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革命的经验来说，普遍存在革命之后的官僚化、保守化问题，即丹尼尔·贝尔所谓“革命的第二天”1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始终并存着两种矛盾的倾向：既有将革命纳入现代官僚机构、由此产生保守主义的倾向，也有保持革命激进性、反对保守的倾向。这一斗争常常以“反对官僚主义”的名义出现，其内涵，是反对官僚主义所代表的制度僵化、意识形态保守，并试图防止新的利益分层与固化。
1942年前后，延安集中出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政权的批评风潮，史称“延安之春”，终结于随后的整风运动。1956年，毛泽东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写人性”和“干预生活”的作品，史称“百花时代”，终结于随后的反右运动。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反官僚主义”既是中共高层的重要理论命题，也是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核心主题。
考察有关文本和历史现场，会发现在“反官僚主义”口号下，毛泽东和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甚至对立。这些矛盾往往淹没在“知识分子反抗政治权力”的表述中，而放过了真正重要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始终将群众获取权力，作为抵御官僚化、保守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思想使中国革命大大延宕了“第二天”的到来，创造了独特的经验。但其中也存在着客观困境和主观缺失：其一，现代中国革命很难在制度层面上拒绝对现代科层制度的复制和征用，而紧张艰巨的客观环境也使其无法从容地辨析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进行独立的制度创造。其二，在斗争中，“群众”的无名性，使他们常常处于缺席状态。其三，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局限缺乏自省，他们的批判，立场片面，无法从根本利益结构中揭示官僚主义的本质问题；行为情绪化，往往变成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宣泄；姿态精英，无法激起广大人民的普遍共鸣和参与意愿，使批判成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争夺。历次来自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往往都被政治权力反批评为“小资产阶级错误倾向”，知识分子自身也往往付出文化以外的惨痛代价。这里面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与文化的不对等较量，但同时，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也是导致文化批判归于低效甚至无效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问题视野下，本文从上述两个时期“批判官僚主义”的代表文本出发，结合同一时期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具体剖析其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由此探讨中国革命在“反官僚主义”问题上的独特经验和教训。
“延安之春”：现代性追求和群众路线的分歧
1942年前后，延安掀起了批判官僚主义的理论热潮。知识分子发表了很多影响广泛的文本，批判延安政权中的官僚主义。同时，毛泽东将官僚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纳入整风的重要目标。后来整风运动中，批判官僚主义的知识分子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概括说，这一时期的批判官僚主义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反对革命政权内的官僚特权。这一点为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共同关注。毛泽东曾批评“在延安，只有老干部吃得开”，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尖锐地抨击了这个问题。其二，毛泽东将官僚主义纳入主观主义问题中，矛头指向中共党内轻视本国实际情况和本土革命经验，盲目崇尚外来理论和模式的倾向，其实质，是指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本国人民，主要问题是本国实际情况。其三，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批判矛头则指向代表着本国实际情况和经验的“乡土性”，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延安政权缺乏科学高效制度的前现代性，其实质，恰恰是呼吁建立现代官僚制度。这三层意思中，第一层最为后来学者关注，多数研究者由此将延安之春的结果简单归因于权力压制，却鲜有研究注意到第二层和第三层是毛泽东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差异甚至分歧，并由此探讨这一问题的内部复杂性和困境。
从这个视角看，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本是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在陆萍（也是作家丁玲）的视角中，延安政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现代管理制度和现代管理者。丁玲将小说的环境设置为医院，因为医院显然与“现代科学”关系理应更紧密。无论从其工作人员的教育程度，还是从医院工作本身的性质来说，都理应比其他机构拥有更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但反讽的是，小说中的医院，偏偏无处不体现着“前现代性”，具体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工作者的乡土性，从医生、护士到管理者，均无职业意识和专业训练。管理科长，会用最粗野的话骂人，善于给领导送点小东西。医院院长是种田人出身，对医务工作完全外行。指导员是行伍出身，一心想回部队。其他看护多数是不知现代医学为何物、爱串门子、传是非的乡村妇女。即使有受过现代教育的工作者如张芳子、林莎等，则或平庸俗气，或浅薄虚荣，毫无现代医护工作者的素养可言。
