基本上可以把绝大部分人口网罗进这张网中，然后再通过这张网进行相应动员和发动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这张网来筛选和淘汰那些被认为不可靠之人，像农妇筛米一样将米糠、灰尘以及碎米筛掉。

正是通过这些先期建立的各种组织的基层小组，人民政府开始在上海街道里弄中寻找、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与合作者。吊诡的是，上海街道里弄最底层的“劳动人民”面对新政权的召唤，迟迟不予回应；最先起而与新政府合作的，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各种里弄“能人”，他们是那些在街道里弄“兜得开”、“柯得平”的“老上海”、“白相人”。这些人有能力摆平里弄中的各种事宜，也有能力动员其他居民服从新政府的法令，完成新政府交代的工作。原本藏污纳垢的街道里弄很快进行了全面的大扫除，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清除了百年来无法解决的“红（红珠毒品）黄（妓女妓院）蓝（赌博）白（白粉）黑（大烟）”诸问题，并且建立起许多居民读报小组，及时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同时居民自觉检举、揭发反革命，主动协助新政府惩治犯罪分子，家家订立爱国公约等。这样的成效，无论是日伪统治者，还是国民党政权，都只有羡慕的份儿。

然而，在底层民众尚未接触共产党，且对新政权各项方针政策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暂时利用这些能人来动员街道居民，但又始终对他们不放心。不过随着各项政策的全面铺开，底层民众的反响随之积极，许多阶级出身和政治历史条件过硬的底层民众开始加入到里弄街道各种组织尤其是居委会的工作中来，政府也有意识地发掘和培养那些成分好的底层民众作为积极分子，准备随时取代那些早期合作者。

遗憾的是，干部们不无失望地发现，那些底层新积极分子“眼光短，失业的马上要工作，吃不饱的立时要粮食”。事实上，底层居民开始响应新政府的召唤，并不完全是基于对人民政府意识形态的认同，更多的是现实利益之考量。高级里弄的居民对新政府的宣传大多比较冷漠，出来响应政府号召的大多是有工作有职业的工人、保姆等，他们就是这些高级里弄里的下层社会，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下层里弄的底层民众要高，因此对政府的经济要求反而显得不那么迫切。但他们通过参加居委会等里弄组织的工作，在政治上容易产生优越感；尤其是那些保姆、佣人们，他们在东家是仆人，但是在居委会却成了东家的领导者，经济地位虽然卑下，但政治上却获得了一种似乎高于东家的地位，因此即使辛苦，他们也乐意积极参加居委会等街道里弄组织工作。

另外一部分出来响应政府号召的高级里弄居民是妇女，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和其他中上层社会的小姐、少妇，她们比较积极地参加妇联和居委会工作，虽然王政认为参加妇联等里弄组织的妇女“真正热心的很少”，她们积极参加居委会工作主要是出于摆脱家庭束缚的需要（王政：《居委会的故事》）。但新政权的召唤对这些衣食无忧的女性而言，其实等于给了她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而且她们经济上有家庭保障，对于在街道里弄做义务工作没有怨言，她们需要的是这份可以暂时脱离家庭的自由和新政府对她们价值的肯定。对于资产阶级等中上层家庭的男性而言，家里女性在街道里弄这个大的家内从事无报酬的劳动，一方面与他们的家庭理念并不矛盾；另一方面家属们与新政权打得火热，对这些随时可能作为革命对象的中上层社会而言，无疑既是一个消息来源通道，也是一道虽不坚实但亦可能发挥作用的屏障，因此他们也大多乐观其成，至少是不太干涉和反对。可以说，底层民众的合作，更多地需要新政权给予经济方面的现实回报，而高级里弄居民的合作，则更多期待政治方面的回报。

