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史研究成了学界的一个热点，相关著述一再问世，讨论的问题也越发宽泛，触角深入不少领域，甚至大有取代传统思想史研究之势。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表面上也是如此。

关于学术史何以会在近些年勃兴，一些学者曾做过探讨。有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热入手，认为从关注文化史到关注学术史，“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当年人们关注文化问题，是多年激烈的政治动荡之后的反省有以促成之；而今日之关注学术史，则又是多年的文化热之后的反思有以促成之”。也有学者引入晚清时人对学术史的关注为参照系，认为当时学者之所以热衷梳理学术史，“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这样的结论，大体是考量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在环境而得出的。的确，从文化史到学术史，是学术逻辑演化的必然；而20世纪末的时代情境，跨世纪的特殊氛围，恰好强化了这一逻辑，当时各类学术刊物（如《历史研究》）连篇回顾和总结20世纪学术历程的情形，即可证明此点。也就是说，世纪之交，借学术史的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思和检讨走过的路，以使中国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成熟地走向未来，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思路和做法。这与百年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关注于自身学术所由出的有清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正由于今日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近百年来的学术史，所以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在整个学术史研究中相对显眼一些。

谈到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自然要将民国学术史作为主要对象来看待。众所周知，近现代的中国学术实际是中西交融的产物，一方面承继中国古典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接受欧风美雨的冲击，中、西学术相激相荡，相融相合，铸就当今的学术风貌。在这一过程中，民国时期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1928年前的北京政府时期。谈及西学进入，不能不强调1894年甲午战争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于鸦片战争，我们看重它的主要是政治意义，其在思想学术上的意义远不及甲午战争。因为鸦片战争并没有使中国的思想和学术产生根本变化，并没有使中国的读书人真正觉醒，所谓“开眼看世界”的是极少数人，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因此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甲午战争才真正使中国读书人觉醒。对当时读书人来说，甲午战争中老大帝国败于蕞尔小国的命运，是对他们心灵和精神的极大冲击。《马关条约》签订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他们的心头。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样的认识，表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迅速唤醒。民族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民族主义的勃兴。知识界中的先进分子在强敌树立的成功样板前，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于是，他们变被动为主动，以敌为师，敞开胸襟，积极吸纳促使日本成功的西方思想、学术精髓，自觉地以西学来改造中学。这样，道光、咸丰之后在中国传播开来的西学发生突变，不再是缺乏章法地缓慢进入，而是有章法地大量拥入，成建制，成体系，并以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为主，谈西方的思想、学术、政治制度，谈民主、自由理念等。读书人中的多数已经意识到我们固有的学术是存在问题的，必须加以改进，建立起“近代”的学术，而改进的样板自然是西学。此后，一系列因素促成中国思想学术系统的改变。在这方面，制度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光靠一两个人呼吁而没有制度建设是无法奏效的。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科举的废除等，都是学术系统改变的重要推手。这样的改变，即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转型，一般认为是经过了从“戊戌”到“五四”的两代人才得以完成，差不多前后30年。可以说，“戊戌”前后学术主体形态开始变为中西交汇的学术，民国初年变为西方形态，五四时期基本固定下来，直至今日。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固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向包括“文、理、法、商、农、工、医”在内的“七科之学”的时期。从此，中国学术按照这一分科体系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进而形成延续至今的新传统。这里尤为关键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各类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国故”方式研究传统学问成为共识，中国现代学术才算真正建立起来。当时的北京政府，尽管有一些文化专制主义举措，但还是给予学者较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允许各种学术观念、主张并存并且彼此展开争论。而且当时社会空间的相对扩大，如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建立与迅速发展，报刊、图书出版业的极大发达，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等等，为学界精英结合成志趣相投的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现实可能性。故而一旦学术转型成功，学术界很快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为此后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术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使得民国学术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

民国学术的成就可谓有目共睹，近年来也引起很大的关注甚至争议，但众声喧哗之下，非常严谨的、学术史层面的学理研究并不充分，较之民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还远远处在落后境地，仅是表面热闹而已。这缘于多种因素，其中如何定位学术史、如何分梳学术与思想、如何以广阔的文化史视野看待学术史等，都是关键所在，若要使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并取得较大突破，这些当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笼统来说，民国学术史是民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化史研究的共有特征。但学术之为学术，自有其不同于文化、思想的独立特征，所以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就应与民国文化、思想史有所区别。追根溯源，“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据《辞源》），但“学”与“术”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引申为技术”），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作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千年以上，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格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能包孕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末，随着认识的深化，有识之士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格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刘师培也说：“学指理言，术指用言”，“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西方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以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坐标对中国学术所做的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学术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源。这正是当年学术史走上学术前台并成为显学的现实依据。相较而论，今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时代环境与当年有很大不同，但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却无根本差别，同样需要以西学为参照系，探讨有“学”有“术”、有“体”有“用”的中国学术发展历程，民国学术也应在这样的定位下研讨。当然，学术与思想紧密相关，二者常常合而为一，所以直到今天，学术与思想或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界限问题，仍是尚未厘清的问题，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咸为学者所追求的目标。也许不必刻意区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领地，同一研究对象，切入的角度不同，便会显示出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差异，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思想史的研究会赞赏它对维新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学术史的研究则会孜孜于该书内容的学理探讨，从而不会对它做出很高评价。一个是强调作用于人的精神，震撼人的心灵，引发人的思考；一个则强调是否合于学理，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理路的不同，带来结论的差异。如果不强分畛域，面对思想史或学术史的不同课题时，则依据课题具体情况，或侧重思想史视角，或侧重学术史视角，采两者之长灵活运用之，也许研究成效会更理想。

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思想史的视角固然非常重要，文化史的视野也必不可少。思想二字从“心”，集中在人的心灵、精神层面，较为空灵；学术虽也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更重求真求实，强调脚踏实地；文化则具有包容性，精神、物质两个层面都在其中。较之思想的超越古今、天马行空，学术的步伐相对笃实，而且对外在环境依赖较大，民国学术尤其如此。近代中国，社会空间扩大，学术也愈来愈脱离国家、政府的控制而走向独立，不过这种独立是需要条件保障的，如软环境方面的观念形态，硬环境方面的制度建设、物质保障等。要研究民国学术史，学科、学人、学术著述等自然是主要对象，但对保障学科发展、学人能够独立从事研究的观念形态、制度建设、物质条件等因素也不能弃之不顾，这些甚至是民国学术得以成立的前提。广义而言，这几方面都在文化史视野之内，无论是属于精神上的，还是属于物质上的，都是文化史研究题中必有之义。所以，学术史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史的视野，民国学术史应以民国文化史作为基本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