第二是日常工作的无序性。陆萍在医院洗衣、消毒、看护病人、治病接生都做，既无人对她身兼多职表示敬意，也无人认为她僭越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更严重的是，出了问题甚至无人负责。管理科长对病人和医护人员必要的取暖设施不作为，直接导致医护人员在手术中煤气中毒，但没有任何人对其未尽职责问题提出质疑，进行批评——因为在这里，根本没有工作权责概念。
第三是缺乏现代规章制度。这是前两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以乡土人情还是现代制度为工作法则，从根本上决定了是乡土（落后性）溶解现代（科学与进步），还是现代取代乡土。即使主要是乡村妇女、种田人组成的单位，如有一套严格的培训制度、职责监督和奖惩制度，并以制度为工作准则，仍然可以将他们训练改造为现代医护工作者。问题是医院中的工作准则不是现代科学制度，而是前现代的乡村人情。管理科长的优点是“群众工作做得很好”——这里的群众对现代医护工作既不了解、也无认识，他们欢迎和认同的是家长里短的乡村生活内容，所谓“群众工作做得很好”的内涵可想而知。管理科长与环境的高度和谐展现出，这种乡土性体现在人数众多的“群众”身上，“群众”在这里不是毛泽东在同一时期所表述的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而是“批判国民性”主题下的前现代国民。
在这里，丁玲将“国民性批判”这一经典的启蒙式主题引向了制度批判：在她笔下，人的麻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管理制度的缺乏：积极工作的人得不到制度的奖励；懈怠懒惰的人得不到制度的惩戒，甚至工作人员自身基本的工作生活都缺乏制度保障。而陆萍（也是丁玲）所致力的，首先也不是改造人的灵魂：她对平庸的张芳子、俗气轻浮的林莎，仅仅存在个人情感上的厌恶，并没有开展任何批评斗争。她努力争取合理、科学的医疗条件、受过职业训练的医护人员、有秩序的日常医疗工作——这些都属于一个现代化医院的科学管理制度范畴，凸现出对“现代管理制度”的呼唤。
这一点，另一位女作家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有更直接的表述：“这里缺乏行政人员，就是说缺少官。这怕是一个事实。这里所需要的官当然不是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也不是那些贪官污吏，说官话，摆官架的官，而是真正能为国家行使权令，替人民谋利益，负责，耐劳，吃苦，克己那样的官。”与缺乏这样的“官”相应的，是行政管理的薄弱、不科学：“今日边区在工作上所存在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一切办事机构太不科学……手工业化，就是不现代化，不现代化，就是不科学化。”“说到事物与管理这部分工作的缺陷是在碰到了这个基本的缺点：太不科学化”2。
除此之外，同期如朱寨的小说《厂长追猪去了》呈现的同样是单位事权不清、岗位职责不明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组织管理混乱的问题。丁玲、陈学昭、朱寨等虽未直接为他们的目标冠名“现代官僚制度”，但他们表达的主要诉求，却可以韦伯对现代官僚组织的描述为清晰注脚：“精准、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尤其是一元制支配的情况）里达到最理想状态。比起任何合议制的、名誉制与兼职等等形态的管理，训练有素的官僚表现——就上述所列要求而言——都显得更优秀。”3陆萍想做政治工作者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越出了个人兴趣的边界，与她后来“在医院中”的行动一起，成为丁玲开出的问题解决之道。而陈学昭更是直言不讳呼唤大批能够履行现代政府职能的“官”以及由这样的“官”所组成的现代政府机构。这一呼唤与对“不现代化”、“不科学化”办事机构的批评结合起来，事实上是要求用现代官僚制度取代乡土中国的政治模式。
当知识分子的“反官僚”实质体现出对西方现代制度的呼吁以及对本土经验的否定、对群众的轻视时，毛泽东恰恰从相反的方向上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在整风运动前后，毛泽东从两个角度谈过官僚问题。一是从反对宗派主义角度，批评“只有首长才吃得开”4的问题，该问题的要害是官僚阶层脱离群众、破坏内部团结。二是将官僚主义与主观教条主义结合5，要害是官僚主义脱离中国本土经验，盲目崇尚苏共理论、复制苏共模式。从整风运动的重心看，毛泽东的重点放在这一角度。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共党内由来已久的崇苏倾向。体现为：理论上，推崇苏共意识形态，以马列原典尤其是俄式马列主义为最高标准；人事上，有留苏背景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居于政权和文化结构的上层；组织上，苏共对中共政治、军事和人事发挥有效的遥控影响。6
由此，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说，即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和实际需要，创造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道路，摆脱苏共从意识形态到人事组织的控制。在这一问题框架内，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内在于批判教条主义、重视本土经验的整体文化建构中。在1941年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将“下车伊始”就乱发议论的官僚主义者称为“钦差大臣”，用以批评当时中共将苏共理论和意志凌驾于本国革命实际之上、建立并固化苏共对中共的人事控制和理论统治的现象。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明确将群众路线作为克服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7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一个领导实际斗争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同样体现出矛盾的一面。他可以在“反官僚”的名义之下倡导“群众路线”，批评崇尚苏联的教条主义者。这一理论倡导体现出对知识分子呼唤现代官僚制度、轻视群众与本土经验的抵制。但中国革命的艰难处境使他同时也参与到征用苏共建党模式、推进延安政权逐步制度化的进程中。而对这一模式内蕴的与人民性理想相背离的层面，客观上由于当时的危机环境，主观上由于中共内部思想理论倾向的复杂纠葛，始终没有得到深刻反思和理性辨析。