新政府对早期街道里弄组织中存在的诸问题了然于心，并迅速着手加以解决。一九五二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对街道里弄的居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整顿，居委会整顿与失业和劳动就业登记结合进行，按照修理机器的原则，“清除坏分子，加强居民组织”。失业登记与再就业和政府救济紧密相连，因此大多数非单位人群都趋之若鹜，以为可以通过登记获得工作机会或获得救济，但人民政府有更为远大的目标，即通过失业登记去发动群众揭露成分不纯分子。通过这次整顿，部分成分不纯分子被清理出居委会，大批家庭妇女和失业者取而代之，此后，他们在居委会等里弄基层组织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并且开始担任居委会正副主任、妇联主任等职务。而且中国家庭妇女在旧社会生活圈子比较狭小，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比较少，大多数妇女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因此她们大多数情况下不太会成为政治运动中的主要清理对象。随着那些有各类政治历史问题的男性干部逐渐被清理出居委会干部队伍，妇女逐渐成为上海街道里弄居委会干部中的主力，一九五四年里弄再次整顿后，居委会干部中妇女占了54.6%，比一年前增加17.3%。她们不仅有劳动力，而且有时间，更有政治上的可靠性，所以到一九五四年以后，妇女实际上成为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主要管理者。此后居委会不仅成了居民福利组织，同时也是非单位人群的政治生活组织，为国家与社会在里弄空间找到了结合点。

当然，上海非单位人群复杂异常，经过一两次整顿并不能完全清除成分不纯分子，人民政府在上海的“朋友”与“敌人”总是在不断变换之中。但正是通过各种不断的、部分结合居民社会福利救济内容的政治运动，人民政府每次都从街道里弄居委会中清除一部分不能“听话”、“跟走”的“异己”分子。而由于参与居委会等街道基层组织的活动，居民可以获得各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回报，这也使得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先期部分积极分子的政治历史问题揭发出来后，人民政府就乐意更换掉那些早期的“里弄能人”，从而不断给新积极分子创造和提供新的位置，同时也不断清理底层社会中的异己分子。这样既可以保持居委会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同时又能给居委会干部保持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专政工具加以清理，通过诸如游民改造、回乡生产、外出开荒、支持内地工业建设以及劳动教养等名目将这些人遣送到外地农村甚或遥远的边疆地区进行安置，从而彻底切断其与上海基层民众之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人民政府既能保持整个队伍的“听话”、“跟走”，亦可实现对上海人口的大规模疏散，进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掌控。

人民政府对上海城市基层街道里弄的清理与基层社会秩序的重建，为其他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政府在上海其他社会层面的改革改造中，同样时刻不忘寻找朋友、清除敌人。无论是暴力革命式的“镇反”、“肃反”运动，还是里弄“整顿”、“整风”，无论是普选运动中的选民登记，还是报业改制、知识分子改造等思想领域的运动，都无例外地成为人民政府在城市社会寻找朋友与区分敌人的过程。同样是底层“劳动人民”，但在普选运动中却可能有成为“国家主人翁”或是被归入“坏分子”类别的完全不同的命运；《文汇报》的徐铸成与严宝礼、圣约翰大学内外的黄嘉音与黄嘉德兄弟都在几乎差不多的环境中被分别看待。

朋友与敌人，始终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紧抓不放的问题，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这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只是城市社会更为复杂，上海以里弄为主的居住格局，五湖四海、鱼龙混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复杂程度。人民政府为了将上海改造成“生产基地”，只有不断将城市中清理出的各种人口疏散到农村或边疆地区，从而既减少城市消费人口，亦减少可能的敌人和“异己”分子的存在。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改造，上海城市的基本特性依然存在，正如《远去的都市》封面上若隐若现的八个字“都市远去，摩登犹在”。那些安置上海外迁人口的地方，甚至也或多或少地接受到了上海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多年后，在遥远的苏北大丰市由上海“游民”开发的四岔河畔，即使是在阶级斗争热火朝天的六十年代，依然不时可以闻到一阵阵醇厚浓烈的咖啡香味，那是苏北的“上海人”在茅草屋里煮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咖啡，三五个老头、老太坐在河畔茅草棚下，静静地品味那曾经如此熟悉的味道，时间恍惚凝住，而思绪也随着咖啡的味道随风而逝，如梦如幻，似虚似实。

本文原题为《“在城市中找朋友”》，原文载于《读书》2016年第3期。作者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