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科尔 著 吴万伟 译
专业哲学不知不觉陷入危机之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比尔·奈尔（Bill Nye）、尼尔·德格拉塞·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等公共知识分子（仅举英美国家的几个例子）宣称他们支持科学时，常常是通过对哲学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来实现的。当政客要在学界找到一个值得嘲讽的例子时，通常会引用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脚注而已的名言。万百安在新著《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哲学宣言》中专门抽出一章的篇幅集中讨论美国政客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的一句既带有反智主义色彩又文法不通的名言，“我们需要更多的电焊工和更少的哲学家”。虽然鲁比奥后来后悔了，赞同性地评价斯多葛主义，这是最后被硅谷创业家门修正引用的思想流派，但发出的信息已经木已成舟，再也抹不掉了。[1]
两个背景
正如斯多葛派可能说的那样，我们之前就来过这里。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Ｒichard Feynman）删除了极限主义大师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的俏皮话“美学对艺术家来说就鸟类学像对鸟一样没用，”他宣称“科学哲学对科学家的用途就像鸟类学对鸟的用途一样”，这或许不足凭信。脾气坏的哲学家或许回应说，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科学家的哲学观点对哲学没有任何用途，就像鸟对鸟类学的观点一样。或者更宽厚一些的说法，鸟类学事实上还是有一定用途的，即使鸟本身对它不感兴趣，但鸟类有时候的确能从我们更好理解其生存条件中获得好处。
但是，按照有些描述，如鸟类饲养场般的象牙塔里的哲学家常常混得不好，甚至沦落到下岗走人的境地。从历史上看，“哲学”不过是指任何种类的知识或知识整体。[2]随着我们对某个特定领域的理解越来越多，我们就开发出进一步学习它的实证性手段，它也就从哲学这棵大树上被砍掉，变成了心理学或电脑科学等。虽然我们或许诡辩说，这个简单的历史概述并不准确，但它的确呼应了很多人的视角，哲学学科已经陷入特别的危险之中，值得我们特别的保护。
虽然如此，指控哲学毫无用途的罪魁祸首恐怕一直都是哲学家们自己，要么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88）或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Kerr and Carter 2016）那样的实用主义训诫，要么是竞争性的哲学家及思想流派之间的自相残杀，对相互之间的细微差别表现出痴迷和自恋。
在一定程度上，这构成了杰伊·加菲尔德和万百安在《纽约时报》哲人之石栏目上合写的评论文章“哲学若无多样性，只配称为欧美哲学”的背景，文中鼓吹美国大学哲学系应该把非西方哲学纳入进来。[3] （中文译稿请参阅：《爱思想》2016-05-16 09:11:44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575.html－－译注）今天，大学面临来自多个前沿的威胁（Crow and Dabars 2015; Heller 2016），文科教师常常面临压力和这些攻击的冲击，当院系面临倒闭或者裁人的危险时，哲学家特别能感受到势单力薄的孤独困境。[4]
加菲尔德和万百安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大学的哲学系无论在教师和课程设置上都应该容纳非西方哲学，如果做不到，那就应该被重新命名称为欧美哲学系，或者被调整到区域研究的院系。这篇文章激发的巨大兴趣和讨论促使万百安写出了《多元文化哲学宣言》这本书。
哲学系应该被重新命名为欧美哲学系的想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今天，中国和亚洲其他很多地方的大学在中国哲学及其附属学科占支配地位的地方早就有“西方哲学”系部或研究所。在其影响力很大的书《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中，台湾学者陈光兴认为，如果区域研究意味着什么的话，它不仅适用于撰写“亚洲研究”论文的亚洲学者，也应该同样适用于欧洲学者。
如果“我们”在做亚洲研究，欧洲人、北美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也在做与他们生活空间相关的研究。也就是说，马丁·海德格尔实际上在做欧洲研究，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那样。欧洲经验是他们的参照系。一旦我们承认现有的知识条件的局限性多么大，我们就认识到在宣称知识主张时应该谦恭一些。理论上的普遍主义断言是不成熟的表现，因为理论也必须去帝国化。（Chen, p. 3）
《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哲学宣言》中有很多历史案例显示，无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万百安的研究领域）都达到了“真正哲学”的要求而毫不逊色。对于想提出类似观点的人来说，将这些案例收集整理和清晰表达出来非常有用，但就这一点，本书就值得你拿来作为自己图书室的新宠。字面意义上一个一个堆积起来的案例很难反驳，而相反的观点往往有肮脏的历史。
喋喋不休地诋毁非西方哲学的哲学家并不需要被人提供细节--我们都有很多故事可讲，万百安在书中也包括了一些故事。这类言论的最放肆和大胆的命题是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他宣称“整个东方都没有哲学”，其实，人们能够发现殖民地管理者、早期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传教士和公务员等常常提出同样强烈的断言。[5] 不希望重述1965-1967年英国驻泰国大使说出的最恶劣历史，安东尼·朗博尔德爵士（Sir Anthony Rumbold）的话在我心中回荡：
泰国没有文学，没有绘画，没有丑陋的内部装饰。没有人否认赌博和高尔夫球是有钱人的主要娱乐方式，放荡则是所有人的主要娱乐方式。
社会认识论上的拨乱反正