“延安之春”与“百花时代”的矛盾：现代官僚制度的建立与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严家炎在80年代初曾指出，40年代丁玲小说《在医院中》与50年代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启蒙精神上存在继承相通关系，《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是“40年代医院里新来的年轻人”。8确如严家炎所说，延安时代的丁玲和“百花时代”的王蒙在启蒙精神上一脉相承。但回到文本和历史现场，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十多年后的启蒙主义者所批评的“官僚主义”及其弊端，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十多年前追求建立现代制度的结果。而在这两个时期，在共同的“反官僚主义”口号下，知识分子的“批判官僚主义”也始终没有超越启蒙立场的局限。这一前后矛盾的启蒙诉求，包括后来从启蒙立场出发的研究者对这一矛盾的无视，揭示出在批判官僚主义问题上，启蒙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内在矛盾缺乏自省。
事实上，《在医院中》的陆萍不是十多年后“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相反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批评的官僚主义者刘世吾的青年时代。40年代，陆萍被组织安排去做“助产婆”，但她自己最渴望的，是去做政治工作。从这个角度说，十多年后高度成熟的政治工作者刘世吾，正是陆萍在延安追寻的理想形象。而刘世吾身上，也同样残留着对文学的爱好，当他动情地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时，所询唤出的正是十多年前的陆萍——那个热爱文学（文学在这里象征着热情、理想，与敷衍、麻木和冷漠相对立）、以政治工作为人生理想的年轻人。而刘世吾身处的“组织部”，作为一个制度严谨、组织严密的现代官僚机构，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陆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十多年后的实现。
具体说，以上所谈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是专业的机关工作者取代了乡土的同事和领导。林震进入组织部，第一印象是通过赵慧文和刘世吾建立起来的。和《在医院中》毫无专业气质的看护比，赵慧文的工作细节展现出她对业务的熟练、专业，生活细节则展现出她的干练和大方开朗的现代（非乡土）气质。正如作者所说，她代表“一切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是非常典型的机关青年女干部，代表了《在医院中》所询唤的“理想同事”。和充满农民气质的管理科长比，刘世吾也显然更符合现代机关领导的理想形象。管理科长的语言是粗野、乡土、未经训练的，而刘世吾已经习得了一整套机关的专业的工作语言。管理科长的工作依靠上下人情顺畅得以开展，而刘世吾所依靠的，却不再是乡土人情，而是完善的组织章程、成熟的工作程序。虽然王蒙对此持批判态度，但客观上，赵慧文和刘世吾所呈现的，显然更接近十多年前丁玲理想中的“现代工作者”。
第二是严格清晰的工作职责划分取代了杂乱无章的人事状态。十多年前，陆萍凭借热情身兼数职，既无人赞扬她的工作热情，更无人指责她“越权”。让陆萍碰壁的“冷漠”本质上是由于工作运转中缺乏“权责”概念。但十多年后，让林震碰壁的“冷漠”本质上则是由于清晰的权责观念，组织部奉行各司其职的成熟官僚机构运行规则。林震的热情受到“越权”的指责，韩常新反复提醒他做自己分内的事。在这一模式下，章程和程序具有最高权威，“个性”、“情感”等个体差异被最大限度忽略。作为领导的刘世吾也可以将对下属的个人感情和对他们的工作指令、履职评价区分开来。从小说很多微妙细节看，林震不断询唤着他自己的青春记忆，他对这个年轻人怀抱着私人情感上的好感，但在官僚机构层面，他仍对林震干扰流程的越界行为加以规约。
第三是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取代了乡土的人情小社会。十多年前，陆萍以一个外来者眼光看到的“医院”，是一个肮脏、杂乱的环境，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个乡社。陆萍始终以先进的现代视角俯瞰落后的乡土环境，她的困惑、苦闷均产生于落后势力过于强大，从未怀疑自己的正确性。十多年后，林震看到的组织部是这样的：“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挟着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9这段外来者林震视角下的“组织部一瞥”，呈现出一个各司其职、井然有序的现代官僚机构，这里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井然有序的工作流程，产生出不可抗拒的权威力量——对着电话说“不行！”的女同志，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权威感和工作状态成为组织部的经典形象。林震仰视面对刘世吾、韩常新的老练成熟（小说中批判为麻木的官僚主义，但如果和丁玲小说提出的批评对照看，也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技能和明晰的权责概念），不断检讨和怀疑自己。而刘世吾和韩常新所遵循的，是制度原则而非乡土法则，他们熟悉的是工作情况而非群众关系。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丁玲笔下，“善于做群众工作”代表乡土性，是需要被现代官僚制度克服的低级状态；而到了王蒙笔下，强大的官僚机器的“非人格化”特征显露无疑，“群众工作”所携带的人情味反而具有了向生活、人性回归的正面意义，成为抵抗官僚机构非人格性的武器。
同一时期，还有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的工地上》和李国文小说《改选》等，均以批判官僚主义为主题。有意味的是，这些文本的批判矛头，基本集中在两点：一是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二是刻板僵硬的制度章程压抑人的主观创造性。这似乎是对延安时代毛泽东以群众路线反官僚主义的一个遥远的回声，也是对丁玲、陈学昭等一批知识分子所呼唤的现代理性的一个迟到的质疑：当专业工作者代替“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够和群众建立起人情关系的乡土工作者；当严格的章程、科学的制度代替随意杂乱的工作状态，真正可怕的脱离群众、机械僵硬保守的“官僚主义”才随之发生了。
“百花时代”：“继续革命”与个体启蒙立场的分歧
“百花时代”，知识分子虽然在主观上响应毛泽东号召，也试图从“反保守”角度批判官僚主义，但他们的批判与毛泽东此时的批判仍存在差异：毛泽东“反官僚”的实质是反对官僚制度背后的利益格局模式，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被资本逻辑收编，所提出的是在非革命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道路问题；知识分子“反官僚”是反对个体人性的保守、僵化，反对人性在非革命条件下的堕落，所提出的是对官僚主义者进行个体层面的国民性批判的启蒙问题。
莫里森·梅斯纳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对比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困境，提出了中国在革命后如何阻止官僚主义制度化的问题。他说：“拿破仑的专制政治和官僚的保守主义，使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落空；而斯大林的专制政治和另一种（虽然不是同一类型的）保守型官僚主义的统治，使人们对俄国革命的未来大失所望。从这些革命的激烈大变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虽然与他们所取代的那些社会大不相同，可是与革命原来设想的理想秩序也相距甚远。”“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般说来也许是在引人注目的历史中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因为一直是中国极其努力地扭转革命可能会在革命后的时代灭亡这种似乎是普遍的趋势，阻止会窒息革命要求的‘官僚主义制度化’进程，并且努力保持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目标和理想，作为当代社会行动的活的源泉。”10
梅斯纳所说的这种努力，在1955年中共高层发生的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争论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一争论的本质，是为维护官僚组织自上而下的稳定结构所必然产生的保守立场与毛泽东致力于依靠群众热情、自下而上全面迅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诉求之间的冲突。
毛泽东通过三个层次的实践，致力于克服革命后的官僚化。
第一，沿袭延安传统，仍然以“群众路线”为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官僚制度时指出，在这一制度机构中，“群众”是官僚机构及其弊端的天然阻碍力量：当群众“针对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人提出实质‘公道’的要求，即不可避免地会与官僚行政之形式主义、束缚于规则及冷酷的‘就事论事’发生冲突”。11通过“发动群众”，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对抗自上而下的官僚机制，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12
第二，建构“群众/激进”和“官僚/保守”的二元对立叙述，从而将官僚主义纳入到当时的核心问题“如何在非革命环境下继续推行社会主义理想”之中。延安时代的“群众路线”主要针对苏共理论和经验，强调中国本土经验和革命实际；50年代的“群众路线”则主要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保守立场，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从1955年7月31日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开始，毛泽东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主张稳健立场的高层称为“保守派”、“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13
第三，毛泽东将这个二元对立的叙述，上升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官僚主义”由延安时代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之争，上升为阶级立场和根本路线之争。在这一问题视野内，官僚主义表象背后是对利益格局的选择：新中国政权是继续改变现存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并从根本制度上杜绝剥削的可能性，还是维护现存秩序（主要是维护现存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以求得稳定统治？作为兼具革命党和执政党性质的中共，这两个选择成为建国初期高层的两个主要倾向，也是上文梅斯纳提出“阻碍革命后的官僚化”问题的要害。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农民的利益，“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能找到它的代表人物出来”14。“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15