万百安的书在这两种历史中纠缠扭打，并发现其中有久久挥之不去的愤怒。一个是专业哲学陷入孤立，与学界其他人脱离关系，更与更广泛的“观点市场”绝缘，一个是附属的和非西方历史和视角在哲学系内部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因为本刊是社会认识论杂志，笔者想回顾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的类似辩论，其前驱者是詹姆斯·马菲（James Maffie），他打出的旗号是种族认识论。
马菲讨厌的东西（bêtes noires）与其说是机构性的倒不如说是概念性的，他认为认识论探索受到全面无知的限制，他们对西方世界之外发生的认识论思考一无所知（2001, 2009）。马菲关心的首要内容是阿兹特克哲学（墨西哥人）和美洲土著人的哲学（也可参阅：Burkhart 2003），虽然其他人也做过类似的比较认识论研究（ Dasti 2012; Hallen and Sodipo 1986; Hamminga 2005）。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们指控的是认识论是且一直是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看似普遍性的声明其实隐藏着自身的文化偏见。考虑到知识的社会性特征，跨越文化边界的普遍性声明需要得到有份量的合理性论证（Stich 1990）。法上（Dharmottara）公元750～810年间的佛教因明学思想家，以注释法称学说著称－－－译注）和当代哲学家罗德里克·齐索姆（Roderick Chisholm）从看似类似的思想试验中得出看似类似的结论是不够的（Kerr 2015, 即将出版）。翻译成为不同人描述的房间里的大象，言人人殊。[6] 当然，就像意义会发生变化一样，语言会发生变化。
在古代中国，道只有非隐喻含义的道路之意。在孔子的《论语》中，它首次拥有了抽象含义，此后这种抽象含义越来越多。同样，在古希腊，罗格斯（logos）曾经有很多非隐喻性的含义，后来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赋予它一种哲学含义（Guthrie, 1961-1982: 1:124-126, 420-434）。就认识论而言，就拿“知道”（know）这个词为例。英语世界的当今哲学院系或者至少是里面的认识论学者将焦点集中在英语单词know，并从那个来源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结论能普遍应用于英语世界之外，听起来似乎有些狭隘。
将马菲的著作和《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哲学宣言》拿来一起阅读就具有进步意义和建设性。哲学的边界是历史研究话题，其他学者的边界性著作，就像其他学科一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哲学上的拨乱反正》超越“专业”哲学之外结论的隐含意义，可能超出适当的知识共同体而进入所谓的“民间认识论”。“专业哲学”的名词本身将我们的关注对象限制在最近的一段历史或特定的阶级或身份认同之内（《哲学上的拨乱反正》也强有力地主张哲学家和哲学的多样化。）我们如何确保对哲学历史和整个世界史都非常关键的异议者声音在当今呼吁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得到适当聆听和关注？
筑墙
有时候，《哲学上的拨乱反正》的论辩色彩令人印象深刻。万百安把“啧啧称赞”“真正哲学”的哲学家比作唐纳德·特朗普或者罗纳德·里根。他说，他们都在从事筑墙的活动，创建狭隘的部落主义和塑造我们对他们的壁垒心态。实际上，本书的标题本身就让人想起英国脱欧的咒语“拿回控制权”。万百安和英国脱欧支持者不大可能有多少政治上的共同点，所以这种明显的口号撞车可能是巧合。万百安是彻底的多元论者，他也渴望“沐浴在柏拉图天才的光芒下，与亚里士多德肩并肩走在雅典吕克昂(Lyceum)学园的圣地上，也渴望追随朱熹的“问学之路”（p. 159）。
在因为经济原因而必须作出选择之地，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因为没有哪个院系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开设哲学的每个附属学科课程，同样，我们的头脑或许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应该阅读的每篇文本。[7] 社会认识论一直是这种边界性研究的对象。比如阿尔文·戈德尔曼（Alvin Goldman）就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大部分内容根本不是“真正的认识论”。（2010）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哲学上的拨乱反正》也深深卷入美国政治之中，笼统地说也遵循了美国中心的偏见。《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在简短的框架内利用活跃在当今美国的政治辩论，涉及多样性、身份认同、毕业生薪酬和美国模式的大学的政治化和新自由主义倾向等。此处的很多议题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功能，但是，如果有人从美国之外写另外一本《哲学上的拨乱反正》或许是非常有用的补充。
本书最后一章包含了学院派哲学心胸宽广的令人振奋的案例。万百安将哲学描述为仍然在使用意义的“信仰阐释学”的少数人文学科之一，人们阅读经典文献是希望从中发现某些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热衷的“怀疑阐释学”的做法，仅仅强调“文本写作中与真理或合理性无关的动机。”（p139）“哲学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其他人，包括在时间上和文化上差别很大的人在内都能了解这些东西，甚至可能比我们的了解还多，或者他们至少会有一些观点能在某种方式上丰富我们的认识。”（p139）他认为，问题是在当今哲学系“在时间上和文化上差别很大的人”被吸引到非常狭隘的领域里了。
虽然《哲学上的拨乱反正》最后以“让我们讨论……”的强制令结尾，但人们仍然怀疑，在这个省略号之后应该是令人感到厌倦的“再次”，因为万百安和其他人鼓吹这种观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同时期的欧洲哲学家多多少少都痴迷于他们的非西方同行，常常追踪地缘政治上的转变轨迹。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吗？或许讨论可能再次以他作出的阐释学区分开始提问：在保持适当怀疑时，我们还能保持适当信仰吗？
参考文献：
Alatas, S.H. 2010.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Routledge.