将官僚制度和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逻辑的对立中讨论，深刻触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官僚制度的根本矛盾。现代官僚制度必然产生权力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等级制度和非人化的组织控制，与社会平等、人性解放等理想相拒斥。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官僚化提供了贯彻行政职务专业化（根据纯粹切事化的考量）之原则的最佳可能性；……‘切事化’地处理事务主要即意指，根据可以计算的规则、‘不问对象是谁’地来处理事务。”而“‘不问对象是谁’同时也是‘市场’——而且一般而言，也是所有追求赤裸裸之经济利益——的格言”16。
因此，“百花时代”知识分子批判官僚主义，一方面内在于左翼文学传统的理想主义的整体追求之中，具有响应中共高层号召的主流价值内涵；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在进入革命秩序之后，对启蒙思想缺乏反思，对“现代”价值的无批判接受和个体精英意识的顽固存在。具体说，这种局限性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其一，批判角度个体化。这一时期，毛泽东从整体利益格局的角度来批评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将这一批判上升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许多知识分子却把问题归结在“官僚主义者”个体身上，批判重心放在官僚主义者的个体缺陷，而不指向制度背后的价值标准和利益结构，无法揭示官僚主义的本质问题。
这一时期几个批判官僚主义的经典文本，均成功塑造了官僚主义者典型。作者通过生动的细节，深刻开掘出他们内心深处革命热情的衰退、灵魂的钝化和理想的失落。但与此同时，也颠倒了问题的因果：他们将官僚主义者个体看作官僚主义问题的原因，而不是看作官僚制度的整体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产生出来的结果。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麻袋厂事件的出现和最终解决，其实是触及了官僚制度的本质问题的案例：形式主义背后，是该制度非人格化的根本缺陷；等待上级和党报介入解决问题的背后，是官僚制度权力等级的根本性质。但小说对问题的根本归因，是刘世吾、韩常新这样的官僚主义者个体，而不是官僚制度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刘世吾、韩常新身上的根本问题，是“冷漠”、“麻木”等属于个体个性的缺陷，而不是他们在根本利益结构中所选择和代表的利益立场。从个体形象塑造的标准看，王蒙可谓开掘出了刘世吾“灵魂的深”。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曾经充满热情、纯洁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刘世吾从未动摇过自己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却为何在实际中变成了官僚主义者？这才是问题最深刻的地方，但王蒙的讨论到此止步了，从刘世吾到林震，也到作者本人，最终都陷入迷惘中。
小说借赵慧文之口说出的“灰尘”这个比喻，呈现出这种针对个体缺陷的批判的无力：“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的工作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这一比喻生动地表达了王蒙从官僚主义者个体中看问题，敏锐地感觉到问题存在，却无法准确把握其来源和本质的迷惘和无力之感。其原因，正在于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属于制度结构层面的、带有整体性和本质性的问题，官僚主义者恰是这一结构性问题的产物。作者仅从个体灵魂探求的角度描述官僚主义者，虽然所塑造的形象充满来自生活的实感，但不能超越小说人物的认识水平之上揭示问题背后的深层本质，而以官僚主义者解释官僚主义问题，就更是本末倒置。
其二，批判方式情绪化。这一时期经典文本的批判方式沿袭启蒙文艺传统，主要是感性地表达知识分子个体的理想诉求和情感体验，而不是理性地揭示官僚主义对革命后果的破坏作用。这种营造个体情绪、倾诉个体情感的方式，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往往表现得脆弱无效。
仍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林震斗争的主要动力是“热情”，是来自苏联小说和电影中的英雄形象的鼓舞——“像娜思嘉一样生活”的理想。这一产生于感性热情的理想在现实中遇到刘世吾，顿时产生了迷惘和困惑。因为刘世吾本人也曾经“热情”过、“理想”过。刘世吾年轻时代未尝不是延安的陆萍，林震又以什么力量保证自己在实际工作和人生中不变成另一个刘世吾？虽然作者本人未必认同，但小说中出现的对林震的批评（包括来自未被作者否定的区委书记的批评），均指向他仅有热情、易于冲动的情绪化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以感性热情对抗官僚主义的无力和低效。
当热情受挫之后，作者通过渲染林震情感上的苦闷——而不是理性上的探索，进一步为林震争取同情。同情和鼓励林震的赵慧文，并未体现出比林震（同时也是比作者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更深刻的思索。赵慧文和林震表达共同对抗官僚主义决心的一段描写，通过月光、音乐、荸荠营造出浪漫温馨的情调。这种情感疗伤显然无法构成对问题的真正理解和有效解决。因此，最后林震重新焕发的“勇气”，并不产生于其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仅仅是情感上得到安慰和鼓励之后、也是年轻的热情尚未泯灭之后的“余勇可贾”。作者在这里结束了小说，但读者仍可追问，林震敲开区委书记的办公室之后，能说出比在会上将问题归咎于刘世吾和韩常新更深刻、更切中要害的意见吗？再一次被拒绝之后，这样的“勇气”是否仍会毫发无伤地存在？