Burkhart, B.Y. 2003. What Coyote and Thales can Teach Us: An Outline of American Indian Epistemology. In A. Waters (Ed.) American Indian Thought. Wiley-Blackwell: 15-26.
Chen, Kuan-Hsing. 2010. Asia as Method.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 2000.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row, M.M. and W.B. Dabars. 2015. Designing the New American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asti, M.R. 2012. Parasitism and Disjunctivism in Nyaya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2(1): 1-15.
Fanon, F. 1952 [2008].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R. Philcox. New York: Grove Press.
Goldman, A. 2010. Why Social Epistemology is Real Epistemology. In A. Haddock, A. Millar and D. Pritchard (Eds.), Social Epistem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9.
E.B. Goldstein. 2010. Encyclopedia of Perception. SAGE.
Guthrie, W.K.C. 1961 [1982].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en, B. and J.O. Sodipo. 1986. Knowledge, Belief, and Witchcraft. London: Ethnographica.
Hamminga, B. 2005. Epistemology from the African Point of View.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88(1): 57-84.
Heller, H. 2016. The Capitalist Universit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5-2016. Pluto Press.
Kerr, E. 2015. Epistemological Experiment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223: 1-27.
Kerr, E. forthcoming. Cross-Cultural Epistemology. In P. Graham, M. Fricker, D. Henderson, and N. Pederse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cial Epistemology.
Kerr, E. and J.A. Carter. 2016. Richard Rorty and Epistemic Normativity. Social Epistemology 30(1): 3-24.
Maffie, J. 2001. Alternative Epistemologies and the Value of Truth. Social Epistemology 14: 247-257.
Maffie, J. 2009. “‘In the End, We have the Gatling Gun, And they have not:’ Future Prospects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s,” Fu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cy, Planning, and Futures Studies, 41: 53-65.
Marx, K. 1888. Theses on Feuerbach. Appendix to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theses/theses.htm
Said, E.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注释：
[1] Goldhill, O. “ Marco Rubio Admits he was Wrong… About Philosophy.” Quartz, 30 March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qz.com/1241203/marco-rubio-admits-he-was-wrong-about-philosophy/amp/.
[2] Philosophy.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philosophy.
[3] Garfield, J.L. and B.W. Van Norden. “If Philosophy Won’t Diversity, Let’s Call it What it Really Is.” New York Times, 11 May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5/11/opinion/if-philosophy-wont-diversify-lets-call-it-what-it-really-is.html.
[4] See, e.g., N. Power. “A Blow to Philosophy, and Minorities.” The Guardian, 29 April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0/apr/29/philosophy-minorities-middleqsex-university-logic. Weinberg, J. “Serious Cuts and Stark Choices at Aberdeen.” Daily Nous, 27 March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dailynous.com/2015/03/27/serious-cuts-and-stark-choices-at-aberdeen/.
[5] See e.g.,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1979), Fritz Fanon’s Black Skin, White Masks (1952) and, more recently, Syed Alatas’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2010).
[6] 读者可能想起寓言故事，三个盲人依靠自己的片面体验描述大象是什么样子（尾巴粗壮有毛，或者象蛇一样的象鼻子），但是没有人能提供准确的描述。(In Goldstein 2010, p. 492).
[7] 有些人或许荣幸地成为阅读包括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在内所有内容的最后一人，这位被天主教教会和大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禁止出版的书的头版不无讽刺意味地写到，恰恰在此人之后确立了欧洲学生相互交流和有助于跨文化学习的机制。令人好奇的是，据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辉格派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ey）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但在杰伊·加菲尔德为《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写的前言中，他提出了特别令人讨厌和无知的观点。（p. xiv）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算拥有真正广泛阅读的特权，且课程设置的内容广泛，但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让人获得更广泛和深刻的理解。
作者简介：
埃里克·科尔（Eric Kerr），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译自：Kerr, Eric. “A Hermeneutic of Non-Western Philosophy.” Social Epistemology Review and Reply Collective 7, no. 4 (2018): 1-6.
https://social-epistemology.com/2018/04/05/a-hermeneutic-of-non-western-philosophy-eric-ker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