其三，批判立场精英化。批判者形象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众”在这些文本中面目模糊，被摒斥在斗争之外。
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的工地上》这三个被视为批判官僚主义的经典文本中，主人公都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小学教师转成的干部、工程师和记者），几乎看不到“群众”。一方面，小说批评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另一方面，小说的精英姿态同样也已经“脱离群众”。
在这一问题上，更有意味的是李国文的小说《改选》17。与前三个文本相比，小说似乎体现出离开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立足“群众”反官僚主义的努力。小说着力体现主人公“老郝”的非知识精英气质：文化水平低，不善于写总结作报告，性格朴实、木讷。而且老郝的正面性不在于知识精英式的理想主义的斗争、反抗，而在于勤勤恳恳地为职工生活福利操心奔波。小说的最后，老郝本来在代表官僚主义的工会主席所提出的候选名单中已经被删掉，却因为群众的支持而以最高票当选。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除了结局看到群众的正面力量，在小说的整个发展进程中，都是老郝在孤军作战，群众面目不仅模糊，甚至可疑。小说反反复复呈现老郝为群众谋福利，结果总是大家得利而老郝付出代价。小说通过各种细节展现老郝在群众中的威望，但除了在小说结尾，这种威望既未转化为在实际斗争中对他的声援，也未激发出对官僚主义的抵抗。老郝一次次被降职，直至最后被踢出工会候选人名单寂寞死去，群众对他的态度更多地是“依靠”而不是“支持”，更不是“并肩战斗”。于是，这个处处显示出劳动者特征的工会主席老郝，在小说设置的情境中实质上与林震、黄佳英、曾刚等知识精英陷入了同一处境：他们成了孤独的觉悟者和战斗者，在与“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的战斗中，自己也“脱离”了群众。这种试图改变知识精英立场的努力在更本质层面显示出知识精英立场的根深蒂固和与“群众”的疏离：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从延安时代一直倡导的反官僚主义的法宝——“群众路线”，在知识精英的文化批判中被抛弃了。
结语
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国过程中，一方面难以拒绝对现代官僚制度和对苏联模式的征用；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始终试图从群众中找到抵御官僚化所带来的保守、僵化与倒退的力量，使中国革命避免“第二天”的到来。在批判官僚主义问题上，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广大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呼应、矛盾和分歧，都内在于革命与建设的复杂进程中，既是“人民性”文化理想在中国现实历史中的真切实现，也是人民的主体权力边界、主体性局限的真实体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指向对现代中国革命整体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的反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百年文艺中的“家国”关系变迁——以“五四”至今的文艺为对象》[编号:16BA014]和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这一说法源自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75页。
2.陈学昭：《延安访问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3.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4.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317页。
5.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7-902页。
6.关于中共党内的崇苏倾向，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该书详细描述了从江西瑞金政权开始，中共在人事权力、理论、军事路线等重要问题上始终存在着重视苏联模式与重视本土经验的分歧。高华指出，这一分歧在人事上体现为有留苏背景的洋干部、大知识分子与成长于现实斗争中的土干部、中下层之间的长期分歧和斗争；在政党建设上体现为以俄式马列主义改造农民政党还是以农民政党特色抵抗俄式马列主义的长期分歧；在军事路线上体现为学习苏联城市化、正规化军事路线还是坚持农民式游击的分歧。
7.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2页。
8.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
9.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1949-1976》，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10.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5-66页。
11.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12.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14页。
13.同上。
14.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同上书，第258页。
15.同上，第250页。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二章《官僚制支配的本质、前提条件及开展》，引文见第21、46页。
17.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1949-1976》，第258-268页。
